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身上的微生物，帝国的催命符，瘟疫对帝国的影响

古代帝国的贵族们十分厌恶游牧民族。在希罗多德看来，斯基泰人的剥皮习俗就很能说明问题：“在一个斯基泰人第一次杀人之后，他会喝掉死者的一些血，之后再把人头带回去给国王看，然后，他会绕着人头的两耳割一圈，再捏住割出来的口，把皮甩松。之后，他会用牛的肋骨把皮剥下来，再用手把皮弄柔软，最后把人皮当作餐巾使用。”1 000年之后，罗马作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对匈人的描写更直白。“他们身材矮胖，四肢强壮，脖子很粗，”他坚称，“相貌丑陋畸形，简直就是两条腿的野兽。”但是，这些绅士们真正感到惊恐的，并非这些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而是那些“坐在”游牧民族身上而来的微生物。

一直到20世纪，战争中造成最多死亡的一直都是疾病。军队需要召集成千上万的人，让他们挤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给他们吃比较差劲的食物，任由他们待在他们的排泄物附近。如此一来，军队就如同微生物培养皿一般，使得微生物疯狂滋生。在拥挤而不卫生的军营里，外来的病毒即便在杀死它们的人类宿主之后仍然可以存活，因为总会有其他宿主可供它们迁移。痢疾、腹泻、伤寒和肺结核，这些都是军营中常见的疾病。

在161年，马可·奥勒留在罗马登基为皇帝的那一年，更可怕的东西开始酝酿。这种东西第一次被记载，是在中国的西北部边疆。在那里，一支大军正与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作战。这种疾病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夺去了军营里1/3的人的性命。4年后，同样可怕的传染病发生在罗马驻叙利亚的各个军事基地。这种疾病在167年传染到了罗马城，导致众多罗马人丧生，以至于奥勒留推迟了前往多瑙河的行程，留下来举行保护这座城市的仪式。当他的军队终于开往前线时，他们也把这种疾病一同带了过去。

这场瘟疫听起来像是天花，不过遗传学者迄今还未能从古代遗留下来的DNA，上证实这一点。但我们差不多可以确定，导致在亚欧大陆的两端同时爆发疫病的源头，就是来自草原。几千年来，亚欧大陆上每一个伟大的文明都演化出了其特有的，一系列疾病种类。致命的病原体和起保护作用的抗体，它们你追我赶，越跑越快，但仍然维持着一种不健康的均势。大约有1/4 ~1/3的婴儿在出生后一年以内死掉；能活过50岁的成年人也不多；即便是那些被误认为处于最佳健康状态的人，他们的身上也滋生着病菌。

距离曾经将这些疾病彼此隔绝，但战争成功改变了这一切。随着帝国的壮大，人们开始在帝国之间迁徙，经常会经过草原。伴随着这样的交流，原本相互隔绝开的疾病之间产生了联系，酝酿出一种可怕的流行病混合体，这样的疾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新的。只有很少的人能幸运地天生具有抵抗这种疾病的抗体。在这些幸存者的抗体基因遍布人类社会之前，瘟疫就会经常发生，像现在的新冠肺炎病毒一样。

埃及的数据最为完整。在165~200年，埃及的人口减少了1/4。而其他地方的情况，我们就只能根据考古的发现进行猜测了。埃及的情况并非特例，由于人口减少，帝国募集士兵、征收赋税的难度就更大了。罗马帝国和汉朝的统治者们惊恐地看到，他们的疆界土崩瓦解，而大量的移民导致疾病传播得更加迅速，从而加速了帝国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