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峰—王阳明心学及其现代意义【字幕版】| wonderful系列讲座
1. 王阳明心学的现代意义——新民晚报 2015 年 6 月 28 日发表
心学发端于先秦的孟子。孟子说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以及是非之心，以此论证道德的根据在人心。心学成就于明代的王阳明。王阳明说：“心”只是一个灵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这其间经历了禅宗这个发展阶段。禅宗是中国佛教中的心学，因为它是对准了心来修行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唐代的禅宗心学为宋代、明代的儒家心学作了极重要的准备，提供了很丰厚的思想资料，这样才会有王阳明学说作为心学的最高峰。阳明之后，心学渐衰，程朱理学长居主导意识形态之地位。再后来，西学东渐，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西学遂大行于天下，直至今天。
西学如果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即我们民族安心立命的问题，倒也罢了， 何需再谈阳明心学? 心学之被淡忘，似乎是一个走入了现代化进程国家的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但是，西学，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西方的哲学， 是不能解决中国人的人生观问题的，因为人生观的要点，是“心”之安顿的问题。中国的一部近现代史走到今天，国人的心依然没有安顿好，这是一个终于被大多数人都看清楚了的事情。于是，这样一个结论应该可以下了：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哲学，都不可能指到这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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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孟子以降，经禅宗，到王阳明，所讲的“心”，既不可译成英语中的 heart，也不可译成英语中的 mind。前者可以是指“心脏”，后者是指“心智状态”或“意识状态”。它们都是科学的对象。前者是生物学的对象，后者是心理学的对象。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既不是 heart，也不是 mind，它是哲学的对象或宗教的对象，或艺术的对象。凡以之为对象的哲学学说，便可称为“心学”。因此，心学不是心理学，也不是心脏学。
心，既不是科学的对象，就一定不是一个可以直接经验到的东西，它一定是“超验的”。这是借用西方哲学的术语说话。其实，也就是说，心是超生物、又超心理的。因为它超生物、超心理，若要请孟子把他所说的心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他是断然拿不出来的。但这个拿不出来的东西，却是存在的。孟子这样证明它的存在：如见孺子入井，任何一人都必生“怵惕恻隐之心”，情不自禁要去救他。此心一生，随即援救，“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这就是说，怵惕恻隐之心，非从头脑对现实的功利考虑中来。
此心纯然就是一个情感：惊惧哀痛。正是这一情感打通了我们与孺子之间本来存在的形骸间隔，使我们与孺子成为一体。这叫“一体之仁”。
此“仁”之本原，就是那个不可用科学来加以研究的“心”。“心”之发动，即“仁”，它不但可以把我们与孺子连为一体，还可以把我们与宇宙中凡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万物都连为一体。阳明心学在北宋的先驱程颢，有这样一句话：“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既然那个使万物连为一体的仁，源自心，所以，阳明心学在南宋的又一个先行者陆九渊，便更进一步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此心之伟大，由此可以见到。中国哲学以这颗伟大的心，形成了道德的宇宙观。把宇宙溯源到人生的根本价值中去，这就不是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所可以思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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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禅宗、程颢、陆九渊，前后相继，为王阳明心学的展开做好了准备。其实，还有另一个人也为阳明心学做好了准备，这个人就是王阳明在思想上的直接的反叛对象——南宋的朱熹。王阳明年少时，朱熹的“格物之学”行于天下， 想要学做圣人的王阳明认真地走了朱熹所指点的路，例如取竹而格，以为其中必具至理，然久思无得，倒弄出了一身的病来，终于发现在如此“格物”的功夫之中，“物之理”与“吾之心”，终究还是两样不同的东西。三十七岁时，他在贵州龙场顿悟：真理不在外物之中，原在吾心之中，这叫“吾性自足”。真理不要到心外去求。恰如孟子所云：“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至于外物之理与吾心之理，原也不二。这正如禅宗之所谓“不二法门”也（由禅宗而阳明，于此便可见一斑）。
王阳明这个思想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心外无物”。当然，必可进而推广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这不是唯心主义吗？是的，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不过，一个学说，并不因为可以被贴上“唯心主义”的标签，就等于是完全荒谬的学说了。试想一下，外物之理就是外物自身之理吗？若把人与外物之间的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统统抽掉，还会剩下一个怎样的外物自身之理呢？若真有这样的理（当然，这其实还是人在假定有这样的理），人又如何可能知道呢？可见，朴素的、作为我们的常识信念的“唯物”倒是站不住脚的呢。不过，这个唯物与唯心之间对立的问题，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这里所要讨论的，是王阳明说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同朱熹学问的关系。
朱熹要讲那个在心之外的天理，它客观地在，人要通过格物去认识它，认识天理之后，便按照天理去行（实践）。这个思路看上去很对，很符合通常我们能够接受的认识论逻辑。但问题也正是出在这个逻辑上。如果天理是在人心之外的， 我们去认识它，就是用头脑所具之智力把天理作为对象来认识。在这里，认识者和被认识者是分开的，这是其一；这两者都与心无关，这是其二。但这两点都是错了的。认识者若与被认识者截然不同，它们的统一（而这才是认识之达成）就是不可能的。若认识者只是一个“智力”，那么被认识者就只是一个“理”，而“理”是不能让我们去行动的。例如，若我们知道了“爱之理”，我们并不因此就能爱。“爱之理”并不就是“爱”。冯友兰先生说得好：“可以说爱是热的， 爱之理并不热。不但爱之理不热，热之理也不热。”（见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妙哉斯言！说出了“心”与“头脑”的区分。心是生命情感的居所，里面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头脑是理智的居所，里面活动的是概念、判断、推理。因此， 若谈“心外之理”，就是把天理先推到理智那一边去了。推过去之后，再叫它回过来，即回到心这一边来，以便使天理得到践行（因为人的行动总是要由心来发动的）。但是，我们就是无法明白它如何回来。这是朱熹理学的毛病所在。
正是针对了朱熹理学的毛病，王阳明提出“心即理”。这是阳明心学的第一命题。这样，他就把朱熹学说的理路颠倒过来了。例如，按照朱熹，须先有孝之理在，人才会有孝亲之心。但按照王阳明，只是因为有孝亲之心，才有了孝之理。二者谁是对的？我们为什么会孝父母？是因为我们先认识了孝之理吗？
试看时下之某些社会现象，即可明白事情原非如此。那些与父母对簿于法庭的儿女们，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对孝之理没有认识才这样做的吗？肯定不是。他们作为中国人，一定向来耳濡“孝之理”，也不会反对此理。可见，他们与父母诉讼于公堂的行为并非缘于对理的认识有了缺失，而是缘自他们的心之偏失。而这正是阳明心学所要对付的大问题。他在《大学问》中指出，这种现象乃缘于“一体之仁”因私欲之蔽而亡失：“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
则将戕物圮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
时下出现的某些丑恶的社会现象，依阳明心学看，并非“理”之不彰，而是“心”之亡失。所谓心之亡失，是指人的生命情感偏离其本真之存在，而是动于欲，蔽于私。那么，什么是生命情感之本真的存在？再以孝亲之心来说。孝亲之心源于何处？源于我们对父母所给予的关爱和恩典的亲身感受。对此被真切感受到的恩典，若不回报，会怎样呢？只一句话：心不安。正因为如此，孔子在《论语》中处处都是用“心安与否”来指点什么是“仁”。可见“仁”不是一个用理智来把握的概念，它不是概念，它是生命情感之本真的存在，这用阳明心学的话说，就是“心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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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安是有“声音”的，这“声音”便是良知的呼声。全部阳明心学就是引领我们去听到这个来自心的呼声。因此，阳明心学可概括为三个字：“致良知”。
良知不是头脑中本有的先验知识（否则，便成了西方的康德哲学），而是“天理昭明灵觉处”，也就是说，它是我们的心本所具备的活生生的德性（《大学》中称之为“明德”）。脱离这个“心之德性”的天理，就是僵死的教条。
致良知，如何致？不是一个人独自在书斋里沉思，也不是在学理的往复论辩中致。“致”乃是“听”，而不是“创设”，也不是“获取”。对于我们每个人本有的东西，既无需创设，也谈不上获取，盖不用创、不用取也。如何听？在自己的生命实践中听。这便是“知行合一”。
知与行不能分作两事，不能以为在行之前，先须知。知与行一旦脱离，当中隔着的却正是私意！阳明就此感慨地说：“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 知与行，一旦被私意隔断，知就不是良知，而是矫知；行就不是正行，而是妄行。
致良知就是在生命实践中倾听良知的声音，而且要一以贯之，自始至终：“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何以是“行”之始？凡真理，必是让我们心向往之的；心向往之，即是“行之始”，即是“行”之动力，更有何疑焉？“行”何以是“知”之成？真理既然是我们所向往者，便必是我们要与之融为一体者，即，让我们的生命因此而有了意义，有了精彩，而惟有“行”才使我们能与之融为一体。
所以，“致良知”乃是生命实践之功夫，而不是单纯认知之活动。就此，王阳明说道，“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
以上所说者，归根到底，又全都源自“心即理”这一心学之基本命题，故王阳明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见王阳明《传习录》）与人心相隔的“天理”，就是僵死的教条。在对僵死的教条的遵从中，不能形成国人卓然自立的人格。这正是朱熹理学的弊端。在历史上，朱熹理学虽一度行于天下，却不能彰显吾族安心立命之本，职是故也。
综观世界，在儒家文化区（东方之社会多数属于此文化区）内，于礼仪、规则、法度之外，百姓欲立信仰，原无“上帝”可依，亦无“天国”在望（按：此非缺点，只是吾人与他族之相异耳），故而仍须在儒家道统中开出新的境界，以树立东方社会中人之自信、自律、勇敢、宁静之精神，以臻高尚之民气，而此正是阳明心学之所达成者，无怪乎其影响之远播于中华大地以外，乃至于在近代助成日本之明治维新。就此点而说得颇有些极端的话，可在高濑武次郞的《日本之阳明学》一书中读到：“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大孝， 蕃山之经论，执离之薰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
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
至于今日之中国，经济建设之成绩甚为可观，国力增强，民囊渐丰，此为世人所共睹，其功也大。在物质丰富化的同时，如此民风也相袭而成：各施其能， 各谋其利，纷争付之于法律，前程寄托于机遇。此固无可厚非者也。然若伴随以重功利、轻道义之心，视荣耻为无物，以竞争为唯一，久之，社会信任必将难以存焉。故而，重温阳明心学，再启中国文化精神之源泉，是当今不可或缺的。
2 心灵如何安顿？谈王阳明心学——复旦人文智慧课堂
2-1 文化生命：民族绵延的精神支点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有文化生命的民族，都必定有一个精神上的支点。我们中华民族精神上的支点不从宗教中来，这一点几乎可以断言，不必怀疑！虽然我们这个民族有不少宗教徒了，但不能说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是宗教精神，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宗教的民族。阿拉伯民族精神支点主要从伊斯兰教中来，欧洲民族的精神支点从基督教中来，或旧教、或新教。一个长久没有自己国土的犹太民族， 分布在世界各地，但没有散掉，因为它有自己的文化生命，有它的精神支点—— 犹太教。我们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有命的民族，没有命的民族很容易被解体。中华民族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四分五裂的状态，西方列强纷纷进入中国，各自占据他们的地盘，东北有日本（一开始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山东这一带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江浙这一带是英美的势力范围。但我们这个民族没有解体，即使内部军阀割据混战，我们没有散掉，为什么？我们是有命的民族，这个“命”指的是文化生命。中国人的文化生命扎根于哪里？不是扎根于宗教，而在中国哲学中。
2-2 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点
举世望去，可曾有过另外哪个民族是真正的哲学民族？其实没有。西方哲学蛮发达的，有几千年的历史，也发展的很成熟，但欧洲民族不是靠哲学，靠的是宗教。那么中国的哲学是哲学，西方的哲学也是哲学，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可以在哲学中找到精神的支点呢？这就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不同。西方哲学的主题是知识，寻求客观可靠的、有效的知识，它形成的前提、基础和方法是什么？ 虽然西方哲学也讨论人生问题，但是他们把人生问题放在知识问题解决之后来讲。苏格拉底就说：美德即知识。只有理性发挥它的作用，形成了对世界以及人类生活的客观知识，我们才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是西方哲学的主题，始终是围绕着知识，顺带解决人生问题。
那么中国哲学呢？它的主题向来就是人生。两千多年中国哲学史，始终围绕着人生的问题展开，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社会的道德秩序的问题如何解决。出发点是回答人生的问题。所以中国哲学就是人生哲学。人生哲学发展到最高的顶峰，就是王阳明心学。王阳明心学之后中国哲学还有展开，但都已经不能越过王阳明心学所达到的思想高峰。中国人生哲学继续在探讨，在走它的路，王阳明后学有衰弱的情况，但这另有原因。所以我讲中国哲学就是人生哲学，人生哲学的最高成果：王阳明心学。我们中国人是靠哲学的，而且向来是一个哲学的民族， 那么作为中国人生哲学最高峰的王阳明心学的重大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2-3 人生何以成问题，关键在于心灵安顿
中国哲学的主题是人生，因为人生成了问题，所以它成了一个中国哲学的主题。那么人生何以成为问题？人生为什么是问题？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动物的生命是生命，人的生命也是生命，这个生命不是问题，它不存在问题。我们去研究它叫生物学研究，也会提问题，但这个问题不是被研究的生物自己提的。人却要提自己生命的问题，那么人生何以是问题？其实人最麻烦的、最难对付的就是自己这个生命，生命外部的麻烦容易处理，生命内部的麻烦很难对付。生命外部的麻烦无非是人运用自己的一种超出动物的智力，形成一系列经验和知识，把我们的生存环境搞得更好一点，更适合人的生存，这叫生命外部的麻烦，容易对付。但生命内部的麻烦就很难对付了，所谓征服世界容易，征服自己难。
那么什么是生命内部的麻烦？回答就是：人心的安顿，心灵的安顿。心灵的安顿大多数人很难做到，我现在时常反省我自己：我的心安顿好了没有？每每也没安顿好。孔子在《论语》当中有一句话：“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常处乐。”这个“约”就是节约的“约”，在这里表示贫贱的生活处境。这个“乐”
就是快乐的“乐”，在这里表示富贵的生活处境。什么叫“不仁者”？不可望文生义，好像是指坏人，不是指坏人，而是指心没有安顿好的人，就是“心中无仁之常体”，这样的人叫“不仁者”。倘若拿这个标准来判断，包括我王德峰在内的恐怕大多数人都要归为“不仁者”一类。对于“不仁者”来说，不管你给他怎样的生活处境，贫贱也罢，富贵也罢，贫贱难耐凄凉，富贵不能乐业，这就叫左也不安，右也不安，你给他怎样的生活处境都没用，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仁者”， 就是心没有安顿好，这是人要对付的自己这个生命最麻烦的东西
心为什么要安？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先要搞清楚“心”是什么，并且它非安不可，“心学”就来了。动物也有心、人也有心，但动物的心用英语来说无非两种表达：一种叫 heart（心脏），生物学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器官研究。还一个英语单词也可以表示，高级一点的动物也可能有这个心，这个“心”叫 mind。狗和黑猩猩都有 mind，动物心理学可以对它作专门的研究。那么人的“心”首先也是有心脏、heart 的，mind 也肯定有，还比较高级，智力发展的比较高，但它还是 mind，对它进行研究有一门科学叫心理学，心理学研究心之意识状态。
如果人只有这样的心倒也罢了，人生不会是问题的，但是人还有一个无限的心， 或者说心有无限的一面，是它成了问题。比方说生命有痛苦，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按照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说法：生命本质上就是痛苦。动物也是有痛苦的，肉体受到了压迫或者患了病，鸟兽会哀鸣，因为它病了。那么人的肉体生病了也会痛苦，但是人的肉体一痛苦心灵马上就烦恼来了。动物肉体痛苦了但是心里没烦恼， 它们没有能够烦恼的心。人的肉体不痛苦，心照样烦恼。他肉体好好的，健健康康的，每年体检的时候各项指标都很正常，但他烦恼，他有一颗能够烦恼的心。
那么能生长出烦恼的心是什么东西呢？这个能生长出烦恼的心就是我刚才说的人心之无限的一面。英语当中是找不到合适的词表达这个能烦恼的心，这说明讲英语的民族思想中缺这一块。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是孟子，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请问此心heart 吗？此心是 mind 吗？都不是。荀子不能懂，所以荀子认为人心本恶，他讲的人心就是自然心，不超出 heart 和mind。孟子厉害了，所以孟子是这中国心学的萌芽。这个“心”是能生烦恼的， 为什么能生烦恼，因为它是无限性的，我们就叫它无限心吧。
人何以有无限心？就是我们当下所说：人是时间性存在。动物的存在首先它不知道自己存在，它的“在”是被人发现的。人怎么会发现这个桌子的存在呢？ 因为人知道自己存在才说这个桌子存在。人在存在中对自己的存在有领会，而这个领会就是时间性。我们活着的每一个当下都在筹划未来。所以说人是怎样活在当下的？以筹划未来的方式活在当下。那么未来是什么？未来尚不存在。未来不是事实、未来不是现实，未来是尚不存在的东西，但人已经去筹划它了。这证明什么？我们的心是领会存在的，并且是筹划那尚不存在的东西，即它超越现实。人心总是有超越事实的一面，超越现实的一面，这种对事实和现实的超越证明人心有无限的一面，它不会被有限的现实所限制。
那么我们要安顿的那个“心”是什么呢？不是 mind（心之能力），能够做出知识和经验的心，这个心无需安顿，它只要获得对外部事物的经验和知识，安排好生活环境就可以了。但是“心”却有无限的一面，它每一次都要求超越现实， 因为它在筹划未来。这个“心”如何安顿呢？如果安顿不好烦恼就来。心的无限的一面要安顿的，如何在这现实世界中安顿？豪华别墅和高官厚禄都无法使这个“心”的无限的一面安顿。于是我们要去安顿我们这个心无限的一面，不得不超越现实世界。什么叫超越现实世界？出世。不出世不行啊！大家不要误解为是出家，既不是佛家讲的那个出世的目标，也不是道教家讲的避世的人生态度，而是只有通过先出世，才能安顿好自己这个无限的心。
2-4 如何出世
出世不是指出家、到庙里去，这庙里还到处是世俗的事情。躲到深山老林里去，像陶渊明那样，还要有在世的条件，否则你会饿死的。所以现在要讲出世， 出世才是我们安顿心的第一个步骤，这个步骤是哲学的步骤。那么欧洲人也是人， 也有无限心，这个“心”也要安顿。那么安顿是不是也要出世呢？对，也要出世。他们的出世走了一条宗教的路，出世的第一步就是贬低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你不能不首先贬低它，你不贬低它就被现实利害得失所牵绊了。你超拔不出来， 每天蝇营狗苟，就在现实利害的关怀中过日子。
那么宗教是如何否定现实世界？“这算什么世界？”“尘世”。有道理！佛家也讲这个“尘”，就指烦恼，人生无处不是烦恼，所以这个世界就叫“尘世”。欧洲的基督教也讲这个世界是尘世，它微不足道，我们不幸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人， 基督教告诉欧洲人，这件事是你没有办法的，第一，原罪，所以你是一个堕落的灵魂，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灵魂，因此无限渺小和卑贱。它有一个拯救的希望： 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天国的追求。上帝和天国是不是出世的？是，那叫宗教信仰的出世。人首先要把自己看得很低，不要自以为是，要在本体论上或者在根本的人生态度上采取谦卑的态度。谦卑是信仰的前提，要贬低这现实世界，还要贬低我们这些可怜的人，然后这个灵魂等待上帝的拯救，这就是宗教信仰指的出世的路。
2-5 中国哲学：安心立命之所
中华民族不是个宗教的民族，所以我们心灵的安顿不是通过宗教的路，而是通过哲学。学中国哲学第一件事要认清这一点：我们进入了本民族安心立命的学问中去了。我们学中国哲学的目的是要安好我们这颗很难安顿的心，人最麻烦的事情就是如何安排好自己这个最难安排的生命，这是中国哲学的主题。这个主题实际上就是安顿好我们的这个无限心，那么安顿的方式就是走一条哲学上的出世的路。一个称得上中国真正的哲学的学说会一定走一条出世的路：儒家有儒家出世的路，道家有道家出世的路。那么还有一个学说严格来说不是哲学，比如说法家的学说，它并没有安排一条出世的路，所以我们也能理解法家的学说为什么不可能成为我们民族精神基础的原因了，因为它不足以安顿好中国人的心。
中国的哲学后来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把释迦牟尼的佛学中国化。因此，中国思想除了儒、道之外还有了佛，儒、释、道三者在宋明合流，所以中国思想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了，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安顿心灵的道路：第一步出世， 出世而后再入世。于是中国老百姓那句都会说的话，很恰当的、很准确的说明了中国哲学追求的目标：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说得很对！其实这是中国哲学一直追求的目标，或者用更简单的话，就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统一。你要出世才能提生命理想，然后回过来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这个理想，叫入世。这是最简单的表达了。入世的前提是什么？出世。假如你从未出过，谈什么入呢？你本来就在世中。
2-6 王阳明心学
宋明儒学分了两大派：理学派和心学派，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颐、朱熹；心学的代表人物是：陆象山、王阳明，但是他们有先驱，恰好是程颐的哥哥程颢。
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王阳明有一段原话是这样说的：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我跟这个小孩本来形骸间隔现在一体了，接下来又说：“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我们听到了鸟兽的哀鸣我们也不忍。“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当你听到鸟兽的哀鸣你不忍了，这时候你的心就和鸟兽为一体了。“鸟兽犹有知觉者也”，那么草木呢？“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草木无端地被毁坏我们也悯恤了。“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那么瓦石呢？“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万物都感通了，从人与人之间的人心感通，推广为人与动物、人与植物的人心感通，甚至到无生命的无机物“瓦石”的感通。正如程颢所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按照中国的哲学，整个宇宙是趋向于生命的，无机物的存在准备好有机物存在的条件，植物是生长在土壤里的，无机物为有机物的存在准备好条件，有机物又发生什么，植物为动物的存在准备好条件。那么生命到了动物那里最后趋向于人。人为什么有意义？人才是整个生命真谛的体现者，叫情感。用佛家的话来说，人是什么？最高的有情物。所以说：整个宇宙趋向于生命，生命趋向于人心的情感。所以这个“心”就跟宇宙同，人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个为一体就是生命情感。中国人是这样理解宇宙的，这是中国人的宇宙观。
2-7 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区别
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是宋明道学，道学来了或者说新儒家来了，这个新儒家怎么会来？是因为中国人在这个时候需要拯救自己衰落的文化生命。这点魏晋时期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礼教不能维持自己，中国文人终于失去了对儒家学说的信心和希望，一头扎进道家学说里，叫魏晋玄学，求个人的自在、全生避害、洒脱的人生、自由的人格……都蛮精彩的。但是道家的学说是不足以给我们这个民族奠定社会生活的精神基础和社会秩序的根据。所以说魏晋玄学表明中国文化生命的衰落，后来获得一次拯救的希望，就是隋唐佛学。我们前面讲过的禅宗，其实让中国人再度地相信孟子，就是心学的追溯可以捡起来了，因为禅宗就是心学， 用佛教的语言讲的心学。禅宗的核心观念是“悟”，“悟”不是获得知识，“悟” 的活动不是认知活动，悟是心的事情，悟了就是即心即佛，自己的本心生起看到自己的佛性，这叫悟。
这个民族受到了佛学思想的启发，然后完成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佛学的中国化，最高成果就是禅宗。禅宗就是以佛教的语言讲的心学，开始讲“本心至悟”了。所有的事情最根本的一条：我们人人都是佛。我们现在凡夫，是尚未看到自己的佛性，那叫没悟。众生是佛，众生是尚未觉悟的佛，佛是已经觉悟了的众生。所以佛教严格意义上不是宗教，佛教是无神论的。释迦牟尼不是神，是个普通的人，佛这个汉字，翻译成梵文叫“Buddha”，而“Buddha”的本意就是觉悟者。所以禅宗为宋明儒学拯救我们民族的文化生命做好了思想准备。那么宋明儒学的主题是什么？王阳明那句话概括的最为恰当：我们中国人人人心中有贼，“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很好地概括和提出了宋明新儒学这个阶段的来历，中国人现在的主题是什么？就是破心中之贼。这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共同的课题、共同的任务。对于当下的中国亦如此。
那么他们怎么会对立起来了呢？就是“破心中之贼”的破法不一样。
程朱理学主张要把“理”（天理，客观的真理）说清楚，他的说法有点接近于柏拉图了。柏拉图理念论就是先把万事万物具体存在的那个理说出来。把“理” 说清楚以后，我们人心去服从它，这样心中之贼就破了。陆九渊开始反对，而后明朝的王阳明也反对，所以王阳明顺着陆象山的心学走下来的。朱熹讲人生修养的第一步是格物，就是穷尽事物的道理，然后有机会明白天理。
王阳明一度是受了朱熹这条道路的吸引了，但心没安顿好，问题还是没解决。后来突然顿悟，他终于明白什么叫格物致知，不是去格那个外部事物，从中看出一个天理来，格物乃是“正事”，我们人生在世就是做事情，做事情的本来道理要搞清楚，这才叫格物。那么“正事”的前提是正心，正心的前提是诚意，一个“诚”字。原来事物的道理我本心具备，何必到外面去求，这个悟很像禅宗的顿悟。在他之前的陆象山也是如此。
这条路跟程朱理学的差别在哪里？都要“破心中之贼”。程朱理学“破心中之贼”的前提是把天理说清楚。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认为，破心中之贼，仍然用我们这个心，因为我们心本有良知，如果用在人心之外的高高在上的天理来破心中之贼，这仍然是对外部权威的服从。脱离人心的天理那叫僵死的教条，这就是两者的区分所在，这个区分非常关键的。
我们刚才讲，我们的心是无限心，它的内容是喜怒哀乐，是生命情感。假如我们这个心中有贼，就是我们的生命情感偏离了它的本真状态，用脱离情感的“理”能纠正吗？纠正不了的。这个道理其实非常地简单。
2-8王阳明心学的现代意义
这就是中国心学，从孔子那里准备好了，孟子把它阐发出来，然后在那里不能被遇见，长时间不能被遇见，荀子的学说大兴天下。到了禅宗，心学的复兴是因为佛学中国化，有禅宗了。禅宗不以理论做根据的，“教外别传，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指向心的。心学起来就为宋明儒学做准备，宋明儒学当中就是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尚存禅宗的真谛，开始直指人心了。王阳明抓住了最根本的，是顺着陆象山说下来，所说的概括为三个字：致良知。良知千万
别以为它是理性的知识，先验的理性知识。“良知是当下呈现。”良知不是头脑中的东西，是生命情感的本真状态的突然爆发，所以王阳明说我们每个人本有良知，那么也就是说天理在人心里，天理不在人心之外。王阳明那句话是这么说的： “良知乃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这个原则是根本的重要，我们每个人都有良知。所以王阳明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都要做自作主张的大英雄，这叫中国人自己的独立人格的树立。中国人向来有道德，但是中国人向来的道德不是出于内心的自觉，而是出于对外部权威和利益被迫的服从，这叫他律，不是自律。要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生命的拯救，需要一个原则，叫道德自觉的主体的成立，那叫卓然自立的人格，于是才彻底地打破主奴关系的文化。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有一点圣贤的品格，这是健康的民族、健康的社会的必要前提。我们现在不再相信有什么圣人了，圣人在王阳明那里是每一个人应当都具备的品质，没什么要求高的，应该是很自然的要求，今天我们很难做到， 这个社会充满病症。如果有其他的民族发现，我们中华民族正在非常认真地在电视台上公开讨论一个问题：假如老人倒在地上该不该扶？他们一定会大为惊讶。难道这是问题吗？在中国变成很现实的问题了。我们不是要讲王阳明心学的现代意义吗？这就是意义所在。我们当然主张法治社会，但法治不是一个社会的精神基础，民众缺乏伦理精神，法治没用，因为法治不可能给一个民族树立它精神的支点。法治是什么？预先防范不可抑制他人的维权的手段。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与人的基本性能在一个民族那里应当存在，这个基本性能来自于一个民族的伦理精神，那么这个伦理精神来自哪里呢？来自王阳明讲的我们的良知。
王阳明心学是中国人自己的一次伟大的努力，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的启蒙运动。它的启蒙不是启各种科学之蒙昧，而是指树立独立的人格。如果这个思想运动能够结出果实的话，今日之中国不会是如此这个局面，将遍地都是卓然独立的人格。我们还没看到是吧？所以问题还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感到不可理解的是， 王阳明心学的果实在日本开花结果了。如果没有王阳明心学在日本的传播，被日本许多人接受的话，明治维新是不可能成功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准备就是王阳明心学。所以儒、道、佛三家要合流，到了宋明新儒学，以儒家为根本，开创新的道统，它还是儒学，不是道学，也不是佛学，但是把道家的思想、佛家的心学都吸收进来，然后开创思想的新局面，这叫新道统要开。新道统开好之后呢？再开新的学统，就是学问体系，再开的政统，就是政治体系，这一步本来要做的，后来中途夭折了。
3.复旦视频节选
我相信你，因为我相信我自己。中国人每一个人都不相信他自己，他如何能相信别人？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随着家族本位社会的解体，我们进入了个人主义的社会，但这个人主义却没有精神基础，终于沦为物欲的个人,然后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的物欲，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帮助，这叫熟人社会，这就今天的中国的现状。
贫贱难耐凄凉，富贵不能乐业。这叫左也不安、右也不安。人生树不起信念来，只有那个非常明确的功利目标，并且把功利目标偷换为人生目标。这叫不仁者。拿孔子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话，我相信大多数人（包括我王德峰在内）都可以被称为不仁者，就是心没安顿好。出世方能安顿我们的内心，出世而后再入世，出世是为了安顿好我们的心，心安顿好了再回到这世界中生活，这叫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中国哲学的主题，几千年中国哲学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 人如何安排好自己这个最难安排的生命。解决的方案围绕着一条：把出世和入世加以统一，一定搞清楚。
出世是第一步，安顿我们的无限性，然后入世，实践吧。实践也不是把自己奉献给一个超验的神,奉献给天下。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本心本有， 我们没发现它，因为遮蔽了。用佛家的观点是种种的妄念把它遮蔽了，这种妄念主要分为三类：贪嗔痴。遮蔽了、覆盖了，把它祛除掉，这个祛除的功夫叫修行。禅宗讲的修行，修行就是去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