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克苏鲁研究】对启蒙运动的批判

启蒙运动把对这个世界的未知的，对普通人而言形而上的事务的恐惧转变为激进的信心，认为人类可以战胜一些未知，认为未知不再存在，恐惧也就不复存在。而这种实证主义导致的是一种普遍的禁忌，即忌讳任何留在人类认知之外的东西。

出于人的本性，人类从没有放弃将恐怖从生活剥夺出去，因而致力于回避与消除所有触摸真实和思考真相的危险。

部分批评家和读者对恐怖文学不在乎，认为现实主义是较为重要的艺术流派。这种思想流传到了当代，对恐怖文学的歧视，在当代表现为所谓的“现实主义”电影的昌盛，这些电影过分聚焦于个体的现实境况和情感反应，而对更本质的，跟深层的原因则害怕接触。他们惧怕与更深层的真实相连接，甚至都不愿意承认这个世界的广阔性和复杂性。这种思想让二战后的人们在思想上至少匮乏了一个维度。（过分聚焦于个人。）

游戏在一开始便是超越现实主义的。

康德认为：“人类必须基于客观认知和绝对理性来认识和组织这个世界。”即一切都要服从于目的性。

纯粹理性对世界的感知需要三个概念：理解，再现，认知。在康德的方案中，所有的理解和知识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因为所有的知识都需要与人类理解相容的度量单位。即，我们对所有现象的理解，都需要与我们自身相对应（你要测量一棵树的高度，会下意识的以人体的高度作为基准。）

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纯粹理性，保证了现象的统一性（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是从人出发的，即所有物质最多也只是他者），也保证了感知的先验统一性（所有事物都是以人为单位度量的），进而保证了感知主体，即人类的本体论统一性（既然对世界的理解都是以人为中心的，那么人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即人类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换言之，并非我感知到了一个客体，而是我的感知假设了这个客体是其整体性的其中之一（笛卡尔对蜡的解释反映了这一点）。因此，综合理解的先验范畴运作，需要辅之以额外的判断力工作。这种能力（即综合理解的先验范畴运作（液态的，固态的蜡分别认识，随后综合理解））负责使时空客体的所有内在可感知的多样性服从于先验理性的综合范畴的运作要求。（即上文的综合理解）。康德进一步说到，对于概念而言，理解的唯一用途是通过他们进行判断。简言之，人体本身不仅是度量单位的最终来源，而且是纯粹理性的综合合成范畴的操作终端（即理性主义对世界认知的操作终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毒品，音乐以及在新乌托邦梦境中性意象的耦合，都说明了超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开始为人类所接受，甚至取代所谓的理性价值观。

一些西方的衰落都进一步表明了西方以人为中心的的理性主义对世界的认知是多么的局限。而理性本身和我们所处的世界是那么的支离破碎。这些现象来源于启蒙运动所标榜的绝对进步和绝对理性的价值观的崩溃。

克苏鲁文学的本质是启蒙运动失败后人们对自我信仰和西方文明的怀疑。而所谓的不可名状形，即是对启蒙理性的不信任和幻灭，认为人类根本没有能力去彻底认识这个宇宙。

邪恶带来了一种暴力的，瞬间的，对基督教传统道德法则，积极文化，科学叙述以及进步精神的攻击，颠覆，湮灭和解放，并直指这些信仰对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巨大禁锢。它指出，所谓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贪婪的个人主义，科学和社会知识早已消除了人和自然的古老关系。而人类在这个社会里日益增长的焦虑早已被法律，神学，精神病学部门所控制。而这些散步积极，进步，道德的部门，甚至不允许大众直面他们的痛苦和恐惧。他们积极地渴求着将人民沉浸在享乐和进步叙事里的方法。

无论任何一个时代的社会精英都知道，大众的痛苦和恐惧蕴含着极大的颠覆性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可以颠覆整个现代体系和启蒙运动的生存逻辑。

爱伦坡和洛夫克拉夫特的恐怖文学其实预见了福柯在百年后对规训和精神病学的洞见。

美国人因为不像旧世界一样拥有欧洲的社会关系和古老习俗的指引，所以无法对周遭显然混乱的社会赋予统一的意义。美国人愈是身居高位，手握愈多的资源，就越不确定周遭世界的神秘，折磨着他的阴影究竟是什么。美国的核心精神是一种基于启蒙运动的历史信心。

洛夫克拉夫特并不认同苏联社会主义，而是对富拉克林·罗斯福的民主精英制社会主义情有独衷。

恐怖主义的部分本质：基于消极浪漫主义的隐秘乌托邦主义。

只有当社会开始容纳其传统之外的力量时，他才能包容和超越恐怖，将恐怖和欲望转化为社会参与。

现实主义已将世界转化为无法触及到无限性的汗毛的五种感觉和三个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