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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三期)

2022-11-03 13:34 作者:七年大乱战  | 我要投稿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瓜分中国狂潮

(一)《马关条约》签订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更加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相吞噬的目标,实际上当1895年初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时帝国主义者就发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 的声明。随后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拚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在行动上开始瓜分中国。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为了偿付对日赔款和“赎还”辽东半岛的费用大借外债,为了争做中国债主的帝国主义列强展开资本输出的剧烈竞争。它们趁清政府无力筹付对日战争赔款之机三次强迫清政府以高折扣、重利息向外国银行借三亿一千万两白银的外债,加上其它各项债款共五亿两白银。当时清政府每年的收入八千万两白银、支出九千余万两,根本无法从国家的财政收入中逐次偿还外债和利息,只得以关税、厘金、盐课作抵押,同时用增加苛捐杂税和发行内债等办法把财政赤字转嫁给中国农民、手工业者以及中小厂商、中小地主。在李鸿章赴日本谈判《马关条约》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根据以往清朝由他经手借外债的经验就让英国金融界作好充当中国债主的准备,他还得意地说:“中国对日赔款如交我筹借,恐怕除了海关之外还有许多别的职权交到我手中”。果然在《马关条约》签订时清政府先通过赫德交涉向英国银行借款的事,俄、德、法听到这个消息以干涉日本还辽的功臣自居出来拦阻,俄国要清政府向俄国银行借款。实际上俄国那时并没有钱可以出借,就同法国联合充当债主。英国自然不愿放弃债主地位,被俄、法撇下的德国也不甘心失去这次机会,于是英德联合向清政府交涉借款。清政府谁也不敢得罪,只好答应向这几个国家都借款。

(二)俄国首先迫使清政府向自己和法国借款,接着英德也迫使清政府两次向自己借款,借款以海关税收和其他税收担保。这些借款数量之大、归还期限之长,是中国过去所没有过的,借款的回扣盘剥之重在国际债务史上是罕见的。借款还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如两次英德借款合同上都写有保证英国长期控制中国海关行政的权利。通过做中国的债主列强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扩大在中国的政治势力。而清政府借债越多欠债时间越长,政治、经济上依赖、受制于列强的时间就越长,这样清政府每年的海关收入就全部落入帝国主义手中。列强在争做中国债主的同时又以另一种方式向中国输出资本,即抢夺在中国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建立工厂的权利。先是法国于1896年争得修筑由越南境内至广西的铁路权利,同年秋俄国与清政府签订合同章程,规定俄国可以修筑由其境内通过中国境内直达海参崴的中东铁路。俄国还从中攫取铁路沿线的行政权、采矿权和减免商税的特权,这就为俄国把中国东北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提供条件。各国还从攫取的铁路修筑权中获取高额利润,俄国要求修建和管理中国东北的铁路,英国要求长江流域不得割给他国和开放一些商港等。英德的借款合同上还规定36年内中国不得变更还款办法,不得提前还款,也就是说由英国人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办法一直要持续36年。合同签订以后赫德极为满意,英国的金融界人士也向赫德祝贺,要他“坚持下去”。在此之前俄国为取得中东铁路的修筑权拨出一笔款项,专门用于贿赂清朝大臣,但又碍于各国耳目决定借1896年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礼之机将清朝大臣请来谈判。清政府原定派湖北布政使为致贺专使赴俄,俄国以这个人“位望不高”表示“难以接待”,暗示非李鸿章不可。清政府惧怕俄国,只好改派李鸿章前往。俄国派专员至苏伊士运河迎候把李鸿章接到彼得堡,接待礼仪相当于政府首脑,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出面同李鸿章密谈。维特答应李鸿章如修路一事顺利将给他个人300万卢布,沙皇也亲自出面甜言蜜语高唱“中俄交情”。李鸿章受宠若惊,终于在莫斯科同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同意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两省修筑铁路。

(三)《中俄密约》即俄国与清政府订立的秘密的不平等的条约,1896年6月3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沙俄利用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的困境藉口“共同防御”日本,诱迫清政府派遣特使李鸿章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在莫斯科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又称《防御同盟条约》,一般称为《中俄密约》)。《中俄密约》是俄国与清政府订立的秘密的不平等的条约,全约共六条。内容是:日本如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以及朝鲜土地,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非两国共商,缔约国一方不得单独与敌方议和;开战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为使俄国便于运输部队,中国允于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该事交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都可通过该路运送军队军需品;此约自铁路合同批准日起有效期十五年。根据《密约》第四条同年9月8日由中国驻德、俄公使许景澄与华俄道胜银行代表在柏林签订《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合同规定成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其章程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办理,至此俄国获得使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领土直达海参崴的特权。《密约》的签订和筑路权的攫取为沙俄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和控制中国东北地区提供各种方便,大大加强沙俄在远东争夺霸权的地位。

(四)《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是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关于修筑中东铁路的合同条款,简称《中东铁路合同》。根据《中俄密约》的有关规定1896年6月俄国政府派财政副大臣、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罗曼诺夫赴柏林与中国驻俄使臣许景澄谈判,于9月8日签订该合同。规定中国政府以库平银500万两入股,与华俄道胜银行合伙开设中东铁路,生意盈亏均照股摊认。中国政府现定建筑铁路与俄国的赤塔及南乌苏里河的铁路两面相接,所有建造、经理一切事宜,派委华俄道胜银行承办。该合同正文共12条,主要内容有:成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其章程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所有股票只准华俄商民购买;铁路轨距和俄国铁路一致;凡建造经理铁路防护所需之地,和铁路附近开采沙石等所需之地,原是官地者由中国政府无偿给与;民地者由公司按时价一次或按年付给;凡该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纳地税,由该公司一手经理;俄国有权经此铁路免费运送军队和军用物资;俄国货物经此铁路运入俄国者一概免税;运入中国者按原税的三分之二交纳;自开车之日算起八十年后路产全归中国; 36年后中国有权给价收回,按计所有本银,并因此路所欠债项,并利息照数偿还。该合同的签订不仅使俄国侵占中国东北市场,而且使其利用该铁路确立在中国东北的霸权。

(五)90年代初俄国开始修筑横贯欧亚两大洲即西起莫斯科、东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1894年铁路修到外贝加尔地区。俄国竭力想取道我国东北筑路,这对扩张俄国势力将大有好处。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辽东半岛,在《马关条约》中最初有割让辽东半岛的条款,这对沙俄在远东的扩张极为不利。于是沙俄联合德法两国对日本进行交涉,通过追加中国对日赔款,换取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在交涉中俄国扮演一个为中国“打抱不平”的“救星”角色,乃乘机向清政府索取“报酬”。为扩张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财政大臣维特的关于西伯利亚铁路穿过中国东北地区直达海参崴的建议很快得到沙皇的批准。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4月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这一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在莫斯科举行,沙俄别有用心地邀请清朝权臣李鸿章参加典礼,并待以国家元首之礼,此间尼古拉二世特命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洛巴诺夫与李鸿章进行秘密谈判。谈判期间俄方利用清政府部分官僚急于同俄国结盟的心理把“借地接路”作为实现结盟的先决条件,为迫使李鸿章就范,俄方不断施加压力、威胁讹诈,以中断谈判相要挟,后来竟然将单方面拟定的《中俄密约》约稿交与李鸿章。

(六)同时沙俄还使用重金贿赂的卑劣伎俩,向李鸿章许诺如果“接路”顺利进行将付给李300万卢布酬金,李鸿章没有提出实质性的修改意见就把约稿转奏光绪帝请旨,并电催清政府准其画押。1896年6月3日中俄双方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中俄密约》(正式名称为《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或《防御同盟条约》)签字仪式。《中俄密约》是沙俄以不正当手段诱迫清政府签订的彻头彻尾的不平等条约,它的签订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把中国东北区域在实际上变成俄国的势力范围,这对于俄国将侵略矛头进一步伸向华北及长江流域和对清政府施加影响以及争夺远东霸权具有重要意义。19世纪末列强争夺路权的斗争更加剧烈,甚至以武力威逼清政府,原打算自己修筑铁路的清政府在列强争夺面前束手无策,只得把一条条铁路的修筑权拱手送给外国。列强在中国投资修筑铁路,除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外还附有种种条件,包括控制铁路和沿线地区以及运输军队等。英国看到法俄在中国腹地得到修路权后立即向清政府提出“建议”,要求修筑几条铁路的权利。英国政府通知驻华公使说:“你在和舰队司令磋商之后,可以发出限定他们答复的日子的通牒”。清政府无可奈何,几乎全部接受。列强还争夺开采中国矿山的权利,最先取得开矿优先权的是法国,1895年法国迫使中国同意它在云南、广西、广东三省开采矿山的优先权。接着英、德、俄等相继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取得采矿权,俄国甚至取得一些地方的金矿开采权,这样中国的矿藏资源遭到掠夺,重工业也无从发展。

(七)列强利用《马关条约》里关于日本在中国开办工厂的规定又开始在中国大规模投资建厂,外国工厂的生产规模大、产量多、成本低,产品在中国市场处于优势地位,这就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自1895年至1898年间被它们攫取的铁路修筑权竟达一万零二百公里之多,同时各国还通过在华开矿设厂及大量输出商品等渠道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此外帝国主义在华设立的银行也从为其对华商品输出服务,变为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经济侵略中心。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进一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垄断中国市场,大大加深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国民族工商业受到压抑和摧残,广大农民、中小商人、运输业和手工业工人大批破产和失业。在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帝国主义还利用宗教作为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各国传教士即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在中国的通都大邑和僻野乡村到处传教。到1900年西方的天主教、耶稣教、东正教等已经在中国建立四十个教区、六十多个教会,有外籍传教士三千余人,中国教徒八十余万。在帝国主义各国的胁迫下清政府给予传教士以各种政治特权,他们所到之处拆庙毁寺、霸田抢房、敲诈勒索、包揽词讼、私设牢狱、无故殴毙贫民。他们还收买地主恶霸、地痞流氓入教,纵使这些人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地欺凌百姓。还有不少传教士实际上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无孔不入地刺探中国的各种情报,有的还直接参与策划侵华活动。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供认他对中国内地消息的探知主要是由于天主教牧师的帮助,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许多教堂都拥有武装,有的教堂内甚至藏有数门大炮和几百支枪。对于这些传教士时中国人民不断掀起反洋教的斗争,并逐步汇集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义和团运动。

(八)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展开投资竞争的同时,又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并强占租借地,直接进行殖民统治。首先德国借口两个传教士在山东被杀,于1897年派舰队强占胶州湾。清政府被迫同意将胶州湾租给德国,并允许德国在山东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等特权,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德国远东舰队在中国沿海查勘,认为胶州湾最适宜建立海军基地而上报德皇,德国政府决意制造事端来伺机占领。为了得到俄国支持的德皇威廉二世在访问俄国时亲自试探沙皇尼古拉二世说:“德国军舰如在胶州湾停泊是否合适。”尼古拉没有否定的表示,德国由此更下决心占领胶州湾。1897年冬德国两个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唆使教民欺压农民,激起公愤被杀。威廉二世得知后欣喜地说:“终究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刻动手”。他马上令德国远东舰队向胶州湾驶去。继德国之后19世纪末俄、法、英、日纷纷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领土、主权进一步遭到破坏,独立自主的地位进一步丧失。

(九)当西方列强和日本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的时候美国正热衷于同西班牙争夺菲律宾的战争,打败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美国立即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参议员贝弗利奇直言不讳地宣称:“菲律宾群岛永远是我们的,中国无限广阔的市场就在菲律宾的近旁,这两者我们都不能放弃”。美国政府想在中国夺取港湾,但当时美国的军事力量不是欧洲列强的对手,国内人民又掀起反战运动,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西方列强提出“门户开放”政策。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取得菲律宾群岛,势力进入东亚,但中国已被列强瓜分,使美国政府感到在中国利益受到威胁。为了分享侵略权益在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先后向英、俄等六国政府发布照会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贸易机会均等的照会,美国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已经获得的特权前提下要求“利益均沾”。起初各国并表示不赞成,但英国同意后其他各国亦相继同意。“门户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有: 对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 各国货物,一律按中国政府现行税率征收关税; 各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对他国船只、货物运费等不得征收高于本国的费用。“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是美国侵略中国新阶段的标志,从此美国在侵华政策上不再追随西方列强,而有了独立的政策,加紧和扩大侵华的步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推行没有影响到列强的利益,因此也没有遭到列强的公然反对,反而使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暂时取得表面上的一致,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

(十)1899年美国再次照会各国提出保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保护各国条约及公法上的权利、保障各国在华的商业平等的原则,7月海约翰宣布各国原则上同意这项决定,但各国仍在铁路权、采矿权、贷款、对外贸易口岸等问题上与中国谈判,但中国却暂免瓜分之祸。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华盛顿会议,其中九国公约再次确认此政策。《九国公约》全称《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葡萄牙、中国九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国际会议。中国政府时值颜惠庆内阁派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三人为全权代表,余日章、蒋梦麟为国民代表,朱佛定为秘书,共13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出席。原计划还有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为代表,但是孙中山不承认北京政府,要求自派不遂,伍朝枢未赴。华盛顿会议的议程主要有两项,一是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二是太平洋和远东问题。为此组成两个委员会,一是“限制军备委员会”,由英、美、日、法、意五个海军大国参加;二是“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有九国代表参加,两个委员会分别进行讨论。该会议的主要成果包括三个重要条约:《四国条约》,《五国海军条约》,《九国公约》,这三个公约统称“华盛顿条约”。公约的核心是肯定美国提出的在华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并赋予它国际协定的性质,限制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实质上是在美国占优势的基础上帝国主义列强建立的对中国的联合统治,这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

(十一)1919年巴黎和会后美日两国因争夺在华利益,矛盾日益尖锐。1921年美国急欲改变日本在华的优势局面瓦解英日同盟来孤立日本,遂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名召开此次会议,提案是由中国北洋政府在美国的授意下提出的。会议期间中国方面曾提出收回关税自主权,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军队和收回租界、租借地等,但均遭拒绝。为了调和帝国主义列强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矛盾,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中、比、荷、葡战胜国为重新瓜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和中国北洋政府,在华盛顿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上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称《九国公约》)。条约规定 :“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会议上中国提出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主权,取消外国在华势力范围和一切特权;施用各种之权势,以期切实设立并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实质上是要挟中国政府执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还签订《四国条约》、《五国海军条约》等条约形成华盛顿体系,确立西方主要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四国在1921年12月13日签订《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简称《四国条约》),有效期十年。条约规定:互相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缔约国之间发生有关太平洋某一问题的争端应召开缔约国会议解决;缔约国在太平洋区域的权利遭受任何国家威胁时缔约国应协商采取有效措施;还规定1911年7月13日英国和日本在伦敦缔结的协定应予终止。签约同日四国共同发表的声明指出,缔结上述条约不能认为美国同意委任统治条款,此举表明美国不受凡尔赛体系约束。《四国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外交的胜利,它不仅借此埋葬英日同盟,消除在远东争霸的一个障碍,而且成功地使该条约只具有外交协商性质而不具有军事同盟性质,使美国无需动用武力保卫英法在远东的利益。

(十二)英国虽然暂时在表面上维护与美日的关系,但随着英日矛盾的不断激化和英国在亚太地区实力的相对下降,英国只能选择对日本的妥协政策。《四国条约》对日本有着双重影响,日本对废除英日同盟感到惋惜,但《四国条约》让日本第一次处于同欧美列强平等的地位,它在太平洋地区的权益得到其他国家的正式承认。美国放弃欧洲权益,在巴黎和会上向着英国,目的是叫英国解除日英同盟。英首相劳合乔治自己在下议院说日英同盟英国受益颇多,一战中日本又没添乱,不继签没道理。声称美国对爱尔兰独立是否予以承认,当视英日关系而定。该公约规定签约的四国中任意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任何问题上发生争执,则全体签字国应当举行共同会议协商解决,条约的附件规定签约国将互相尊重其他签约国在有关太平洋岛屿和委任统治地区上的权利,另一个附件则规定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土疆域。由于四国公约措辞过于含糊,以至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约束力。该公约的主要意义是终止1902年以来的英日同盟,结束日本和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状态。《五国海军条约》即《美英法意日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于1922年2月6日签字,条约有效期至1936年12月31日。《五国海军条约》使英国正式承认美英海军力量的对等原则,标志着英国海上优势从此终结,并使日本的扩军计划受到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美国外交的又一胜利。《五国海军条约》是世界现代史上大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裁军协议,但条约本身并没有真正消除竞争,竞争将在以后重新激化。

(十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刺激西方强国和日本的海军发展,早在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就向国会提出扩充海军的计划。日本从1920年开始“八八舰队计划”,即在八年中增加八艘主力舰和八艘巡洋舰,到1921年日本的海军军费已占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英国为加强其海军舰队的“两强标准”和维护海上霸权,议会亦通过决议增加战列舰、巡洋舰和潜水艇的制造。就连原来重视陆军而轻视海军的法国也制定庞大的扩充舰队的计划,激烈的海军军备竞赛给各国带来沉重的负担,同时各国都视别国海军力量的增强威胁到自己的利益,美国正是在此情况下提出限制海军竞赛方案的。美国国务卿休斯在华盛顿会议的一开始便提出暂时停止建造新战列舰,确定各国战列舰的吨位比例。英国国力衰退被迫放弃“两强标准”,降为与美国一样标准。日本则提出在远东和太平洋的需要,坚持提高吨位。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争论后美国终于使法、日、意让步,签约规定五国战列舰总吨位限额。美英两国各为52.5万吨,日本31.5万吨,法意各为17.5万吨,通常称为5:5:3:1.75:1.75。华盛顿条约是限制海军军备力量条约,由美、英、日、意、法五国共同签订,是世界上第一个裁军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及同盟国的失败告终,在战争期间战胜国各海军强国都设计规模和火力更强大的战列舰,主炮口径上升到16至18英寸。由于战列舰的建造和维护费用极其高昂,这种耗费高昂的军备竞赛在战争结束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

(十四)华盛顿海军条约是1922年2月6日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五国于1922年华盛顿会议期间,在华盛顿签订的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即《限制海军军备力量条约》),条约的有效期到1936年12月31日为止。条约主要规定:签约各国需放弃各自的主力舰建造计划;保持各自现有的主力舰;本条约开始生效后未规定予以保留的签约各国的主力舰,无论是否建成均需按条约的规定予以废弃。美英两国的主力舰总吨位各不得超过52.5万吨,日本不得超过31.5万吨,法国、意大利各不得超过17.5万吨。缔约国的主力舰单舰标准排水量不得超过35000吨(35560公吨),主炮口径不得超过16英寸,在役主力舰舰龄须满20年后各缔约国才可以在条约规定的吨位限制内建造替代舰。缔约国在条约规定外不得建造排水量超过1万吨的作战舰艇,不得装备口径超过8英寸的舰炮,另外条约还规定美国、英国和日本在太平洋的各自领地上之海军军事基地和设防区域。华盛顿条约签订后从1922年到1936年的15年间史称“海军假日”时代。

(十五)德国政府早就注意到中国山东的胶州湾“作为港口而论,它在各方面都有重要的优越性”,亟欲占领以便建筑海军基地。1897年11月山东发生“曹州教案”,德国出兵占据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次年3月又强迫清政府与之订立《胶澳租界条约》。不仅在“租借”的名义下强占胶州湾,并把山东省变成它的势力范围,使德国在山东取得胶州湾99年的租期、铁路修筑权以及采矿权。1897年12月15日俄国强占旅顺口和大连湾,随后俄国一方面从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派兵来华,以四五十艘舰船在中国海口游弋。1898年3月27日沙俄佯称助清抗德而将军舰驶入旅顺,事后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把军港旅顺、商港大连湾租借给沙俄25年。5月7日再次迫使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续约》,取得东清铁路南满线的修筑经营权。俄国强租旅大后的第二年竟擅改租借地为“关东省”,不仅霸占中国辽东半岛,而且把东北全境划为它的势力范围。1898年6月9日英国与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取得新界99年租约。7月1日沙俄强租旅顺和大连后,借口抵制俄国再与清政府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将威海卫及附近沿岸10英里内的地方租给英国,租期与俄国租借旅大期限相同为25年。亦要求清政府长江流域等不得让予他国,并请建多条至长江流域的铁路。

(十六)1898年5月7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七日)清廷驻德公使兼钦差大臣许景澄、驻俄公使杨儒在彼得堡与沙俄政府签订《旅大租地续约》,除划定《中俄旅大租借地条约》租借地界外清朝又被迫承认不将中东铁路支线所经过地区的铁路修筑权让与他国,在租借地四周为俄国划一“隙地”,中国要在“隙地”做事应取得俄国“应允”。1897年冬到1898年夏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它们纷纷在中国强租海湾,取得筑路、开矿等特权,划分所谓“势力范围”,企图直接瓜分中国,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沙俄早就蓄意占领中国辽东半岛,德国强占胶州湾时沙俄以“帮助中国”为借口派遣舰队于1897年12月14日占领旅顺口。1898年初沙俄进一步提出租借旅顺口和大连湾及修筑中东铁路支线的要求,遭到翁同和为首的帝党反对。沙俄以军事威胁清政府,又以贿赂收买李鸿章等,清朝终于在3月27日指派李鸿章、张荫桓与俄国驻华代办巴布罗夫在北京签订《中俄旅大租借地条约》。5月7日《旅大租地续约》签订后沙俄的势力伸入辽东半岛,东北全境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条约的主要内容有: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水面租与俄国,为期25年。期满可“相商展限”,俄国在租借地内享有治理地方和调度水陆各军等全权,清政府无权驻军;2租地以北划出一段“隙地”(几乎包括了整个辽东半岛),未经俄方许可中国军队不得进入。中国同意俄国从中东铁路修一支线到旅顺、大连,此支路经过地方中国不将铁路利益给与别国人”。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后占领普兰店镇至貔子窝(今皮口)一线以南的陆地、水域及附近岛屿,总面积为3200平方公里。1899年8月沙皇尼古拉二世敕命东西青泥洼一带为“达里尼”(俄语“遥远”之意),9月28日筑港建城工程启动,划达里尼为“特别市”,直接归属沙俄财政部管辖。

(十七)1898年3月法国要求清政府不得将云南、广东、广西等省让与他国,并承建法属越南至云南昆明的铁路。1898年4月迫使清政府答应租让广州湾,不久便划两广和云南三省为其势力范围。1899年11月6日法国与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广州湾划为法国租界,租期99年。广州湾租界条约是法国强迫中国清政府于1899年11月16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在广州湾签订的租借广州湾的条约,参加签约的人员,中方是广州湾勘界大臣广西提督苏元春,法方是广州湾勘界全权大臣水师提督高礼睿,条约共7款。主要内容有:中国将广州湾租于法国,作为停船趸煤之所,租期为99年;详细载明租界的边界,租界之内全归法国一国管辖。在租界之内法国可以建炮台、驻扎兵丁,在各岛及沿岸中法国应建灯塔、设立标记、浮桩等以便行船;租界各地湾内水面(专指广州湾内水面)均归法国管辖,法国可以订立章程,征收灯、船税作为修建灯桩等设施之费;中国准许法国在广州湾的赤坎至安铺之间修建铁路,架设电线等事;如有纠纷则按照中法条款互订中越边境章程办理。通过该条约法国将广州湾租借地置于法属印度支那的管辖之下,完全脱离中国的行政体系。

(十八)甲午战争后因《马关条约》取得台湾、澎湖后,1898年亦要求福建不得让予他国。此时东三省、山东省、长江流域各省、福建省、广桂滇琼四,分别成为俄、德、英、日、法势力范围,中国面临领土被瓜分殆尽的局势。美国当时正忙于向中南美洲扩张而无暇东顾,但它并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1899年秋它提出一个各国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以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自由开放,保护其在华利益。门户开放政策虽使中国免于瓜分,但中国在经济上也丧失独立性。瓜分中国狂潮使得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成为西方大国的经济附庸,除了沿海、沿江少数城市的经济得到畸形繁荣外中国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的经济都濒临破产。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导致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和人民的贫困,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而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的朝政大权再次被守旧慈禧集团所控制,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不可能指望清政府抵御帝国主义的瓜分和侵略,只有民众起来进行殊死的斗争以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生存。中国长期受列强欺辱使地方产生强烈的仇外心理,成为义和团事件的导火线。而掌握清政府大权的慈禧太后借义和团排外,于1900年6月21日以光绪名义向十一国宣战,引起八国联军之役。

门户开放

(一)1899年美国政府先后向英、俄等六国政府提出在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贸易机会均等的照会。,门户开放是美国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已经获得的特权前提下要求“利益均沾”。 “门户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有:对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 各国货物一律按中国政府现行税率5%征收关税; 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各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对他国船只、货物运费等不得征收高于本国的费用。欧洲列强及日本在中国抢占港口,争夺势力范围等掠夺活动对于美国的在华利益构成直接的威胁。一旦中国遭到瓜分后分别成为各国统治的殖民地,美国对华贸易必然受到排斥,更不用说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它对中国的贸易增长很快,1899年出口额比1895年增长两倍。美国实业界更把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看作一个“潜在的市场”,代表纺织业利益的《商报》1898年1月写道中国为美国商业提供的可能性简直是不可估量,它是潜在的最大的世界市场。胶州事件发生后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忧心忡忡地报告国务院说,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将进而消灭我们的市场。同年2月《纽约时报》指出被危及的利益不仅是我们现今同中国各口岸的贸易,而且是所有这些贸易将来增长的权利,而这种增长将“成为对外贸易迅速扩张时期巨大利益的源泉。美国输入中国商品的三分之二是通过天津、烟台和牛庄三个港口进入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因此它对其他国家争夺中国东北特别关注。1898年6月美国一位领事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如果俄国实行它的办法(指由中东铁路运输的俄国货物减税和自定运费)的话它必将给美国现今输入中国的石油、面粉、纺织品及其他货物的贸易带来损害,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保护他们当前和将来的在华利益。 1898年1月华美合兴公司及其他从事对华贸易的大商行成立美国在华利益委员会,促使美国政府重视中国事态的发展,在它的推动下纽约商会于2月向国务院请愿,要求政府“迅速有力地保卫我国公民在华的现存条约利益。费城、旧金山、波士顿等地商会纷纷响应,要政府维护在现存条约权利下享有的一切特权,促进在华商业利益。同年8月这个委员会扩大为美国亚洲协会,进一步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协会主席弗雷泽得意地说: “我们经常通过亲自拜访和通信同麦金莱总统及其内阁成员取得完全的一致,我们的建议和决议受到热烈的赞同。”麦金莱在1898年年终的国情咨文中担保,他决心采取与我国政府的一贯政策相适合的一切手段,维护美国在中国的巨大利益。

(二)1898年美国忙于准备和进行对西班牙的战争,但它并没有对列强争夺中国不问不闻。在美西战争发生以前美国企图在华北沿海夺取一个港口,它把威海卫作为目标。打败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一些扩张主义分子竭力鼓吹夺取亚洲和太平洋的霸权,参议员贝弗利奇露骨地宣称:“菲律宾群岛永远是我们的,中国无限广阔的市场就在菲律宾的近旁,这两者我们都不能放弃。太平洋是我们的洋,把菲律宾看作入侵中国的跳板。”出席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马汉上校直言不讳地声称:“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不再在南方和北方,而是在东方和西方。最近将来的重大问题是中国,美国将不得不在争夺中国市场的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美国在华使领不断要求对中国采取行动,1898年10月烟台美领福勒竭力向国务院建议占领中国的一个港口,他主张占领烟台并提出舟山群岛、台州、登州、庙岛等地作为其他可供选择的地点,他还设想用菲律宾群岛中的某个岛屿与英国交换威海卫。康格任驻华公使后不久于1898年10月建议国务院,在渤海湾占领一处海军基地并在天津常驻一艘军舰。他说:“我们应当作好准备,用谈判或者实际占领的方法,至少拥有并控制一个优良港口,从那里得以有力地确保我们的权利和有效地施展我们的影响。”美国陆军部和海军部也积极策划在中国沿海占领港口,海军部企图占领三沙湾或舟山群岛,陆军部主张在渤海湾建立一处基地。

(三)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让美国的企图并没有成为事实,当其他列强夺取海港、划分势力范围时美西战争占据它的全部力量,它抽不出身来参预在华争夺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活动,等到战争结束时又已难以插足。美国是一个后起的国家,军事力量还很薄弱,海军力量居世界第六或第七位,陆军正规军的法定人数仅六万二千人。它虽然战胜西班牙这个衰落的老殖民主义国家,但毕竟还不是其他大国的对手,不能凭借武力来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格斗。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国内开展蓬蓬勃勃的反战运动,抨击美国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使美国占有菲律宾的和约在国内和议会中也遭到强烈反对,在参议院中迟迟未能得到批准条约所必须的三分之二的多数。1898年11月波士顿成立第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同盟,接着这一组织在纽约、费城、芝加哥、洛杉矶和其他城市迅速涌现,总数达一百多个并成立全国性的机构。参加运动的各阶层群众近五十万人,1899年10月并在芝加哥举行反帝国主义大会,有三十个州的代表出席。面对反帝同盟的强大声势时民主党接过这面旗帜,严厉指责麦金莱的共和党政府的对外侵略扩张,以便在1900年总统竞选中捞到好处。麦金莱政府既要遵照垄断资产阶级的意旨,积极保护美国在华的利益,采取果断的步骤争夺中国和亚洲的霸权。又要谨慎从事,掩饰侵略面目,避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攻击,使得麦金莱能蝉联下届总统职位。

(四)1898年9月麦金莱任命海约翰为国务卿。海约翰本人是百万富翁,同洛克菲勒集团关系密切。他比他的前任更积极地保护美国在华的工商业利益,从1899年9月到12月他训令驻英、俄、德、法、意、日等六国大使向各驻在国政府递交一项照会,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所谓第一次关于中国的门户开放通牒。尽管这些照会的行文略有不同,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它要求六国政府承认以下三项原则:一是对于在中国的所谓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一概不加干涉;二是中国现行条约税则适用于所有势力范围内一切口岸(自由港除外)所装卸的货物,不论其属何国籍,此种税款由中国政府征收;三是在各自势力范围内任何口岸,对他国入港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不得高于对本国船舶所征收的入港费。在各自势力范围内修筑、管理或经营的铁路,对他国臣民运输的货物时应与对本国臣民运输同样货物、经过同等距离所征收的铁路运费相等。从上述三项原则看来门户开放政策是以承认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和既得权利为前提的,它所要求的仅仅是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实行同等的关税、入港费和铁路运费,也就是保持各国在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对美国开放。

(五)连有的美国学者也指出势力范围政策同门户开放政策不一定是互相对立的,门户开放照会并没有提出帝国主义应停止对中国的要求,它仅仅表示“我也要分享”这样一个要求。美国政府不征求清政府的同意,擅自与其他国家交换照会,要求在列强控制的势力范围内享受同等的贸易地位,这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践踏。当清政府得知门户开放照会的消息后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质询时,海约翰对此不作解释也没有表示歉意,反而于11月11日答复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说:“本政府现在不考虑欧洲列强倾向于取得中国领土的任何提议,但如果在我现在无法预测的将来,我们希望与贵国政府交涉在沿海一带取得某些便利时,我们愿通过我们驻北京的公使或驻本首都的中国代表直接向帝国政府提出。”他所说的“在沿海一带取得某些便利”就是指索取某些港口,由此足见美国发出门户开放照会并不表示美国无意参加对中国的瓜分。麦金莱与海约翰持相同的观点,他在同海约翰讨论对华政策时就曾说:“一旦中国被瓜分,我们可不可以也取一块?”流露这位美国总统企图在列强瓜分中国时分享一块的贪婪心情。这个门户开放照会是以海约翰的名义发出的,起草这项文件的是被推许为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的柔克义,柔克义是海约翰的密友,曾在美国驻华使馆任职多年,他草拟这个照会时得到他在北京结交的老相识中国海关英籍职员贺璧理帮助。当时贺璧理正在美国休假,他与柔克义书信来往频繁,向柔克义介绍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为之出谋献策,建议美国政府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他认为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必须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但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防止在这些势力范围内实行排他性的优惠税率。1899年8月11日沙皇发布上谕,宣布大连为自由港。贺璧理致函柔克义,指出这是美国对中国错综复杂的局势进行干预的“天赐良机”。柔克义是海约翰制定门户开放政策的顾问,而贺璧理又充当柔克义的顾问。

(六)英国曾建议美国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发表门户开放宣言。美国虽然认为这项政策对美有利,但它不愿追随英国,充当英国的伙伴,因而拒绝英国的建议。有人怀疑贺璧理这次为美国门户开放照会的提出如此出力,可能是受英国政府的指使。美国1899年的照会中只提到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内的贸易平等,没有把投资也包括在内,这是因为当时各国已经争先恐后地攫取铁路、矿山特权,如果在照会内也包括投资就要冒遭到各大国一致反对的风险。海约翰在1899年3月的一封信中谈到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考虑时写道:“我们并不认为对于将来的发展我们捆住自己的双手,但是目前我想我们最好的政策是警惕地保护我们的商业利益,而不与其他有关大国正式结盟。”此后美国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和本国实力的增强,不断对门户开放政策增添新的内容并作出新的解释,为美国势力不断侵入中国开辟道路。正因为门户开放政策能够适应美国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向中国扩张势力的需要,因此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石。1900年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出兵来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美国担心各国乘机把势力范围变为各自的殖民地,从而使门户开放政策化为泡影,便于这年7 月3日向各国发出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声称美国政府致力于寻求这样一种解决办法以“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保护由条约及国际法所保证于各友好国家的一切权利,保障全世界与中华帝国各部分进行同等的公平贸易的原则”,美国这项照会并不要求各国答复。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增加新的内容,提出所谓 “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这同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仅仅要求贸易机会均等是不同的,但美国并没有恪守自己提出的“原则”。

(七)就在发出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那一年它为取得福建三沙湾作为“煤站”而积极活动 由于福建已被日本划作它的势力范围,它强烈反对在福建出现美国海军基地,因此美国的企图没有实现。一位研究美国外交史的学者指出:“海约翰没有得到接近于对门户开放或‘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国际保证,他仅仅使美国政策更加积极地参预远东的政治以维护这些原则,通过这样做他同驱使美国征服和并吞菲律宾的扩张主义势力保持步调一致。”各大国对美国照会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只有意大利表示无条件接受,其余各国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保留,而俄国基本上没有接受。意大利在中国没有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美国提出的要求对它有利无损,1900年1月7日意大利政府表示“欣然赞成”美国的建议。英国经济实力雄厚,在对华贸易中占极大优势,从这点出发英国力图把全中国作为它的商品市场。但同时英国在瓜分狂潮中攫取到的是对投资最具有发展前途的长江流域,不仅面积大而且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物产最富饶的地区,从这方面考虑它又希望将投资与贸易加以区别。1898年8月10日英国代理外交大臣巴尔福在下院明白宣称自己认为对贸易来说应该是机会均等、门户开放,而对投资来说应该实行势力范围内的让与权政策。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接到美国照会一个星期后就复照表示英国一贯主张的政策是保持各国臣民在华贸易的机会均等,英国政府目前无意放弃这项政策。但他不愿把门户开放政策用于九龙和威海卫,要求把租借地排除在外。美国驻英大使超特在给海约翰的信中不无抱怨地说:“鉴于首相是第一个接受您的建议的,他的态度令人失望。”美国政府不同意贸易机会平等的原则不适用于租借地同英国进行磋商,后来美国表示九龙虽是租借地但与威海卫的情况不同,英国复照中可以不提九龙只提威海卫,经过整整两个月的商谈后索尔兹伯里才勉强接受美国的方案。11月30日索尔兹伯里复函说:“对于威海卫租借地和英国将来可能在中国利用租借和其他方式取得之一切地区,以及英国在华现有或将来可能领有之一切利益范围,拟照贵国政府的要求发表声明。”这样英国就把九龙排除在门户开放的范围之外,它还表明“将来”它仍可能“利用租借和其他方式”占领海口,夺取势力范围。英国复照还声明,它的同意“以其他各有关大国发表同样声明为条件”。

(八)法国继英国之后于12月16日复照接受美国照会,但仅仅表示拟在租借地内实行“平等待遇”的原则,而对势力范围却绝口不提。法国根据1896年互换的中法通商章程和附章,取得在广西、云南通商减税十分之四的特权,它显然无意放弃这项特权。日本和德国分别于12月26日和1900年2月19日复照表示接受,但都声明以有关国家接受这项原则为条件。日本与沙俄在我国东北和朝鲜有严重的利害冲突,未来对俄战争迫切需要得到美英的支持,这是它接受照会的重要原因之一。德国赞同门户开放有它自己的打算,它同美国一样是一个后起、工业发展迅速、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国家,对英国在华势力范围极其眼红。外交大臣毕鲁1899年3月14日致函远东舰队司令亨利亲王称:“我们必须延迟瓜分中国,我们在商业上正变得更加强大。长江流域是中国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决不应被排挤出去,我们必须设法尽可能使英国长久坚持其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否则 我们将很容易吃亏。”德国力图把它的贸易打进长江流域,美国的照会对它正是欲渡河而船来。美国的照会使得俄国处于难堪境地,俄国根据中东铁路合同取得的减税和自定运价的特权是它巩固在满洲的绝对势力的重要手段,英国同它进行历时九个月的关于铁路利益范围的谈判,始终未能使它同意放弃这种特权。现在俄国又面临美国的挑战,外交部和财政部对美国照会有分歧意见。外交部认为如不涉及辽东租借地,美国的建议可以接受。穆拉维约夫甚至认为同美国缔结一项协定是可取的,因为这样一来便可能使美国承认俄国在满洲拥有势力范围这一原则。俄国驻美大使进而建议以下列原则作为基础同美国举行谈判,将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区别开来,在租借地俄国保留完全的行动自由,在势力范围内俄国保留修建铁路和设立工业企业的特权,在贸易方面实行门户开放。但财政大臣维特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璞科第不同意这种主张,他们不满足于仅仅宣布中国东北是俄国势力范围,而力图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坚决反对在中东铁路和支线上不分国籍平等课税和平等收取运费的办法。由于维特对俄国远东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让他的主张占了上风,俄国政府决定暂取观望态度,穆拉维约夫训令喀西尼对美国照会作一般性的答复不使俄国受到束缚。喀西尼在与柔克义的第一次晤谈中明目张胆地表示俄国不能对租借地作出担保来束缚自己,关东处于俄国的法律之下。

(九)俄国同时密切注视着美国跟其他大国交涉进展的情况,随着英法等国相继接受美国照会,俄国的处境越来越困难。12月22日穆拉维约夫函告维特说:“不能违背列强一致接受的政治经济原则,破坏俄美之间现存的友好关系,为列强在远东结成一个对我们利益危险的同盟提供机会。”他请维特说明应当如何答复美国。维特表示绝对不能放弃在中国东北境内铁路运费的自主权,理由是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己接近完工,而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华的铁路还只在筹建阶段,甚至能否实际兴工尚未可知;中国中部充斥着西欧、日本和美国的货物,在那里从俄国进口的货物在近期内未必会有多大发展;放弃中东铁路决定运价的特权无异于取消对俄国在远东的经济利益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优惠待遇,其结果是中东铁路将成为在东北推销外国商品的工具。但维特不再反对与美国达成协议,并表示可以接受美国照会中第一、二条关于条约口岸和关税的建议。美国知道俄国根本不想回答美国的照会,它对俄国迟迟不作答复感到着急。如果俄国不答复或者公开拒绝,其他各国得以借口撤回已经表示同意的复照,那就意味着美国外交的失败。其结果不但影响美国的国际声望,并将使执政的共和党政府在下届总统选举中的地位受到损害。美国政府决定敦促俄国政府表态,驻俄大使坚持请求俄国立即答复,即便采取最含糊其词的方式也行。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于12月30日作了回答,其内容是:俄国把大连辟为自由港足以证明俄国在租借地内遵循的正是门户开放政策;以后该港与其他地区之间如设置税关,对外国货物不分国籍将平等课税;中国政府在俄国租借地之外开辟的商港,由中国政府自行征税,俄国政府不为本国臣民要求优惠。这份复照对美国照会中第三条关于铁路运费的建议只字不提,阉割照会中最主要的内容,无异于拒绝门户开放政策。既然其他大国接受这一政策是以有关国家共同接受为条件,俄国的答复有使美国的努力归于完全落空的危险。

(十)美国政府清楚意识到这一点,1900年1月22日海约翰在给驻俄大使的信中故意曲解俄国复照的内容。他说:“现在我们的事情是要赋予俄国的答复以尽可能广泛的含义,我们当然认为俄国是接受我们的建议而没有作许多保留。”3月20日海约翰向各国宣布他收到有关各国的答复,它们对门户开放原则的承诺是最后的和确定的,这项宣布是不符合实际的,但它使美国摆脱困境。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决策者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对资源的争夺,经济繁荣可以避免战争,而实现经济繁荣的途径是把美国门户开放原则国际化,促进主要工业国在获取原料和开发欠发达地区等方面实现合作。他们试图利用美国巨大的经济实力使门户开放原则国际化,建立一种以门户开放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为了使门户开放原则全球化的美国与英、法、比等国签约,在近东和非洲的委任统治贯彻门户开放原则。在1922—1923年举行的洛桑会议上欧洲各国承认美国有同等的权利进入黑海和获取土耳其的资源,在远东《九国公约》确定在华门户开放原则。美国还把战债问题与东欧的门户开放联系起来,向英、法等国提出,除非英、法同意在东欧实行门户开放和减少德国赔款,否则拒绝谈判战债问题。

(十一)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标志着美国侵略中国的新阶段,美国在用武力并吞菲律宾后又在对华关系中提出这项政策,而且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公开反对这个政策,从而在国际上捞到很大的虚誉,扩大它在中国的影响。从此美国作为一个大国,有了它独立的对华政策,而不再追随和附和其他国家充当次要的角色,它在列强侵华活动中的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从此美国更积极、更活跃地参加帝国主义大国在中国的角逐。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美国正是利用了该政策实现在扩张初期的首战告捷,它能够适应美国国内经济的需要,将生产的大量商品运输到中国来销售,扩大海外市场与国家利益。虽然只是扩张的开始,但为美国今后领导与称霸世界打下基础。美国在美西战争胜利后继续扩大殖民侵略范围,将目标锁定中国,但当时的中国已被瓜分,美国也因力量所限只能同英国合伙。当之后的继续合作已经不能满足美国需求时,通过门户开放政策使各列强在中国的利益与机会均分,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提高国际地位。从此美国也摆脱合伙外交,不再依附任何国家,走向独立自主的侵略扩张政策。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是美国蚕食中国的开始,第一次门户开放的照会内容是要求美国在华的贸易机会与其他列强均等,不涉及其他特权,目的就是在中国站稳脚跟,为后来的争夺打下基础。第二次门户开放的照会内容更不是为了保护中国免遭瓜分,而是美国进一步展开对华侵略,与其他列强展开势力范围的激烈争夺。虽然维新派与革命派对门户开放政策提出反对,但面对晚清政府的国力的衰竭与人民处在战败赔款的处境,中国对于门户开放政策仍是无能为力,只能继续任由美国等西方列强的掠夺。义和团运动展开反对门户开放和抵抗西方列强运动,但遭到八国联军的镇压并签订《辛丑条约》,使中国彻底的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辛丑条约》后俄国控制了东北三省,此举激发与日本、美国之间的矛盾,导致爆发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三次战争——日俄战争。

义和团运动

(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大清帝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西方列强便开始对大清帝国这块肥肉垂涎三尺。1894年之后西方列强掀起瓜分大清帝国的热潮,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日益高涨。与此同时随着战争赔款的加深,人民不堪重负,终于引起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内忧外患而无力抵抗,因此西方列强更加放肆而趁火打劫,妄图吞并大清帝国。1898年光绪帝任用康有为、梁启超等推行戊戌变法,因与守旧派对立而失败。慈禧镇压维新运动,软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各国同情维新派,协助康有为、梁启超逃离中国。而慈禧欲废黜光绪帝,但因遭各国反对而不敢付诸行动,令她怀恨在心。加上列强企图瓜分大清帝国,纷纷租借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也增长慈禧的仇外情绪。义和团最初是发源于山东的民间秘密组织,活跃于山东、河南、直隶(今河北)一带,它的活动方式是设立神坛拳厂。通过练习拳棒、传授武艺、散发传单等形式组织群众进行反清活动,并逐渐发展壮大。当时慈禧信任闭塞愚昧的守旧大臣,听信毓贤之言,相信团民能“刀枪不入”、“枪炮不伤”,可以用来借助排外。慈禧派军机大臣刚毅往涿州视察,但刚毅竟向慈禧奏称天降义和团以灭洋人,因此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口号进入北京城内勤王。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团民则沿途徒,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攻进天津租界,各国公使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但未获回应。

(二)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再次引起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1896年有意瓜分中国的欧洲强国对清政府提出无理侵略要求,并要求准许修建铁路和采矿。1897年11月山东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和理加略被冲入教堂的村民打死。德国立即作出反应,乘机出兵占据胶州湾和胶澳(今青岛),德皇甚至对其舰队妄言“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接下来的一个月俄军侵占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分别派兵侵占威海和广州湾(今广东湛江)。德国在侵略山东的恶劣行径引起山东人民的强烈反感,为安抚德国情绪的清廷将山东巡抚李秉衡贬职。德国在侵占山东后的恶劣行径更加激化当地民众与传教士之间的矛盾,1897年山东冠县飞地梨园屯(今邢台市威县)村民与教堂因土地侵占引起冲突,威县梅花拳师赵三多应村民阎书勤等的邀请前往援助,后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朝廷,认为义和拳本属乡团,建议“改拳勇为民团”。并明确说义和拳就是“义和团”,在清朝官员中首次提出“义和团”的概念。同年10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飞地蒋家庄(今邢台市威县)竖起“扶清灭洋”的旗帜“起义”,遭清军镇压而失败。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

(三)义和团运动后期由于成员日益复杂,出现许多违法乱纪的现象。19世纪末西方强迫清廷放开对西方传教士的限制,同时强迫清廷承认传教士具备治外法权,赫然将中国法律踩于脚下。在治外法权包庇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些犯罪的中国人也会借入教之名躲避清廷法律的处罚。地方上基督教教会为强制宣传西方列强思想,时常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入教的中国教民借势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敢与洋人作对,最终造成当地民众群起反抗而爆发教案。1899年山东平原县知县蒋楷镇压义和团,当地义和拳首领李长水请求荏平、高唐等地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支援,朱红灯在杠子李庄整齐队伍正式竖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10月11月蒋楷率领勇役数十人前来镇压,被义和拳打败,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为“平原起义”。后来清廷加派袁世凯等人前来镇压,在森罗殿战斗中击败义和拳。袁世凯在济南就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团始终持敌对态度,在其任山东巡抚后严格限制义和团的活动,并从其后清军游击马金叙活捉义和拳首领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当时的山东巡抚是毓贤,他仇视外国侵略者,对民众反洋教斗争比较同情。他罢免蒋楷、袁世凯等,对义和拳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措施。有说法指出正是毓贤改拳为团,还向朝廷上奏将民教矛盾的责任归结于教会一方。其态度遭到外国敌视,在列强交涉下毓贤被革去职务。但毓贤对义和拳也进行镇压,在其离职前下令将朱红灯、心诚和尚、于清水等义和团首领杀害。

(四)1899年在山东遭遇不利情况后义和团开始向直隶等地转移,清政府严禁义和团,先后派出多批军队参与镇压。1899年12月袁世凯代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1899年冬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毓贤被清廷免职。新任巡抚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他在后来的任期内先后亲自下令诱杀、捕杀超过150名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戊戌政变后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对西方反对她废黜光绪感到十分不满。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万名拳民占据。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发生教案,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往弹压。5月22日,数千义和团在石亭设伏击毙杨福同被称为“涞水大捷”,这次戕官事件使清廷大为震惊。1900年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占据涿州城,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便绝食坐以待毙,这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在此之后清政府又派出聂士成等参与镇压,与义和团多次交战,但此时直隶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已呈现出“诛不胜诛”的局面。

(五)1900年5月28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有感使馆区有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国战船增援。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在1900年5月31日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在6月3日抵京。1900年6月袁世凯开始镇压复起的义和团,1900年6月9日慈禧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义和团。1900年6月10日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拳民于同时开始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外国使馆对外通讯断绝。1900年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因为铁路被拳民破坏,西摩尔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杨村、廊坊一带,与清兵及义和团展开战斗不利而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该战事是一次抗击外敌的重大胜利,并被命名为“廊坊大捷”。1900年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占据)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1900年6月15日军机处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

(六)1900年6月16日前门一带约千家(一说四千家)商铺因老德记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据当时目击者记载: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也有被公报私仇而杀者,如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义和团、京师禁军和甘军也肆意妄为,不计其数。除此之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是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1900年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时得到虚假情报,以为外国的要求她归政于光绪。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载勋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

(七)1900年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此次行为被认为是报复),成为列强发动战争的借口。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清廷向各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使馆区内被围人数3000人,当中2000人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0人为外国男性平民,147名妇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共409人,武装有3挺机枪及四门小口径火炮。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1900年6月25日清廷当权派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事件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在事件平息之前有4.5万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英军中包括英在威海卫训练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兵团)、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剿灭拳乱的清廷军队与义和团拳民对战,1900年7月至8月进军北京的联军指挥官是俄国人General Linevitch。1900年7月14日联军占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1900年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许景澄及袁昶被清廷处死。1900年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进军增添种种困难。

(八)1900年8月11日清廷处死主和的大臣联元、立山及徐用仪,1900年8月14日凌晨联军来到北京城外,经两天的激战后到15日逐步攻占北京各城门,随即与清军在京城各处展开巷战。1900年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后立即仓皇离开逃到西安。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在美国的历史记载里,称这次军事解除公使馆危机行动为中国解救远征,中国则称之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坚持下瓦德西于8月7日被任为联军总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军在联军攻进北京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他们因为热切执行威廉二世1900年7月2日发布的命令:“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记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四处掳掠而备受批评,威廉二世的这段讲话是对5世纪匈奴入侵欧洲的回忆,后来这段话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人借用来贬损他们的德国敌人。俄国除了与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另外从南北两路派二十余万人进占中国东北。北路俄军8月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至9月占领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占据营口,10月占领沈阳,不久之后两军会师,占据东北全境 。

(九)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作总统支撑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1900年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中外势力的联合导致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同时清政府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慈禧在出走时发布上谕,将战争的责任推到义和团头上,并命令各地清军予以剿杀。义和团迅猛的发展部分得益于清廷的支持,在清廷态度变化后许多义和团组织迅速消亡,但也有部分义和团坚持抵抗。刘呈祥带领义和团在天津郊区抵抗侵略军,保定义和团首领周老昆率部在山区坚持战斗,义和团首领郭逢春在广昌与侵略军和官军战斗。侵略军在华北的其它许多地区都遭到当地人民的反抗,只得不停分兵前往镇压。

(十)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中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甚至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据教会人士的统计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在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5700人,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1900年7月9日在太原巡抚衙门前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7名修女),加上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在内蒙古中1900年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在1900年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十一)在直隶(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顽抗。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与两神甫,不分男女老幼尽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50575名教徒,死亡5153人,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幸存。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在奉天(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发生集体屠杀事件,湖南衡州和陕西也发生主教神甫被杀事件,在山东、河南,教堂被毁者占十之七八。义和团运动的领导阶级是农民阶级,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提不出切合实际的革命纲领。最初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屡遭清政府的镇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失败。

(十二)义和团运动的高潮虽说为期不过三个月,并且最终还在清政府的叛卖下,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下陷于失败。但是它的丰功伟绩却是昭昭在人耳目的,它的功绩概括起来说是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保存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文化,阻止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促进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并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些功绩主要是在中国方面,不过其中有些也涉及到世界方面,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义和团运动的结果之一是朝廷体制内的守旧顽固派被清除,因而在1901年清政府延续戊戌变法的思潮,启动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新政以求避免清朝灭亡。在中国仕绅阶级看来清政府在事件中对联军势力无能为力,统治威信大幅下降,东南各省总督在事件中擅自违令行动,事后反而得到褒奖。各地督抚开始出现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统一集权的态势开始解体。十年后南方革命党反政府的活动激进化,团结各省新军于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违抗清政府自行宣布独立或观望。最终袁世凯进逼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得以肇建,而地方政治实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据局面导致民国军阀混战的政局。

(十三)俄国乘机占据大量中国东北(或称满洲)的领土,俄国对辽东的租界得到承认。俄国的行动威胁英美所希望维持的中国的领土完整及贸易开放(门户开放)政策,最终与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的日本冲突。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双方关系破裂,并在1904年2月爆发惨烈的日俄战争。根据辛丑条约日本可以在中国一部分地区驻军,保护侨民和交通路线,这为日后的中日冲突埋下祸患。义和团运动是通过拳民的英勇战斗,在瓜分危机三次缓解的基础上才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这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是1900年6月20日联军《大沽宣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一次缓解;7月3日美国《海约翰通牒》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二次缓解;10月16日《英德协定》所形成的瓜分危机之第三次缓解。三次缓解的过程从所谓有限的军事行动到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从利益均沾到不利用中国形势获得领土利益等,都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具体明确,并使个别具有领土野心、企图趁火打劫的帝国主义强盗也终于没有达到目的。因此通过义和团运动中三次瓜分危机的缓解,结果就起到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义和团运动以其英勇战斗的精神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不得不来一个紧急刹车,中止他们的瓜分罪行。单凭事业的正义性,而不靠英勇的战斗去把它付诸实践,最后也必是一番空话而一事无成。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会因为他们掠夺殖民地的强盗行径的非正义性而停止其疯狂罪行的,不然的话何以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呢?这种人们所谓的一种可怕的真理在世界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十四)义和团运动之所以能起到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作用,乃是由于它是一次民族起义运动,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这种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军事力量所镇压不了的,数十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史证明,它虽屡经镇压却此伏彼起,更加茁壮成长。就是因为它具有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性质的缘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它的这种性质就更明显了,规模也大得多了。1900年全面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如果说它曾经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就曾经相应地阻止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瓜分中国领土而进行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如果说义和团运动不曾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话,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后来为了争夺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尚且不惜一战。不过这时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多半不会是日俄战争,却很有可能是英俄战争,也有可能不只是两个国家,而是两个国家以上参加的帝国主义战争。当然也有通过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协商来进行和平瓜分中国的可能性,虽说这种可能性很难实现。

(十五)义和团运动既然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它就相应地保存中国数千年来的悠久的文化,使中华民族这个文明古国得以在这个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中存在下来,中国悠久的文化和文明之保存乃是中国在政治上没有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直接后果。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本来是互相影响,彼此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中国近代由于西方产业革命没有波及到中国,它是落在文化发展的后面,但是它是可以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正像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等代表中国文化的四大发明,曾经有助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之结束一样,中国文化和文明在将来也是很可能对世界文化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在义和团运动中英勇的拳民敢于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号称“八国联军”的挑战作出应战,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没有像挑战一样的应战就不会产生创造性的火花。义和团运动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挑战所作出的应战证明,中国文化和文明是有其生存的价值和权力的,而中国几千年来的悠久文化和文明并借此得以保存,义和团运动的功绩是不朽的。

(十六)义和团运动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滥觞。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又想来瓜分中国。由这段布告看来义和团的兴起虽然最初发生于幻想,但很明显的还是民族精神的觉醒。” 美国驻华特使柔克义致海约翰信中说:“赫德爵士认为义和团起义是中国摆脱外国人的束缚,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所显示出的热情和能量使八国联军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将军感慨万端:“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不过1903年又发生围绕东北的瓜分危机,因为俄国占了奉天,各国要实行瓜分的政策”)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在《中国问题》中说一旦怯弱温和的中国人的热情被激发,也可能变成世上最轻率的赌徒。清末的义和团运动以及民国的反廿一条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三大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其中五四运动主要为反帝国主义政治主权侵略,而义和团运动和五卅运动则是反帝国主义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侵略的运动,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深远。

(十七)义和团运动在当时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保存中国的悠久文化,阻止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可能爆发和促进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还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12月《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是这样地把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同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系起来观察并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义和团运动的功绩的。他在《讲话》中说:“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受尽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里不断地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义和团事件亦改变列强的对华政策,减缓当时列强殖化中国的步伐。正如当时谚语所讲:“老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老百姓”。列强意识到利用虚弱不堪的清政府统治中国百姓,显然比列强直接派总督统治百姓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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