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得罪盟军也要判冈村宁次无罪，除了何应钦和法官、检察官，还有谁也是汉奸？

在电视剧《潜伏》中，我们看到这样一段故事：最大的侵华倭酋冈村宁次（1944年11月就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成了老蒋的座上宾，走到哪里，都由当地军警宪特周密保护和热情接待，日式料理、新鲜水果一应俱全，不知道的还以为鬼子是战胜者呢。连一根筋的李涯也挠着脑袋大惑不解：“他怎么成了座上宾？”

冈村宁次之所以被当成座上宾，就是因为当时的汉奸太多了，那些曾在日本留学的高官们，对同胞罹难并不在意，对与倭酋的“同窗之谊”却十分看重，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时任陆军总司令的日本振武堂毕业生何应钦。

日本战败投降，何应钦的腰杆并没有硬起来，他对投降倭寇有求必应，与冈村宁次通信内容能让人气破肚皮，他给冈村宁次的居然不是命令而是“备忘录”，说话的语气也是充满了恳求一样的谦卑，比如1945年8月22日转交的中字第4号备忘录（类似的备忘录数不清，命令却找不到，这些备忘录都存档于《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处理日本投降文件汇编》，被缴获后现存于广东省档案，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于此）最后一句，就是“希冈村宁次将军将上述各项规定之办理情形随时电告。”

近年来很多洗地者为“何应钦鞠躬接受投降书”辩护，但是当年的亲历者却另有说法，时任陆军总司令部总务处副处长的夏禄敏回忆说：“当时我们认为日寇从‘九一八’开始侵略我国，视中国人如草芥，任其蹂躏和宰割，死在他们屠刀下的有千千万万，如今日军战败，何应钦没有必要站起来用双手接受降书，坐着用一只手接过来就行了。”

时任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的萧毅肃也很不高兴：“当时，受降典礼进行中，传递文件是双方的参谋长。我把降书拿给冈村宁次签字时，是神色严峻地用一只手递给他，冈村宁次则毕恭毕敬的站起来双手接过。这何应钦对他们就比较客气了，日方投降代表进入会场向中国受降代表行礼时，他欠身回礼。日方的驻华派遣军参谋长小村浅三郎中将，将冈村宁次签过字的降书送回时，何应钦就起来双手去接。可能小村浅三郎故意不把降书递远些，何应钦就不得不弯腰向前，这一来，官方的那张记录照片上，就显得他对小村浅三郎好象比小村浅三郎对他还更恭敬些。”

我们细看上面这张照片，就会发现小鬼子的投降书根本就没有递过桌子中线，那种不服输的傲慢和何应钦骨子里的软弱，怎么洗也洗不白。

更令人气愤的是，何应钦的女儿居然也出来辩解：“受降仪式上一张弯腰的照片，既不能看出父亲媚日，也不能说明中国因此受辱。父亲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冈村宁次是高他几届的前辈。后来，两人却在中国对打，又在受降典礼上碰头。父亲对日本有感情，也以毕业于日本士校为荣，有人说他亲日，事实上他是知日……”

以冈村宁次为前辈，对日本有感情，恰恰说明何应钦对同胞没有感情，将个人私情凌驾于家国大义之上，这就是当年很多蒋系高官的常态——当时叫蒋志清的老蒋，在日本振武堂比何应钦高一届。

1948年8月23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才在上海塘沽路295号上海市参议会大厅开庭审判冈村宁次。审判过程中，那些亲日高官的举动，更是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冈村宁次被判无罪后，上海《申报》在2月1日转载了延安方面抗议的声明全文——那是1949年1月28日毛主席代新华社起草的《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上海新闻界对荒唐的无罪判决敢怒不敢言，只能借延安的声明表达自己的心声。

冈村宁次会被判处无罪，主审法官早就知道了，所以战犯审判史上最荒唐的一幕出现了：审判头号倭酋，出庭作证的居然只有四个日本人，“检察官”施泳宣读起诉书居然只有一千八百个字（笔者数的一千八百，有人说是两千余字）！

即使是起诉一个街头闹事的混混，一千八百字也说不完，但奇葩还不止于此，明明是起诉头号倭酋冈村宁次，但罗列的却是第二十七师师团长落合甚九郎、第一一六师师团长菱田原四郎、第六十四师团第五十五旅团长梨冈寿男、湖南长沙区警备司令船引正之、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等五人在罪行，并表示上述五人已经“依法判决”。

起诉书最后还羞答答地替冈村宁次开脱：“自应负共犯责任，虽据辩称治军纪律向极严明，其部队即有不法行为发生，亦曾严厉禁止等语，无非空言狡饰，冀卸刑责……”

宣读完起诉书，庭长石美瑜还装模作样地“传证人上堂”，于是落合甚九郎、菱田原四郎、船引正之、梨冈寿男这仅有的四个“证人”出现了，他们在证词中都无一例外地为冈村宁次开脱。船引正之更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大讲冈村属下各师团如何军纪严明、其部属有多遵纪守法。

因为船引正之的发言过于冗长而且太离谱，事先知道判决结果的石美瑜也有点听不下去，就宣布休庭了。

后来的法庭辩护环节，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律师本色，那个中国律师把冈村宁次说成了一朵花：“记者报道：江一平律师（复旦大学名誉法学博士）以潇洒之姿态，铿锵之语调，热烈为冈村宁次卸脱罪责。谓其对部属犯罪确已尽防范之能事，并列举事实以证明之。并谓被告本意欲做一好司令官，奉命执行少壮派军人政策之任务。如少壮派军人现犹存日本国内，而被告反以坐罪，则影响所及，审判战犯之意义尽失，实为不当之举。故请庭上依法判处无罪。”

钱龙生律师和杨鹏律师的辩护词就不一一列举了：“被告起诉状中所举多为偶发之杀人事件，并非系有计划之屠杀，故与所援引法条不合。不向日人采取报复行动，为求永久和平之最好上策……若非被告忠诚，则今日中国受祸之烈，将不堪设想。 ”

对冈村宁次的审判有多离谱，我们翻翻当年的报纸就知道了。在第二天的新闻报道中，老蒋控制的报纸一概沉默，民营的报刊一致对审判表示强烈的不满：《中华时报》的标题是“战犯冈村宁次昨受公审，竟将罪行推诿于其部属”；《华商报》的标题是“战犯法庭一幕排好的戏，冈村反被证为有功，检察官建议从宽发落”；天津《大公报》的标题是“冈村昨公审，狡辩罪行外还丑表功，案情须调查改期再审”。

从庭审现场来看，就像是一帮汉奸在为倭寇开脱，当年舆论一片哗然，主审法官石美瑜和检察官、律师都被骂为汉奸，却不知道真正的汉奸藏在幕后，根本就没有出现在庭审现场。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记载了典狱长孙介君（提篮桥监狱，半年内三名日本战犯越狱出逃）在开庭后对他的密嘱：“蒋总统本无意使先生受审，然考虑国内外的影响，不得不如此。但绝不会处以极刑。至于无期也好，十年也好，结果都一样，请安心受审。在受审时，对中国民众所受灾难，要以表示痛心为宜。判决后可根据病情请求保释监外疗养，无论是审理和入狱，只是形式而已。”

孙介君敢跟冈村宁次“交底”，自然是有人授意的，在1948年8月冈村宁次受审才提上日事日程，此前他一直是蒋军座上宾（顾问），在得知自己被任命为庭长的当月10日，石美瑜就第一时间到监狱拜访冈村：“今天未受任何人指示，完全以个人资格来访。（你）带病入狱，当很痛苦。然迫于形势，经与政府当局协商，只好如此，希望能谅解。（《冈村宁次回忆录》，第154页）”

石美瑜在开庭前先“拜访”冈村宁次，审判结果已无悬念，石美瑜和孙介君对冈村宁次毕恭毕敬，当然是因为上面有老蒋和何应钦罩着，这两个大脑袋，为了保护冈村宁次，他们甚至不惜得罪盟军的远东战犯军事法庭。

那还是在1946年11月21日，中国驻日代表团沈觐鼎发电报给外交部，称“盟军总部请将冈村宁次大将及松井久太郎中将两名解日，为畑俊六作证。”

沈觐鼎等了一个月，直到12月20日才得到“国防部”回复：“冈村宁次现办理日本官兵善后任务未了，且染疾病，不便解日。（台北“国史馆”档案，卷名：《盟军总部要求引渡战犯冈村宁次、松井太久郎》，下面两段黑体字均出于此）”

1947年3月24日，中国驻日代表团再次致电“国防部”：“盟军总部外交组来函通知：希松井久太郎能于5月10日前抵日，并盼冈村宁次亦能同行。”

“国防部”一口回绝：“冈村宁次及松井久太郎因病不能赴日，已分电驻日代表团及贵部查照。俟该二犯恢复健康后，当即通知贵部解日作证。”

盟军要提审冈村宁次，老蒋和何应钦坚决不放人，并不断向冈村通报消息，于是《冈村宁次回忆录》第144页中有了这样的文字：“在某次会议上，何应钦将军曾列举许多理由，为冈村免罪。蒋主席虽表同意，但指出要考虑政治方面的策略，研究处理办法。6月下旬，“参谋总长陈诚曾向蒋主席建议，冈村在战争结束后功绩显著，应予宽大处理。如此对将来中日关系亦属有利。蒋主席默不作声。”

迫于中外压力，不得不走过场对冈村宁次进行审判，其结果当然是一场闹剧：对其他日军战犯的起诉书，都从从军之初算起，但是对冈村宁次却仅限于1945年。

“检察官”和“主审法官”对冈村宁次在1945年前的罪行一无所知吗？当然不是， 北平《益世报》1947年5月16日发表文章《侵华的重要首领在南京逍遥自在》就说得很清楚：“九一八事变时，冈村是关东军的副参谋长，发动与执行侵华阴谋的重要分子之一。1941年7月7日，他继多田骏为第四任的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他当时使用的战略是毒辣的，最知名的有所谓三光政策。”

联合社东京（1949年2月）4日电：“在华判决之日本战争犯251名昨日抵此，各犯大部分衣服整齐，面容饱满，好似返国休假。日本前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等9人，被判无罪开释，亦已返国。”

石美瑜和施泳当然比记者和老百姓知道冈村宁次更多罪行，他们在庭审时只字不提，显然是早已知道审判结果并有人叮嘱授意，所以仅将露面的庭长、检察官和律师定为汉奸是远远不够的，读者诸君细看相关史料，自然也会得出一个结论，至于这结论是什么，笔者不能在正文中说，只能提请大家在评论中揭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