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拉康（二）结构主义下的语言学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
拉康在写作的过程中，大量使用了语言学的术语。在使用意图上，拉康与他并称结构主义的“四个火枪手”的福柯，巴特，列维-斯特劳斯相互影响，相互贴近。其中，列维-斯特劳斯引入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后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对拉康的影响尤为甚。 拉康所借鉴的语言学资源，是很明显地继承于索绪尔式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虽然拉康使用了他惯用的颠覆性地继承方式，然而对索绪尔语言学的了解，仍然是阅读拉康的一条重要主线。 结构主义
首先需要介绍一下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缘起于19世纪，由索绪尔所创立，后经过维特根斯坦，德里达，阿尔都塞等一众大师的发展（当然，这其中也有拉康），成为一种较为完善的方法论。 结构主义关注整体脉络而轻局部。通过把握整体的框架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联而决定局部。如果将一个个事物认定为一个点，那么结构主义关注的是点与点之间的连线而非其本身，结构主义认为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决定了点。 举个不甚恰当但能帮助理解的例子:考虑一个三元集合S＝{a，b，c}，以及S到S的所有双射，共有3！＝6个，在数学上将这些双射置于一个集合中并定义其中的乘法，（例如:两个双射σ与τ，二者的乘法σ·τ被定义为后者与前者的复合映射σ（τ））将其称之为S₃并作为考虑对象。显然，从定义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三元集合S只要有三个元素就可以了，三个元素本身是1，2，3还是π，e，i亦或是其他都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映射关系。也就是说，元素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映射关系！这很大程度上能体现结构主义的思维。 索绪尔的语言学
了解了结构主义，才能明白索绪尔语言学的框架。索绪尔将语言分为“能指”和“所指”。能指即语言的外在形象，比如“木”，其能指就是其字形，“mu”的字音；而其所指就是心中想象到的木的质感，以及想象到的木制品的样式，或干脆是无叶的木棍。值得注意的是，索绪尔的能指并未局限于传统的语言音形本身，而是扩大了其范围。例如，所谓“摔杯为号”，也在语言学研究范围之中。在这里面，摔杯的动作及其音响是能指，其所指就是大概马上就会鱼贯而入的刀斧手的进入了。 在索绪尔那里，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任意的。“木”这个字与木材本身这个概念没有必要的关联，英文中“wood”可以完全替代它。既然能指和所指的关联是任意的，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语言交流能够表达自身所指？索绪尔声称所指体现在其他所指的差异之中。所指的意义并不由其能指决定，而是在于所指“不是其他所指”。所指在共时性中与其他所指的差异确定自己的存在，也就是其“缺席”证明了其“在场”。这如同尼采所言:“我否定五次之后，我的新思路却走向肯定。”索绪尔这是运用结构主义的思维，在语言的格式塔整体中确定所指的异质性。 请注意，在此处，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并未分出上下高低，所指较之能指甚至犹有过之。而到了拉康那里，能指成为了主人一般的存在，甚至成为了意识主体的取代者。而所指只能凭借能指在“共时性下在场与缺席的辩证和历时性下回溯与预期的辩证”中转瞬即逝地生存。拉康的观点实际上是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的进一步，却颠覆式地运用。 雅各布森与列维-斯特劳斯
上一段中，“共时性”与“历时性”是雅各布森提出的概念。来源于诗学研究中语言“转喻”和“隐喻”的定义。“转喻”和“隐喻”与一般文学中的“借代”和“比喻”相仿，但在雅各布森那里平添了几分语言学的意味。转喻更偏于现实世界中，物质层面的关联；而隐喻则是更注重于精神层面上的事物联系。雅各布森将语言学中的转喻和隐喻引入语言学的研究，并将其称之为“历时性关系”和“共时性关系”。 雅各布森的语言学研究深刻影响了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列维-斯特劳斯因此将语言学与结构主义引入其人类学的研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语言系统的发展拥有客观规律并借此试图消解主体。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拉康个人伪主体论的思想来源。 列维-斯特劳斯如弗洛伊德所说人的“无意识”一般认为语言也存在语言的“无意识”。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一方面，无意识活动的各种规则一直是外在于主观感知的（我们能够意识到它们，但把它们当作对象）；然而，另一方面，正是它们规定了这一感知的各种样式。……精神生活的各种基本现象，也即制约精神生活并规定其最一般形式的各种基本现象，是处于无意识思维的层面上的。于是，无意识是我与他者之间的中间项。” 其实，列维-斯特劳斯所说语言的“无意识”已经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有很大出入了。列维-斯特劳斯事实上更偏向马克思一些——他将人生活的外界条件与其思想高度联系起来，而无视了个人的异质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马克思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能指是自由的，而所指是不变的。人们在自由的能指所构成的语言系统下用自身填充其固定的所指。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特殊语言’常是特别有效，因为它可以摆脱字句的固定意义。语言像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我想大家必然有过‘无言胜似有言’的经验。其实这个筛子虽则有助于人和人间的了解，但同时却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实际情意都走了一点样。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 其实，不只是特殊语言，对于任何语言来说，削足适履与词不达意总是存在的。黑格尔对此评价道:“词是对物的谋杀”。语言的词不达意导致人们的语言系统只能在能指的框架下运行，而其中的所指，也只被人对能指的异质性把握的结果取代，因此，列维-斯特劳斯首次提出了“能指大于所指”的观点。这一观点深刻地影响到了拉康的语言学体系，并为其彻底使所指变为能指的附庸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