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迷思：为什么“武士精神”是有害的
诸位还记得扎克施耐德2006年的电影《斯巴达300勇士》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吗？它在有军事背景的人中广受欢迎，电影的巨大成功让斯巴达武士的形象在亚文化圈中广为流传，“斯巴达”已经成为了“武士精神”的同义词。
作为电影原著的图画小说的作者弗兰克·米勒创作的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基于希腊宣传的，亨廷顿式的。而这一点又总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些被浪漫化的战士与历史上的真实相去甚远。人们总是避而不谈的糟糕事实是，斯巴达人实际上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小众阶级，他们的社会建立在奴隶制和对广大人民的压迫之上。
即使没有这部2006年的电影，英勇的武士形象仍深深植根于军人们的心中。 一些军人认为，我们需要 “武士精神 ”来培养更加积极和独立的 "作战 "文化。然而，只需要稍稍回顾历史证据，我们就能看出，所谓的“武士精神”对现代军队来说既有毒又危险。 这些勇士 "是强奸犯、杀人犯和奴隶主。他们的价值观与现代军队应该追求的价值观正好相反。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提出了一个环环相扣的论点。
首先，它研究了为什么士兵会对武士着迷。 它认为，武士社会落后于稳定的中央集权式民族国家，因为他们缺乏良好的纪律。 这导致他们在1900年时败于纪律严明的士兵。
其次，本文以二战后的法国军队为例，说明了为什么“武士精神”会带来灾难性的道德堕落，并最终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 这种“武士精神”削弱了法国军队的力量，导致了哗变和溃散。这个案例研究是对今天仍沉迷于此的专业人士的一个警告。
最后，本文的结论是，现代军事专业人士应该以另一个历史范例为榜样——罗马百夫长。
武士迷信
我们所说的 "武士 "是什么意思？ 约翰·基根（John Keegan）1993年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出发点：所谓武士，指的是自幼接受训练的职业战士，其阶级或种姓拥有权力。 武士们认为他们拥有使用暴力或携带武器的专属权利。
日本武士、封建骑士、突厥马穆鲁克和欧亚草原骑兵是这一阶级的典型例子，他们生来便拥有地位，在各自的社会中掌握着权力，因为他们接受过使用暴力的训练，并将其作为夺取权力的工具。通过征服、战争和破坏来争夺权力的形式为他们的社会带来了长久的动荡。
我们很容易对这些文化产生敬畏之情，并开始崇拜诸如《斯巴达300勇士》等电影所呈现的浪漫化形象。 然而，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斗、屠杀、奴役和掠夺。如果你在寻找现代世界中的真正武士，那么你不需要费多大力气，自由民主国家的敌人便是你的目标，他们无视人的生命，杀害非战斗人员，对妇女犯下罪行，缺乏纪律性。 这就是普什图叛乱分子、博科圣地和墨西哥贩毒集团今天仍然在做的事情。这种文化是完全有毒的。
武士在历史上处于失败的一方
为什么武士会输给训练有素的士兵？关于这一问题有诸多迷思。主要原因在于中央集权制的出现。国家需要集中力量以在国境线之外进行暴力行为，因此，国家抛开了封建领主，控制了财政收入，并直接从民众中招募兵员。因此，国家机器有能力组建和维持常备军，他们可以组织暴力，以专注于一个确定的政治目标。
新式武器缩短了士兵成型的时间，这也有助于这一进程。火炮的出现和推广则是另一因素，对私人武装来说，火炮过于昂贵，只有国家才能负担起使用火炮的费用，这就奠定了常备军的优势，特别是在进行攻城战方面。而后勤保障系统也在不断进步，士兵们不再依赖土地供养，国家统一发放的食物，衣物和金钱取代了土地。
而集中火力的需要与对古代历史的重新发掘融合在一起成为了又一原因。 Pike&Shoot阵型从希腊方阵和发源于此的罗马军团的队形中获得了灵感。
士兵的职业化和火枪的引入导致了罗马军团式的结构和纪律。 在欧洲及其殖民地，传统武士让位给了士兵。但这并不意味着战场上勇气的终结。纪律给欧洲军队带来了滑铁卢的第27步兵团，卡美洛战场上以60人对抗2000名墨西哥人的壮举，巴拉克拉瓦战场上阿盖尔和萨瑟兰的 "细细的红线"，以及罗克漂流战役中的第24步兵团。
除了极少数例外，纪律严明的专业部队总能战胜与之交战的武士，这并非像某些西方人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西方文明有什么固有的优越性。而是因为武士社会没有能力为工业发展和科学进步创造条件。内讧和暴力夺权拖累了武士社会的发展，他们是历史的失败者。
“同袍”与武士文化
（注：同袍的原文是allyness，是一个英国军队中的俚语，指的是一种修改标准装备或穿着特定服装，佩戴特定饰品，以将自己与非本编制的友军区分，形成属于本部队的独特亚文化的士兵，这一般是某支部队的群体性行为，例如SAS的红色贝雷帽或廓尔喀团的弯刀）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军人向往武士的形象？
多米尼克·阿德勒对英国军队的亚文化进行了分析，他称之为 "对成为同袍的渴望"。 对大多数人来说，军旅生活无聊乏味。 80%的士兵把80%的时间花在执行平平无奇的无趣任务上。 因此，他们幻想着，如果他们的任务是从直升机上绳降至战区或踹开坏人家的大门，他们的职业生活会有什么不同。 阿德勒指出，他们需要与众不同，看起来 "很酷"，并呈现出与现实不同的职业形象。
这种对 "武士 "形象的迷恋是军事文化中“同袍”和“狠角（badass）”概念存在的最主要原因。 勇士们敢于制定自己的规则，而士兵们只能受规章制度的约束。
总而言之，“武士”们渴望统治，因为首先，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才能领导部队走向胜利；其次，平民不能理解他们的牺牲，因此不能被信任；最后，他们在历史上是部落社会的统治种姓。 因为他们在历史上一直享有携带武器的特权，并接受应用暴力的训练。
如果你是一支部队的领导人，现在读到了这篇文章，并认为你可以控制这种 “武士风尚”，那么，现在是时候来个转折了。 二战后法国军队的案例表明，这种文化是有毒的，会导致部队作风恶劣，最终导致兵变。
案例研究：1945-1962年的法国军队
二战后的法国军队融合了两种文化。 其中之一是1940年逃离被占领的法国的自由法国志愿者。 他们在北非被训练为富有侵略性的轻步兵部队。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招募来组建突击队和SAS部队。 这些人反过来又在游击战中训练抵抗运动的战士。
另一钟则是非洲军，在1942年之前，他们一直忠于合作主义的维希政府。 法国军队的这一部分主要由从原住民人口中招募的殖民地部队组成。 它是一支事实上的 "反游击队 "部队，用于维持法属殖民地的治安。其军官认为自己不是专业人员，而是部落首领，其制服和文化受到当地传统的启发。 例如，在法国外籍军团，指挥官的称呼至今仍是 “Au caïd”，而“Caïd ”是阿尔及利亚部落领袖的称号。
穿着风格和头衔并不是殖民地军官从他们的出身地中借鉴的唯一东西。 非洲军也有一种部落式的、非常个人化的、几乎是邪教式的指挥风格。由于当时泛滥的种族主义，法属殖民地军官同样为他们的本土部队的“野蛮”或“凶残”感到自豪。
在二战结束后，这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法国版的武士：Baroudeur。
Baroudeur的完美典范是马塞尔·比格尔德（Marcel Bigeard）。作为一名中士，他在1940年法国沦陷期间英勇作战，后来逃到了维希控制的非洲军团。 随后，比格尔德接受了英国人的空降作战训练，并跳伞进入法国，在那里他领导了一个抵抗军小队。 战后，比格尔德训练了前抵抗组织的游击队员，使他们成为法国军队的军官，然后作为空降殖民营（6e BPC）的指挥官在印度支那参加行动。
Baroudeur的历史听起来是，而且事实上也的确是英雄主义的。 比格尔德和其他人代表了一整个世代的法国军队，他们将这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突击队/空降兵训练出的侵略性和自力更生与殖民地军官的部落崇拜式的武士领袖形象。
然而，法国军事文化中的个人自由比传统军队的世俗纪律更有吸引力。 这些领导人残忍，不受公众监督，不对法律负责，不重视人权，他们把各自的行动区域变成了自己的王国。对这些武士来说，战争是个人的事。
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中，法国军队被越军击败，这标志着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 Baroudeur们将这次失败归咎于法国政府。 他们决心阻止阿尔及利亚出现类似的结果（1954-1961）。 在积极的反叛乱理论的帮助下，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出现了道德观和高层制定的纪律的全面崩溃。 官方称军队的部署是为了支持 "警察行动"，但法国军队却对嫌疑人实施了大规模的酷刑和谋杀。
当法国总统戴高乐寻求和平结束冲突的可能时，他的武士们反叛了。 对他们来说，战争是个人化的，官僚威胁到了他们自己对阿尔及利亚未来的政治计划；一个由欧洲少数民族统治的，孤立主义的独立阿尔及利亚。 他们的不服从文化意味着他们不会忍受自己的努力和牺牲白费。他们拒绝承认他们在战术上的成功可能导致战略上的失败。
法国军官被他们麾下的“部落”对指挥和领导的看法所鼓舞，被一种信念所蒙蔽，即他们所遭受的伤亡让他们有权决定阿尔及利亚的命运。 1961年，四名法国将军在阿尔及尔发动政变，武士们（军团士兵和伞兵）选择追随他们。 法国将军夏勒在向他的战士们宣布政变时公开说：“我在阿尔及尔......坚持我们的誓言，军队对保护阿尔及利亚的誓言，这样，我们的烈士就不会白白死去......你们想再一次放下你们的旗帜，这会是最后一次吗？ 那你就会失去一切，包括你的荣誉......我们的纪律便是力量从不会带来屈辱。”
对于夏勒和他的战友们来说，战争是个人的事。
法国士兵来自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军事文化，他们并不追随武士们的将军。 他们对国家效忠，而不是对将军们效忠，这意味着戴高乐总统能够保持对局势的控制。
义务兵通过坚持忠诚和遵守法律挽救了法国军队的荣誉，而武士们则用暴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为了对付叛变的武士，戴高乐总统逮捕了这些领导人并解散了部队。
那些拿起武器反对合法政府并逃脱法律制裁的武士们开始隐姓埋名。他们后来将复仇的渴望诉诸恐怖主义，希望通过暴力实现其政治目标。 武士们变成了恐怖分子，通过盲目的暴力表达异议，包括试图暗杀戴高乐。 法国战士们并不关心当选的文职总司令的合法性。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个人野心。
法国的案例研究表明，武士气质培养了一种存在感和与社会的分离。 武士们挥舞着武器是因为他们生来就该这样做。这与现代军事专业人员，特别是英国军队应该坚持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第三部分：光荣的罗马
职业军人们吵着要追随有魅力的人物。 但是，对英雄式的武士领袖的渴望使许多人忽略了那些能提供更好的道德榜样的专业领袖。 比如，一位罗马百夫长。
作为一个现代文化参考，想想HBO的《罗马》中的卢修斯·弗罗纳斯。 一个百夫长，有魅力，经验丰富，专业，有纪律，守法。 充满骄傲，身体健壮，他让自己成为下属的榜样。 百夫长们识文断字并磨练自己的技能。他们通过哲学思辨来磨练自己的头脑。 他们的自豪感与其说是个人骄傲的，不如说是他们对自己心爱的军团的光荣历史的归属感。百夫长们是冷静、沉着、专注的专业人士。
更重要的是，与上面提到的武士相比，他们是他们所保卫的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些军官也是政治家、立法者或公务员。罗马军团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组织，士兵可以得到土地的奖励。 非公民，无论其宗教和种族，都受到欢迎，并能在服役结束后获得公民身份。包容性和纪律性使得这种文化有别于武士的价值观。
为了说明这种文化的价值，一个更现代的例子是1863年卡美洛战役期间的法国外籍军团。 外籍军团一直在寻求将非公民吸纳进部队中。 由于他们的瑞士卫队血统，他们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而瑞士卫队又汲取了罗马文化的精华。 能在法国外籍军团最辉煌时期领导一个连的军官都是文员、军需官和社会成员。 他们坚定、敬业、守法、专业，在各自领域经验丰富，但绝不是武士。他们的故事是我们可以提供给整个国防事业和更广泛的社会的参考。
这并不是说不应该对暴力进行训练和控制。 毕竟，武装部队的核心作用是杀戮和破坏。 战斗技巧或尚武精神是必要的。引入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MCMAP相似的搏击系统对军人们的身心皆有好处，这不仅能在近距离战斗中发挥直接作用，还能注入尚武精神。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和廓尔喀人一直在进行有益的武术训练，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其他部队也这样做。 如果领导人能够将他们的意识形态与武士分开，他们就能在自己的专业上走得更远。搏击系统和武术精神也将有助于个人战斗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它将培养一个人对自身能力的清醒认知和所带领的部队的责任感，这就是罗马百夫长的心态。
原文作者Ryan Noordally，2020年4月28日首发于wavell room网站，翻译仅供爱好者交流使用，一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