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一、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太平天国以后一次最大的群众反帝运动。它兴起的原因，主要是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十九世纪末期，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写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详细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特征：“第一，生产和资本集中已发展到很高的程度，以至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第二，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已溶合为一，因而在这个“财政资本”基础上已造成了财政寡头；第三，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四，分割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形成起来了；第五，各最大资本主义强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特别残酷，而且各帝国主义国家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也特别尖锐。这时各帝国主义国家急于瓜分中国，企图从这个世界上极大的富源地带汲取利润。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甲午战争以前是以商品输出为主，甲午战争以后就以资本输出为主。

       我们看历次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甲午战争以前主要是强迫中国开商埠，把持中国海关，夺取中国内河航行权等等，主要是为了对中国输出商品的方便。到了马关条约就增加了在中国开设工厂的条文，那就是为了输出资本的方便。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以资本输出为主，并不是说商品输出就没有了或者减少了，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帝国主义对我国输出的商品数目正是一天一天的增多，不过已不以此为主了。甲午战争以前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以商品输出为主，也不是说那时就没有资本输出，不是这样的，实际上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了对中国的投资，不过那时在中国建立的企业不多，规模也不大，对于满清政府的借款数目不大，而且是高利贷性的，其主要点还不是通过借款来攫取中国主权。甲午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都向我国大量投资，都在我国设立了银行，作为侵略我国的总机关。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开设了各种工厂，并以大量的金钱贷给清朝政府以攫取中国的主权。如英、德和沙俄在一八九六年到一八九八年贷款三万万两作为清朝政府对日赔款之用。由此它们更进一步管理中国的关税。它们通过铁路、开矿等项贷款或投资，不只掠夺了铁路、开矿的权利，而且进一步摆取铁路、矿山附近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利。总之，这时帝国主义控制中国财政经济的命脉，从而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政治。

       甲午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都在中国霸占所谓租借地（如德租胶州湾，法租广州湾等等），建立侵略我国的基地。又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以保护它们在我国的投资，并准备瓜分我国。英国以长江中部作为势力范围，沙俄以东三省作为势力范围，法国以两广、云、贵作为势力范围，德国以山东，日本以福建作为势力范围，在各国势力范围之内，不只经济权操于帝国主义手中，而且政治文化教育也都由帝国主义来操纵。各帝国主义并企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还商谈着瓜分中国。惟有美帝国主义没有划分到势力范围，它担心如果当时就瓜分中国，美国分赃不会太多，就于一八九九年提出了“保护中国领土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就是说美帝国主义要求各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都允许它去插足，要求中国任何角落都大开门户，任帝国主义强盗们随便出入。

       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帝国主义的大量投资更促成了中国农民、手工业者的破产，因此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因此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甲午战争，中国赔款在二万万三千万两以上，增加了人民的负担，直接威胁着人民的生活，因此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义和团反帝运动就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激起的。

 

二、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激起了义和团运动

       封建统治阶级与中国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到了甲午战争以后比从前更加尖锐了。首先清朝政府向帝国主义者投降，割地赔款，断送中国主权，并帮助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清朝政府这样卖国，这样出卖人民，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忍受的，因此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也就必然是反清朝政府的运动。例如德帝国主义侵占胶州，侵入山东，山东人民愤起反抗，清朝政府镇压爱国的人民，一八九七年就激起了兰山县（今临沂县）农民起义。兰山农民起义的檄文说：“照得咱老子本是大清国的良民，年年完钱粮，都被这瘟官吃去。这瘟官只知道巴结洋人，全无一毫顾痛子民之心。现在听说这瘟官要将咱兄弟们捉去，献与洋人。所以咱老子大发雷霆，不等他们动手，我兄弟先要齐心，要像桃园结义一般，同生同死。抓住瘟官，碎尸万段，方雪我心头之恨。”当时各地人民的反抗运动很多，兰山县仅是其中的一例。

       其次甲午战争以后，官僚地主对人民的封建剥削和压迫日益残酷。以官僚来说，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中所描写的苟才之类，比比皆是。不必特别举例，只用《官场现形记》序中的几句话：“羊狠狼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至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种种荒谬，种种乖戾，虽罄纸墨不能书也。”完全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这本书是小说，可是他所记载的满清官僚，大自军机大臣，小至杂佐差役，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完全是信史。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也不必特别举例。只要读一读《阿Q正传》，看一看赵太爷对待阿Q的情况；回想一下参加土改时，农民诉苦的情况，就可以了解了。因此，义和团的宣传品中就有这样的话：“大清官，钱买的，你问我，我问谁。”义和团在实际的行动中，不交粮税，打击地主。

       义和团运动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激起的。但是当时中国民族处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之下，最迫切的问题，是挽救中国被瓜分，挽救中国渝为殖民地的危机，因此，全国人民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中国各族人民与满洲贵族的矛盾略被冲淡。封建地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化，有的中小地主在民族危机时，也参加了反帝运动。如广宗县的武举人景廷宾就是一例，为了反帝反满清的斗争，牺性了自己的生命。有的地主豪绅，直接遭受帝国主义的追害，也参加了反帝斗争。如深水县的阎老福，被洋数士讹诈，罚银二百五十两、酒席二十桌，还被迫到教堂去跪门赔礼。因此，他后来把全部家产拿出来给义和团，自己也参加了义和团。这两类地主是真心参加义和团的，不过人数并不多。

       一部分官僚，因为帝国主义侵犯了他的统治权，而他自己又无力去压制义和团，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以后，就利用义和团，毓贤就属于这一类。毓贤就是《老残游记》一书中所写的玉太尊。他不是一个贪官，却是一个酷吏。他在曹州做知府，一年中间杀死了两千名大刀会。他的残酷屠杀，得到了那拉氏的奖励，很快地升为山东省巡抚。可是他的残酷屠杀，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在曹州知府任上他没有镇压下大刀会的活动，最后他自己反而几乎被大刀会杀死，被迫停止了屠杀。一八九七年帝国主义为了沂州农民起义，曾向清朝政府斥责他。一八九九年义和团在山东平原县起事，毓贤更无力镇压，就转变为利用义和团。帝国主义强迫清朝政府把毓贤撤职。一八九九年冬毓贤改任山西巡抚，他更加要利用义和团，并影响了清朝政府决定利用义和团的政策。这算是最坚决利用义和团的官僚。

       另一部分极端顽固的官僚和满洲贵族，如载漪、刚毅、徐桐、荣禄之类，是贪官污吏的首领。他们反对一切略带进步气息的事物，除去洋钱以外，排斥一切带有“洋”字的东西。他们想杀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想用溥儒代替载湉当皇帝，想禁止一切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书报，想杀死已经掌握了一部分军政实权的汉族官僚（如李鸿章等），可是都因为帝国主义的干涉不能如愿。在这一点上，他们痛恨洋人，常无力镇压义和团运动时就企图利用义和团抵抗洋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在利用中以消灭义和团，当时那拉氏是这一些官僚的代表，所施行的正是利用义和团的政策。

       那拉氏和一些王公贵族既然利用义和团，于是一些趋炎附势的官僚，莫不进行投机的勾当，宣称并且亲身参加义和团。当时有一首《西江月》形容这些家伙们说：“殷实士绅宅第，设坛焚香诵经，皆称坛主壮家声，所为保护门庭。”

       洋务派的官僚，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是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他们始终反对义和团。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了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同时也表现了地主阶级内部的顽固派与洋务派的矛盾、满汉统治者的矛盾、顽固派洋务派与维新派的矛盾。但因当时以中国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为主，所以清朝政府决定了利用义和团，从而使义和团运动的内容愈益复杂。

 

三、义和团运动的目标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使中国人民生活极端痛苦。洋货的倾销和帝国主义在中国设厂，更加速了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破产。特别是修筑铁路，霸占土地，破坏水利，更直接威胁着农民的生活，也就更激起农民的反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固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制下不能发展，但是他们对于加速破坏手工业方面却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几方面的逼迫，再加以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年黄河的水灾，一九零零年入春以来的旱灾，这样又促成了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反抗运动的迅速爆发。

       一九零零年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是由义和拳发动的。义和拳是农民、手工业工人的秘密结社，在满清初年就有。这一类的秘密结社组织，并不统一，名称也不一致，有白莲教、八卦教、义和拳、大刀会、红灯照等等名称，他们都带着浓厚的宗教色彩，都以反抗封建压迫（鸦片战争以后增加反帝内容）为目标，而其组织形式也大体相同。恩格斯总结德国农民战争时说：“一切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在当时都要带上宗教的外衣，而且首先必然反对教会。”利用宗教迷信以发动反封建的斗争，这是农民战争的规律，义和团也正是按照这样的规律活动的。

       义和团自称他们的祖师是忧世先师，为了忧虞外国侵略中国就领导群众进行反抗斗争，并请到各等神仙来帮助。义和团的一切宣传也都加上一层迷信的外衣，总说是乩语或神仙留下的文字。义和团动员群众的办法是供神、烧香、念咒、扶乩等等。他们自称有神仙附体，有孙悟空、猪八戒（出《西游记》）、杨二郎（出《封神演义》）、秦叔宝（出《隋唐演义》）以及关、张、赵、马、黄（出《三国演义》）等人附体，帮助他们“灭洋人，杀赃官”。他们的许多举动都表现了迷信落后，但是他们的斗争目标是完全正确的。

       义和团的组织，男人有义和拳、大刀会等等，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女人有红灯照、蓝灯照、花灯照等等，首领称大师姐。每一个村自成一个单位，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参加义和团的群众主要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失业流民；此外也有个别的中小地主；后来还有投机的官僚、地主参加。义和团中最出名的首领，在山东有朱红灯，在北京有李来中，在天津有张德成、曹福田、黄莲圣母等人。

       义和团斗争的主要目标是反抗帝国主义。在义和团的揭帖中写着：“神助拳、 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说明义和团“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的目的是使“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其次的斗争目标是反抗封建主义，反抗清朝政府。义和团揭帖中指明清朝政府是“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同群”的帝国主义走狗。义和团要以姓朱的皇帝来代替清朝，义和团中流传的乩语：“可笑胡儿（清朝皇帝）不害羞，何人保你万万秋，但等莲花遍地开，五羊赶你出幽州。”就是说要推倒清朝政府。其次的斗争目标是反对资本主义。义和团到处挑铁道，砸机器，这和各资本主义国家在产业革命初期，破产的手工业工人反对机器的落后行为是相同的。义和团以反帝为主而又反对机器生产，在反对机器生产一点上和清朝政府中最落后的顽固派有相同之处，因此，清朝政府就有机会来利用义和团，但是当时中国的所谓机器生产，主要却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义和团反对机器，实即反抗帝国主义，在这一方面说，我们不能过分批评义和团的落后。再看保定铁路员工表示信奉义和团，义和团即不拆保定附近的铁道（共二百余里），我们更可以知道，当时义和团如果有进步阶级的领导，他们的落后性是可以纠正的。

 

四、义和团反帝斗争首先反抗帝国主义所利用的教士

       中国人民并不反对外来的宗教。天主教从明末传入中国，并未引起了人民的反对。可是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以来，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从一八六一年南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即南昌教案起，以后中国人民反抗教堂教士的斗争连年不断，到义和团运动时可说是发展到最高顶点。

       我们要把宗教本身和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来分别开，宗教本身的问题我们不去谈它，只谈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问题。不管天主教或耶稣教或天主、耶稣教中的任何派别，只要他们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来侵略中国，那些教士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利用教士为掠夺殖民地的先遣队，从鸦片战争以前，英、美、法等国就派遣教士到中国来调查情况，收买汉奸；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教士都直接参加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帝国主义把传教写在不平等条约上面，教士据此深入我国各地进行特务活动；帝国主义所建立的教堂就是“租界”，中国政府不能干涉，可是教士反而干涉地方的行政和人民的受国运动；各地人民屡屡进行反抗教会教士的斗争，帝国主义强迫清朝政府镇压人民，帝国主义的军队并直接屠杀人民。事情很明白，在各地传教的教士就是深入农村的帝国主义分子，农民反帝运动当然而且应该反抗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

       教堂多是大地主，教士多是恶霸。他们霸占土地，逼迫得农民流离失所；他们以地租和高利贷剥削贫苦的农民和贫民，逼迫得劳动人民饥寒交迫；至他们包揽词讼，讹诈劳动群众，并且也讹诈地主，稍不遂意，帝国主义的公使就强迫清朝政府处罚地方官吏；他们直接杀人放火，在教堂中私设公堂；他们还奸淫妇女， 贩卖人口；他们还贩卖鸦片，包庇走私，甚至公开抢劫。总之，凡是一切封建恶霸的行为，教士统统俱备，而这些洋恶霸有各帝国主义支持，比土恶霸更为狠毒，更为凶恶。事情很明白，农民反封建的斗争，当然而且应该反抗披着宗教外衣的洋恶霸。

       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是中国近代史的特点之一。因此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也必然以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也就是封建恶霸为革命对象之一。

 

（二）义和团反帝运动的扩大

一、一九零零年以前义和拳的反帝运动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开始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农民自发的斗争，经常是秘密结社所发动的。

       一八九七年德帝国主义侵入山东以来，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大规模的修筑铁路，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于是日益激烈。首先山东人民反对德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德国修筑胶济铁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高密一带，沂州一带，曹州一带都发生了农民武装反抗的斗争，大刀会和义和拳这时就在山东活跃起来了。德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极力镇压农民起义，可是农民起义此仆彼起，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直继续发展。一八九九年朱红灯在平原起义，义和团反帝运动在山东省扩大了，并且发展到直隶（今河北省）景州一带。

       义和拳在山东打败了清朝军队，逼迫着山东巡抚毓贤改变镇压政策为利用政策。毓贤这时承认义和拳为民团，义和拳、大刀会就以义和团的名义公开活动。农民反帝运动由秘密结社争取到以民团的名义公开活动，是一个大发展，从此斗争的条件更为方便，参加的群众也更为广泛了。这时义和团的旗帜也改为“扶清灭洋”、“保清灭洋”或“顺清灭洋”。

       毓贤是清朝政府官僚中首先联合义和团的人，帝国主义逼迫清朝政府把毓贤撤职（后调为山西巡抚）。一八九九年冬季山东巡抚换了袁世凯，他是帝国主义的洋奴才，一到山东就联合德帝国主义屠杀义和团，杀死了朱红灯和许多爱国的人民。山东义和运动虽然未曾完全消灭，但在袁世凯压制之下，不能有很大的发展。就全国范围来说，义和团在直隶活动起来，在山西也开始活动，中国人民反帝运动是在扩大着。

       在一九零零年以前，清朝政府中的洋务派或顽固派一致主张严厉镇压义和团。只有个别官僚，如毓贤才和义和团发生联系，主张利用义和团。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的逼迫，使义和团的反抗一天比一天激烈。清朝政府实际无力镇压广大人民的反帝运动，因此，顽固派对于镇压义和团就动摇了。帝国主义逼迫清朝政府镇压义和团，美国公使竟向清朝政府提出，假如巡抚不愿或不能控制义和团，就应该立刻撤职。各国公使逼追清朝政府把山东巡抚毓贤撤职，又反对毓贤为山西巡抚，美国公使竟威胁清朝政府说，烦恼会随着任毓贤为山西巡抚而来。这样就增加了顽固派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顽固派对于镇压义和团又动摇了。一八九九年冬顽固派立溥儁为大阿哥，准备立即使之代替载湉为皇帝，并且企图严厉地镇压保皇党，都遭受了帝国主义公使的反对；不能实现。这就更加使顽固派对于镇压义和团发生了动摇。首先是载漪，为了使其儿子溥儁当皇帝，企图利用义和团以抵抗洋人的干涉，他就接受了毓贤利用义和团的主张。

 

二、一九零零年一月到五月义和园运动的发展

       一九零零年（阴历庚子年，清朝光绪二十六年）春节的时候，义和团已经在保定、天津和许多乡村中活动起来了，到了四月间北京也有义和团的活动了。四月二十日以后，北京各教堂附近遍贴义和团揭帖，说在阴历三月底（即公历四月底）要攻打侵略中国的教堂。五月间，义和团揭帖满街贴遍，声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声言要拆毁同文馆（清朝训练翻译的学校）和京师大学堂。

       农村中的义和团，差不多普遍于直隶全省，此外山东、山西、东北各地的义和团也活跃起来。义和团最活跃的地方是芦沟桥到保定的铁路线上。清朝政府派副将杨福同等率兵到涞水镇压，杨福同等烧杀掳掠，无恶不作，涞水义和团就杀死了杨福同。随后义和团拆毁了琉璃河到涿州的铁道和电线，烧毁丰台车站，拆毁芦保铁路（当时京汉铁路只修成芦沟桥到保定一段）和北京天津间的铁路。

       这时清朝政府慌张起来，对于义和团无力镇压，可是帝国主义逼迫越来越厉害，又无力抵抗。六月五日那拉氏派军机大臣刚毅和刑部尚书赵舒翘去涿州，派内阁学士徐桐和吏部侍郎许景澄去丰台。明为派这些人去解散义和团，实际上是派这些人去了解义和团的情况，好决定对待义和团的办法。一九零零年最初五个月是义和团日益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大规模反帝运动兴起的过程。在这一段史实中间我们应注意的问题有下列几个。

       第一，帝国主义的压迫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一九零零年三月间，各公使警告清朝政府，说如果清朝政府不能镇压义和团，各国就派兵来直接干涉。四月间英、美、德、意、法、俄各国军舰先后开到大沽口。五月三十一日英、美、日、意、俄、德、法七国侵略军三百多名进入北京，同时七国军舰在大沽口示威。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中国，并妄想瓜分中国的活动日益明显，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帝国主义者又直接屠杀中国人民，如德国公使克德林在北京城内，竟不止一次地枪杀义和团，攻击义和团的机关。又如芦保铁路上的三十几个洋人，由保定回天津，船行到任邱县苟各庄地方遇到了义和团，义和团并没有阻止洋人，可是这些帝国主义分子竟上岸枪击义和团，逼迫义和团不能不回击。这一次战斗义和团牺牲很大，也打死了许多帝国主义分子。从此我们可以知道，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是帝国主义强盗的蛮横所激起的。

       第二，清朝政府的压迫激起了人民的反抗。一九零零年六月以前，清朝政府对待义和团始终是严厉的镇压。如杨福同在涞水县杀死义和团数百人，聂士成的部队在定兴县公然抢掠奸淫，压迫得村民向县署要求撤兵，否则开仗。当时就有人说，清朝军队滥杀激变，从此我们可以知道，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是清朝政府的野蛮统治所激起的。

       第三，清朝政府内部的分化在发展着。帝国主义的逼迫加紧了，义和团运动扩大了，从而使清朝政府内部的分化也日益明显，洋务派是帝国主义的奴才，始终是主张投降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顽固派在被帝国主义压制太甚，而又无力镇压义和团的时候，他们动摇了。满洲贵族和顽固派为了消灭汉族官僚和洋务派的势力，又幻想利用义和团。因此，这时清朝政府中的顽固派如端王载漪，大学士徐桐之类就和义和团开始结合了。那拉氏固然坚持着镇压义和团，但是也表现了动摇，四月十八日上说：“各省乡民设团自卫，本古人守望相助之理，果能安分守法，原可听其自便。”二十二日的上渝又说：“民间学习拳技，自卫身家，亦应止论其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这就是表示，义和团如果在她所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她可以与义和团结合；也就是表示，她准备利用义和团。清朝政府内部的分化，顽固派的动摇，对于义和团的活动是有利的。因此，四月以后，义和团的活动就更为方便一些。

 

三、六月到七月中旬义和团的反帝战争

       六月二日，沙俄马队由天津出发西行，企图镇压义和团。义和团在独流镇阻击沙俄马队，开始和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六日，义和团在天津和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直隶总督裕禄原先主张镇压义和团，自从杨福同被和杀死以后，他慑于义和的力量开始动摇了。义和团在天津进行反帝国主义战争以后，裕禄就决定了利用义和团。裕禄见义和团的首领张德成时是用平行的礼节，见黄莲圣母时是用三跪九叩礼。这时聂士成仍是与义和团为敌，在杨村攻击义和团，在天津又袭击与洋人作战的义和团，这样就是帮助帝国主义侵略者来屠杀中国人民。不过聂士成还对帝国主义坚决作战，从这一点上说，我们不能把聂士成和死心塌地的汉奸相提并论。

       十日英军官西摩尔率领各帝国主义联军二千余人，由天津出发，向北京进攻。义和团破坏了铁路，随地拦击帝国主义联军，最后在廊坊把敌人包围起来。西摩尔的联军由廊坊突围败退，沿途又被义和团围攻，二十六日才退回天津。西摩尔率联军攻击北京，更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十三日天津义和团就开始进攻租界。十七日，帝国主义联军攻陷大沾炮台，天津战斗益趋激烈。

       天津战争开始，北京局势也日益紧张。许景澄到丰台，去见义和团，义和团回答他们说：我们“只管祖师爷的命令，不管朝廷的命令。”刚毅等到达涿州，义和团对他们说：“先拜祖师，后谈合作。”六月十一日，董福祥军队在北京杀死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十三日义和团大队进入北京，烧宣武门内教堂和灯市口教堂。十四日，义和团在宣武门与德国马队作战，北京的战争也开始了。十六日，义和团焚烧日本洋行，引起大火，烧毁前门外大栅栏到西河沿一带房屋，并烧毁前门箭楼。二十日，德国公使克德林在米市大街被清军杀死。

       六月以来，北京城内义和团力量大增，清朝政府事实上无力来镇压了。清朝政府内部的分化也更为明显了。顽固派载漪之类主张利用义和团，洋务派许景澄之类主张镇压义和团，那拉氏与载漪之类的主张相同但尚未作最后的决定。从六月十七日开始，清朝政府连日开会，但终无最后决定。二十日，载漪等假造公使团的照会，说洋人要那拉氏把政权交给载湉。这样就激怒了那拉氏，她说“我不能再压制义和团了。于是决定利用义和团以攻击洋人。六月二十一日，清朝政府下宣战上谕，向世界各国宣战。随后又下令各省督抚，一律组织义和团，并派刚毅、载勋为团练大臣，统带义和团，企望使义和团完全由清朝政府来控制。

       六月二十日北京义和团开始攻西什库教堂，二十一日，开始攻击东交民巷使馆。那拉氏希望义和团全由她来控制，可是实际上她控制不住。六月二十五日，载漪曾率义和团入宫谋杀载湉。那拉氏更感到义和团的危险，于是下令停攻使馆 ，并派荣禄赴各使馆议和。义和团攻击东交民巷，始终未曾停止，可是那拉氏的命令时而是进攻，时而是议和。反复了许多次。七月八日那拉氏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出卖义和团投降帝国主义。

       在这一个半月的史实中，暴露了清朝政府无力禁止义和团，也无力控制义和团。清朝政府决定利用义和团，是企图在利用中消灭义和团。六月二十六日那拉氏给李鸿章等人的上谕把她的阴谋说得很情楚，她说：”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且居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难，势不两立。朝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合徐图挽救。”二十九日她给驻各国公使的上谕又说：义和团声势汹汹，势不可遏，“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目前利用义和团是要对于“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并且叫各公使向各国政府说明“委曲情形”，乞求各帝国主义政府原谅清朝政府“万不得已而作此”的苦衷。

       这一个半月的史实，又暴露了顽固派利用义和团，但是他们的企图并不一致。他们恐怕再镇压义和团则“患生不测，不若因而用之，尚可转危为安”，这一点是一致的。他们企图利用义和团逼迫洋人对他们让步，企图借用义和团的力量以打击维新派、洋务派和有实权的汉族大官僚，这一点也是一致的。可是要到什么时候就出卖义和团而投降帝国主义，这个期限他们是不一致的。载漪的期限最长，他要等到薄儁做了皇帝以后再授降帝国主义。荣禄的期限最短，他看到义和团不能在短期内攻克东交民巷 ，立即主张依靠帝国主义来消灭义和团。那拉氏处于两者之间，她在宣战以后五天就准备投降，可是动摇不定，于是出现了对东交民巷时攻时停的上谕。

       这一个半月的史实，又暴露了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斗争，日趋尖锐。在清朝政府决定利用义和团时，洋务派京官如袁昶、许景澄等极力反对。在清朝宣战和各省练义和团的上谕发布以后，洋务派的首领两广总督李鸿章立即宣布“粤不奉诏”。李鸿章、刘坤一（两江总督）、张之洞（湖广总督）和袁世凯等这时不接受清朝政府的命令，尽力镇压人民的反帝运动。由刘坤一、张之洞出面和帝国主义国家商谈东南互保。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分别在英、日帝国主义支持之下，准备各自在所管治的区域独立。这一时期清朝政府全为顽固派所把持，可是其统治力所能到的地方缩小了。洋务派把持着华中、华南几个重要区域的实权，他们依赖帝国主义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与清朝政府实际上是分离了。

       这一个半月的史实，又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弱点。不管维新派或革命派，他们都不去领导或参加义和团的反帝运动，却都在攻击义和团的反帝运动。而企图依赖帝国主义支持以获得政权，唐才常准备在长江一带起事，孙中山准备在广东起事。最后唐才常被英国和张之洞出卖了，孙中山在广东的起义也失败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只有秦力山一人企图使义和团改变“扶清灭洋”为“排满革命”，可是他到达天津以后，和曹福田一次会谈未成功，就打消了原来的愿望。义和团没有获得资产阶级的领导，始终是原始的自发的农民运动，因此，缺点不能纠正，失败是不可免的。

 

四、七月中旬到八月间义和团的反帝战争

       七月十四日，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侵占了天津。就在这一天，那拉氏派荣禄、 奕勋去东交民巷慰间各使馆，给各使馆送西瓜、青菜等礼物。一面打仗，一面慰问，这是极矛盾的行动。清朝政府叫义和团和董福祥的甘军去攻打公使馆，义和团只有大刀长矛，并没有近代的枪炮，荣禄有大炮，可是荣禄和那拉氏都不准义和团和甘军使用大炮，这又是极矛盾的行动。清朝政府派刚毅率领义和团攻打公使馆，可是并没有作战计划，只是刚毅每天到御河桥附近向公使馆打几枪，这又是极矛盾的行动。清朝政府宣称义和团为义民，可是又以剿除假义和团的名义在北京城内杀戮义和团，这又是极矛盾的行动。这些矛盾的事情都是从清朝政府企图在利用中消灭义和团而发生的。因此，义和团与清朝政府的矛盾也就日益扩大。七月中旬以后，清朝政府控制义和团的力量，可说是一点也没有了。七月十五日，义和团杀死副都统庆恒全家，清朝政府也无可奈何。同日清朝政府杀死伪皇帝等八十余人，但不能阻止义和团的活动。据当时人的记载，这时义和团因清朝政府“送外国物件，皆不服……大有叛逆不道之意矣。”

       七月二十六日，李秉衡到北京，清朝政府叫他帮办武卫军务，好像又要坚决对帝国主义作战。可是也就在这一天，又给公使馆送去西瓜四车，冰块二百四十方，白面二三千斤，表示要投降帝国主义。七月二十九日清朝政府在义和团的压力下杀死许景澄、袁昶两个洋务派。八月二日，八国联军由天津出发进攻北京，清朝政府更形慌乱。八月十二日李秉衡败死通州。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攻北京。十五日北京全陷，那拉氏和载湉狼狈逃走。

       这一个月的史实，说明清朝政府完全无力控制义和团，义和团与清朝政府之间的矛盾加大。顽固派已准备投降帝国主义，顽固派与洋务派又结合起来。天津失陷以后，那拉氏就电催李鸿章赶快北来。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攻击，那拉氏就派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清朝政府并通知各公使馆，清求联军停战。李鸿章本来准备在广东搞英国所支持的“独立”，可是他接到那拉氏的直隶总督的任命以后，就离粤北上，企图仍旧依苏沙俄保护那拉氏。不过他还在观望形势，要看一看清朝政府是否要被义和团或八国联军所推倒，根据时局的变化，再进行他的卖国勾当。八国联军进入北京，顽固派出卖了义和团，那拉氏逃亡西安，李鸿章等洋务派和顽固派就重新结合在一起，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压迫中国人民了。

 

五、义和团运动普遍于全国

        一九零零年六月以后，义和团运动普遍于全国。据现有的资料来说，除去贵州、新疆、青海和西藏未找到资料以外，全国每个省份都有义和团的活动。

       义和团运动最发展的地方是直隶。其次是山西、山东和东北。山西义和团的发展不如直隶那样普通，也未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直接战斗。山东义和团的运动在袁世凯的镇压下，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东北的义和团直接与沙俄的军队作战，牺牲很大，斗争也相当普遍，相当激烈。华中各省和华南各省，在洋务派镇压之下，义和团运动没有得到大发展，但在浙江、江西和湖南等省也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甚至在上海租界中也是流传着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总算账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一类的话，使帝国主义分子惶恐万状，觉得他们的末日即要临到了。

       全国范围的义和团反帝运动，就不一定都是义和拳或大刀会所发动的了。全国民间的各种秘密结社这时都活动起来，如在理教、斋教、红灯教等等属于白莲教系统的会斗和各种属三合会系统的会斗都一起活动起来了。其中如广西三合会的活动，尤为深入群众，普及于广西全省，波及于广西四周的各省，并且一直坚持到一九零五年。

       义和团运动是普遍于全国的人民反帝运动，是太平天国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规模最大，最能深入群众的一次反帝运动。

 

（三）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义和团继续反抗

一、帝国主义的联军侵略中国的暴行

       帝国主义者与其走狗，总是污蔑义和团为“野蛮”、为“匪”，自吹他们自己是一文明的，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野蛮匪徒正是帝国主义者，义和团反对这些帝国主义强盗是应该的，正义的。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一文中指出野蛮的强盗正是帝国主义者，一他们开始劫掠中国，如同恶鬼抢夺死尸一样。列宁以深厚的同情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他说：“中国人并不仇恨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不曾和欧洲人民发生过争论冲突，他们只仇恨欧洲的资本家，与服从资本家的欧洲各国的政府。中国人能不仇恨那些来中国只是为了赚钱的外国人么？他们能不仇恨那些只是用他们夸张的文明来实行欺骗劫掠与暴虐的人们么？他们能不仇恨那些对中国作战只是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权的人们么（如一八五六年英法对华战争）？他们能不仇恨那些伪善地以传布基督教来掩护掠夺政策的人们么？

       八国联军侵入我国，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据联军统帅瓦德西的笔记所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会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各帝国主义都有一套抢掠的本领，其中沙俄的军队算是最笨的，瓦德西就嘲笑他们说：“其抢劫之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地打成粉碎。”这一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抢劫数目大得无比，瓦德西说这笔账是算不清的。据一个帝国际主义的小走狗萧若瑟在《圣教史略》中说：“联军既占北京，各国集议拟分兵四出，搜捕拳匪（污蔑义和团之称）余党。于是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均在联军势力圈内，往来梭巡，足迹殆遍。凡拳匪巢穴，无论官衙民居，遇则焚毁，往往全村遭劫。”又据说刘春棠在《畿南济变纪略》中说，德国兵在保定郎家庄，一次就杀死男女二百多口。奸淫更是帝国主义兽兵们的特性，例如在北京联军把许多妇女因禁在裱背胡同，任意蹂躏。这些强盗们的暴行是说不完的，以上几点不过是其中的一例而已。

       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这些强盗的暴行，并不限于帝国主义的军队，所有帝国主义分子，包括外交人员和教士都是这样的野兽。领导联军之兽行的正是各帝国主义的公使之类，为联军当领导而自己也直接参加暴行的正是以樊国樑（法国人，西什库教堂主教）为首的天主教教士和以丁韪良（美国人，同文馆总教习）为首的耶稣教教士。瓦德西在笔记中称颂这些教士为联军当向导的“功绩”，同时也记载了这些家伙的卑鄙，说这都是一些投机商人，“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

       我们还要注意着，是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中国，彼此冲突得很厉害。当时分为英、美、日和俄、德、法两大集团，但是各集团内部也有矛盾。八国联军侵入天津以后，沙俄企图先占领了东北，然后进兵山海关，再进兵北京，由他来控制华北；英国企图先占领了北京，由他控制了华北阻止沙俄进入山海关；因此为了攻击北京争吵一番。及至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争吵更甚。在天津法国兵游行，高喊“打倒英国人”。在北京日、俄军队几乎打起来，美、法军队也几乎打起来。英军抢占了山海关，阻止在东北的沙俄军队入关。清朝政府派李鸿章和奕劻为议和大臣；可是因为各帝国主义间的冲突，李鸿章在沙俄军队控制之下，英德不承认他是议和大臣；讳奕劻在日本挟持之下，沙俄也不承认他是议和大臣；因此，清朝政府的投降也遭受了困难。各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自然也造成了阻止瓜分中国的条件。

 

二、封建统治阶级投降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联军侵入北京，清朝政府就出卖了义和团，投降了帝国主义。八月二十日那拉氏逃至怀来县，在那里用载湉的名义宣布了罪已诏，说什么：“团教不和，变生仓促。”把一切责任推卸得干干浄浄。又说什么：“深维君辱臣死之义，卧薪尝胆，勿讬空言。”抬出了封建招牌，要求全国人民再受其统治。又说什么不能保国，应该“身殉社稷”。承认自己该死以缓和人民的愤怒。可是接着就声明“圣母春秋已高”，还要有人侍候，这样又找到了不死的“理由”，诡辩逃跑得“有理”。九月十七日和二十五日，那拉氏逃至太原，连下上谕，说：“此次衅端实由拳民肇祸”。又说：“此次中外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这样就把责任完全推到义和团和利用义和团的几个官僚身上，他们就以此为“理由”来杀戮义和团，来处罚利用义和团的官僚。一九零一年一月二十九日，那拉氏在西安，又下诏变法，说什么“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实际的用意就是明白宣布投降帝国主义。所谓参酌中西政要以求改革者，就是说清朝政府从此要充当帝国主义的忠实奴才，“举凡朝举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都要适合帝国主义的要求。从此那拉氏等顽固派死心塌地的投降了帝国主义，从此那拉氏不只是充当沙俄帝国主义的奴才，而且充当各帝国主义共同的奴才。

       李鸿章等洋务派这时和顽固派联合在一起，共同卖国。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向帝国主义接洽投降，他首先命令各地方官和清朝军队遇见洋人须“撤兵缴械，以礼接待”；对于义和团须“认真则办”。李鸿章、奕劻之类向帝国主义进行交涉，实际只是接受帝国主义的吩咐。乞求帝国主义来支持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因此他们所统率的大小官僚，对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是血腥的屠杀，对于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是逢迎献媚。如范天贵配合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民，只在白沟河一处，杀人即在二千以上。如候补道孙钟祥在保定奉李鸿章的命令接待八国联军，“遍谕绅商，拟酬金二万两购置礼品”；候补知县张日升在保定竟搜寻妇女多人，供给帝国主义兽兵蹂躏。这一群卖国贼的罪行，是无法说完的。

       一般官僚、地主、豪绅之类，这时也力求洋化，尽力爬入买办之列。他们要花十两白银买一个小十字架佩在胸前；要花百两白银买一本天主教的早晚课拿在手中；甚至不惜重价购买洋人抛弃的破鞋、破帽、破衣神穿在身上；藉以表示身有洋气，即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妓女赛金花为瓦德西所赏识，一些王公官僚立即尊之为“赛二爷”，给她送礼，请她吃饭，还认她为干娘。以那拉氏、李鸿章为首的一群大小民贼，对帝国主义表演着极端无耻的奴才相，中华民族就被他们出卖了。

 

三、义和团继续反抗

       中国人民和地主买办阶级走着相反的道路，他们保持着中国民族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坚持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义和团的反帝运动被出卖了，利用义和团的官僚地主，混入义和团的投机分子，都出卖了义和团，可是广大的劳动人民仍然继续进行着反帝斗争。以北京为例，八国联军侵入以后，义和团改变了装束，白天藏匿起来，夜晚出来袭击敌人。义和团继续斗争，迫使帝国主义分子哀鸣：“安睡之乡，可想而不可得！”“平安之处，仅此大街，若小巷中殊不可测也！”北京、天津、保定各城市中义和团不停止地打击侵略者，迫使帝国主义不能不以大部分兵力结集在这里，不敢远出攻掠。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以后，派兵追击那拉氏。一路从北京出发，沿今京绥铁路钱西行，由德将约克率领，准备大同侵入山西。可是这一路侵略军在张家口被义和圃打败了，约克阵亡（帝国主义自称被煤气熏死），不能前进。另一路从北京和天津出发，向正定一带集中，由英将贾思尔率领，准备从娘子关侵入山西。可是义和团在太行山中集合，迫使这一路联军到达正定，就不敢再向前移动了。冀中大平原上的义和团，处处袭击八国联军，又使帝国主义侵略者与其走狗手忙脚乱。一九零一年八国联军撤退时，一群汉奸们战战兢兢和帝国主义者商议“善后”办法，说：“中国贫民最众，匪类最多，自去秋以迄今春……于洋兵未撤之时，犹复蠢蠢欲动，将来全队言旋，势必乘机作乱。”这几句话固然是污蔑中国人民，但是也反映着中国人民坚持反帝斗争的事业。

       中国人民继续反帝斗争，迫迫使帝国主义侵略者认识到中国民族的力量，不能不暂停瓜分中国的妄想。

       一九零一年瓦德西给德皇论瓜分中国事的奏议说：“若以该国现刻武备之虚弱，财源之衰竭，政象之纷乱而论，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瓦德西看出贵族、官僚、地主阶级，“为腐败之气所充塞，毫无精神之可言。”就这些家伙说，可以瓜分中国。但瓦德西又说，“却有一事不应忘去者”，即中国四万万以上的全体人民团结在一起，有“神明华胃”之民族自尊心，“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武装反抗的精神，“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因此瓦德西不能不考虑假如德国吞并了山东，“中国（指中国人民）一旦复欲夺回山东，则德国方面——除开列强特为德国而设之各种困难不计外——对于此种战争，非至财政破产不可”。因此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改变原定的计划，瓦德西会对新闻记者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斗争，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迫使帝国主义暂时停止了瓜分中国的妄想，改为利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来统治中国人民的政策。首先提出这样政策来的帝国主义分子是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和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牧师。赫德说：“扶植满清政府”是统治中国的上策。丁韪良说：“治中国须以华人，无他术也。”并且说统治中国得到“智慧华民”（即地主买办大汉奸等）的帮助，“其所得者较瓜分为多也”。各帝国主义采用了赫德和丁韪良的意见，支持并加强控制清朝政府。起初沙俄和美国、法国主张仍叫那拉氏主政，英国和德国、日本则主张叫载湉复辟。后来英、俄妥协，更重要的是那拉氏比载湉更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才，于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就共同支持那拉氏，那拉氏从此也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的忠顺走狗了。义和团反帝运动以后，中外反革命更进一步地勾结，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妄想到底是暂时停止了。因此，我们应当说义和团反帝运动挽救了当时中国民族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

 

（四）辛丑条约以后的中国形势

       中国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了，一九零一年九月七日，即阴历辛丑年，清朝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劻和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沙俄等十一个帝国主义的公使签订了辛丑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第一，中国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利合计九万万八千余万两。这是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笔沉重的负担，从此以后，每年中国人民身上又增加二千万两以上的捐税，人民的生活更为痛苦了。第二，清朝政府负责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遇有人民反帝运动发生，地方官如不立即镇压，则革职永不叙用。这样就确定了清朝政府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他替帝国主义者来压迫中国人民。第三，拆毁大沽口炮台和北京通达海岸沿路的各炮台，在北京、天津和山海关之间，由帝国主义者派兵驻守。这样帝国主义完全控制了清朝政府，中国主权丧失更多，中国又向殖民地沉沦一步。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侵略军撤退，那拉氏从西安又回到北京。那拉氏回京的情形，和逃出北京时大不相同了。这一回是行李车三千辆，另有许多担着的和抬着的东西；随从的王公大臣多得很，每次吃饭须开满汉全席四千桌，他们的骑马一夜吃草也要二十万斤；沿途都要修建行宫，王公大臣每人都需预备五开间的正房，那拉氏的住处就更阔了，因此每处行宫都须开支几万两。这一群民贼从西安出发，经过河南开封到达正定，沿途骚扰。到达正定以后，那拉氏为了向帝国主义表示她不再反对“洋”字，或者说为了表示她特别喜“洋”东西，真正有充当洋奴才的资格，她就坐火车到北京。以后清朝政府中基本上消除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区别。那拉氏就依靠洋务派和帝国主义接洽，为帝国主义服务。这时李鸿章死去，由袁世凯来代替职务。袁世凯和李鸿章是同样的卖国贼，可是他的买办性比李鸿章更大，因此各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尽力支持着这个卖国贼，清朝政府也依靠着这个卖国贼。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在一起来压榨中国人民，事实使全国人民认识到这两个敌人必须同时打倒。一九零一年义和团运动虽然大部分失败了，但在许多地方还有农民坚持着斗争。一九零二年，直隶、河南、热河、山西等省都发生了反对辛丑条约、反对赔款的起义。其中以直隶广宗县景廷宾所领导的起义，对后日的影响为最大。他们提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明确指出斗争目标是反满清反帝国主义，这是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也就有力地推动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

       在一九零零年以前，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并不曾注意到人民自发的革命斗争。从廷宾起义和广西农民战争发生以后，革命党对于人民自发的斗争就注意起来。一九零三年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特别指出义和团反帝运动到一九零三年农民运动的发展及其对于革命的影响。他说：“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入，而先以挑灭满洲、则除官吏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时深信英人，密约漏情，卒为所卖。今是广西会党，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矣。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为尤胜，可豫言也。”农民运动的继续，鼓舞着革命人获得胜利的信心，一九零三年以后，革命小团体就出现了许多。农民运动的继续，使革命党人注意联络会党，一九零四年孙中山也参加了洪门。固然会党还不是真正的广大民众，但经过会党使革命党与广大民众接近了。农民运动的继续，使革命党参加这些运动，革命党与农民运动结合起力量就大了，农民运动也向前推动了一步。一九零三年以后，广西的农民战争，云南的矿工起义都和革命党发生了联系。因此，我们可以说，义和团反帝运动以后，基本上结束了自发的农民战争，继之而起的是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就是说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反帝运动，六十年间中国的革命是农民自发的革命斗争和维新派的改良运动，义和团反帝运动结束以后，中国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

 

（五）简单的结语

       义和团运动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反帝运动、反封建运动和反机器生产的运动，但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为主体。因为义和团以反帝为主，而又夹杂着反对机器生产的落后性，于是它不只一时放松了反封建的斗争。而且被顽固的封建统治者所欺骗，所利用，并为其出卖。义和团反帝运动，中国资产阶级不曾参加，反而持着反对的态度。义和团因为被顽固派拉拢，更扩大了落后性，以致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遭受了中外反革命的绞杀。义和团反帝运动虽然失败了，《辛丑条约》订立以后更加深了中国的殖民地化，但是义和团反帝运动挽救了中国被瓜分的危机，义和团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荣，是不能被抹杀而必须受到表扬的。

       从义和团反帝运动中，我们可以知道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可是农民有落后性，有缺点，不克服这些缺点，革命就不会成功。中国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他们不能也不敢领导农民，在义和团运动中他们持着反对态度；在义和团运动以后经过会党略与农民接近，可是他们终于不能和农民群众真正结合，因此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成功，农民也不能希望从资产阶级那里护得解放。只有到中国工人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中国革命才能成功，农民的革命力量才能完全发挥，农民的缺点才能克服，农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义和团运动时各帝国主义分子、各国资产阶级、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一致反对义和团，曾污蔑义和团为“拳匪”，为“野蛮”，当时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一文中曾义正词严地痛斥过这种胡说。列宁指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运动。列宁号召俄国人民起来反对沙皇侵略中国。以列宁为首的俄国无产阶级与其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