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国际

（一）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是1864年建立的国际工人联合组织，卡尔·马克思是创始人之一，实际上的领袖。由于会名太长通常取它的第一个单词“国际”，第二国际成立后始称“第一国际”。第一国际是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产生的，1848年革命后欧洲资本主义飞速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资本主义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质。与此同时全世界劳动人民遭受的压迫日益加剧，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加强。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实践使各国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而以往分散的斗争常常使他们遭到同样的失败，无产阶级必须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用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去对抗资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这种国际主义意识促进国际工人协会的产生。1871年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参加巴黎公社运动，但是随着巴黎公社的失败导致组织也日渐衰弱，1876年7月15日正式宣布解散。直接推动第一国际成立的是波兰1863年起义，1863年7月22日工人联合会伦敦理事会召开群众大会，抗议沙皇俄国镇压波兰起义，声援波兰人民正义斗争。会上英国工联领袖奥哲尔受筹委会委托起草《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的呼吁书，号召两国工人加强团结共同战斗。同年11月10日英国工人大会通过《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的呼吁书，号召两国工人加强团结共同战斗。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是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的呼吁书，1863年7月在工联伦敦理事会安排下英法两国工人代表在伦敦会见，就建立无产阶级国际组织达成协议并成立筹委会。

（二）英国工联领袖奥哲尔受筹委会委托起草《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的呼吁书，同年11月10日在英国工人大会上通过后译成法文寄往巴黎。该文件以英国工人的名义呼吁法国工人行动起来，共同建立各国人民的兄弟团结开展联合斗争，反对雇主恶化劳动条件和从别国雇佣廉价劳动力来代替罢工工人。建议召开一个有美国、法国、德意志、意大利和波兰工人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声援波兰人民反对沙皇俄国压迫、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呼吁书中的经济要求虽带有工联主义的色彩，但其主要内容表达英国工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得到法国和其他国家工人的热烈响应，对第一国际的建立具有积极意义。1864年9月28日英国工联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群众大会，欢迎为响应呼吁书而来访的法国工人代表团，出席大会的还有德国、意大利、波兰、爱尔兰的工人代表以及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大会根据英法工人代表的提议决定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工人协会，并选出一个有21个成员的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从1864年10月18日起称为中央委员会，1866年夏改名总委员会），国际工人协会宣告成立。1864年10月5日国际举行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代表各国的委员,连同原已选出的委员，共50人。会议还选出一个由9人组成的起草章程的专门委员会（小委员会），马克思出席国际成立大会，并被选入临时委员会和小委员会。在马克思的努力下小委员会否定马志尼的秘书沃尔弗和老宪章派韦斯顿提出的充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的纲领文件草案，粉碎资产阶级分子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企图。

（三）马克思为协会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1866年 9月日内瓦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称为《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71年9月伦敦代表会议修改后称作《国际工人协会共同规章》），并于1864年11月1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获得通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思想，国际建立时不同国家工人阶级各种队伍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它们反映实际运动的理论观点很不一样。为了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纳入同一轨道，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马克思把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结合起来，采用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的方式起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派，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的纲领，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纲领阐明无产阶级运动的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宣布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纲领规定在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前提和条件下）允许一切工人团体参加，马克思寄希望于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指望将来通过各派工人的思想交流和讨论，导致一个共同理论纲领的形成。马克思力图使国际成为逐步溶解和吸收除无政府主义者以外的各个比较小的宗派的工具，希望各国工人通过在对敌斗争中的一致行动和交换经验，能够逐步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而抛弃各种宗派学说。

（四）协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协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代表大会选出的总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决议，并监督每一个国家严格遵守国际的基本原则。总委员会设有主席（1867年马克思提议取消）、总书记和通讯书记，总委员会内有一个核心组织——常设委员会（又称小委员会），由主席、总书记和各国通讯书记组成。各国的中央委员会称为联合委员会，下设分部、支部或小组。国际在每个国家都依靠现有的工人组织、政党、工会、工人教育协会、互助会、合作社以及新建立的支部，协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协会的任何一级组织都必须遵守协会的纲领、章程和代表大会的决议，在这个前提下各个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联合会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行动的自由。为了保证纲领的统一性和为共同利益而斗争，赋予总委员会和联合委员会以必要的全权，每个支部或支部联合会均须在代表大会两个月前向总委员会提出工作和发展情况的详细报告，总委员会根据这些报告编写向代表大会作的总报告。协会领导机构的成员由选举产生，在总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任何提议均需由多数成员通过方能生效。为了保证总委员会成为一个有效的工作班子，马克思提议规定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协会的名誉会员，协会的任何成员如不能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和参加它的工作都不能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五）中央委员会成员无故4次不出席会议，即从委员会除名。马克思在国际内的正式职务是总委员会委员、德国通讯书记，1871年当选荷兰临时通讯书记，10月当选俄国通讯书记。实际上他领导着协会总委员会的全部工作，是国际的真正领袖，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几乎都出于马克思的手笔。恩格斯在1870年10月4日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1871年1月担任代理西班牙通讯书记（11月正式当选），4月任比利时通讯书记，8月改任意大利通讯书记，他还具体筹备、参加并领导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和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协助马克思工作过的有国际总委员会主席奥哲尔和担任过国际总书记的克里默、埃卡留斯、左尔格等人，协会的目的是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反对压迫者而斗争。协会成立后总委员会把对敌斗争放在首要地位，总委员会在马克思的领导下把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率领各国工人群众向资产阶级和压迫者进行坚决斗争。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无论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表现出来，自然总是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协会支持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声援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保卫巴黎公社（1871.3～1871.5）和救援巴黎公社成员等等，突出地表明国际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国际主义本质。

（六）通过领导西欧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其他反动制度的斗争，协会争得欧洲“第七强国”的地位。在对外部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和前提下，协会总委员会在内部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进行斗争，斗争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是反对蒲鲁东主义，蒲鲁东主义是50—60年代广泛流行于西欧国家并颇具影响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因其创始人蒲鲁东（1809－1865年）而得名。蒲鲁东1809年1月15日生于法国东部贝桑松一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卒于1865年1月19日。蒲鲁东主义对巴黎公社前的法国工人运动颇有影响，巴黎公社的成立受到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要大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蒲鲁东主义提出资本主义有弊病，不合乎理性，以个人占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是最好的社会模式。主张建立以无息贷款为基础的人民银行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互助制社会的根本途径。宣扬和平革命，反对暴力。提倡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反对一切权威。蒲鲁东主义的核心是想通过和平改良的办法建立小手工业生产制，实现社会主义。为了维护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同蒲鲁东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论住宅问题》等著作中批判蒲鲁东主义。巴黎公社后蒲鲁东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基本消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公社同时是蒲鲁东社会主义学派的坟墓。”

（七）蒲鲁东派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公开维护私有制度，因此以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为宗旨的国际一开始就把反对蒲鲁东派的斗争提到思想斗争的首位。这一斗争从第一次伦敦代表会议（1865年）、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持续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前后经历5年。斗争的主要问题是工人阶级要不要参加政治斗争，要不要消灭私有制度。第一次伦敦代表会议不顾蒲鲁东派的反对，通过必须恢复波兰民主独立的决议，强调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取得反对蒲鲁东主义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日内瓦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精神，通过关于八小时工作日、保护妇女和儿童劳动、普遍综合技术教育、合作社、工会、废除常备军等问题的决议给蒲鲁东派以沉重打击。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它要求把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密切地结合起来，从而不仅反对否定工会组织的法国蒲鲁东派和德国拉萨尔派，也反对夸大经济斗争意义的英国工联派。洛桑代表大会再次肯定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强调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而争取政治自由是不可缺少的首要措施。经过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蒲鲁东派开始发生分化。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左派蒲鲁东主义者赞成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被称为集体派。

（八）会上多数代表与右派蒲鲁东主义者就所有制问题进行激烈辩论，最后通过建立土地和矿藏公有制的决议，马克思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右派蒲鲁东主义者要求在下届代表大会上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于是土地所有制问题成为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通过激烈辩论后大会最后通过决议重申布鲁塞尔大会关于土地公有化的决议。以瓦尔兰为首的左派蒲鲁东主义者赞成废除土地私有制，赞成政治斗争，与右派蒲鲁东主义者分道扬镳，右派蒲鲁东主义者遭到彻底失败。此后国际内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再也不能以私有制的公开拥护者身份进行活动，他们便以左的面貌来反对马克思领导的总委员会。在反对蒲鲁东主义的同时马克思还同工联派的妥协投降倾向和拉萨尔派的宗派主义进行斗争，国际内部斗争的第二个时期主要是反对巴枯宁主义，巴枯宁主义是以巴枯宁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巴枯宁建立秘密政治团体国际兄弟同盟，在为其起草的章程和纲领中第一次系统地说明自己的无政府观点，接着发表一系列小册子进行补充和申述，形成一整套无政府主义思想。巴枯宁主义的核心是要求个人绝对自由，即所谓充分的和无条件的自由，鼓吹无政府状态，无条件地反对任何权威和国家，主张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起点。

（九）因为继承权是造成一切社会和政治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废除继承权可以达到各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他认为既然国家是主要的祸害，因此工人阶级就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活动，拒绝参加选举。巴枯宁主义的出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它否认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否定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它反映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陷于破产的城乡小资产阶级的绝望情绪，具有疯狂性和冒险性，给工人运动带来危害。斗争围绕着如何消灭私有制问题展开，问题的实质涉及到无产阶级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要不要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和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一斗争从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第二次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持续到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前后历时4年多。巴枯宁及其阴谋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混入国际后一直企图把国际变成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工具，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决议后，巴枯宁要求把废除继承权作为消灭私有制的手段和社会革命的起点，妄图把他的社会清算（即立刻废除一切政治国家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强加给国际。马克思在为总委员会起草的《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批判巴枯宁的主张，指出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巴塞尔代表大会后巴枯宁诬蔑和攻击总委员会，马克思在《机密通知》中对巴枯宁的阴谋活动和诽谤言论进行揭露和批判。

（十）巴黎公社失败后各国资产阶级对国际展开疯狂的进攻，各国反动统治阶级加紧迫害国际会员，巴枯宁恢复对国际的破坏活动。为了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和反击巴枯宁派的进攻，总委员会于1871年9月在伦敦召开代表会议，会议的整个工作是围绕着反对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进行的。会议通过的在各个国家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决议以及要求参加国际的团体放弃宗派组织的决议，不仅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巴枯宁主义的胜利，而且为各国工人运动以后的发展指明方向。伦敦代表会议后巴枯宁派在瑞士松维利耶召开分裂主义的代表大会，攻击和否定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号召取消总委员会和实行完全的自治，实际上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马克思、恩格斯在为总委员会起草的通知《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揭露巴枯宁的阴谋，批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观点。1872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得到国际内部存在有巴枯宁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确切证据，便开始准备召开国际的例行代表大会，以解决国际的生死存亡问题。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同巴枯宁派进行激烈斗争，大会批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的决议，并决定把相应的条文补入国际的章程，大会决定把阴谋组织的首领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

（十一）187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公布关于巴枯宁秘密组织的文件资料《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此后巴枯宁再也不能在工人运动中进行任何活动。鉴于巴黎公社后欧洲大陆上反动势力猖獗以及布朗基派极左分子企图利用国际进行冒险活动，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建议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总委员会委员全部更新，核心由北美联合会的领导人左尔格等组成。海牙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对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社会主义的胜利。国际在欧美各国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提高无产阶级的思想水平和组织程度。它广泛深入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作了准备，为各国建立无产阶级独立政党奠定基础。在巴黎公社后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人运动面临的直接任务是在各个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考虑到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国际的组织形式已经过时，它的继续存在会成为工人运动的一种桎梏，必须让国际这种组织形式退到后台去，而过渡到新的组织形式。国际于1876年在美国费城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指出第一国际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无比壮大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广泛发展的时代），各民族国家内相继成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

第二国际

（一）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国际（1889年–1914年），是一个工人运动的世界组织。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第一次大会，通过《劳工法案》及《五一节案》，决定以同盟罢工作为工人斗争的武器。组织后因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解散，其后伯尔尼国际成立并作为实体运作。第二国际所作出影响最大的动作包括宣布每年的五月一日为国际劳动节，宣布每年的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并创始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联合会，1864年英法德意四国工人代表在伦敦开会成立，马克思代表德国工人参加该组织的工作，并逐渐地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组织指导思想。1871年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参加并领导巴黎公社运动，但是随着巴黎公社的失败导致组织也日渐衰弱，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19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发展，欧美各国工人人数猛增。随着欧美工人运动广泛兴起，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和组织建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开始实践与理论研究。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后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在欧美的广泛传播，到80年代末欧美已有16个国家先后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要求加强国际联系。恩格斯为了击败可能派夺取新国际组织领导权的企图做了大量工作，促使德、法等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于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100周年纪念日（即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

（二）有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参加，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瓦扬、拉法格等27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巴黎大会主要讨论国际劳工立法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任务，通过关于每年庆祝五一劳动节等决议，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二国际的建立。第二国际是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发展时期进行活动的，这时欧美工人运动在向横广方面扩展，各国处于建立民族国家范围内，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并开展以合法斗争为主的时期。适应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是第二国际不是各国党的上级组织，各国党是独立自主的，它没有发表过成立宣言或纲领性文献，而是通过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给各国党指出行动方向。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常设领导机构和共同规章，没有机关报，直到1900年巴黎大会上才决定成立常务委员会，名为社会党国际局。1905年后改称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由每个国家的党选派代表一名（后增为两名）组成。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国际或社会党国际，1889年在巴黎开第一次大会通过《劳工法案》及《五一节案》，决定以同盟罢工为工人斗争的武器。欧战时各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派违背非战的决议，反而帮助资产阶级去从事国际战争，于是第二国际几同无形消失。及欧战终了各国社会党会议通过《拥护国际联盟案》，并筹备恢复第二国际。1920年在日内瓦召开大会，第二国际才恢复起来。第二国际并未正式宣布解散，只是停止活动，但列宁在1914年8月4日德国社民党议员在德国国会投票通过军事预算案消息后宣布：“第二国际已死，第三国际万岁！”

（三）第二国际在其前期活动中基本上保持革命的立场，在指引无产阶级进行合法斗争、促进欧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成长、传播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等方面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合法斗争的成就也使右倾机会主义在各国党内显著抬头。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机会主义大肆泛滥，伯恩施坦主义出现后立即得到机会主义者广泛而狂热的支持，成为国际现象。主要原因：一是在长期相对和平发展时期中各国党在合法斗争中取得较大成就，这就滋长和平观念以及对合法斗争的幻想；二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许多国家普遍以高官厚禄培植工人贵族阶层；三是大批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涌入无产阶级队伍，给传播修正主义提供肥沃土壤；四是资产阶级更多地从暴力政策转向和平政策，表面上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如果说1896—1899年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的形成时期，那么1900—1914年则是修正主义进一步发展、修正主义者逐步篡夺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的领导权的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蜕化就是反映这种情况的典型。德国党虽曾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进行过斗争但不彻底，既没有在理论上与伯恩施坦主义划清界限，又没有给予修正主义首要分子以纪律制裁。1913年8月党的领袖倍倍尔逝世后党的领导权正式落入右派艾伯特等人之手。伯恩施坦主义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鼓吹阶级合作，主张渐进式改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改良主义。伯恩施坦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公式。还有资本主义适应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普选权可以成为使人民的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成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等颇有影响的论断。

（四）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地、堪称有体系的修正，因而认真研究、解读伯恩施坦主义，并对此加以评析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途径。第二国际的其它大多数政党也与德国党的情况大体相似，这就注定战争爆发后第二国际的公开背叛。在1914年8月至1918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都公开撕毁巴塞尔宣言所规定的革命原则，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二国际的破产是由于各国党内长期滋长的修正主义公开转向沙文主义所造成的，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彻底批判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提高广大群众的觉悟，特别是1917年10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更明显地暴露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欧洲许多国家出现革命高潮建立共产党，并且在此基础上于1919年3月成立第三国际。资产阶级为了更有效更顺利地镇压革命，遂把社会民主党推上政权的宝座。这些叛徒执政后采取一些改良办法欺骗群众，极力阻止、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仇视、屠杀国际共产党人，敌视苏维埃俄国，甚至参与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和颠覆活动。修正主义者除了在实践上已堕落为屠杀革命者的刽子手之外，在理论上还鼓吹纯粹民主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等。原第二国际社会党领袖于1919年2月在瑞士伯尔尼开会，主张重建社会党国际。

（五）1920年7月31日至8月4日他们在日内瓦举行大会，正式从组织上恢复第二国际，以与第三国际相抗衡。一部分中派分子于1921年2月在维也纳成立所谓的第二半国际，第二半国际是1921年在维也纳成立的中派社会党国际联合组织，其名称为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1921年在维也纳成立的中派社会党国际联合组织，其名称为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因其标榜既有别于第二国际，也不同于第三国际的立场，因而称作第二半国际或维也纳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新恢复的第二国际伯尔尼国际坚持和平与建设性的立场，引起许多中派社会党的不满。随着工人激进情绪的高涨，中派社会党纷纷与伯尔尼国际断绝关系，并试图加入第三国际。1920年7～8月举行的第三国际第2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21个条件》，中派社会党拒绝接受这些条件，决定建立新的采取中间立场的国际组织。1920年12月5～7日7个中派社会党在伯尔尼召开预备会议，通过《告各国社会党书》并选出一个委员会负责筹备工作。1921年2月22～27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法国社会党等13个国家的中派社会党在维也纳举行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成立社会党国际工人联合会，奥地利的阿德勒为总书记。第二半国际最初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伯尔尼国际有明显的区别，它自称是力求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夺取政治和经济权力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各社会党的联合组织。它标榜在右面同所谓第二国际所体现的改良主义，在左面同所谓第三国际所体现的布尔什维主义都保持同样距离。

（六）它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主张根据具体的革命形势确定斗争的手段和策略，既运用民主的方法又不排除使用暴力和实行专政。它号召各国社会党尽一切力量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对俄和匈牙利的武装干涉，促成与苏俄建立和平的经济、外交关系。同时它反对机械摹仿俄国革命的方法，反对俄国的清洗和分裂政策，对布尔什维克和第三国际的一些方面进行批评和指责。随着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的革命遭到镇压，欧洲革命形势趋向低潮，第二半国际的领袖们不再坚持中派立场。为了适应广大工人群众迫切希望工人政党加强团结、共同对敌的要求，1922年4月第二半国际同第三国际和伯尔尼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在柏林举行联席会议，并成立一个9人委员会负责筹备工人组织的世界代表大会。但因难于达成进一步的协议，第三国际的代表于5月底退出这个委员会。柏林会议以后第二半国际加快与伯尔尼国际合作的步伐，1923年5月21～25日两个国际在汉堡召开合并大会，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阿德勒当选为书记。1923年5月又与第二国际合并，最终中派和右派完全合为一体。由于列宁和各国共产党人继续斗争，因此原先受修正主义迷惑的千百万群众和普通党员，这时都猛然觉醒而纷纷归向国际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这样20年代以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就在广大有觉悟的工人心目中彻底破产。

（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拥有108.5万名党员，在议会中拥有111个席位，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党团，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也出在这个党内。1913年8月党的主席之一倍倍尔逝世，党的领导权落入右派艾伯特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党的议会党团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支持政府保卫祖国，促使各交战国无产阶级互相残杀，从而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带头之下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纷纷表态支持本国帝国主义政府，这标志着第二国际瓦解。战争期间第二国际在组织上停止活动，战后1919年恢复活动的第二国际已经完全蜕变为主张改良主义，并与革命的第三国际相对抗的组织。1923年第二半国际与重建的第二国际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这个组织存在到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1年社会党国际被重建。第二国际存在的25年间共召开9次代表大会，其活动大体上以1900年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先后召开4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工资工时和劳动保护、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废除常备军和实行全民武装、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实行民族自决、工会、土地和妇女等问题的决议。

（八）第二国际从开始建立起内部就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三个派别，在前期活动中马克思主义派坚决同无政府主义派进行斗争，在前3次代表大会上批驳无政府主义者否定议会斗争和争取社会改良，主张进行个人恐怖活动，用总罢工来反对战争等错误观点。第二国际后期召开过5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夺取政权、党的统一、与工会的关系、与合作社的关系反对殖民政策、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等决议，尤其是巴塞尔大会的反战宣言，它对于欧美工人阶级的斗争起了很大的动员作用。由于对改良主义派批判不力，以致这种思潮日益滋长，进而发展为从理论上系统修改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的修正主义派。在第二国际内部因对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分歧而形成三派 ：右派，即修正主义派，以伯恩施坦为代表；左派，即坚决反对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派，以列宁、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为代表；中派，即对修正主义采取调和折衷态度的中间派，以考茨基为代表。修正主义派在第二国际几个主要政党领导机构中日益占居上风，第二国际使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由西欧、北美扩展到东欧、拉美和东亚。

（九）前期先后召开1889年7月巴黎代表大会、1891年8月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3年3月苏黎世代表大会和1896年7月伦敦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工资工时和劳动保护、关于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关于废除常备军和实行全民武装、关于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关于反对殖民主义和实行民族自决、关于工会、土地和妇女等问题的决议，尤其是关于“五一”节的决议推动欧美工人运动的发展，促进欧美社会主义政党的合法斗争和各国工会的国际团结。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拒绝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一批支持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为此退出大会，至此第二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者取得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完全胜利。第二国际后期召开过1900年9月巴黎代表大会、1904年8月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7年8月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10年8月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和1912年11月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夺取政权、党的统一、党与工会的关系、党与合作社的关系、反对殖民政策、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等决议，尤其是巴塞尔大会的反战宣言，对于欧美工人阶级的斗争起了很大的动员作用。第二国际前期活动中由于对改良主义派批判不力，以致这种思潮日益滋长。1895年恩格斯逝世，这时世界历史由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改良主义派进而发展为从理论上系统修改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的修正主义派。修正主义派在第二国际几个主要政党领导机构中日益占居上风，导致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在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关键时刻，倒向本国帝国主义政府一边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蜕化变质而陷于瓦解。

（十）第二国际在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促进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使社会主义运动由西欧、北美扩展到东欧（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更名为中东欧）、拉美和东亚。在1889年第二国际建立时只有西欧、北美的16个社会主义工人党，到1914年世界已有30个社会党，党员总数达340万人。在第二国际影响下各国建立大批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会会员达1000万人以上，合作社社员达700万人以上。各国党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合法斗争、维护工人切身利益、反对内部“左”的和右的倾向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第二国际是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发展时期进行活动的，这时欧美工人运动在向横广方面扩展，各国处于建立民族国家范围内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并开展以合法斗争为主的时期。适应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是第二国际不是各国党的上级组织，各国党是独立自主的，它没有发表过成立宣言或纲领性文献，而是通过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给各国党指出行动方向。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常设领导机构和共同规章，没有机关报，只是在每次代表大会上选出一个委员会负责筹备下次代表大会。

（十一）直到1900年巴黎大会上才决定成立常务委员会，名为社会党国际局（1905年后改称社会党国际局执行委员会），由每个国家的党选派代表一名（后增为两名）组成。国际局设书记处处理日常事务，国际局和书记处设于布鲁塞尔，其所在地比利时工人党的王德威尔得被选为国际局执委会主席，塞维和胡斯曼先后担任书记。比利时工人党的《人民报》实际上成为第二国际的机关报，1909～1913年出版《社会党国际局定期公报》，每年3期。国际局并不是第二国际中央领导机关，不是由代表大会授予全权的执行机构，它只是权力有限的联络和情报交流机构。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局章程》，规定加入国际的条件、各支部的组成、国际代表大会的投票办法和投票权的分配、国际局的组成和职权等，对过去多年来的习惯作法做了一些修改并以章程形式固定下来。第二国际有90个成员党，很多是有名的劳动者政党，如澳大利亚工党、奥地利社会党、比利时荷语社会党、比利时法语社会党、巴西民主工党、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加拿大新民主党、智利激进党、哥斯达黎加民族解放党、丹麦社会民主党、芬兰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意大利社会党、意大利社会民主党、日本社会党、日本民社党、卢森堡社会主义工人党、荷兰工党、新西兰工党、挪威工党、葡萄牙社会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瑞典社会民主党、瑞士社会民主党、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美国社会民主党等。

德意志统一

（一）德意志统一发生于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成功统一北德意志邦联，建立德意志帝国。德意志统一在政治和行政层面上正式整合为单一国家，发生于1871年1月18日法国的凡尔赛宫镜厅，时值普法战争结束且法国战败之际。德意志各邦国的皇室在凡尔赛宫聚集一堂，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并加冕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德意志的皇帝。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大多数习德语的邦国就已尝试联合，邦联早已存在。而在逐步合并的过程中自然出现各邦在宗教、方言、社会习俗以及文化等多方面存在的差异和矛盾，最终走向统一，因此1871年的仪式仅代表统一这一漫长进程的尾声。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帝国版图由超过300个大大小小的独立邦国组成，帝国整体事务则由邦中最强大的奥地利掌控，奥地利大公弗朗茨兼任帝国皇帝，称弗朗茨二世。1805年8月9日奥地利、英国、俄国、那不勒斯和瑞典结成第三次反法同盟向拿破仑宣战，最后反法同盟大败收场。战败使奥地利在帝国中威望扫地，伴随着弗朗茨二世于1806年8月6日退位，各邦宣布解散，神圣罗马帝国正式灭亡。帝国覆灭之前各邦国之间早就在法律、行政和政治外交方面摩擦不断，但之后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却刺激原帝国中的德语民众，各邦对于同一语言、同一文化、同一法理根基的追求空前高涨。同时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出现对欧洲社会政治生态中的王朝和专制体制发起挑战，这一思想很好地为统一德意志提供学术基础，统一的推动者借此着重强调区域内统一传统、教育和语言的重要性。

（二）而在经贸方面1818年普鲁士发起的德意志关税同盟，逐步扩展至德意志邦联中的其他各邦国，消除邦间贸易的繁琐、矛盾和恶性竞争。再加上交通的不断改善，邦内和邦间的商贸和往来旅行变得愈加便捷，进一步加速中欧说德语的民众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尽管有时也会带来一些摩擦。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惨败后宣布退位。路易十八再次复位后遂于11月20日与第六次反法同盟各方重订和平条约——1815年巴黎和约，加上之前维也纳会议达成的结果让奥地利巩固自己在中欧的势力范围，并确定成为德意志邦联的主席。然而无论是和约缔结者还是会议多方都没能考虑到普鲁士势力的发展壮大，更没有预见到不久之后的普鲁士会挑战奥地利的领导地位。普奥两强都有着统一德意志的雄心，但却提出两种不同的方案，普鲁士提出小德意志方案，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德意志；奥地利提出大德意志方案，一个包含奥地利的德意志。对于时任普鲁士王国首相的奥托·冯·俾斯麦的真正动机，历史学家一直争论不休。一部分认为俾斯麦真的制定有一份宏伟计划，将1866年诞生的北德意志邦联扩张至吞并南部的德意志邦国以达成一统；而另一部分则持相反观点，认为俾斯麦原本并无统一计划，他纯粹只是寻求扩充普鲁士王国的势力范围。

（三）但不管怎么说俾斯麦所引领的现实政治（即以国家利益作为内政外交的最高考量），以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实力作为国家强弱的评判尺度，再加上当时的客观环境（包括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彻底影响19世纪的普鲁士和德意志走向，也恰好顺应民众在长期遭受丹麦和法国等诸多国家欺凌的情况下对于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所抱有的期望。在俾斯麦推动下的德意志统一主要靠普鲁士的三场军事胜利——普丹战争（1864年）、普奥战争（1866年）和普法战争（1870-1871年间），胜利带来民众的拥戴和国际上的尊重，加上政治家的高超手法使各邦国迈向统一变得水到渠成。最终通过普奥战争这样的直接对话，普鲁士成功地排斥奥地利，于1871年建立起没有奥地利且政治行政均独立统一的德意志。自此普奥两强的格局形成，或者说是德奥两国之间的冲突暂且得到缓解。1806年以前中欧散布着众多习德语的邦国，包括300多个政治实体，大多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或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领地。它们当中面积大小各异，最小的是荷亨洛赫家族分支领地（776平方公里），最大是巴伐利亚王国（75865平方公里）和普鲁士王国（348779.87平方公里）。

（四）各邦的统治形势也是多种多样，有些是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形成的帝国自由城市，不属于任何贵族，其中诸如有强大的奥格斯堡和非常弱小的魏尔·德尔·斯塔特；有些邦为教会领地，大小和影响力也各不相同，富有的诸如赖兴瑙岛，强大的有科隆大主教领地；还有就是王朝贵族领地，如符腾堡。所有这些邦国领土（或一部分在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时期的普鲁士都曾拥有帝国疆域以外的领土）构成神圣罗马帝国的整个疆域，甚至一度存在1000多个政治实体。从15世纪开始选皇帝时基本都拥立哈布斯堡家族的头领兼任帝国皇帝，这一传统很少被打破。而帝国有一套行政和立法机制，负责调解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也会对各邦国之间可能的司法纠纷进行仲裁。帝国还通过设立郡制允许数个邦协同管控资源，保障区域利益，包括经济合作和相互的军事保护。1799年至1802年奥地利、英国和俄国以干涉法国大革命为由组建第二次反法同盟攻打法国，法军于1800年先后在马伦哥战役和霍亨林登战役中击溃奥军，迫使奥皇弗朗茨二世求和。奥地利遂于1801年2月在吕内维尔与法国单独议和，签订《吕内维尔和约》，反法同盟溃散。和约中规定神圣罗马帝国必须割让莱茵河左岸予法国。而对帝国来说割除莱茵河左岸意味着许多邦国就此失去领地，围绕着割让之后帝国内部如何补偿这些邦国时皇帝自然是无权决定，帝国议会的召集又太花时间，故召集各邦代表开会决议。

（五）1801年11月7日各邦代表大会在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堂召开，除了帝国内的主要邦国之外法国和俄国也派代表出席，一番长期的争吵之后1803年2月25日代表大会方才作出决议，4月28日皇帝对决议予以承认。帝国本想通过这次会议讨论因割让莱茵河左岸导致的邦间领地变更，但实际事态的发展却使帝国被基本架空。原先帝国内拥有300多个邦、数百个骑士领地、数十个教会领地和帝国自由城市，决议等同于将300多个诸侯身份一下子缩至30多个邦，骑士完全没了领地，教会领地仅剩下美因茨一处，帝国自由城市也只剩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区区几座。奥地利的领地基本没有什么扩张，而普鲁士、巴登和符腾堡等割让莱茵河左岸领地的邦国反而得到面积大得多的领地，因此大批中等规模的邦国出现，这样一来原本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各自带领其他小邦构成的两大阵营变成中等规模邦国联合起来对奥普两国分庭抗礼的局面。最乐见这一局面的无疑是奥普两国的仇敌法国，拿破仑于1806年组建由16个原神圣罗马帝国的邦国加入的莱茵邦联。1805年12月2日奥地利再次联合俄国攻打法国，爆发奥斯特里茨战役，拿破仑的法军大破奥俄联军。12月4日弗朗茨二世和拿破仑会谈，达成停火协议。12月27日奥地利和法国签订《普莱斯堡和约》，奥地利退出反法同盟，弗朗茨二世取消自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号。至此第三次反法同盟瓦解，神圣罗马帝国之历史也告终结，拿破仑成为欧洲的霸主。

（六）重组之后的德意志各邦在神圣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由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1814）实际统治，然德意志国家主义却开始逐渐风行，社会上出现将德意志看作独一国家的思潮。德意志哲学家与国家主义之父的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在他的著作《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这样说道：“相比国家内部的区域划分，国与国之间最初的、真正的天然边界更加毋庸置疑。人民共用的同一种语言，早过任何人类艺术，犹如一条与生俱来的无形纽带，自然而然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互理解，愈加的亲密无间。他们是一体，本就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如费希特描述的那样共同的语言是一个国家形成的前提，但是同处19世纪的德意志历史学家们也注意到，让数百个邦国走到一起的不仅仅是同语这一个因素。中欧德意志各邦长期处于法国的统治下，各邦达成共识，即共同赶走法国入侵者并夺回本就属于自己的土地。1806年普鲁士联合俄罗斯帝国、萨克森王国、英国、瑞典和那不勒斯王国发起第四次反法同盟，10月1日普鲁士对法宣战。14日仅一天拿破仑的法军闪电般地击溃普军，迅速占领普鲁士，于10月25日拿下普鲁士首都柏林。法军趁胜追击俄军，迫使俄皇求和，于1807年7月签订《提尔希特和约》。至此法兰西帝国达到顶峰，加上之前已经臣服的奥地利，整个中欧和东欧的反法势力尽除。随后拿破仑针对反法同盟中剩下的英国，实施大陆封锁政策，封锁欧陆和海外各处港口，严禁英国船只靠港通商。然而葡萄牙却坚持对英贸易，遂于1808爆发半岛战争，法军占领西班牙之后进抵葡萄牙，攻打驻守在那里的英葡联军。

（七）战争一直持续到1814年，签订《提尔希特和约》的俄国一度支持法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但此后几年间法俄两国在奥斯曼帝国、波兰和中欧地区的争夺日趋激烈，再者俄国放弃大陆封锁的举动激怒拿破仑。遂在中欧拉拢普奥两国贡献兵力，于1812年6月24日进攻俄国，爆发法俄战争。法军最终战败，年底经中欧撤回法国。数年间法国的穷兵黩武搅得中欧各邦永无宁日，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几乎毁掉整个中欧的经济，仅法俄战争就致12.5万德意志士兵丧生。这一切使许多德意志人对法国统治者的幻想彻底破灭，许多德意志民众纷纷展望一片不受法国影响的中欧，学生自发组建起的国民军或自卫队开始加速脱离法国的进程。法俄战争中受挫的法国放松对德意志各邦王室的控制，1813年拿破仑采取军事行动试图重新拉回各邦，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瑞典、萨克森及莱茵邦联的某些邦国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对抗法军。拿破仑率军40万与反法同盟军作战，不料各附庸小邦国趁机起来反抗法国，拿破仑陷入困境。1813年10月拿破仑的20万法军在萨克森遇上30万反法同盟军，激战超过三昼夜，史称莱比锡会战。会战以反法同盟军的决定性胜利结束，自此法国失去对莱茵河以东领土的控制。反法同盟军趁胜越过莱茵河继续追击法军，拿破仑的法军和政府土崩瓦解。

（八）1814年3月反法同盟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并于1814年5月3日下午6时半乘坐英国船只被押送至意大利的厄尔巴岛。1815年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返回巴黎，于3月2日经政变夺权成功重新上台，史称“百日王朝”。这个消息传到维也纳后引起维也纳会议与会国家的震惊和不安，由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撒丁以及被英、俄、普、奥四国所控制的荷兰、比利时、德意志一些小国组成第七次反法同盟，威灵顿公爵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元帅指挥的普军于1815年6月18日在滑铁卢战役中重创法军。其中布吕歇尔率领的普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6月16日布吕歇尔的部队在比利时的里格尼与法军交战，普军大败，损失超过2万。危急关头副将格奈瑟瑙暂时代理负伤送去救治的布吕歇尔指挥全军，不和法军在此耗下去，赶紧向瓦弗（比利时城市，在滑铁卢附近）撤退来保存力量，然后再重新集结。两天后拿破仑与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场对决，就在双方杀得昏天黑地之时休整完毕的布吕歇尔的普军及时赶到，与英荷联军一同大破法国近卫军。接着普军在追击中一连七次击败法军，法军彻底被摧毁，拿破仑迫于国内压力再次退位，宣告拿破仑时代结束。拿破仑时代落幕后维也纳体系在各方势力基于力量平衡的原则下，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欧洲政治外交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首次就势力范围作了划分，一定程度上压制多个包括意大利和德国等新生国家的形成。

（九）其中领土已扩张的普鲁士和1803年诞生的38个其它附属邦国一起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势力范围，各方商议后决定建立起一个松散的邦联体称为德意志邦联（1815-1866），由奥地利担任首领并在法兰克福设立“邦联议会”（各邦首脑参加的议会）。自神圣罗马帝国中期开始奥地利大公（皇帝）兼任帝国皇帝，故推举奥地利皇帝兼任邦联元首，这样一来矛盾出现了。邦联依然交由奥地利主宰，却全然没考虑到18世纪即已崭露头角的普鲁士的利益。18世纪初勃兰登堡的选帝侯自封普鲁士国王，从那时起普鲁士通过战争和继承的方式不断稳步地提升影响力，随后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参战的七年战争期间普鲁士的表现尤为显眼。当奥地利的国母玛丽娅·特蕾莎试图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重振哈布斯堡王朝的威严之时，腓特烈大帝于1785年组建诸侯会盟，利用会盟联合抵制奥地利取得成功，由此奥地利和普鲁士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了帝国中对抗的两极。双方的抗衡又一次在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中得到集中体现，即便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终结后普奥两国的竞争依然持续。尽管邦联议会在名义上被称为议会，但与会者仅限于主要邦的领导人，并非投票选出，故代表的利益集团十分有限。许多邦都没有宪法，即便是在有宪法的邦国（如巴登公国）中只有男性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拥有参选权。

（十）权力划分中没有照顾到普鲁士，虽然普鲁士军队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中遭到法军全歼，但1815年滑铁卢战役中普军的大胜证明普鲁士已迅速恢复军事实力，很明显普鲁士领导人非常期望能够在邦联中扮演重要角色。经历了拿破仑时代以及德意志各邦的松散无力之后，国家主义开始兴起，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在对抗拿破仑时期得到的经验中探寻国家和民族的根源。1815年诞生学生组织——学生联合会，主张自由主义改革和德意志统一，示威游行不断出现（包括1817年10月在瓦尔特堡举行的示威活动）。德意志的演说家们也纷纷发表演说，宣扬德意志统一的重要性。在第六次反法同盟作战期间德意志各邦曾经有过承诺，希望能一同以人民主权思想代替君主和议会制，建立新型国家。然而一旦重获和平，曾经作出的承诺全被忘却，没有一项得到落实。而学生组织的举动日益激进，1819年3月一名持极端统一思想的学生暗杀德意志剧作家奥古斯特·冯·科策布，这些引起保守派领袖（如克莱门斯·梅特涅）的极大关注，保守派势力开始担心国家主义的抬头。同年9月20日保守派领袖们召开决议并颁布卡尔斯巴德法令，维也纳体系的核心人物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巧妙地利用保守派对暗杀事件的愤怒情绪，使保守势力一致同意进一步控制报刊，并对包括学生联合会在内的自由派和国家主义运动严格限制。结果法令迫使学生联合会结社走入地下，有关国家主义的书籍和刊物的出版遭到限制，同时限制大学教授有关鼓励学生讨论国家主义的学术演说。但事后证明这些反动措施都是徒劳的，奥地利被彻底的排除在德意志的统一之外。

（十一）除了同文以及国家主义的推波助澜之外，另一个对德意志统一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德意志关税同盟，它推动德意志在经济方面的统一。关税同盟的设想一经提出，1818年在普鲁士和霍亨索伦家族领地之间率先实现关税同盟称普鲁士关税同盟，30多年后其他德意志邦国纷纷加入同盟。关税同盟有助于消除各邦存在的贸易保护壁垒，尤其改善原材料和加工成品的交通运输网络，使物资得以快捷地在邦间边境畅行无阻，进而大幅降低成本，这一点对于坐落在莱茵河、萨尔河以及鲁尔河谷附近的新兴工业中心来说至关重要。19世纪初德意志境内的道路状况非常糟糕，heerstrasse邦的道路因多用于通行军队，路面泥泞不堪，无论是海外旅行者还是当地人都对此怨声载道。随后的拿破仑战争使德意志各邦领地成了东西战争的十字路口，尽管如此但道路状况竟然得到改善。普鲁士境内的硬地公路从1816年的3800公里提升至1852年的16600公里，道路的四通八达使得人们可以多地往来，火车、旅店、餐馆甚至是巴登巴登的休闲宫都成了他们邂逅的场所。水路运输也得到改善，拿破仑发布政令清除莱茵河河道上的障碍物，但船只若要逆流向上必须靠人畜在岸上牵引，截至1846年共有180艘船只穿梭于德国的河流网络中。

（十二）到了1920年代蒸汽船代替人力和畜力，相比公路水路状况的改善时铁路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德意志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形象地将铁路和关税同盟比作一对双胞胎，借此强调两者紧密的关联。德意志帝国的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铁路最先标志国家迈向统一的步伐，德国小说家维廉·拉贝更是写道：“德意志帝国是在第一条铁路建成时诞生的。”尽管如此但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种钢铁怪物，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就觉得让他从柏林到波茨坦的行程节省数小时的火车对他来说没有多大意义，而保守派人物梅特涅更是彻底拒绝乘坐火车。此外还有着不少人将铁路视作“恶魔”，其中就有Nikolaus Lenau在他1838年的诗作中对铁路破坏森林原有的寂静而扼腕叹息。由于地理上尚不存在中央（国家首都），铁路的铺设不呈放射状，而是均匀的网状模式，铁路连接区域内城镇和市场，再从边缘朝各个方向通向区域外的铁路。随着铁路网的扩张，运输物资也越发廉价。在1840年运送1吨物资每公里要价18芬尼，而到了1870年就只需要5芬尼。铁路带来的效应可谓立竿见影，例如原材料可以由铁路直接往返鲁尔河谷上下游，无需中途卸上卸下。铁路带动商品的需求，通过在沿线设立商铺，激发途经地区的经济活力。

（十三）1840年的内陆货运量方面中水路是铁路的三倍多，而在1870年情况彻底逆转，铁路承担于水路四倍多的货运量。与此同时铁路也改变城市风貌，人们的旅行方式甚至影响到社会秩序。虽然在1890年代之前仍有一些偏远省份尚未连入铁路系统，但到了世纪中叶（确切地说是到了1865年）绝大多数的人口聚居地、制造业和生产中心都已连入铁路网络。伴随着交通的便捷，各地的德意志人开始发觉，他们不仅语言相同，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也都是统一的。因编写大型德文词典《The Grimm》而闻名的格林兄弟从德意志各地乡间巷里收集研究民间故事（即享誉全球的《格林童话》），Karl Baedeker编写关于中欧各地城镇和区域的旅行指南，包括旅行中可供之居所、可看之景胜，同时还简短介绍各地城堡、战场、著名的建筑物和名人。他的指南中甚至还标明间距，哪些路必须避开以及徒步旅行的最佳路径等。自由主义诗人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在他的诗词中不仅表明德意志人民语言上的统一，更传达德意志在地理位置方面也是统一的观点，他用诗句呼唤德意志的主权统一，其诗句成就今日德国国歌《德意志之歌》。

（十四）德国1848年革命之前奥地利和普鲁士开始大肆打压自由主义运动，革命前的这一段时间被称为三月前夕，期间整个欧洲掀起一波自由主义浪潮。自由主义者的改革倡议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项议题，绝大多数欧洲自由主义者在这一期间试图由民族自决原则寻求国家统一，希望促进社会制度步入资本主义，同时要求扩大参选权。保守派势力频繁采取措施予以阻止，统一的呼声还是遍布德意志各邦。1832年5月超过3万人在汉巴赫举行集会，来自社会各阶层的群众以农村乡镇搞集市的形式，呼吁博爱、自由和国家统一。集会者于上午在汉巴赫镇集合后出发，徒步前往附近山上的汉巴赫城堡遗址，于中午抵达。抵达后演说家登台演说，演讲的整体内容与1930年代的国家主义和法国七月革命的目标有根本不同，德意志国家主义提出对国民的教育已经完成，相比法国七月革命在各阶级之间筑起壁垒，集会者诉求的是国家主义的温和处理，不要造成阶级间的冲突。梅特涅针对汉巴赫集会时再次以集会为借口，推动保守势力颁布更严厉的法案，1832年6月28日颁布的六项条款强调君主政体的正当性。7月5日法兰克福的邦联议会通过另外10项条款，重申将继续正在执行的审查制度，限制政治团体并严控公开活动，成员邦同意在政府遭遇社会动荡的威胁时可以借助军队镇压。

（十五）其他若干因素使德意志国家主义的兴起变得复杂化，人为因素包括德意志邦联成员国之间（特别是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政治对立，还有商贸利益与地主利益之间发生的社会经济层面的竞争，自然因素则包括1830至40年代席卷欧洲的两次旱灾导致40年代的大饥荒。工业化和制造业转化后由于寻找酬劳更丰厚的工作，不少人离开乡村和小镇，他们一周都在城市工作，而每周只花1天半的时间回到乡镇。普通民众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紊乱，经济在转型期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以及遇上的气象灾难都加重中欧面临的难题。1840年代中期中欧大面积出现马铃薯晚疫病，再加上连年的恶劣气候导致粮食收成锐减，大多数政府在应对饥荒方面的无能，迫使许多人认为那些高高在上的富人和掌权者根本不关心他们的死活。当权者注意到的却是劳动阶层中的动荡和知识界人士的不满，因此当权者首先想到的便是动用审查、罚款、监禁和流放来镇压批评声浪。1817年瓦尔特堡集会和1832年汉巴赫集会都缺乏清晰可行的统一路线图，在汉巴赫集会上许多演讲者抛出的都是一个个迥然不同的方针，他们只因都宣扬统一而走到一起。但演说从头到尾不包括任何具体的行动方案，剩下的就只是一种理想，即当人们都达到适当的教育程度的时候人们自行会促成国家统一。

（十六）那些会上的豪迈演讲、招展的旗帜、热情洋溢的学生和聚会午餐的人群形同一盘散沙，根本不可能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而邦联议会对于集会的倡议始终无动于衷。到了1848年国家主义者开始寻求解决这个问题，1848至1849年爆发德国1884年革命，革命的目标是统一和树立一部德意志宪法。革命势力向各邦政府（特别是莱茵兰地区（施加压力，要求举行一次立法议会起草宪法。然而在宪法内容方面革命势力内部发生分化，其中许多左翼革命派希望宪法能赋予普选权，建立一个永久的国会和一个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领导的统一的德意志（考虑到各邦中属普鲁士国土面积最大、实力也最强）。与之相对的是革命派中的中间派和右翼只希望在各邦内部扩大参选权，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再实现松散的统一。最终在压力之下出现各种基于不同标准的选举，比如普鲁士的三级选举权。1849年3月27日法兰克福邦联议会通过圣保罗教堂宪法，于同年4月将皇位授予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但遭到威廉四世的回绝。拒绝的原因有多种，表面上他回复议会说没有各邦国王的同意，他无法接受皇位。其实私底下是担忧会遭到其他邦的反对，担心此举会招致奥地利和俄国的军事干预。尽管革命派提出的对选择权的要求，在过去一经提出之后有关主权的议题和参政就都会被搁置，但出乎意料的是法兰克福邦联议会还是起草一份宪法。

（十七）法兰克福邦联议会在一定意义上是失败了，它被迫作出妥协，起草宪法。革命派虽然逼得一纸宪法，但真正寻求的统一却还是没能达成。不过不能说革命派没有任何收获，他们在许多宪法事宜方面与德意志各诸侯进行合作，促成一定程度的改革。法兰克福邦联议会解散之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在拉多维茨将军的影响下，支持通过与各邦诸侯签订自由协定，建立起一个排除奥地利的德意志联盟（称爱尔福特联盟），并在普鲁士领导下差不多完全去除奥地利在各邦中的影响力。然好景不长，奥地利和俄国（俄国是1815年欧洲势力范围协定的担保人）随即在摩拉维亚小镇奥尔米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联手对普鲁士施加外交压力，普鲁士被迫放弃组建联盟。1850年11月普鲁士承认恢复德意志邦联，同意继续由奥地利领导，史称《奥尔米茨条约》。爱尔福特联盟和奥尔米茨条约事件看似短暂又微不足道，其实对德意志各邦的影响是深刻的，自此各邦接下来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是否统一，而变成何时统一。一名前法兰克福议会成员Johann Gustav Droysen就概括问题所在：“很明显德意志问题实际就是在普奥之间二者选一，两者各自站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极端。普鲁士注重整个国家的利益，政策和体制富有改革力度；而奥地利看重的却是王室利益，政策和体制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毋庸置疑。此时的德意志问题早已不是什么宪法的问题，而是权力与实力的问题，哪一方实力占优就能赢得这场较量。现在较量表现出的是普鲁士君主开始代表整个德意志人民，而与此相比的奥地利却做不到。”

（十八）这些条件下的统一带来一个外交问题。可能形成的德意志统一（包括同时在进行的意大利统一）将要挑战1815年达成的势力平衡，统一一旦达成将彻底推翻由英、法、俄、奥四国划分和确保的势力版图。 在该版图中四国共同瓜分各地区，法国的势力范围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并与奥地利共同影响意大利各邦；俄国人拿下中欧东部，并与奥地利一同支配巴尔干；奥地利控制着原神圣罗马帝国的绝大部分中欧领土；而英国则拥有欧陆之外的世界，尤其是海洋。势力范围体系的建立前提是德意志和意大利各邦保持分裂，而不是它们的整合。随着德意志团聚于一面旗帜之下免不了产生一系列疑问，何谓德意志人？德意志在哪里？德意志由谁管理？更重要的问题是到底谁能最好地保卫德意志。面对这些疑问时多方给出不同的答案，在小德意志方案中德意志各邦将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统一，而在大德意志方案中奥地利将统领各邦实施统一。普奥两种方案的对立延续两国自普鲁士王国1701年诞生之日起长期的政治和外交较量，并在之后的20年中酿成最终普奥的军事对决。就在倡导国家主义的人们对德意志统一抱以很高期望之时革命者加入统一进程中，意大利统一运动领导者朱塞佩·加里波第在1865年4月10日寄给德意志革命家Karl Blind的信中写道：“人道方面的进步似乎裹足不前，您和您的上司会知道这是为什么的，原因就在于世界缺少这么一个具有真正领导力的国家。而真正的领导力当然不是去统治其他民族，而是应该教导人民，使他们具备责任感。自觉地去消除国家民族之间因狭隘的利己主义而构筑起的壁垒，从而使相互达成手足般的友谊。” 

（十九）加里波第希望统一后的德意志能够具备这样的领导力：“我们希望能有个国家勇敢地站出来，像中世纪的骑士那般力挽狂澜、扶弱济贫。号召各国一同救助深陷贫困或战火。饱受外国势力欺凌，渴望过上安定美好生活的百姓大众。”185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出现中风，导致身体部分瘫痪，无法继续料理国事。1858年10月由其弟威廉亲王（即日后的德皇威廉一世）摄政，由老毛奇出任总参谋部参谋长，冯·隆担任战争部大臣。冯·隆和威廉共同重组普鲁士军队，而毛奇则对普鲁士的国防战略进行重新设计，使作战指挥体系更趋合理。军队改革还一度造成普鲁士国内的一场宪法危机，问题就在于国会和国王（通过战争部大臣）都想控制划拨给军队的预算。威廉亲王于1862年正式登基称王，是为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之后威廉任命奥托·冯·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支持战争部大臣冯·隆一同解决这场宪法危机。1854-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和1859年爆发的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搅乱英、法、奥、俄四大国这间的关系，一片混乱过后毛奇对作战思想的重新设计、冯·隆和威廉对军队的重组以及俾斯麦的外交手腕合力影响欧洲力量平衡的重新架构，并以军事实力和现实政治主义理念为后盾，籍由一系列对外胜利迅速使普鲁士成为领导整个德意志的力量。

（二十）1862年9月30日在普鲁士下议院的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刚就任首相一职不久的俾斯麦作了他闻名遐迩的“血与铁”演说，其中对现实政治的本质作出他的阐述：“不要指望用演说和决议解决当前所面对的难题，我们在1848和49年就犯了大错，能够解决问题的应该是铁和血。”俾斯麦所说的“铁和血”普遍被认为是德国日后诉诸武力的证据，其实这是对俾斯麦话中内容的误解和引用不当。他演讲中所说的不要指望用演说和决议解决当前所面对的难题，经常被理解为俾斯麦抛弃政治外交手段，其实俾斯麦本人从没主张过抛弃。俾斯麦强“铁和血并不是暗示普鲁士军队的无敌军事实力，实际上是指落实于行动的能力以及两大指标“铁是指德意志各邦的钢铁（和相关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而血是指在必要时使用它们（钢铁和武器）的决心和意志。对铁和血的需求迅速显现出来，在俾斯麦演讲的1862年藉由泛日耳曼主义的和平精神建立德意志国家的思想发生转变，已经从1848年表现出的自由和民主特质逐渐适应俾斯麦的现实政治主义。崇尚现实主义的俾斯麦不仅知道统一国家可以带来的益处，也预想到统一之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可能会遇到的障碍。同时他也深知霍亨索伦王朝对国家的重要性，这一点被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是俾斯麦对1871年帝国成立作出的主要贡献之一。由于德意志各邦之间均签署相互协防的合约协定，使得普鲁士不敢发起单边行动。

（二十一）按照俾斯麦所期望的，要让德意志各邦团结起来对一个单一敌人宣战，那么就必须挑逗他的那些外交对手们，引诱其先对德意志其中的一个邦国开战。德意志的统一按时间顺序可分为三部曲，首先没有子嗣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病故，紧接着1864年爆发普丹战争；接着意大利统一运动提供出兵的借口，1866年普意联手攻打奥地利，史称普奥战争；最后西班牙欲引入德意志的霍亨索伦家族封其为西班牙国王，此举致使法国为摆脱被霍亨索伦势力的包围遂向普鲁士宣战，于在1870年爆发普法战争。普鲁士赢下所有三场战争意味着1815年和约签字方中已无任何一方支持奥地利在中欧的利益，整个德意志只接受普鲁士的君主统治，自此奥地利不再也无力干预德意志事务。三部曲的首个机会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1863年11月15日克里斯蒂安九世成为丹麦国王兼任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的公爵，3天后的11月18日丹麦国王签署十一月宪法宣布石勒苏益格并入丹麦，德意志邦联视此为违反1852年《伦敦议定书》中所强调的对丹麦不得合并此两处独立公国的规定。两公国的人口也有不属于丹麦的特质，荷尔斯泰因的大部分人口为德裔，并在日常生活中说德语；而石勒苏益格的人口则更加复杂，有很可观的一部分丹麦裔少数民族。

（二十二）德意志邦联曾作过多次外交努力以促使丹麦废弃十一月宪法但均告失败，遂于1864年2月1日普奥联军越境进入石勒苏益格与丹麦交战。起初丹麦试图倚仗在维京时代修筑起的地面防御工事，但事后证明这些工事毫无作用。丹麦完全抵抗不普奥联军，同时又指望不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任何支援（由于此次丹麦属明显违反国际条约）。普鲁士在此战和两年后的普奥战争中全军配备史上首款旋转后拉式手动枪机的来福枪，这款来福枪使得普鲁士士兵可以在卧倒匍匐时射击和填装子弹，并且一次就能填装五发。与普军相比时丹麦士兵使用的依然是老式火枪，填装子弹时人必须站立起来，竖直枪管后子弹由枪口塞入，并且只能填一发打一枪。普丹战争最终以普奥联军的胜利而告终，于1864年10月30日签署的维也纳和约中将石勒苏益格交由普鲁士管辖，由奥地利管辖荷尔斯泰因。1866年在新成立的意大利的策应下俾斯麦制造外交局势，声称夹在石勒苏益格与普鲁士之间的荷尔斯泰因理应归属普鲁士，激怒奥地利先行向普鲁士宣战。1866年4月普鲁士派代表前往佛罗伦萨与意大利达成密约，双方将相互策应协同攻打奥地利。翌日普鲁士驻法兰克福代表向议会提交一份计划，呼吁通过直选和普选组建一个全国议会和一部全国宪法，不少德意志自由派人士对此项计划的正当性持怀疑态度，认为此计划纯粹就是为了提升普鲁士的实力。

（二十三）1866年4月21日新组建起的意大利军队进犯奥地利的蒂罗尔和威内托边境，消息传至维也纳使得法兰克福那边僵持着的有关全国宪法的争吵暂且搁置，尽管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和冷静，但意普奥三方都在筹备接下来的武装冲突。5月1日威廉一世授予毛奇全权指挥军队，第二天施行全国总动员。邦联议会中中等面积的邦国反对出兵参与冲突，如符腾堡、巴登、黑森、萨克森-魏玛、萨克森-迈宁根、萨克森-科堡和拿骚公国。俾斯麦为寻求这些邦支持普鲁士，向它们作出一系列颇具诱惑力的承诺，但却遭致各邦政府的回绝。这样一来普鲁士只争取到梅克伦堡-什未林大公国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大公国（两者毗邻勃兰登堡，军事与政治实力非常弱），还有国外的意大利。与此同时社会和政治界中开始出现反对普鲁士强权手段的声音，反对方遍及德意志各邦的城市委员会、支持统一的自由派议员以及那些看重统一能带来丰厚利益的大小商会，它们反对普奥之间发生战事，因为双方的任何冲突不会带来利益，只会让各邦王室渔翁得利。民意观点也趋向于反对由普鲁士主导的体制，莱茵河沿岸信奉天主教的民众（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科隆等大城市和人口密集的鲁尔河谷地带的居民）仍继续支持奥地利。到1866年春末绝大多数重要邦国都开始反对普鲁士以武力重组邦联的努力，普鲁士内阁始终认为只有靠以军事为首的硬实力才能使德意志统一，而与此相反的是法兰克福议会中的自由派却笃信统一仍可由各方坐下来商议来实现。

（二十四）虽然不少德意志邦国最初偏向奥地利，但在面对普军时它们却都采取守势，没能对普军作多少有效抵抗，实际援助奥地利的只有萨克森。法国曾对奥地利承诺会适时给予某种形式的帮助，但事实上法国的帮助不仅太晚且力度也非常有限。使局势对奥地利更为不利的是奥南部边境上意大利的进犯，奥地利不得不抽调兵力赶往威内托至亚得里亚海，与意大利爆发第三次意大利独立战争。在普鲁士方面通过克尼格雷茨战役后普军取得辉煌的胜利，要阻止俄国介入冲突去支援奥地利，能否快速停战就显得非常关键。普鲁士通过战争相继吞并汉诺威、黑森-卡塞尔市、拿骚公国和法兰克福，黑森大公国虽失去部分领地但尚未丧失主权。美因河以南的巴登、符腾堡各自与普鲁士签订条约支付赔款，同时被纳入普鲁士的势力范围。普鲁士将势力范围组建北德意志邦联，并将奥地利及其盟邦排除在外，从此奥地利再也无法继续影响德意志诸邦，转而将注意力投向巴尔干。1867年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与匈牙利达成一致，给予匈牙利王室同等地位与一定自治权之后，建立起共主邦联形式的奥匈帝国。1866年8月23日奥地利与普鲁士签订《布拉格条约》，普奥战争结束。

（二十五）条约中对奥地利算是给予宽大处理，奥地利也大幅度调整其与新生的意大利之间的关系。虽然奥军在战场上大胜意军，但基于普意战前达成的承诺，条约规定奥地利将威内托割让予意大利。实际操作中奥地利先将威内托让给法国，然后由法国转交给意大利。法国对奥地利的遭遇表示同情，加上普鲁士全盘否认战前作出的承诺（1865年9月在比亚里茨的一次会议上俾斯麦曾经向拿破仑三世明言，法国若能在普奥战争期间保持中立，那作为回报时普鲁士会默许法国吞并普法两国之间比利时和卢森堡的部分领土）导致对普鲁士的反感态度在法国蔓延。奥地利战败后北德意志邦联拥有自己的宪法、国旗和政府行政机构，普鲁士通过军事打击制服奥地利，尽管如此但虽说这样一来奥地利对诸邦的影响是去除了，同时也无可挽回地造成泛德意志统一势力的分裂，大多数德意志邦国对普鲁士的强权政治开始持反感态度。截至1870年欧洲政界普遍从普奥战争中得出三点教训，首先旧有的联盟和1815年划分的势力范围很脆弱，一个强大的邦国凭借自身的军事实力就能发起挑战；其次通过巧妙地运用外交手段制造出使对方倍感不利的氛围，引诱对方率先宣战，然后便以外部侵略的受害者身份谋求联盟其他诸邦的帮助，合力对付对手；最后普鲁士的军事实力已经远超奥地利，各邦普遍承认只有普鲁士才能保护它们免受外部势力的干涉或威胁。

（二十六）1866年绝大部分的中等规模邦国都还抵制普鲁士，可到了1870年这些邦国不是被强迫，就是被哄骗着加入普鲁士主导的协防联盟。一旦欧洲外部势力对联盟中某邦宣战，所有其他成员都将协助组织防御。经这一手对欧洲事务的巧妙操纵之后，俾斯麦制造出对法国十分不利的局面，接下来法国成为德意志眼中的侵略者，而普鲁士俨然扮演德意志权利与自由的捍卫者角色。1815年诞生的维也纳体系到普奥战争时率先往维也纳体系上划了一道裂缝，而接下来的裂痕出现在西班牙。1868年西班牙爆发革命推翻女王伊莎贝拉二世，她被迫逃往巴黎，西班牙王位出现真空。西班牙人希望能由信奉天主教的王室继承王位，遂提名三位欧洲王子，但均被拿破仑三世（作为区域内权力的经纪人）否决。最终决定将王位授予霍亨索伦-士瓦本系锡格马林根分支的利奥波德，他是霍亨索伦家族中信奉天主教一脉的后裔。接下来的数周内西班牙的此次王位授予引起欧洲的广泛讨论，俾斯麦鼓励利奥波德接受该王位，若是成功落户西班牙意味的将是西普在法国两侧同时拥戴霍亨索伦称王，这无疑是俾斯麦最希望看到的情况，但对拿破仑三世来说却是无法接受的。法国外长写了封明确的最后通牒给作为霍亨索伦家族首领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文中陈述任何霍亨索伦王子均不得继任西班牙王位，若有染指法国政府必将作出回应，随后利奥波德选择放弃。

（二十七）可法国驻柏林大使Benedetti仍不肯罢休，他跑去面见正在疗养地埃姆斯温泉休假的普鲁士国王威廉，当面要求威廉发布一项声明，声明普王不会赞同霍亨索伦继承西班牙王位。威廉拒绝作出此类声明，两人不欢而散之后威廉命秘书Abeken迅速通过加急电报告知柏林的俾斯麦。威廉赋予俾斯麦向外发布电文内容的权力，俾斯麦对电文作了修改，删去威廉和解口气的词句，再着重强调事件的真相。电文于当日晚发布给报社和使领馆，整个电文给人的印象就是法使提出的要求太过分，而普王也回复得很粗鲁。这正是俾斯麦精心设计的目的，既让法国人看后觉得普王羞辱法国大使，又得使德意志人认为法使在侮辱普王，此即著名的埃姆斯密电。这一公告由法国的哈瓦斯通讯社翻译成法文，翻译中将大使的“要求”改成“询问”。对“副官”的翻译也有问题。在德意志中副官官阶很高，但在法文中副官是指一种无任何官衔的文职人员，意思也就变成普王拿无官衔的低等人员打发法国大使。这一版本立即于第二天登上法国各大报刊，在法国大使还没来得及汇报实际情况之前，这份经修改又遭不当翻译的公告跃然纸上地惹毛法国人，让他们相信是普鲁士国王羞辱他们的大使。尚未从萨多瓦战役的失利中摆脱出来的法国公众，纷纷呼吁对普鲁士发动战争。

（二十八）普奥战争前后拿破仑三世曾以调停人身份参加和谈，虽尝试过向普奥两边捞取领土酬劳却最终一无所获，随后他希望奥地利能发动战争复仇。但是1866年《布拉格条约》的签订将所有德意志军事力量统一在一起，也就是说如果法国动武的话德意志必将合力打击法国。面对拥有所有德意志邦国援助的普鲁士，法国打击普鲁士就等同于同整个德意志作战，而且自己又是孤立无援。冯·隆对军队的重组以及毛奇设计的作战战略在普法战争中发挥出巨大作用，普军的机动速度令法军目瞪口呆。普军承袭70多年前拿破仑一世的那套战略，集中力量突破局部几个点，这种能力压倒法军。普军在移动部队时还利用境内铺设的铁路网，部队获得充足的时间加以休整备战。反观法军依然是靠徒步行军，往返奔走于各个战场。普军在拿下数场战役之后击溃法军主力，先推进至梅斯，之后攻下法国首都巴黎。1870年9月1日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法军部队也被围，士兵全数变成战俘。法兰西帝国皇帝耻辱般地被俘，法军全军覆灭。消息传到巴黎后一片混乱，反对拿破仑的势力趁机推翻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最高司令部希望巴黎主动请求和谈，不料新成立的共和国政府拒绝投降，普军随即对巴黎实施包围并持续炮击城内，直到1871年1月中旬才解除包围，此时的巴黎已到了再也经不起轰炸的极限。1月18日德意志诸邦王室和高级军事将领聚集在凡尔赛宫镜厅，拥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德意志皇帝。

（二十九）随后的5月10日法国与德国签订《法兰克福条约》，条约规定法国向德国归还说德语的地区（洛林中说德语的部分区域以及整个阿尔萨斯）；法国须支付一笔巨额赔款，以人口多少计算，总额相当于1807年拿破仑一世榨取普鲁士的那笔赔款数额；法国必须接受德国对巴黎和法国北方大部的管理权，而撤军则是看法国分期支付赔款的落实情况，落实多少数额的赔款就撤走多少人数的兵。普法战争的胜利带来国家主义，在1860年代前半段奥地利与普鲁士都互不相让，全力争夺整个德意志的代言权，两者都坚称自己能在国内外保护德意志的利益。在石勒苏益格-菏尔斯泰因问题上普奥两国也都是全力争取、平分秋色，1866年战胜奥地利之后普鲁士得以至少在国内行使其权力代言德意志各邦并保护各邦利益，反观奥地利则是将其注意力转至巴尔干半岛的所有权争夺。1871年击败法国确定普鲁士在德意志邦国中的绝对主导地位，随着威廉一世被拥立为德意志皇帝，普鲁士掌控整个帝国的领导权。南部诸邦应1871年5月10日签订之《法兰克福条约》，官方名义正式并入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至此普法战争宣告结束。德意志从一个松散的邦联体变成一个联邦制国家，功臣不仅仅有俾斯麦，统一之所以成功还要归功于神圣罗马帝国治下时的法理合作，再加上经济方面关税同盟的存在和实施。此外自由派领导的1848年革命、冯·隆对军队的重组以及毛奇发挥出的战略智慧等，这些都对德意志的政治统一起到一定的作用。

（三十）尽管经常被视作是君主联合，但对德意志帝国严格地说已经发展成联邦制。1866年颁行的北德意志邦联宪法演变成为1871年发布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以这部宪法来看新的德意志具备一些民主特征，最明显的是帝国议会赋予年满25岁的所有公民直接和平等的选举权利。此外选举普遍没有出现什么舞弊欺诈现象，使全国议会的声誉大大提高。尽管如此但立法议案能否通过还需得到由各邦代表组成的联邦会议的同意，而这个联邦会议又恰恰被普鲁士牢牢地控制和影响，这样一来普鲁士实际是对帝国议会和联邦会议都能施加影响。普鲁士国王以皇帝身份握有执行权，有权任命联邦的宰相，而宰相只对皇帝负责，并完全为皇帝自行作出的决定服务。按官方定义宰相的职能类似一人内阁，负责管理国家的所有事务，而在实际操作时下派数名国务卿作为非官方性质的各部大臣分管财政、国防、外交等各领域。除了1872至73年以及1892至94年这两段时期以外，帝国宰相一直身兼普鲁士王国首相之职。帝国议会有权通过、修订或是否决法案，但无权起草法案（起草法案的权力留给帝国宰相）。对于普鲁士以外的其他邦大体允许保留军队，但较小邦的军队必须交由普鲁士控制，而那些较大的邦虽说能够保留自己的军队，但也须遵照普鲁士的军事准则进行大幅改革，以求在战时能立即被联邦政府征用。

（三十一）特殊道路假说将德国在20世纪遭遇的困境归因于帝国形成期间政治、法理和经济基础的薄弱，普鲁士的地主精英、容克地主贵族依然在统一的国家中保有实质的政治地位，他们力量的存在使得中产阶级、佃农和城市工人在1848年和1871年两次试图革命突破的努力均告失败。一次对大资产阶级在帝国建设中的作用研究驳斥先前认为的容克地主主导政治和经济的看法，这一新的学术思想表明汉萨同盟市商人阶级的商贸往来和政府领导的工业大力发展才是对第二帝国的进步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此外还有来自不同机构的研究也同样对威廉的德意志帝国有了全新的看法。虽然容克贵族们确实控制官场，但与特殊道路假说的观点所不同的是，他们并不主宰社会、政治或经济领域。与东部的容克势力相平衡（抗衡）的是西部各邦的大资产阶级（包括银行家、商人、实业家和企业家）以及由公务员、教师、教授、医生、律师和科学家等形成的愈加壮大的职业大军，因此特殊道路假说虽仍有助于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形成，但假说也早已无法主宰对19世纪中欧的研究。学者们转而开始研究从1840年代的自由派改革和1860年代的社会主义风潮中汲取有用的元素，进而挪用到如此保守的社会政体中去，俾斯麦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