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俞振飞】赴香港寻找俞振飞（孙耀东口述 宋路霞整理）

抗战胜利之后，梅兰芳先生恢复演出，再次请俞振飞“出山”合作。早在抗战前，梅曾向俞学过昆曲，并在义演中合作演出过，此时俞就加入了梅剧团。俞同梅兰芳合作的戏除了《贩马记》和《游园惊梦》外，还有《春秋配》、《玉堂春》、《洛神》、《凤还巢》、《宇宙锋》等剧。1948年12月，俞振飞应邀与马连良、张君秋一起赴香港演出，拍了他的第一部影片《玉堂春》。第二年2月仍回梅剧团，在京、津、泸等地演出。后来，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程砚秋，只要在上海搭班唱戏，30天中总有一场《贩马记》，而这场《贩马记》的小生，就准是俞振飞，而且必定是场场爆满。

1950年冬，马连良再次组团赴香港演出，因叶盛兰不愿去香港，马就又找了俞振飞。俞高兴地答应随行。可是这次的情况却大出人们所料。

那时上海已解放，内地许多有钱人都往香港跑，因此香港就汇聚了大量戏迷。那些人初到香港，惊魂未定，但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马连良认为这是个唱戏挣钱的好机会。谁知恰恰相反。这些有钱人的固定资产都在内地，随身只带了一些现钞和金银首饰。当时的香港市面已大坏，原先可以卖100元的手表，此时连一半价钱也卖不到，连5克拉的钻戒也值不了多少钱。加上广东商人从中捣鬼，操纵市场，一般的上海人去了，人生地不熟，只好听任宰割，报上天天都有人破产跳海的消息。处在这种人心惶惶朝不保夕的境况里，怎么还会有雅兴去听戏呢？所以，马连良原本跟戏馆讲好演一个月，结果只演了十几天就没人看了。紧接着，戏馆老板也撒手不管了，连剧团住的旅馆费也不付，至于剧团回内地的路费就更没有着落了。一班人就这么“搁浅”在那儿了。

我那时已与扬帆、杜宣等同志取得了联系，在参加策反原军统要员邓葆光后，先后两次往返香港，帮助邓在香港集资办商行，以便使邓以商行的名义作掩护，继续在香港为我方工作。

此事不知怎么的，竟被黄蔓云道了。我的使命当时是极为秘密的，亦可见此人本事之大。有一天她找到我，一脸愁容地对我说：“俞振飞困在香港回不来了，也没有消息，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你若去香港，帮我找找振飞，叫他回来，如果他没钱，请你帮帮他……”毕竟是熟人，她还认了我父亲当干爹，我岂有推托之理？于是就安慰她一番，答应为她找俞郎。

我到香港后，首先找到了陆菊生。一来因为我与他的关系很深，他与他父亲都为荣家服务，主持申新九厂，他在上海时，我曾帮助过他；二来他在香港有工厂，能赚钱，有经济基础，正是我要找的工作对象。那时他跟夫人胡枫（胡蝶时代的老牌电影明星，林黛玉型的美人）住在香港麦当公寓。他得知我要去香港，便到码头接我，两次都扑了空。后来还是我找到了他。我们谈完了要紧的事，就聊起了朋友。我问他：“振飞怎么样了，人在哪里？”听他一说，我才知道，俞振飞和整个戏班子果真都陷入了困境。香港戏馆的老板躲起来了，马连良急得没办法，整天忙于安排剧团人员的食宿。俞振飞则靠着他人头熟，因为从上海去香港的人非常多，就东家住三天、西家住四天地混日子。我执意一定要找到他，陆菊生才说：“明天你乘我的车子，到洗衣街，大概在林康侯家里。”

第二天，我按陆所指的门牌，驱车来到林康侯家。我不能直说是来找人的，只能说是来看他老人家的，寒暄了半天才敢扯入正题，问他俞振飞是不是住在他家。林康侯叹了口气，对我说，一个多星期没见影子了，听人家说住在九龙百乐门饭店。

我出了林家，直奔百乐门。谁知百乐门的房客名单上并没有俞的名字，我就向服务员描述了他的长相，问有没有见过此人。好半天服务员才弄明白，便指点我去敲一间房间的门。我照着敲门，门开了，俞振飞果然在里面。我总算把他给抓住了！一开口，我就没好气地说：“你不能乐不思蜀呀！”他说他也想回去，只是回不去。我说“那好，只要你想回去就好办，过几天我回上海，我们一起走好了，船票由我来负责。”

可是真到要走的时候，又找不到他人了。我回到上海很难跟黄蔓云讲清，只得敷衍她说，振飞在香港情况还好，只是不想一个人单独走，想跟大家一起走。后来，俞真的是跟剧团一起回来了，不过不是回上海，而是到了武汉。因武汉有一著名工商界人士很迷马连良的戏，是他出钱包了一架飞机，整个剧团才得以解围，飞到了武汉。【孙耀东口述 宋路霞整理】原载《上海滩》2001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