[历史随笔]1940年法国溃败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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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奇怪的战败”不奇怪
摘要：1940年，号称“欧洲第一陆军”的法军在纳粹德国的攻势下迅速瓦解了。法国的迅速败降出乎了当时所有观察家的预料，以至于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曾以“奇怪的战败”作为对它的评价。但现有资料表明，法国溃败是当时法国和欧洲的现实情况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是法军保守的指挥体系、高层内部的分裂、陈旧的军事理念、落后的通讯系统、被动的战略思想和“马奇诺防线心态”等因素共同造就的。法国的败降使二战局面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中危险地倾向轴心国，对二战的进一步扩大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
一、法兰西战役的过程
法兰西之战——德国人将此称为西方战役，而马克·布洛赫称之为北方战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奇怪的战败》译作“诺尔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的著名战役。战役攻守双方是德国和以英法为首的同盟国，双方实力在纸面数据上差距不大，但战役却以守方快速失败而戏剧性地告终。
1939年9月3日，法国对德宣战。但接下来数月时间内，双方并未真正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因此此时期的西线被称为“静坐战”“假战”。法军曾在宣战初期进攻萨尔地区，但被齐格菲防线的防御所抵挡，最终撤退。然而这次战役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与的1940年德军的夏季攻势相差甚远，因此一般不认为它是法兰西战役的一部分。本文中，“法兰西战役”讨论的是1940年5月10日德国发动攻势起、同年6月22日签署第二次贡比涅停战协定止，在法国北部（也包括部分尼德兰地区）发生的交战。
1940年5月10日，德军向低地国家发起进攻，并于当日从阿登森林穿过了卢森堡。英法军队随即调动准备防御，同时开始向比利时境内进发。12日，古德里安率领装甲部队攻占了色当要塞。接下来两天中，德军先头强渡马斯河。16日，戴高乐指挥的装甲师下辖的一个连队突入已被德军占领的蒙科尔内，尽管最终被德军俘获，但拖慢了德军的推进计划。18日，德军占领了圣康坦。在战役初10天中，唯一能对德军构成威胁的盟军部队是戴高乐的第4装甲师。但是这支部队以旅为单位分散行动，而且力量单薄，始终未能影响到德军的整体战略进展。5月20日，古德里安麾下的第2装甲师抵达了大西洋海岸，将盟军主力包围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西部。
5月21日，古德里安继续向北部的港口进攻，但原定进攻敦刻尔克的第10装甲师被上级留作预备队，于是只能放弃对敦刻尔克的占领。23日，布洛涅沦陷，德军还用坦克击毁了部分盟军船只。25日，德国陆军被下令停止行动。次日晚，退守敦刻尔克的盟军开始向英国撤退。到6月初德军重新启动攻势时，部分殿后的法军和比利时散兵未能撤出。
在肃清敦刻尔克包围圈、步兵师到达前线并填满战线后，德军开始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入法国腹地。残存的法军连战线都填不满，试图撤退建立防御，却常常被德军重新追赶上围歼。当在塞纳河建立防线的尝试也失败后，巴黎的失守已经成为了定数。6月13日，贝当宣布巴黎不设防。次日，德军进入巴黎。17日，法国总理雷诺辞职。18日，贝当在波尔多的临时政府宣布投降。22日，法德停战协定在贡比涅森林签署。
二、首先考虑的问题：敦刻尔克战役使盟军遭受了多少损失？
在多数二战史的评述中，对敦刻尔克撤退的评价往往是“二战史上的奇迹”“为日后反攻保留了有生力量”等强调其积极一面。但若是单看1940年法兰西战役，敦刻尔克战役是一场重大的军事灾难。
敦刻尔克战役并非交战双方的任意一方策划的结果，只是在当时急速变化的战场形势下顺势自然发生的一战。而战局之所以如此变化，是由于盟军错误的部署——将主力派入比利时境内和北部边境附近，而将德军主力所在的阿登地区暴露。结果，德国装甲部队轻易突破了薄弱的前线，穿插过盟军后方，将其精锐力量包围在法兰西北部和比利时西部。在这样的局势下，盟军还在试图维持比利时方向的前线，只做了很少的努力来突围。等到德军稳固了带状占领区、占领港口、盟军的物资和补给出现紧张时，盟军才收缩战线。此时盟军已经错过了突围的时机，才导致“唯一的退路是海上”。
5月27至30日，一共有126600人从敦刻尔克撤到英国。到6月4日战役结束，这个数字上升到336427人，其中约有9万人是法军。在里尔和敦刻尔克，约有8万名未能撤出的法军被围歼。盟军丢弃了2400余门各类火炮、2万余挺机枪、约700辆坦克、20余万辆各类载具，以及足够武装10个编制完整的英国师的其他重型装备。法军的全部摩托化师和大部分坦克旅都在此役中被歼灭或被迫抛弃装备。从这些数字来看，法军在此役中的装备损失是相当惨重的。而在战局早就不是以有生力量的多少来决定的二战时期，这些损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然而比起人力和装备上的损失，敦刻尔克战役造成的更严重影响是使盟军士气低落。从西线战事爆发以来，盟军一败再败，而拥有威力强大的装甲集群和近地支援机的德军似乎显得不可战胜。法军6月初在皮卡第、诺曼底和香槟一带表现出的迟缓和力拙就是低落的士气所致的。这同样也可以解释在6月的战斗中，为何出现大批法军未经抵抗就向德军投降的情况。
三、法军在硬实力上与德军的比较
德军早就在规划与法国的战争，并且在1939年10月波兰战事结束后就开始向西部边境调兵。而法国在向德国宣战后，也加紧与英国的联络部署防御。到西线战事爆发前夕，攻守双方在硬实力上的大致数据可对比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法国至少在陆军硬实力上是绝对不逊色于德国的，再算上英国、比利时和荷兰等盟友，甚至具有一定优势。然而进攻方的德国将其主力军队全部部署到进攻方向，而法国要在漫长的边境和海岸线上布防，因此在交战区域（也就是阿登森林至梅斯、色当一带）的法军自然会弱于德军。但按常理来讲，部署在其他地区的法军应该立即开赴交战区进行支援，而法军却没有这么做。对此笔者提出几种猜想进行解释：①法军高层认为阿登地区的德军只是小规模佯攻，德军主力依然在比利时平原方向（这种解释有事实依据且是主要原因）；②法军尝试了集结，但交通系统瘫痪；③法军尝试了集结，但军队规模大，需要大量的部署时间，德军的快速行动没有给法军这样的时间；④法军中下层坚信马奇诺防线能够抵挡住德军，因此行动迟缓。这几种因素的合力造成法军防御线被突破，德军最终像一把尖刀一般将盟军阵地切成两半。
而在空军上，法国和盟军则没有任何优势。法国飞机在数量和性能上都逊色于德军，英国皇家空军则要派战斗机和轰炸机在海上为船只护航，只能提供有限的支援。事实上，开战不久法军就失去了本土北部的制空权，接着德国近地支援机的投入导致陆军进一步受挫折。从这一点来看，空军硬实力的劣势或许是法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四、法国溃败的原因试论
上文中已经对敦刻尔克战役的影响和军事硬实力方面的因素进行了论述，然而它们对于解释法国的溃败是远远不够的。前者应该被视为溃败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原因；后者则几乎不能解释法军的失败。1940年法国的溃败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下的结果，这些因素之间又有十分复杂的因果逻辑，笔者只能从有限的资料和学识出发，对其中的一部分作简单的阐释。
1. 保守、无能和不团结的高层
1940年，法国军政高层基本都是由主张“保持现状”的保守派组成的。时任国防部总参谋部长的甘末林就是依靠在派系斗争中模棱两可、左右逢源的态度上台的——人们支持他担任总参谋长，不是出于对他能力的认可，而是由于他担任这个职位，能在满足激进派部分要求的同时避免激进派对现状做出大的变动。静坐战就是他不作为的一个证据。
当时法国军方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是主张效仿德国发展装甲部队的戴高乐。1936-1937年法国面临军备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戴高乐当时曾与保守派发生争执。结果在甘末林的调解下，法军依然以步兵为主；虽然拥有一定数量的坦克，但并未像德国那样结成装甲集群，而是作为辅助步兵作战的工具。如上文所述，到1940年，戴高乐只是一个装甲师的师长。
战争的爆发改变了法国政府内的形势。支持激进派的雷诺时任总理和国防部长的职务，他在1940年5月19日撤去了甘末林的职务，同时从西班牙召回已经80岁高龄的贝当任副总理——战前这位民族英雄只是法国驻西班牙的一名外交官；从叙利亚召回73岁的魏刚接任总参谋长——当时这位一战中战功显赫的指挥官正被委以到殖民地组织建设的“重任”。法国政府撤到波尔多以后，雷诺辞去总理职务，由刚回国的贝当接任。此时魏刚尚还有精力和信心组织防御，但贝当却已经丧气——即使以这两人的才能，也难以挽回法军的危局了。结果贝当接任总理的第二天就宣布了投降。
高层的无能还体现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上。法军参谋部特别崇尚“漂亮的文件”，它们字体漂亮，书面整洁，写作风格都循规蹈矩，数字在表格中对得整整齐齐。然而这使得人们的注意放在文字的形式而非内容上；同时，在和平时期接受了官僚主义的训练的人们在此时的参谋部中如鱼得水。然而这种一成不变的秩序到了灵活多变的战时就显得跟不上变化；在这种秩序下变得适应了惯例的人们跟不上瞬息万变的战局。
军方高层的不团结除了体现在法军的不同派系之间，也体现在法军和盟友之间。由于英法世仇，法军下层许多士兵不愿配合英军的行动，两国军队的配合非常不协调：有时英军撤退后擅自切断后路，也不管是否还有法军没有撤出。前线上英国远征军和法军甚至分设司令部，而没有统一的盟军司令部，联络官为了沟通彼此有时不得不亲自往返。英军的最大过失是过早摧毁了里尔的市际电话中心，导致法国第一集团军几乎丧失了一切通讯手段。当英军开始从敦刻尔克撤退、并拒绝法国人上船后，两军底层士兵间的不信任达到了顶峰。
除了军方，法国政府在30年代末期正处于不同派系和意识形态支持者的相互倾轧中：“今天拒绝军队的势力，明天又恳请‘为西班牙要些大炮’；今年宣传反爱国主义，明年又鼓吹建立‘法兰西阵线’。”政府内部的斗争也使得战争爆发时整个国家难以集中力量一致对外。
2. 被动的战略思想、“马奇诺防线心态”和陈旧的军事理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军的主要建设目标是防止德军再次入侵，不论是在德法边境修筑马奇诺防线，还是在法国北部边境的军队部署，都是从防御的角度出发的。军官们希望依靠使用边境防御工事的火炮、或者调动边界附近的几支部队，就能把敌人阻挡在国界以外。当然，这种考虑是为了避免重蹈上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避免再度出现大量人员伤亡。但是当这种防御为主的思想在整个参谋部一层层灌输、一代代流传下去后，就会导致作战时缺乏主动性。
战略上的被动还导致法国根本没有为全面战争做好准备。政府不希望看到战争打破国家和社会的正常运转，但是到了1939年法国对德宣战之后依然没有进行太多动员工作。尽管军队确实在扩招、平时的预备役也被派往了边境，但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却没有进入战时轨道，从军人到平民都没有准备好应对战争。
战略上的被动发展到最后，就成为“马奇诺防线心态”，尤其是“奇怪战争”的那8个月里，这种心态愈演愈烈。军人和平民普遍相信，依靠马奇诺防线和比利时边境的精锐部队就能抵挡住德军，甚至相信德军会因法军防守的严密而放弃入侵。其实比起认为“防御力量很强大”，更危险的想法是“防御已经完备”。最后，德军就是利用了法军防御的不完备，才从阿登山地突破了法军边防。
被动防御的总战略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法军军事理论的发展。许多权威的军事家断定机械化部队过于沉重，因此难以移动；教官向士兵灌输，坦克作为防御装备还过得去，但用来进攻则毫无用处；技术人员自认为炮轰比空袭更有效率。总而言之，二战时期的法军在军事理论层面还停留在一战阶段：“一心妄想在1940年重新打一场1915-1918年的战争，可德国人打的是1940年的战争。”尽管法军注重防御，但是在防御战术上也没有太大的进展，不像苏联一样使用了大纵深防御，于是防线上的一点被突破后很快就全线崩坏。而在战间期，德国的军事理论尤其是坦克战术快速更新迭代，装甲集群突击战术和大纵深突破战略到1939年时已经相当成熟。然而即使在波兰受到这种战术的攻击而败亡后，法军高层依然没有吸取教训并改变总体战略，只是拼凑了几个坦克旅交给戴高乐指挥。
说到军事理论还不得不提及的一点是空军。法军不能说不重视空军的建设，但或许是由于飞行员选拔过于严格，导致有会驾驶飞机的人无法加入空军；许多飞机在后方的军火库中从来没有起飞过，甚至被就地毁坏。本就不强的法国空军因此从头到尾都没有取得过制空权。法军迷信的是火炮（包括坦克）与步兵的协同，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火炮的作用（火力覆盖和密接支援）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空军所代替的。尽管德国的近地支援机性能不算上乘，但它在精准火力支援和心理威慑方面却有非常大的成效。
如果要为法国在战略和军事理论上的失败找到一个原因，那就是傲慢。自以为静态防御战略可以阻挡一切强敌、自以为防御体系已经完备，是法国溃败的主要原因。
3. 不完备的交通和通讯系统
毫无疑问，法国北部的交通网络建设在当时的欧洲是一流的，这点从德国装甲部队在战斗最初十天的快速推进中就能看出。然而这样好的运输条件被法军利用的程度相当糟糕。法军的调度十分混乱，信息的时效性滞后，指令时常不能跟上战场的变化：法军经常在意外的时间和地点与德军相遇，甚至指挥所驻地被德军攻占而士兵一无所知的情况都有发生。如上文所述，法军准备的是一场静态防御战争。但是实际战场上战线变化迅速，大量物资、人员和文件需要随部队的转移和撤退而移动，使得法国交通系统负荷非常重。
当然法军调度和军队部署混乱的另一个原因是难民。大量从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向南移动的难民阻塞了交通，不多的车辆又要被用于将物资随司令部撤退到后方，于是士兵只能用摩托车和自行车通行，或者步行。这其中包括联络官和传令兵：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所在的司令部要与外界进行沟通，就由他本人和两个军官开摩托车或者步行往返。
不同司令部的传令兵需要亲自碰面传递信息，体现出了法军通讯系统的落后。上文提到，英军摧毁了里尔的市际电话中心，导致法军第一集团军几乎丧失了所有通讯手段。法军主力部队都需要依靠电话来沟通，无线电在法军中的普及率之低因此可以想象。尽管德军也将电话作为通讯手段之一，但前线部队在尚未确保安全时，多是用无线电与上级交流的。法军的这种当面沟通的信息传递方式不仅使消息时效性降低，也为交通系统增加了负担。
或许单论法军的缺点是不公平的，然而法军为数不多的优势都被大量严重的缺点覆盖，以至于无法起到扭转战局的效果。而德军也并非完美的军队，只不过恰好利用了法军的缺陷。总而言之，法军在1940年的溃败是上述众多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它或许有出乎意料之处，但绝非“奇怪”。事实上，对于法军建设中的种种问题，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观察家在开战前就提出了质疑，只是他们的声音没有受到重视（这又进一步说明了法军高层的无能）。到法兰西战役结束，人们回过头来审视这场战事，才发现它的结局在一开始就是注定的。
五、对马克·布洛赫部分观点的质疑
马克·布洛赫作为一名知名的历史学家，其文字无疑包含着他的真知灼见。然而或许是由于“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时代局限性，又或许是由于曾经信赖的祖国战败引发的不自信，《奇怪的战败》“一个法国人的自省”一章中的部分观点放到今天来看是值得质疑的。“一个法国人的自省”章节试图从法国的国民性以及法兰西的民族性来分析这场战争战败的原因。然而对战争这样一个具体和短时段的问题，要找到普遍和存在于中长时段中的问题是不容易的。
“一个法国人的自省”章节中的内容主要是以下几部分：对后方民众缺乏怜悯与“整个民族的胆怯”的指责；批判领导阶级中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法国的共产主义；批评报界；反思中产阶级文化和教育；反思法国政治制度、尤其是议会体制；阐述法国的阶级矛盾，批判资产阶级的问题；总结和想象未来。可以说布洛赫在这里对法国国家建构的每个部分都进行了一番审视和批判。然而作为对战败理由的反思，私以为这样程度的审视和批判已经过度。最讽刺的是，布洛赫作为一个犹太人和知识分子，却对纳粹德国的一些制度和文化（例如报纸审查）颇加赞赏。
因此产生了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何马克·布洛赫这样一个渊博且专业的历史学家，会在祖国被敌人占领时对自己的祖国进行全盘否定，而对如今看来是反人类的纳粹德国进行部分肯定。诚然被他批判的内容中有一些确实是应当批判的，然而它们中的大多数在和平时期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形态，并不能构成问题。布洛赫的观点因此显得吹毛求疵。
六、最后一个问题：法国可以继续坚持抵抗吗？
在网络上许多对历史有些兴趣但又不甚了解的人看来，法国就是和“投降”一词捆绑起来的。1940年的法国在7周内就败降很大程度是这种刻板印象的罪魁祸首。因此笔者希望在这篇论文的结尾稍微谈及一个问题：如果波尔多政府选择继续抵抗，会产生什么影响？
从硬实力上看，到1940年6月22日两军完全停火，法军已经损失超200万军队（绝大多数是被俘）、数百架飞机和约1800辆坦克。然而法国此时还剩余数十万正规军，以及比损失的数量稍多一些的飞机和坦克。法国海军几乎没有受到损失。这些力量已经足够武装一个地方流亡政府了。然而如前文敦刻尔克战役一节中所述的，法军受到的最大损伤是士气，极度低落的士气很可能使得这些装备无法很好地武装剩余的军队。即使残余法军强行收缩战线组织防御，也很难对德军打出有效的杀伤并维持住防线。
法国在投降前夕，出现过一种思潮，即法国与英国合并成一个国家，残余的法军和英军共同受联合政府的领导继续抵抗。这一倡议的推动者是抵抗主义者戴高乐和英法协调委员会主席冉·莫奈。这一提议或许确实能在军事上发挥一些效用，然而它的不可行性太过明显：法国人的民族主义导致他们不可能接受与英国这个“世仇”对象合并成一个国家，何况是在法国政府已经摇摇欲坠的情况下。
因此法国要想继续抵抗，就只剩下一种方法：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慢慢消耗德军力量。实际上这也就是法国共产党在沦陷的4年时间里做的事情。但是西欧在整个历史中都没有用现代武器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游击战的例子，它能起多大的成效难以预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样做会极大破坏法国的国民经济，并遭来德军的报复性扫荡和破坏。
综上所述，到贝当宣布投降的时候，即使法国继续抵抗，也难以为战争做出更大的贡献了，甚至可能遭致德军的报复性破坏。这至少说明法国绝不是因为没有抵抗的决心才投降，而是因为战局实在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法国要想避免战败的结局，只能避免战役初期的失败，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在战前调整高层、接纳新军事理论和战略。
七、总结
尽管法国政府通过一纸停战协议保全了自身——许多政府高层摇身一变成了纳粹的傀儡；法国很大程度上被保存得相对完好（相对东欧而言），德军直到撤走也没有毁坏包括巴黎在内的众多历史名城——然而，在法国溃败的历史因果里，它对反法西斯力量造成的损失并没有因法国退出战争而终止：在法国本土，德军修建了大西洋壁垒，为后来盟军的反攻增加了不少困难；德国掠夺的大量工业资源和进行的工业整合，有力地支持了它在一年后对苏开战；在地中海，英军在埃及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英国一度将法国海军视为眼中钉；在东亚，日本占领了法属印支，成为其进攻“南洋资源区”的跳板，并阻碍中国与东南亚盟军联系；在非洲，坚持与轴心国对抗的自由法国被维希政府夺去“正统”名号，一段时间内不被他国承认。因此可以说，法国溃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扩大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法国作为欧洲历史上的军事强国，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仅抵抗一个半月就宣告战败，实在令人唏嘘。在大半个反法西斯阵营的努力下，法国才最终迎来解放。尽管法国在战后很快恢复了经济，甚至在戴高乐时期还恢复了一部分世界影响，但法国的败降和沦陷期间的种种往事是不会被遗忘的。或许1940年法国的溃败应该成为一种历史经验，指导人们在和平时期不忘战争这把始终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部分参考书目与资料
[1][法]马克·布洛克：《奇怪的战败》，汪少卿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2][德]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将军战争回忆录》，戴耀先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
[3][德]冯·埃里希·曼施泰因：《失去的胜利》，戴耀先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
[4]杨祖泰《关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几个问题》，《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第70-72页。
[5]段亚波：《纳粹空军对地攻击作战：1939-1943》，《国际展望》2004年第07期：第78-85页。
[6]赵文亮、王泽方：《试论“曼施坦因计划”成功的原因》，《史学月刊》2018年第07期：第106-1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