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中国语言学史》（王力）
序言
语文学（philology）与语言学（linguistics）之辨
英国语文学指称“历史比较语言学”，德国语文学指称“文学作品的学术研究”（特指“利用文学文献研究文化和文明”，与多种人文学科形成交叉互动）。古希腊罗马以来的古典语文学派传统中断，与19世纪以来具有现代意义的语言学研究并无直接赓续关系。
语文学在中国称为“小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分为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
吕叔湘认为，中国语文学和传统语言学主要内容是重合的，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中国语文学又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早期形式。
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经过现代方法理论的洗礼，仍具有其生长价值。例如，在外来词研究方面，旨在通经、明古的传统训诂学往往穿凿附会或者熟视无睹，因此当代的训诂学应当重视起古今外来语的训释。
一、训诂为主的时期
语言研究的萌芽（零星的语文学知识记载、语言哲学论）
e.g.语音研究启示：《吕氏春秋·重言》“莒”字之读kia。
荀子《正名篇》：语言具有社会性、民族性、稳固性、发展性。
童蒙识字课本和故训汇编
童蒙识字课本阶段 = 前《说文解字》时期
故训汇编的代表：《尔雅》。《汉书·艺文志》：“古文读应尔雅”。《尔雅》的体例是以当代常用词的常用意义作解释，王国维说它是“释雅以俗，释古以今”，以此训诂。
方言学的兴起——扬雄《方言》的5点启示
①方言的分歧不妨害民族共同语的存在
②方言可以发展为共同语，共同语也可以变为方言，方言也可以相对独立的存在。
③方言词汇之间复杂交错，难以清晰按照地域界定。
④方言词汇的差异只是语音对应关系（转语）
⑤汉代已经存在着大量的双音词（除了双声叠韵词和复合词，还有地道的双音词）
字书的兴起——许慎《说文解字》的5点启示
①体例：例字小篆形体。先讲字义，其次讲字形与字义、字音的关系。
②注音：尚无反切，直音法或譬况法（“读若某”）
③按照文字学的原则（“六书”）建立部首，同一意符的字可以隶属于同一部首（据形系联，以类相从）
④语言学史意义：从《尔雅》《方言》到《说文解字》是一个大发展。
⑤最大缺陷：以后起字为本字。
声训
缘起：语源学（etymology）或“真诠学”（即探讨语词真正意义的学问）的研究之需，同时作为“自然派”的语言哲学家们认为语言与客观世界有意义上的联系。
汉代多以声训为手段，着眼于那些具有神秘色彩的关于谶纬、阴阳、五行的词义，从而宣扬儒家的政治思想。而刘熙的《释名》是从语言学出发研究声训的。
评价：①声训作为一个学术体系应当被批判，因为“词与物”的自然联系是不存在的。
②声训作为一种治学办法，直到乾嘉朴学的时代才发展成熟。
补充
①综述
历史地看，训诂经历了“以形索义”到“因声求义”的过程。
“训诂”之称古已有之，“训诂学”之称始于近代。狭义上，“训诂学也就是语义学”（《辞海》）。一般来说：训诂学是以古文献的训诂为研究对象，以语义为主要内容的 一门独立学科，是语言学里具有综合性和实用性特征的人文性很强的应用学科。
王力：乾嘉学者古音学的成就促使“训诂学的革命”；训诂学要向词汇学方向发展。
②训诂的手段
a、互训：义训的一种。语言的比较训释，即“用同义词相互训释”（《辞海》），以古书中训释词和被训释词在词义上的基本共同点为依据。同训、递训为互训的变体。递相为训的词，后来结合成同义素并列复合词。
b、义界：义训的一种。用一句或几句话阐明词义的界限，对词的概念作出定义，弥补互训之不足，使词的概念意义明确化。
c、从语法上证明语义：通过句子语法结构的分析确定词语的具体含义。
d、从语句的深层结构（语义结构），分析词语所处的特定语境。
e、比勘互证，触类旁通。
f、推辨辞例：对文、互文、借代、避讳等等。
g、声训或因声求义之法。
二、韵书为主的时期
反切
起源：陆德明《经典释文》：孙炎始为反语。章炳麟《国故论衡》：是应劭时已有反语，则起于汉末也。颜之推《颜氏家训》：汉末人独知反语。郑樵《通志·艺文略》：切韵之学起自西域。
方法：利用双声叠韵的原理作反切。
与等韵关系：没有反切就没有等韵。等韵就狭义而言，是关于韵图的科学，是音韵学的一个部门。等韵将反切的成果系统化，为反切服务。
韵书
韵书形成的基础是反切，是类聚反切下字韵部（沈约《四声谱》以来按四声分韵，不同声调的字不能属于同一个韵部。）而成的。韵书不断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为了适应隋唐以来诗赋创作的需要。
《切韵》的语音系统是一个以方言的语音系统为基础，同时照顾古音系统的混合物。《广韵》大致反映了《切韵》时代的语音系统，即中古音。《切韵》入声韵与舒声韵的对应规律：入声配阳声（注：上古入声配阴声）
平水韵以前，诗人们实际上按照独用同用例押韵，到刘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后将206韵合并为106韵。另有王文郁《新刊韵略》和清代的《佩文诗韵》。
周德清《中原音韵》本为北曲创制而作，但实际上反映了元代大都的实际语音。《中原音韵》显示了《广韵》和“平水韵”以来的诸多变化，如下：
①声调方面，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入声的消失（先经过入声合流，再与舒声合流）
②韵母方面：支思、桓欢、车遮从原有韵部中分出。
等韵学的韵图
韵图相当于一种“反切图”或“查音表”。
韵图分三派：①二呼四等，43图，《韵镜》《七音略》
②二呼四等，20或24图，《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切韵指南》
③四呼不分等，梅膺祚《字汇》、潘耒《类音》
清代以前的文字学和训诂学
①《玉篇》（在《说文》基础上提出反切，加以引证）
②《说文解字》的大小徐本（小徐《说文解字系传》尤胜）
③孔颖达《五经正义》、李善《文选》注
④颜师古《匡谬正俗》
⑤《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的前身
《字汇》的创新：合并部首，检字法原则；“从古、遵时、古今通用”原则
三、文字、声韵、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
绪论
古音学起于明末；文字训诂之学起于乾隆间；古文字学起于1899年。
清代《说文》之学的四类：校勘、考证；匡正；全面研究、阐发；补充订正
清代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朱骏声、桂馥、王筠
《说文》的研究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寓作于述，“盖千七百年以来无此作矣”（王念孙）。
段氏参考多方文献对于《说文》大徐本加以校勘，“段注”之处为《说文》作了一些解释性的“凡例”，例如：
①分部：凡云“凡某之属皆从某”，自序所谓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
②列字次序：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
③说解：凡文字有义、有形、有音。《尔雅》已下，义书也；《声类》已下，音书也；《说文》，形书也。
其他阐发：《说文》只讲本义不讲引申义，段氏兼讲“引申义”和“假借义”；关于同义词，段氏用“统言”（浑言）和“析言”加以辨析；注意到词义的变迁，重视后起词义。
段氏的研究存在缺点，比如过分拘泥于本字，忽视了同音假借的普遍影响。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文；通训；定声。
所谓说文，一方面是讲的是“四书”基础上的本义，另一方面补充了别义。所谓通训，讲的是“二用”（转注、假借），变更许慎的说法为“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假借者，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朋来是也。”（按照朱氏的说法，转注是引申，假借是同音通假）所谓定声，改字形排列法为韵部排列法，是把文字按古韵分类，共归纳为18部，名目皆取于《易经》的卦名。
评价：朱氏最大贡献在于全面解释词义，认识到本义之外引申义和假借义，即一词多义。“说文”是专注的基础，“定声”是假借的基础。
古文字学
雏形始于宋代金石学，研究金文为主，但真正的古文字学从甲骨文的出土开始。
代表人物：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
古音学
清儒所谓“古音”，指先秦古音，因此“古音学”是对上古语音的研究。
历史的语言的观点不建立，则不能产生古音学。
明代陈第认为：语言是发展的（“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又认为：在同一条件下的同一音位，在同一时期和同一地点，只能发生同一的音变，不能任意规定变读。这成为历史语言学的一个基本原则。
清代古音学家的贡献：
①顾炎武：离析《唐韵》重新归并；部勒《诗经》用韵，以入声配阴声。
陈第的理论主张、顾炎武的音学实践，为后代古音学定下了总原则。
②江永：讲究音理（认为顾炎武“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区别侈弇，即区别开口元音和闭口元音；以入声兼配阴阳。
③戴震：将入声独立出来（承认上古入声字收于-p、-t-、k）
④段玉裁：“同声必同部”（谐声与韵部的一致性）；古无去声（中古大部分去声来自上古的入声）
⑤王念孙、江有诰
⑥钱大昕：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
⑦章炳麟：古娘母归泥母，古日母与泥母同类。
清代古音学的缺陷：复古思想；滥用“一声之转”（包括“声随义转”和“双声假借”）
训诂学
诂训之旨，本于声音。
1700年来，对汉字的研究重形不重音，直到段玉裁、王念孙才引起训诂学的革命，史称“段王之学”，是乾嘉朴学的代表。清代训诂学认为：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王念孙确立“以音求义，不限形体”的原则，如初文的孳乳建立在古音系统的基础。
四、西学东渐的时期
绪论
较之受印度的局部影响，来自西方的影响渗透在语言学的全方面。
兴起时期（1898-1935）：马建忠、杨树达、黎锦熙
发展时期（1936-1948）：王力、吕叔湘、高名凯
马建忠《马氏文通》
①以古汉语为研究对象，受“葛郎玛”（grammar）的影响，比附拉丁语法体系。
②也有符合汉语特征的创造之处。如“助字”（语气词）、虚字、句读、“象静司词”（即一般形容词后接续的名词）
③建立起“字本位”（词本位）的语法体系，关注词法。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以白话文为语法研究对象，仿照纳氏英文文法，打破“词类本位”，创立“句本位”的文法。
王力《中国文法学初探》：反对模仿西洋语法，要求从客观的汉语材料中概括出语言的结构规律，不能从某些先验的语法规则中审查汉语。也提出了古今语法的不同。
王力的语法观受到叶斯伯森“三品说”和布龙菲尔德的影响。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受叶斯伯森影响，提出“表达论”分别句类，注意研究历史语法，打破亘古不变的观念。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受房德里耶斯学说影响，纯讲理论。
王、吕、高三家都是以普通语言学为理论指导研究的，但还不能很好突破西方语言学的框架，尚未创立具有民族风格的研究传统。三家重视书面语，忽视口语的研究。
汉学家：高本汉、马伯乐
根据中国的材料，结合西方的理论方法，构拟古音音值（中古音、上古音）。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
①《切韵》的性质问题：高氏主张《切韵》代表一时一地之音，但其实不应墨守韵书及其规定原则，应当从现代方言、外语借词等材料出发重新建构（高氏本人亦为之）。
②上古汉语的辅音韵尾问题：高氏为一个均衡的音位系统构拟辅音韵尾，因此严格遵循互补分布的要求；但其实有些韵尾在上古并不存在，往往是“单向聚合”的、发展中的。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
①继普通语言学之后，接受描写语言学的本土化。
②借鉴西方汉学家的历史比较法，特别是高本汉的方音研究经验，表现《广韵》、“国音”（普通话）、吴音三者的对应关系，着重于古音系统与现代吴音系统的对应。
参考文献
王力. 中国语言学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许威汉. 训诂学读本[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