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仍乐 周炽成:甘泉后学对阳明学的批评与反批评——兼论刘宗周、黄宗羲是甘泉后学

来源：《现代哲学》2014年第6期

【摘要】湛甘泉与王阳明既是朋友，也是对手。从甘泉后学对阳明学的批评与反批评，可见两家关系之错综复杂。作为浙人的甘泉后学刘宗周和黄宗羲，既受阳明学的影响，也受甘泉学的影响，但学界多注意前者而忽视后者。从甘泉学脉来看这一对师生，对他们会有新的定位。针对同门对阳明学的批评，黄宗羲确实经常进行反批评。但我们不能说，甘泉学在晚明已完全与阳明学合流，从而失去独立性。从刘、黄二人以及其他甘门人士的作为，我们不难看出甘泉学在中、晚明的影响。

【关键词】甘泉后学；阳明学；刘宗周；黄宗羲

　黄宗羲对明学有两种很有影响的说法，其一是“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另一是甘泉“与阳明分主教事”。他在这两种说法中都充分肯定了阳明与甘泉对明学的重要贡献，但却常常对甘泉后学批评阳明学进行反批评。吊诡的是，若按师承关系来说（甘泉———唐枢———许孚远———刘宗周———黄宗羲），黄宗羲也是甘泉后学！这样，他的反批评就颇为复杂了。在本文中，我们将考察曾经与阳明分主天下“教事”的湛甘泉之后学是如何看待阳明学的，由此展现两家错综复杂的关系。站在学术的立场，我们会实事求是地看待黄宗羲这位倾向阳明学的甘泉后学的观点，如发现他有偏颇之处，也会不客气地予以批评。

一

甘泉后学与阳明学错综复杂的关系，无疑涉及到甘泉与阳明二人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既是“一见定交” 的朋友，也是“分主教事” 的对手。具体言之，在早年，甘泉更多地把阳明看作朋友；在中年，他与阳明保持很深的友谊，但也有很多争辩；在晚年，面对阳明学影响越来越大，他有时强调自己与阳明的分歧以突出自己学说的特色，但有时也调和两家，如他在阳明的墓志铭中写到： “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则同也。”当然，这种调和不一定能成功，黄宗羲即言两人之学“是终不可强之使合也”。但“调和说” 对甘泉后学肯定是有影响的，由唐枢可证之。

唐枢，字惟中，号一盭，甘泉一传弟子。唐枢仿甘泉《心性图说》著有《真心图说》，且在其中指出“真心即是良知”，故黄宗羲认为他“于甘泉……阳明……两存而精究之。卒标‘讨真心’……然真心即良知也，讨即致也，于王学尤近”。黄宗羲说唐枢“两存” 可以，但“讨即致”，则非也。其实，他自己就指出“致” 与“讨” 有不同——— “致之，则工夫在本体之后……讨之，则工夫在本体之先”。黄宗羲上述自相矛盾的说法倒显示了他刻意肯定唐、王二学“尤近”之心态。不过，如果考虑到倾向阳明学的他正是唐枢之后学，那么他的“刻意”倒可同时避开对师说与阳明学的批评。而对甘泉后学吕怀，他就没有这么“刻意”了。

吕怀，字汝德，号巾石，甘泉一传弟子。他也主“两存”： “天理良知，本同宗旨……只在变化气质。学问不从这上著脚……只是虚弄精神，工夫都无着落。” 表面上，吕怀强调“变化气质”，批评“虚弄精神者” 而非阳明。但“虚弄精神”是明人批评阳明学的常见观点（见下文），故其说就多少有暗含批评阳明学之嫌。或因此，黄宗羲批评其说： “离性于气质，总由看习不清楚耳。”然他还是认可吕怀之强调“功（工）夫”的，如他认可甘泉后学何迁之说。何迁，字益之，号吉阳，甘泉一传弟子。他十分强调“功夫”，并认为“阳明之学……嗣后一传百讹……不假学力……由是继之以畔。夫良知曰致……非百倍其功不可入”。但他只批评阳明后学，而不像吕怀那样有暗含批评阳明学之嫌。这得到了黄宗羲的认可： “其疏通阳明之学……亦中流之一壶也。” 为学强调“功夫”，可说是甘泉学的一个传统，在甘泉后学中也多见。如甘泉后学蔡汝楠也如是。

蔡汝楠，字子木，号白石，甘泉一传弟子。他认为“良知天理之学……人往往作口耳知解……圣人发蒙在亨行时中，要之良知天理，可亨之道也”。蔡汝楠的批评与“亨行时中” 之“功夫说”都颇为含糊。或鉴于此，黄宗羲对其说竟没有任何评论。不过，黄宗羲并非对任何含糊之说都这么客气，如他对甘泉后学洪垣之说。洪垣，字峻之，号觉山，甘泉一传弟子。他的观点比较复杂： “阳明公之言……似倚于微而无上天之载，失之倚……甘泉公……乃大揭……中正之语……似又倚于显而有处，失之倚……显之失，尚有规矩可循，微之失，则渐入于放而荡矣。”洪垣这种以甘泉学“救弊” 阳明学而又引发新流弊的说法相当含糊。而他“显之失”之言更是有抬高甘泉学以贬低阳明学的嫌疑，故黄宗羲针锋相对地反批评他： “以随处体认……未免倚之于显……以致良知似倚于微……为不足恃……则倚之于显……得无自相矛盾乎？”黄宗羲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但他对许孚远的“自相矛盾”却视而不见。

许孚远，字孟仲，号敬盭，唐枢一传弟子。他曾与周汝登论辩“无善无恶说” 且偏袒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 一语，盖指其（良知）未发廓然寂然者”。而周汝登的反驳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无善无恶心之体’ 一语，既指未发廓然寂然处言之，已发后岂有二耶？……夫自生矛盾……不可也。”但黄宗羲对此却反批评周汝登： “竟以性为无善无恶，失却阳明之意。”无善无恶心之体” 毕竟是阳明之说，故黄宗羲此言难免有失偏颇。而他对许孚远的宽容，恐怕多是出对师公的尊重。至于老师的同门冯从吾，他就不得不更为委婉地“尊重”了，因为冯从吾是明确批评阳明学的。

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许孚远一传弟子。他不但批评阳明“以‘无善无恶为心之体’，翻孟子性善之案，堕告子无善无不善、佛氏无净无垢之病”，而且还认为“近世……病猖狂者什九，皆起于为‘无善无恶之说’ 所误”。奇怪的是，黄宗羲在冯从吾的学案中无上述批评之任何引录与反批评，但辗转到周汝登的学案却反批评： “后来顾泾阳、冯少墟皆以无善无恶一言，排摘阳明，岂知与阳明绝无干与！”阳明之说毕竟含有“无善无恶一言”，怎能说“与阳明绝无干与”呢？不过，在晚明，总体上反对“无善无恶说”的声音比支持它的声音大得多。故或鉴于同门身份与时风，黄宗羲对冯从吾的批评相当“迂回”。而他对王道的批评就直接多了。

王道，字纯甫，号顺渠，甘泉一传弟子。他明确批评“阳明先生……固存省之一法……是几于执一而废百矣”。但黄宗羲却认为“此在门弟子之失，而以加之阳明，不受也”。他还指出王道是湛、王两家的“边缘人”： “先生初学于阳明……又从学甘泉，其学亦非师门之旨，今姑附于甘泉之下。”这样，王道的批评之意义，无疑在甘泉后学中大打折扣。不过，杨时乔就不存在这样的“身份问题”。

杨时乔，字宜迁，号止盭，吕怀一传弟子。《明史》谓：“（杨）时乔……最不喜王守仁之学……尤恶罗汝芳……具疏斥之曰： ‘……汝芳假圣贤仁义心性之言……反道乱德……望敕所司明禁……’” 他又批评阳明学“为心学者，于佛氏尝即心而见其血气凝定……又得孟子‘良知’两字偶同……援假遮饰以为名”。对此，黄宗羲反批评道： “此是先生以意测之，于阳明无与也。”杨时乔“意测” 确有，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政治层面对阳明学的批评（“望敕所司明禁”）。不过，他这批评多是针对罗汝芳等阳明后学而非阳明本人，而其同门粤人唐伯元则是直接针对阳明本人了。

唐伯元，字仁卿，号曙台，吕怀一传弟子。《明史》谓：“（唐）伯元……深疾王守仁新说。及守仁从祀文庙，上疏争之。” 阳明一旦从祀孔庙即意味他的学说成为“官方之学”，故唐伯元之上疏实有反阳明学（尤其在政治上）之重要意义。在疏中，他首先否定了时人批评阳明学为“禅学”、“弄精神” 等“六大批评”，然后批评：“（阳明）曰：‘不闻是本体，戒慎恐惧是工夫。’又曰：‘戒慎恐惧是本体，不闻是工夫。’不知本体、工夫从何别也？曰：‘有心是实，无心是幻。’ 又曰： ‘无心是实，有心是幻。’不知实与幻、有与无，从何定也？” 在“严滩问答”中，阳明即意在调和上述矛盾，故其说也并非无所见。接着，他又指出： “守仁之学……岂能出献章造悟之内？……曾不挂口献章一语……或者比而同之，过矣。”唐伯元显然有意贬低阳明而抬高白沙，且暗指阳明吸取（甚至剽窃）了白沙的思想而又完全没有提到白沙。最后，他似乎是退了一步说： “（阳明） 其气节……勋名……文章……合之以祀于孔庙，似亦不为甚过。”但他又说： “凡有学守仁者……不得学其言语轻易之失。” 唐伯元这种“退” 的说法，事实上显示了他批评阳明学的“执着”。唐伯元不但批评阳明学，而且直接批评阳明本人，可说是甘泉后学中批评阳明学之最激进者。但黄宗羲在学案中并没直接反批评唐伯元，而是提及一“逸事”： “孟我疆问于顾泾阳曰：‘唐仁卿何如人也？’ 曰： ‘君子也。’ 我疆曰：‘君子而毁阳明乎？’ 曰： ‘朱子以象山为告子……何但仁卿？’ 泾阳过先生（唐仁卿） ……曰： ‘……文成恐人认识为知……点出一良字……恐人将这个知作光景玩弄……点出一致字……奈何归罪于良知？’先生曰：‘善……向者论从祀一疏，尚合有商量也。’”按，“此段文字是现存唯一能反映唐伯元曾修正自己对王学态度的材料”，故其可靠性还有待考证。但无论如何，黄宗羲借顾泾阳之说使得他既保持了对同门之尊重，又达到了反批评的目的！然而，这并不影响唐伯元是“最激进者”。

二

本文开头已经说到，黄宗羲和他的老师刘宗周事实上都是甘泉后学，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从这一角度对他们师徒二人对阳明学之态度进行考察。我们不妨先从刘宗周说起。

刘宗周，许孚远一传弟子。黄宗羲在《子刘子行状》中总结其师对阳明学之态度道： “先生……驳《天泉证道记》曰： ‘……如心体果是无善无恶…… 无乃语语绝流断港乎？’ 其驳‘良知’说曰： ‘……止因新建将意字认坏……仍将知字认粗……非《大学》之本旨明矣。’ 盖先生于新建之学凡三变；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辨难不遗余力，而新建之旨复显。”依黄宗羲之说，刘宗周不但对阳明之“无善无恶说”、“良知说”等都进行严厉批评，而且认为阳明背离了“《大学》之本旨”。但奇怪的是，他又认为老师在“三变”之后，使得“新建之旨复显”。如果说刘宗周批评阳明“背旨”，那么显然与黄宗羲“复显”之说前后矛盾。黄宗羲这种“矛盾说”颇为令人费解。

又，刘?在《蕺山刘子年谱》也曾言“三变”：“先生于阳明之学凡三变……始疑之，疑其近禅也。中信之，信其为圣学也。终而辨难不遗余力，谓其言良知， 以《孟子》合《大学》……失之粗且浅也……而世之竞以玄渺称阳明者，乌足以知阳明也与！” 如果再考虑到刘?在完成其父的年谱且又去世后，黄宗羲还没有完成老师的行状，那么黄宗羲的“三变说”，就很可能来自刘?之说。进而，从刘?的“乌知说” （即认为刘宗周有维护阳明学之意） 来看黄宗羲的“复旨说”，后者的“矛盾说” 似乎可得到一个解答：阳明学经过刘宗周的“辨难” 后，时人的某些观点剥离了，而阳明自己的观点就“复显”了。但需要指出的是，两人之说都只是代表他们的个人之见。事实上，刘?的“乌知说”是基于刘宗周晚年写的《良知说》而言，故判断两人之说恰当与否，有必要回到《良知说》文本本身。

在《良知说》中，刘宗周确是批评阳明学不合《大学》之说： “阳明子……只传孟子教法，于《大学》之说，终有未合。” 但纵观全文，刘宗周多是“辨难”，而无“维护之说”，故此说恐怕多是刘?他们自己的“有意补充”。然而，他们竟都“忽视” 了刘宗周在文中的新见解：“然则良知何知乎？知爱知敬而已矣……阳明曰：‘致知焉尽之矣。’ 余亦曰： ‘致知尽之矣。’”刘宗周以“知爱知敬说” 对治阳明的“良知说”，显然非“复旨”。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作为甘泉后学的角度来看，刘宗周此说乃多少受到甘泉学的影响而形成。因为甘泉在其《心性图说》中就指出： “良心……始之敬者，戒惧慎独以养其中也……终之敬者，即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甘泉对良知（心） 不但强调“敬” 之始终“功夫”，而且还要求“戒惧慎独以养其中”。故刘宗周的“知爱知敬说”，从他的师承渊源来看，实是与甘泉学有关，甚至其慎独之学，也滥觞于甘泉学。

但不知为何，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没有直接提及蕺山学与甘泉学之渊源，只是提到了刘宗周曾师从许孚远。事实上，从甘泉学脉来看蕺山学，不但其中的“知爱知敬说”、慎独之学与甘泉学有渊源，而且诚如乔清举所言： “（刘宗周）强调理气、心性、心理之不可分，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之不可分，道心人心之不可分，亦皆滥觞于甘泉之学”。故蕺山学之形成除了受阳明学影响之外，实也离不开甘泉学之影响。对此，乔清举更指出： “刘氏之学，融合了湛学与王学，使明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种说法可能还有商榷之处，但我们应该可说：蕺山学使甘泉学在中、晚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刘、黄二人的“有意补充” 也并非“无中生有”。因刘宗周确曾批评时人视阳明学为“禅学”： “然则阳明之学……未可病其为禅也……只为后人……推而让为佛氏之物，亦安见其有以相胜？”且在《良知说》中，他也无批评阳明学为“禅学”，故两人之“补充” 亦是言之有据。进而，再细究《良知说》，也可见他多少有把《天泉问答》之说归咎于阳明后学之意： “阳明子言良知……至龙溪所传《天泉问答》……益增割裂矣。”此外，他对阳明的批评也多有委婉之词：“止因阳明将意字认坏，故不得不……又不得不……矣。”“止因”、“不得不” 等词都明显带有惋惜之情，故我们不能说刘宗周对阳明学无其维护之一面。

总体上，作为甘泉后学的刘宗周对阳明学之态度可说既有批评的一面，又有维护的一面，显得相当之复杂。与老师不同的是，黄宗羲却更倾向阳明学，甚至有意拉近老师与阳明（“有意补充”与“忽视”）。显然，从黄宗羲作为甘泉后学来看，他对阳明学之态度是离不开他对甘泉学之态度。故我们有必要考察黄宗羲对王、湛两家之态度。

黄宗羲倾向阳明学，这是众所周知的，甚至他的整本《明儒学案》都是以阳明学的发展为主线。如果他有批评阳明学的话，则是批评阳明后学，而不是阳明本人之学。他对其他甘泉后学之批评阳明学进行反批评，也进一步说明了他的这种倾向。但这不是说黄宗羲对甘泉学并不认可。上述种种反批评的“委婉” 与“尊重”，都表明他还不至于与甘泉学派决裂。同时，他也肯定了甘泉在当时享有与阳明分主天下“教事”的学术地位。此外，他对老师师承甘泉后学许孚远的叙述是相当明确的。不过，黄宗羲对甘泉批评阳明学确有所不满：“先生（甘泉） ……谓阳明……格物是正念头……此不足为阳明格物之说病……今曰随处体认……其言终觉有病也。” 他直接对师祖甘泉之说进行批评与反批评，可见其倾向阳明学之心。他对甘泉学的不满甚至促使他更倾向阳明学。但如果考虑到，在中、晚明，阳明学的影响大于甘泉学，而黄宗羲与阳明又同是浙人，且其师刘宗周对阳明学也多有维护等因素，那么，他倾向阳明学也在情理之中。当然，我们不能说，黄宗羲完全没有受到甘泉学之影响。事实上，当他晚年提出“心无本体，功力所至，即其本体” 之说而表现出逸出阳明学的趋向时，其说中恐怕多少还有些甘泉学的痕迹。黄宗羲虽有意无意淡化其甘泉后学之背景，但我们从他在《明儒学案》的叙述中不难发现“甘泉———唐枢———许孚远———刘宗周———黄宗羲” 这样的学脉。他也没有否认这样的学脉。

总的来说，如果比较作为甘泉后学的刘宗周与黄宗羲对师祖与阳明的看法，显然可见：老师受甘泉的影响更大一些，学生受阳明的影响更大一些；老师明确批评阳明学，而学生则对阳明学有更多的维护；老师离甘泉学更近一些，而学生则稍远了一点。这或正如黄宗羲“夫子自道”：“名湛氏学者……即未必仍其宗旨，而渊源不可没也。”

三

甘泉后学对阳明学的批评与反批评，可说是承甘泉与阳明之既是“朋友” 又是“对手” 的复杂关系而来。如果把刘宗周、黄宗羲也视为甘泉后学，那么黄宗羲无疑是阳明之“朋友”，而刘宗周则更多地如甘泉，即与阳明既是“朋友”又是“对手”。在此，我们大概可将甘泉后学对阳明学之态度近“朋友”者归为一派，其中包括唐枢、吕怀、何迁、蔡汝楠、洪垣、许孚远、黄宗羲等；而近“对手”者则为另一为派，其中包括冯从吾、王道、杨时乔、唐伯元等。第一派如对阳明学有所批评，那只是批评阳明后学而非阳明本人之学。黄宗羲对同门批评阳明学进行反批评，是这一派中的最激进者。我们甚至可说他经常游离了甘泉后学之身份。第二派则多有见于阳明后学之流弊而直接批评阳明学乃至阳明本人，其中无疑以唐伯元为最激进。至于刘宗周则处于这两派之间而与甘泉遥相呼应。在甘泉后学中，“朋友” 派要比“对手” 派多。又诚如乔清举所言： “最值得重视……是唐枢———许孚远———刘宗周一系。” 但需要指出的是，“对手” 派的存在也恰恰最能说明甘泉学并没有淹没在中、晚明的阳明学之时流中，而保持了自己相当独立的学术传承与影响。且正是这种独立性使甘泉学能够延绵至明末，进而最终在刘宗周之学中达到新的高度。此外，甘泉后学黄宗羲虽然倾向阳明学，但我们显然不能把他简单地归为阳明后学。不管怎样，甘泉学在中、晚明的重要影响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黄宗羲对阳明学确有明显的倾向，但从学脉上来说，他是甘泉学一脉的人。对于同门中的“朋友”派，他有意识地以阳明学为准来淡化他们与阳明学的差距，而对于同门中的“对手”派，则在遵循师道的原则上进行有克制甚至“迂回”的批评，可见其用心之良苦。这或因黄宗羲是浙人，对老乡阳明多有同情，多有维护，但他究竟是甘泉后学，又不能不保留对甘泉学派的尊重，以致出现了前述种种复杂之面相。而“对手”派之最激进者唐伯元是粤人，与白沙、甘泉为同乡，这恐怕不是巧合这么简单。

进一步考察两派的地缘因素，可发现： “朋友”派是今安徽（洪垣）、浙江（唐枢、蔡汝楠、许孚远、刘宗周、黄宗羲）、江西（吕怀、何迁）等人，即他们的籍贯都是当时阳明学影响较大的地方；“对手” 派则是今陕西（冯从吾）、山东（王道）、江西（杨时乔）、广东（唐伯元）等人，只有一人是江西人，即他们的籍贯多是其时比较疏离阳明学的地方，甚至在那里还有可与阳明学相抗衡的地方之学（如当时在广东有白沙学、甘泉学，在陕西有关学）。故两派的分立确有不可忽视的地缘因素。

地缘的因素虽然很重要，但学缘的因素也不能忽略。如黄宗羲一系即多倾向阳明学，而唐伯元一系则多批评阳明学。故可说，地缘因素与学缘因素的奇妙结合，使黄宗羲以及他的老师刘宗周与甘泉学和阳明学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无论如何，淡忘了两人是甘泉后学这一点，恐怕难以全面、深入地理解他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