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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古文运动

2023-05-19 19:02 作者:喝啤酒的猫头鹰  | 我要投稿

魏晋风流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个性魅力的时代。古语云:是真名士自风流。古往今来,数风流名士,还看魏晋。

       举孝廉出身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给汉朝的察举制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作为汉朝丞相的他,于建安十五年写下著名的《求贤令》。

       时至赤壁之战结束,三足鼎立之势已成。

       曹丞相昭告天下曰:“……天下未定,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齐桓其何以霸?今天下得无盗嫂受金,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唯才是举,吾得用之。”

       就连“盗嫂受金”这样的人,只要有才能,也是受欢迎的。这里有个典故,汉初擅长出奇谋的陈平,就曾被传与嫂子通奸,收受贿赂。

       这封《求贤令》,这在传统儒家眼里,简直就是离经叛道,完全颠覆了当时的社会道德价值。

       于建安十九年,以及建安二十二年,曹丞相再次颁发《求贤令》。前后三次广求天下英才,高举 “唯才是举”的大旗,正如他在名作《短歌行》中所言: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脯,天下归心。

       对外,他有对抗吴蜀联盟的需求;对内,唯才是举几乎是全盘否定了汉朝的察举制。而曹丞相此举真正的核心在于:他自己本就不是名门出身。曹操的祖父是宦官,他的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原本是姓夏侯。

       在像袁绍这种四世三公大世家子弟的眼里,曹操根本就排不上号。官渡之战,其本质就是以曹操为首的寒族阶级和袁绍为首的豪族阶级的斗争,最终以寒族,也就是平民阶级的胜利告终。

       但这种胜利只是短暂的,三颁求贤令的曹丞相,最终还是得依靠豪族阶级才能维持统治。在陈群的建议下,他放弃了“唯才是举”,而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就是按照标准将人才分为九个等级。标准有六条:忠恪匪躬,孝敬尽礼,友于兄弟,洁身劳谦,信义可复,学以为己。

       这其实就是汉朝察举制的改良版,最大的不同在于,汉朝的察举制由地方官执行,而曹魏所创的“九品中正制”将察举的权力收归中央。

       就说当时一度威震华夏的关羽,他本是杀人的逃犯出身,妥妥的平民阶层,但关老爷可谓文武兼备,是三国时期一等一的人才,可他一生忠义无双,最为人所称颂还是一个“义”字。可见,道德在儒家的社会价值体系里,要远远高于才能。

       率领寒族取得胜利的曹魏,最终依旧被豪族司马氏所取代,魏蜀吴三家归晋,寒族先起后落,豪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于是九品中正制依旧是专属豪族大家玩的家家酒,史书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没了外敌,内斗便在豪族之间展开了,西晋爆发了八王之乱,更诞生了“何不食肉糜”的白痴皇帝。趁着晋朝贵族内斗,国力空虚,北方游牧民族崛起,将司马晋朝赶到了长江以南,史称东晋。

       逃到南方的司马氏,再也没有了当年夺取曹魏政权时的风光,而不得不于另一豪族王氏家族共享天下,这便是“王与马共天下”。

       九品中正制,在东晋以及整个南朝期间玩的依旧是豪族互相推举那一套。

       士大夫们便只能清谈。

       清谈,指的是谈论一些玄而又玄的道理,语言华丽,却又空无一物。清谈,早在东汉末年便流行在士大夫阶层。当时宦官掌权,将攻击他们的士大夫以“结党”的罪名禁锢终生,史称党锢之祸。

       士大夫们,便以隐喻的手法针砭时弊,抒发心中不满,是为清谈。其中比较典型的便是荆州刘表,招揽名士清谈,大谈玄学义理:本与末、有与无、生与死、形于名等,后世称其为荆州学派,开创了魏晋玄学的先河。

       纵观整个魏晋南北朝四百多年的历史,清谈最开始是士大夫为了避祸,但到了晚期这种风气传到了朝臣之中,大臣们以清谈来标榜学问,却言而无物,便成了空谈,清谈误国。

       除了清谈,士大夫们更是放浪形骸,代表的便是:竹林七贤。

       “竹林”其实源自佛教用语,“竹林精舍”为佛教寺院的前身,是仅供僧人使用的场所。而“七贤”是凑出来的七个人。所谓竹林七贤,意指:归隐的七位名士,并不是说这七个人一起住在竹林里。

       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一代风流名士。

       说风流,道风流,风流却是真无奈。

       其放浪形骸的做派,传扬千古,比如阮籍,经常开着车出去,一直走到没有路,嚎啕大哭一场而返。

       他写有《咏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刘伶嗜酒如命,常常带着酒出门,路上一直喝,让下人带着锄头跟着自己,说是假如路上他死了,就地直接埋了他。常常在家赤身裸体喝到酩酊大醉,看到有人拜访自己,不以为意,还说他以天地为居室,房屋为衣服,反问这些人为什么跑到他的裤子里来。

       这种与传统儒家礼教相悖逆的做派,其实在魏晋早年便在士族中流行。

       魏文帝曹丕在当太子期间,时值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去世,作为王粲的好友,曹丕亲自为其举行了葬礼。在王粲下葬的时候,曹丕却说道: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

       于是,赴客皆一作驴鸣,史称“驴鸣送葬”。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道: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

       当时南朝社会僵化,大家氏族以门第为荣,梁祝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便发生在当时。

       南朝末年,原为东魏大将的侯景,投降南梁后曾经拜托梁武帝萧衍求婚于王、谢两家,结果梁武帝认为王谢门第太高,无法办到,侯景深以为恨。那时侯景大权在握,被封河南王。后来他起兵造反,攻入建康,将王谢两家屠戮殆尽。

       侯景之乱,给南朝门阀氏族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史书记载,健康城围城之前,有十余万人,待到城破仅剩三千多人。六朝古都建康“千里烟绝,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

       清谈误家误族误国,这些人没什么本事,一味靠着家世为贵,看不起别人,最终也只能落得个如此下场。

       刘禹锡《乌衣巷》诗言:“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王谢两家被屠灭的惨状。

 

新的开端

       南朝就在名士风流中灰飞烟灭,而随着司马氏东渡建立东晋,大量少数民族开始入主中原,长江以北迎来的五胡乱华的北朝时代。

       五胡为:匈奴、鲜卑、羯、羌、氐。

       这些少数民族相对当时的汉族,文化落后,但能征善战。随着他们成为北方的统治阶级,儒家传统礼教被完全抛弃,至少不再成为上层社会的主流。

       而佛教当时已经在整个中亚地区处于兴盛时期,而且特别是对于乱世中的人民给予内心安慰,便在北朝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前文讲,苻坚派大将吕光不惜灭国也要“请”来鸠摩罗什,就是因为佛教对于民族杂居的北朝,是非常有力的统治工具。

       不仅北朝,就连南朝也广修寺庙。唐杜牧有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连梁武帝等皇权都开始公开推崇佛教,其实是与北朝的一种斗争,南北朝互相比拼崇佛,以吸纳人心,争的是政权的正统性。

       与南梁相对应的北魏,期间修建了大量佛寺,著名的龙门石窟和龙冈石窟就是当时开凿的,敦煌莫高窟虽然早已有之,但北魏年间也扩展了不少。

       魏晋南北朝四百余年间,群雄割据,战争不断,政治腐败,各阶层的人都看不到希望,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传统儒家礼教受到了极大冲击,民众开始转向佛道,以寻求内心安慰和精神寄托。

       虽然思想上有儒释道三家之分,但具体到个人,往往儒释道三家都有所接触,而大名士们更是博学多才,三家经典皆都捻熟于胸。如唐初大诗人王维,就是一个佛教徒,字摩诘,号摩诘居士,“摩诘”二字就来自佛经。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月,也是思想大碰撞的时代,名士风流与门阀禁锢并存,佛音缭绕与震天杀声同响。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给魏晋南北朝四年余年乱局迎来终结的,是创立隋唐的关陇集团。

       南北朝对立时期,由于中国地势南低北高,且南方水路纵横不产战马,不利骑兵,在军事上一直是北朝强于南朝。但由于五胡乱华,民族问题一直困扰着北方政权。

       为了解决民族问题,北朝先后采取了胡人管军事,汉人来种地的胡汉分治;后来又推行全盘汉化。都因不能照顾到胡汉双方的利益,而以失败告终。

       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西魏宇文泰改革朝政,创立府兵制,设置八柱国,“物资上应处同一利害之环境,精神上亦必俱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安内反侧,外御强敌”。

       简言之,无论胡汉,平时大家一起种地,战时大家一起砍人。而对于有才能的汉族士大夫,宇文泰赐给他们鲜卑性,使其鲜卑化后,再提拔入中央权力核心,这样既利用了汉族士人的才能,又避免了鲜卑勋贵的排斥。

       有两个汉人非常受宇文泰的重用,他们是李虎和杨忠,前者是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后者是隋文帝杨坚的父亲。

       首先解决了民族问题的关陇集团,出兵关中,席卷天下,进而完成了中华大地的再次一统。

       隋朝建立后,为了吸纳天下英才,也为了对抗关陇集团的其他门阀,隋炀帝创立科举制度。就是地方负责举荐,中央负责考试。

       最开始的科举制,考卷是不糊名的,而且还会特意写明出身背景,阅卷的官员也会考虑考生的家族势力,这还有着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影子。

       像李白杜甫等,就是因为这个,而没能考上。李白选择效仿魏晋名士风流,放浪形骸。杜甫有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就是为当时广大寒族鸣不平。

       经过历史层层筛选,以及科举制不断的改革,这终于成为了最为公正的一个方式,开创了历史上一个新的开端。

       到武则天当政时期,为了进一步打压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集团,最终考生必须经由皇帝陛下亲自主持的复核殿试。

       随着科举制度的创立,儒家开始重新成为国家正统思想。而佛道种种出世的思潮,以及广大寺庙侵吞田产不纳赋税等弊端,在中唐时期以韩愈为首的儒家知识分子发起了振兴儒学的“古文运动”。

       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主人之怒,勇夺三军之帅。

       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在此期间,文人清谈为风,文章以骈为美,无句不偶,还讲究韵律,词藻过于追求华美,空洞无物,流于形式,造成了文学的堕落。古文运动便是崇尚以春秋战国乃至汉初的文体,以“文道合一,明道为主”为主旨,这里的道就是儒家的道。

       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开创了中国散文的新时代,被宋朝文人继承并发扬,一直到清朝的桐城学派还深受其影响。

       韩愈排斥佛道,尊崇儒学。确切说是以儒家精神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骨干精神。前面六朝粉黛,名士风流,也就罢了。盛世大唐,为什么皇帝还要将佛骨放到宫中供养,崇佛遵道,国家内忧外患萎靡不振,何以简直不成个样子?

       因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断了。

       中国文要有中国文的样子,中国道要有中国道样子,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样子。

       重建这一切,要从文开始;文以载道,要恢复中华文明的精神。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礼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文章不仅要和道符合,更要和人符合,为人是为学的基础,亦或为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人。就是无论遭遇什么,命途如何坎坷,始终有个真正的精气神在那里,这是骨气亦是节气,是儒家的核心,是国学的核心。

       一股浩然正气,盈塞于天地之间。

 

三教归一

       荆棘岭在西游中只有短短一个回目,但却用了整整两章来写。是想讲清楚,何为清谈误国,何为真名士,何为儒家精神。

       树妖为什么该死,一个个道貌岸然,说着玄而又玄的话,是儒是道,其实不重要了。

       儒释道三家,在魏晋南北朝期间互相影响,进而互相融合,为后来三教合一打下了基础,更是后来宋明新儒学的开端。

       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文明在此期间处于衰落的境地,佛经的传播,也为中华文明带来的新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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