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东坡成为“网红”｜林语堂《苏东坡传》
我读《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在书店偶然遇到而已。这是对作者序言第一句话“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的拙劣模仿，但却很能概括读这本书的感受。
我是偶然在一家商场书店里的畅销书区域里发现了它。作为一本人物传记，而且是一个生活在上世纪、仿佛只会在课本里出现的人物所写的传记，它在一批东野圭吾推理小说和一批已经成为“网红”的诸如《活着》《平凡的世界》这样的小说里有些格格不入。在我已经开始读这本书之后，我才试着去考究了一下它为什么能跻身畅销书行列，据我极不认真的考证，这本书火起来是因为遇到了一个好的伯乐——东方甄选的董宇辉，围绕这本书还形成了一个颇具英雄主义的故事，据说“在新东方转型卖货并不顺利的时候，团队眼看就散架了，俞敏洪就组织大家开会，读书，正是看这本《苏东坡传》”，仿佛这样小小的一本书有了拯救这么一家大企业的魅力，有这样的“成功学”背景打底，它能成为“网红”也便顺理成章了。
林语堂写这本书的时候显然没有互联网，也更没有“网红”这个说法，但是林语堂之所以写苏东坡传，颇有点当代粉丝追星的意味在，他说，“1936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志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从这个角度看，苏东坡是当红“爱豆”，林语堂是资深“粉丝”，这本书还算是挺有“网感”。
“网感”不能说是个坏词，但是在人物传记这样一个严肃的创作领域中也不能算是个好词，尤其是用在林语堂这样一个上世纪的学者身上。
从好的角度来说，苏东坡需要成为一个“网红”。
苏东坡是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近乎零差评的文人形象，在当时党争纷纭的时代下，王安石与司马光裹挟其中，从不同的角度不免有不同的解读，而苏东坡却屹立其中，一生宦海起伏，处顶峰时不骄纵不携私，处低谷时能种地能开玩笑，这样的人天生就是中国人心目中完美的偶像形象。再加上他无论官职高低总是热衷于为百姓办事，用现在的话说是坚定地站在了无产阶级的一方，相比大搞“国家资本主义”的王安石来说，可谓占据了道德人品与政治哲学的制高点，这样的人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当一个“网红”基础条件，算是政审过关了，不会被打为“劣迹”文人。关于苏轼的高风亮节、卓越才华、政治智慧无论是在正统传记里还是民间故事中，甚至包括各种“鸡汤”小文里都已经写得很详尽了，在这一点上，林语堂也翻不出什么花来，毕竟人民群众的智慧远比林语堂个人要高明得多。
而真正使苏东坡成为“网红”的，也是我觉得这本书颇具魅力的，是将苏东坡写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在粉丝眼中，偶像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要不也不会有“私生饭”，也不会说因为偶像谈恋爱了就“塌方”了。当然以上是调侃的说法，林语堂当然不是“私生饭”，他也不用担心偶像“塌方”，因为在他眼中，“要了解一个已经死去一千年的人，并不困难”，“ 试想，通常要了解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的居民，或是了解一位市长的生活，实在嫌所知不足，要了解一个古人，不是有时反倒容易吗？”但名人与粉丝都一样，就是对于自己的偶像总是希望能够更接近对方的生活，而绝不是像在博物馆里隔着玻璃去观摩一件文物。
要拉近与一个已经死去一千多年的人的距离，就要先抹去时代的鸿沟，这一点上，这本书讨喜的地方在于它本是用英语撰写的，是一本写给外国人的科普读物，如果连语言与文化鸿沟都能跨越，那有中华民族血脉加持，去理解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也就算不上多么困难了。作者花了很多笔墨去写一些闲笔，而且是用一些现代的语言去写，这个“现代”不是文笔文风，这会掺杂翻译的因素在，而是指现代的事物，诸如写到眉山会写到当地的荷花产业，苏东坡幼时读的学堂会被说成是中等学校，捎带着还会写写老师是怎么监督学生背课文，防止作弊的。而在写苏东坡的同时还捎带写了因为古道热肠和好面子，写信向不太对付的欧阳修推荐苏东坡的张方平，这个细节像极了生活中不会拒绝他人的老好人，让读者在苏东坡本人之外还能找到共鸣。而作者还带读者以苏东坡及其身边人的视角展现了当时的生活与环境，无论是乘船穿梭的风高浪险，还是惬意悠闲的田园时光；无论是一个家庭三四十张嘴的窘迫，还是风光无两时文人间的些许风流轶事，画面感、接地气，做到这两点，就像现在做短视频一样，具备了吸引流量的基础。
同时还要考虑，苏东坡自己就是个颇具“网红”气质的人。在早期做官时，他刚刚从原有的家庭中分离出来与娇妻稚子一起生活，这时的他也会感到无聊寂寞，也会更需要身边有一位平实精明的女人带来爱情的甜蜜；而苏东坡也是信神灵的，书中说苏东坡得知自己辖区的山神被贬了爵位，连忙拟写奏本请求为山神封一个更高的爵位，以期讨得神灵欢心，降下一场及时雨。苏东坡是个美食家已经众所周知了，他还懂养生、练瑜伽，相信长生之道，也曾炼过丹、访过道，虽然他深厚的文化哲学功底足以让他看破生死，但是人们更喜欢的不是不怕死苏轼，而是热衷于钻研如何活着以及如何活得更好的苏东坡。“人红是非多”，一个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红”过的人，自然在老百姓的口耳之间留下了大量有趣的民间故事，诸如他是不是还有个妹妹、当时他的粉丝们如何去讨得他些许墨宝，任何一个话题拿出来都能讲一屋子的故事。正如林语堂所说，“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当然，有“网感”也不全然是件好事。
在“粉丝”眼中，“偶像”一定是完美的，是一个英雄，而英雄总是要有敌人的。对于苏东坡来说，王安石可以说是一生之敌。然而历史的事情向来不能一概划分正派与反派，尤其王安石本就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细说起来，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或许王安石更有魅力，他有超前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人们大可以把他当作一个放错了时代的伟人，或者是一个颇具政治野心、一心争夺“首相”职位的政客，他同时还是思想家、文学家，不免让人有兴趣去探索一个在政治机器中搅动风云的人又如何同时有着文学固然需要的柔软情怀。当然，在苏东坡的传记里他并不重要，但却是全书最大的遗憾。作者当然有权利去以任何角度去解读一个复杂的人，但是作为读者，哪怕是一个极热爱苏东坡的读者，可以接受王安石具有以上任何一种或者多种特质，但唯独不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理由很简单，一个伟大的英雄，必然要有伟大的对手，王安石坏得越彻底，苏东坡的完美就越不真实。
更何况，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本就是一个总是看人“好”的人，他未必也希望后人因为喜欢他而将自己的当年的政敌粗暴地划分到“坏人”的行列。林语堂在全书最后的篇章《终了》中说，“批评家和历史家，沉迷于精练的词句、抽象的特点，而不能自拔，精研一代的政治与问题入而不能出，有时反而会忘记在对人终极的判断上，我们仍然逃不出两个基本的形容词‘好’与‘坏’。在总论一个人的事业人品时，他所能祈求得到的最高的那些赞美词里，‘好人’一词，终居其一。”苏东坡当然当得上“好人”，但是我们似乎也很难给他的敌人轻易挂上“坏人”的名头，这个问题始终值得讨论。
在这篇评论中，说到苏轼这个人，我用的大多是“苏东坡”，既非名，也非字，别号而已。严格来讲，“苏东坡”这么响亮的名号，林语堂以此指称算不上什么不严肃的事情，但这个名字似乎也在阴差阳错间呼应着这本书介乎严肃作品与网红图书间模棱两可的事实，毕竟一个没见过互联网的作家的作品能成为“网红”也只是机缘巧合的一次跨时代的偶遇。留给文人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的今天，特别是留给读书日的今天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否需要这样的书，这样的书应该向严肃作品后退一步，还是向网络文学再迈出一步，甚至说向严肃文学或者网络文学迈进，哪一步是前进，哪一步又是后退，这都是一个问题。
by.德文辑（D-e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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