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活动中的信仰

“反科学”始终贯穿于后现代科学哲学之中。1996年出版的《劳特里奇哲学史》第九卷第七章题为“当今科学哲学”，作者阿西加将科学比作“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一种自然宗教“，他说“科学研究作为我们文化的一个中心项目以及看待我们文化的其他项目与科学的互动是一条开放的大道，重要的是把科学哲学看作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哲学的一个孤立项目。把科学哲学从人类文化哲学一般割裂开的是守门人把任何非科学的项目都视作低于哲学尊严的观念。这个观念不是哲学的。任何人性的东西，无论是科学或人类文化其他任何方面的东西，对任何哲学家都不是局外的”。这些论调反映了后现代科学观的特点：一是把批判科学的哲学与科学研究的工作混为一谈，二是对科学与文化话语不作任何区分。 这种衰败，负面的科学哲学研究，同非理性主义之”上帝已死”，以及海德格尔于1954发表的《技术的追问》引用的荷尔德林诗句“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寄希望于”天命“事件对人类意义的拯救，又与存在主义的荒谬之问，乃至其解释的价值、宗教信仰的失落。都是同一问题在黑格尔之后哲学两大分支之中的辩证运动——人类要发展，就一定要科学，人类要存在，就一定要遏制科学以便使人之意义保留。正如怀特海指出的”除感官冲动以外，对人类具有影响的两种最强大的普遍力量，一种是宗教的直觉，另一种是精确的观察和逻辑推理“。整个近代哲学史与科学史乃至宗教史都是在这种理性与意义的辩证运动中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而在当今理性与意义割裂乃至二元对立的背景下，一种科学与信仰，即理性与意义统一的世界观显得愈发重要。而在此之前我们首先要寻求导致二者分裂的根源，以及这种二元对立随时代发展的不同表现形式。 人类最初的文化形态无一例外都是宗教和神话。哲学，或者说科学与理性诞生于古希腊，然而前苏格拉底时代的科学家们是披着思辨外衣的“神学家“，”水“，”气“，”无定“，”火：乃至四元素无不是对宗教神话中“永恒”与“完善“”必然“这类抽象神学概念的信仰和展开。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无信仰者会脱离于动物的范畴，抽象出并追求这种特质。换句话说，对终极关怀即意义的追求既是人所之为人的类本质，是人与动物划分的最后界限。又是理性与思辨产生的根源。 当然在承认意义本位的同时，也并非否认古希腊哲学的理性部分，毕达哥拉斯的数，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这些都是以理性描绘世界，将“自然神“理性化。最终从基督教与古希腊哲学的融合当中我们看到了理性与意义的统一，”科学“与信仰的统一。他既保留了意义的内涵与充实，又具有理性的品质。教父哲学与经院哲学家们的问题也是如何实现二者更为完美的统一。 理性与意义在基督教中的统一最终在14世纪“人“的发现中产生了裂隙。两者的辩证运动也注定了意义在战胜彼时象征宗教的理性之后，哲学最终走向了意义的反面。笛卡尔的完全由”我思“建立的世界图示中，信仰（上帝）仅仅变成了一种理性与世界联系的虚构的毫无生机的填充物。在此基础上的唯理论经验论者也同样直接或间接抛弃了意义的内在，最终在休谟的怀疑论中可以看到对形而上学合理性的质问。 ，康德看到了这一问题的实质，然而其为理性划分极限，留予意义空间的行为却恰恰揭示了二者在被近代科学发展撕裂后的不再可通约性。这是近代哲学史中对意义与理性最后的“结合“。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完全抛弃了意义的合法性，仅仅将与客观符合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维特根斯坦和卡尔纳普分别用自己的方式，将意义排除于逻辑空间之外，”既然逻辑空间是命题整所规定的框架结构，既然命题的整体是语言，既然语言的主体是自我，那么逻辑空间由自我来应用，逻辑空间也是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实的总和，自我通过规定逻辑空间应用范围限制了世界的界限“。卡尔纳普在《哲学的伪问题》，《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中，将包含意义的命题完全证伪。甚至其对海德格尔（同样批判形而上学）的《什么是形而上学》一书中的某些抽象意义，赋予某些价值的词语也颇有微词。可见逻辑实证主义者对意义价值嗤之以鼻的程度。 面对意义在人类理性世界完全无立足之处，甚至沦为各学派争相推翻的“旧王朝”。非理性主义者们试图代替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体系的体验，以“意志”，“生命冲动”否定一切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与知识论。其非理性的特征标志了其必须用文学写作的手法来规避理性的推理论证：“在我们知觉被冻僵不动的东西又暖和过来了，运动起来了，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复苏了，我们之内的一切都重新变得有生机了，一个伟大的冲动推动者万物，我们感觉自己被这个伟力激动的精神昂扬，陶醉入迷，被她牵引进去，我们现在更有活力了。”——柏格森《创造进化论》。 然而在理性占据主导的近现代社会，20世纪50年代的战后人们对生命存在的思索却激发了一场对意义重新拾取与考量，存在主义也是诞生于这场潮流之中。事实这场热潮也是理性与意义不可调和后，胡塞尔通过回到事物之中的现象学来寻求二者的统一，海德格尔将“现象”从“先验自我”转向“人的存在”的领域，这是现象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以说，存在主义是对理性信仰统一的新思考，并赤裸裸的向我们揭示了现实二者割裂的窘境。萨特在其《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说：上帝不存在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因为随着上帝的消失，一切能在理性天堂内找到价值的可能性都消失了，因此人就变得孤苦伶仃了，因为不论在自己内心里或者自身之外，都找不到可以依赖的东西了，他会随时发现他是找不到借口的“。其”绝对自由“便是对意义完全缺失的惶恐与无助。其与神父克尔凯格尔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哲学界意义缺失的后果尚如此，然而意义缺失的科学界，是否有某种替代品？使得现代科学家如同古希腊“神学“式哲学家（科学家）们追求”永恒“一般，乐此不疲的追求？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情感“，海森堡的”大自然如此慷慨的将珍贵的数学结构展现在我眼前‘。这些都是对“美”本身的追求，又或许是对象征美的“自然神“的崇拜。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同古希腊哲学家们一样，实现了理性与意义的统一，但前者是原始的统一，是原始宗教与理性的综合，后者则是意义的升华，意义与理性统一方法被物理学家们重新拾取并得到了发展。但在生物学界这种意义的缺失却不可弥补，自诩以自然选择学说代替上帝意志的达尔文抛弃了自然的神秘与崇高，进而意义与价值也不再有其立足之地：“我的头脑似乎变成了一台机器”。人类这一物种存在似乎同大肠杆菌存在的没有任何优劣之分。对人类DNA的解构，克隆技术，基因编辑技术，无不抛弃对人类生命本身意义的尊重。完全是理性，机械式的简化再简化，分析再分析。 通过对哲学界，科学界意义与理性辩证运动的分析，我们最终可以发掘其中的规律并将之统一起来：理性诞生于意义（信仰），意义是人之所为人的类本质，意义为科学提供了动力与方向，这里所说的意义并非是简单的上帝或者任何神，而是超出于“信仰造物主的信仰”，是一种赋予生命本身以意义的信仰。并非是简单的“偶像”崇拜，而是对生存本身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