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止战争必须靠武力来实现，仁者无敌
孟子离开滕国后，“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带着弟子浩浩荡荡前往魏国。由于在滕国推行仁政，又被滕文公拜为导师，此时的孟子已非当年可比，连弟子都怀疑如此排场是否有点过分。孟子却不这样认为，要想推行仁政、王道，如果没有一定的声望、影响，如何能说动诸侯、君王呢？士人对于所得，关键要看是否符合道。如果不符合道，即使一碗饭也不能接受；如果符合道，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算过分，今天排场一点能算过分吗？孟子到了魏国后，梁惠王亲自接见，《孟子·梁惠王上》开篇就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惠王一见面就急切地问：“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将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却回答：“大王何必说利呢？还是谈谈仁义罢。”接着说明只谈利不言仁义的危害。两人一见面便话不投机。不过由于孟子的影响，加之年岁已长——孟子此时约53岁，故梁惠王称其为“叟”，对孟子还算尊重。在《孟子》一书中，孟子与惠王的对话共有5章，均见于《梁惠王上》，惠王甚至表示愿意诚心接受指教，孟子趁机宣扬了如何实行仁政、王道，以及“仁者无敌”的道理，其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不过梁惠王虽然表面客气，内心却一定暗骂孟子迂腐，加之孟子的言论咄咄逼人，使其对孟子只是敬而远之，对其进言更是听不进去。
孟子乘兴而来，惠王满怀期望地接见，然而一谈话，惠王感觉像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孟子甚至斥责“不仁哉！梁惠王也”（《孟子·尽心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涉及孟子与惠王不同的政治理念，需要结合战国的形势以及惠王的处境来理解。
战国七雄第一雄就是率先崛起的魏国。三家分晋后，率先进行变法的就是魏国的国君魏文侯，他在位50年，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发展经济，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联合韩、赵诸国，向西攻占了秦国河西之地，向北伐灭中山国，向东击败齐国，使魏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先强盛而称雄者。魏文侯还重视人才，奖励学术，他师卜子夏，友段干木，客田子方，用李悝为相，先后重用翟璜、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人，开战国礼贤下士的先河。
“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史记·儒林列传》），这一风气最早是由魏文侯开创的。魏国第二代国君魏武侯，虽然没有其父的雄才大略，也出现一些战略失误，但基本上循规蹈矩，萧规曹随，使魏国的霸业得以平稳发展。然而魏国第三代国君魏惠王是个志大才疏的庸君，他好大喜功，又缺乏战略眼光，将其祖其父创立的霸业毁掉，自己也成为诸侯嘲笑的对象。从地缘政治上看，魏国北邻赵，西接秦，南连楚，东毗齐、宋，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无险要可供守御，处于四战之地，这就决定了魏国的霸权具有内在的脆弱性。所以惠王即位后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巩固三晋联盟，避免四面出击，东守而西攻，牢牢据有河西之地，控制崤函险要，限制秦国的发展，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参见黄朴民：《“奇葩”君主梁惠王》）
然而短视的梁惠王恰恰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即位第六年（前364），就把都城从安邑（今山西运城夏县）搬迁到四通八达、无险可守的大梁（今河南开封），自以为居天下之中，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天下的领袖。后又受秦国商鞅的蛊惑，于公元前344年率先称王，在逢泽（今河南商丘）举行会盟，会后朝见周天子，想以此确立自己在列国间的统治，却引起三晋之一韩国的警惕，转而与齐国联盟，与魏国为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惠王四面出击，不断发动战争，却大败而归，使魏国大伤元气。
《梁惠王上》云：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
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惠王因把都城迁到大梁，故称梁惠王，他所说的“晋国”指魏国，三家分晋后，韩赵魏升为诸侯，分别建国，但习惯上还称自己为晋国。惠王称魏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但魏国的强大是文侯、武侯奠定的，到了惠王这里，已是江河日下，败仗一个接一个。其中“东败于齐”指著名的马陵之战，由于逢泽之会遭到韩国的抵制，第二年（前343）惠王派大将庞涓率兵前去讨伐，韩国难以抵挡，便向齐国求援，齐威王派田忌、孙膑率军迎战。
孙膑与庞涓的故事，大家应该都了解，二人本是同窗，一起拜师学习兵法，后庞涓出仕魏国，担任了惠王的将军。但庞涓心胸狭隘，嫉贤妒能，担心孙膑的才干会超过自己，于是派人将孙膑接到魏国，然后罗织罪名，砍去了孙膑的双足，又在他脸上刺字。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孙膑是被挖去膝盖骨，是不正确的。古代确有膑刑，指挖人的膝盖骨，但后来不施行了，改为刖刑，砍人两足。孙膑所受为刖刑，而非膑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报任安书》也说：“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司马迁说“膑脚”而不说“膑膝”，说明孙膑是被砍足而不是挖膝。认为孙膑被挖膝盖骨，是由孙膑之名联想到膑刑而导致的以讹传讹，不足为信。
孙膑虽身受重刑，却忍辱负重活了下来，并借机逃出魏国来到齐国，被委以重任，现在终于有了报仇雪恨的机会。他利用庞涓轻敌的弱点，让士兵逐日减少饭灶，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引诱魏军追击。当魏军追到马陵（有河南范县、河北大名等不同说法）的险要山谷时，埋伏在这里的齐军突然现身，万箭齐发。庞涓在绝望中自杀，死前感叹“遂叫竖子成名”，无法释怀的还是孙膑的名气最终压过了自己。另一种说法是庞涓被射杀，魏国十万精锐武卒被歼灭，太子申被俘。
“西丧地于秦七百里”指秦将公孙鞅打败魏国，迫使魏国割让河西郡全部和上郡十五县。公孙鞅本是魏相公叔痤的臣下，公叔痤病重，惠王探望时问及身后之事，公叔痤力荐公孙鞅，并说“如不用，必杀之，无令出境”。惠王走后，公叔痤又对公孙鞅说：“我先公后私。你赶紧逃跑吧，我看惠王不会重用你。”告诉他自己与惠王的对话。公孙鞅说：“惠王既然不会听你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惠王果然没有把公孙鞅放在心上，对身边的人说：“我看公叔痤病糊涂了，竟然让我重用公孙鞅，岂不荒唐？”后来公孙鞅听说秦国颁布招贤令，就前往秦国并受到重用，获封邑于商而称商鞅。商鞅得到秦的重用后，立即对惠王展开复仇模式，他先是向秦孝公建议：“天令其灭亡，必让其疯狂。现在秦国的势力还无法与魏国抗衡，不如利用惠王的虚荣，劝其称王，让诸侯来攻伐他。”然后亲自跑到魏国游说惠王，惠王不知是计，结果被蒙骗称王。
商鞅又利用魏国在马陵之战的失败，于公元前341年联合齐、赵两国攻打魏国，惠王派公子卬迎战商鞅。商鞅在魏国时与公子卬是好朋友，有过一段交情。商鞅便派使者送信说：“很怀念在魏国与公子交往的日子！现在虽然各为其主，但实在不忍心互相残杀，我想约公子一聚，重叙旧情，订立盟约，各自撤兵，让秦魏两国重归于好。”公子卬是惠王的弟弟，长在宫廷之中，缺乏社会经验，兴冲冲去赴约，结果被埋伏的甲士俘虏。商鞅趁机攻击魏军，魏军大败，魏惠王被迫割让河西部分土地求和。此时的惠王肠子都悔青了，后悔当初没有听公叔痤的话。
“南辱于楚”指公元前323年的楚魏襄陵之战。惠王经历一连串挫败后，听从公孙衍、惠施的建议，联合韩、赵、燕、中山四国互相称王，史称“五国相王”，实际是形成合纵，以对付秦、楚、齐等强国。为了给讨伐魏国寻找借口，楚国要求惠王废太子嗣，迎流亡于楚国的公子高回魏国为太子。这是公然干预魏国内政，魏王当然不答应，于是楚怀王就派楚将昭阳率军攻入魏国，在襄陵大破魏军，并趁势夺取了魏国的八座城池。
受到这一系列打击后，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史记·魏世家》），想一雪前耻。在《梁惠王上》首章，他见到孟子劈头就问：“你将给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本章则提出：“寡人感到羞耻，想要为所有死者报仇雪恨，要怎么做才可以呢？”“愿比死者一洒之”的“比”是替、为的意思，“洒”同“洗”，复仇的意思。针对惠王的心理，孟子告诫其只有实行仁政，才能称王天下，因为“仁者无敌”。
从惠王之问与孟子之答来看，二人的理念存在根本的差别。惠王虽然志大才疏，治国无方，祸国有术，但他的想法与大多数诸侯并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凭借武力对外扩张，称王天下。但孟子对诸侯的兼并战争持否定的态度，他说“不仁哉！梁惠王也”（《孟子·尽心下》）。惠王为了获取土地，就让百姓去打仗送死，大败之后，又想要报仇，担心不能取胜，就驱使他喜爱的子弟也去送死。对外兼并，推行霸道，满足的是君王的野心和欲望，牺牲的则是百姓的福祉和生命，甚至连子女的性命也搭进去，孟子从民本的立场出发，根本不予接受。
但孟子也认识到，制止战争必须靠武力来实现，所以他并不完全反对战争，而是希望实行仁政，得民心而得天下。所以他说：“只要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称王天下。大王如果对百姓施行仁政，少用刑罚，减轻赋税，让百姓深耕细作，及时除去杂草，让身强力壮者在闲暇之时学习孝悌忠信，在家侍奉父兄，出外侍奉尊长。这样，他们即使拿着木棒也可以对抗秦、楚坚实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刃了。”并宣称“仁者无敌”，让惠王不要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