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大纲》5.4.2.2 分析和综合

【本文转载自人民出版社1978年 仅供学习参考】

2、分析和综合

  客观事物是具有许多规定的复杂的统一体。当我们对它的认识达到了表象的阶段时，对象是作为一个具体的整体反映到我们的头脑里来的。这时我们的认识可以说是一种具体的认识。但是，这样的具体，还只是感性的具体或直接的具体，还只是一种混沌的未经理解的东西，还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按照认识的真正的任务说来，按照人们对事物的理解程度说来，这种认识还是很贫乏的东西。认识决不能停留在这种混沌的表象的阶段，而必须上升到理性认识去。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上升到理性认识去呢？首先就是要从混沌的表象中把那些偶然的、非本质的东西舍弃掉，抽象出那些必然的、本质的东西，得到一些单纯的规定。这种工作，就是分析的工作。但是，这些单纯的规定，一个一个地说来，只能反映对象的一个侧面或一种联系，如果停留在这个阶段，就会使作为一个整体的对象在我们头脑中处于肢解的状态，就不能获得关于对象的全面的具体的认识。这时我们的认识虽然超出了感性的具体，但是还处在理性的抽象的阶段，并没有完成认识的任务。因此，还必须进一步探求这些规定之间的复杂的联系，使它们形成一个概念和逻辑的系统，从而把对象作为整体在思维中再现出来。这种工作，就是综合的工作。综合的成果又达到了一种具体的认识，然而这已经不是感性的或直接的具体，而是理性的或媒介的具体了。由此可见，分析的过程就是由感性的具体到理性的抽象的过程，也就是“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1]的过程；综合的过程则是由理性的抽象到理性的具体的过程，也就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的过程。

  分析和综合是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过程，然而又是互相依赖、互相转化的过程。首先，分析和综合是互相依赖的。综合必须以分析为基础。恩格斯说：“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3]这是很清楚的。没有分析，就得不到反映对象的各个侧面的各种规定，当然无从进行综合。但是另一方面，分析又总是以在它之前进行的某种综合的成果为指导的，并且分析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下一步的综合。没有综合也就无所谓分析。分析和综合又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分析到了一定的程度，思维的行程就倒转过来，转化为综合；综合得到了一定的成果，又要开始进一步的分析；认识的深化过程是伴随着分析和综合的交替过程的。

  分析和综合的实质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作了精辟的说明。他说：“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4]由此可见，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归根到底就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暴露矛盾的方法。事物就是矛盾。要把事物整个地具体地在思维中再现出来，就是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5]。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首先就要进行分析工作。就是说，要在大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矛盾，并对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掌握它们的具体特点，也就是“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6]。这一步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7]但是，如果我们的工作只做到这一步为止，是不是够了呢？还不够。因为尽管我们对每一对矛盾的各方面的特点已经了解（其成果表现为许多概念，即许多“单纯的规定”），但是我们还不了解每一对矛盾的双方的相互关系，还不了解每一对矛盾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各占什么地位，还不了解各对矛盾之间的关系如何。这样，我们还不能整个地具体地认识事物，我们的认识还是抽象的。因此，在分析的基础上，还必须进行综合的工作，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只有做好了这一步工作，才能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其成果表现为一系列概念，判断和推理组成的系统），达到把事物整个地具体地在思维中再现出来的目的。显然，这是符合于事物的客观本性的科学方法。

  分析和综合的方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得到了模范的运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和综合。他抓住商品交换这一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事实，从最单纯的规定        价值和使用价值出发，依次增加新的规定，说明各种规定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结果就以概念和逻辑的系统把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全部丰富内容清楚地揭示出来了。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首先依据巨量的材料，指出了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并对每一个特征分别作了分析，然后进行综合工作，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首先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分别地进行了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8]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首先对中国三千年来的社会状况以及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之后所引起的变化分别作了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出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接着，他又从这个综合的结论出发，对新的问题进行分析，这些问题就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他对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是先分析，再综合，得出结论，然后引出下一个问题，再继续进行分析和综合。最后，他对以上所作的全部分析作了一个总的综合，指出中国革命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重任务；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论持久战》中，他首先指出中日双方的互相矛盾着的特点：日本是强国、小国、战争的退步性、国际上的寡助；中国是大国、弱国、战争的进步性、国际上的多助；接着具体地分析了每一个特点；然后把分析的结果综合起来，得出结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9]。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辉煌的范例。

注：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3]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页。

[4]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页。

[5]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

[6]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6页。

[7]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页。

[8]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页。

[9]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