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为什么要修柏林墙？【上 1961年前的东德情况】

1961年8月12-13日晚上，就在西柏林周围竖起铁丝网的几天前，执政的东德统一社会党(SED)领导人沃尔特·乌布里希(Walter Ulbricht)向赫鲁晓夫强烈抱怨西柏林周围开放的边界给整个东德国家建设项目构成了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 “整个局势受到开放边界的影响，阻碍了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工资结构中的不均衡现象，并在工资和绩效之间建立适当的关系....简单地说，开放的边界迫使我们提高生活水平的速度快于我们的经济能力所允许的速度....当然，我们在向农业合作社过渡时遇到了与其他民主国家（迫真）类似的困难。但人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有些事情要复杂得多....在所有其他民主国家，在封闭边界的背景下，这些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方式可能与我们的政治环境不同” 这只是1960年至1961年间一系列紧急信件中的一封，正如乌布里希警告克里姆林宫的那样，大量人口外流到西方正在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仅生产损失估计就在25亿至30亿德国马克左右，因此，不仅超越西德经济表现的大肆吹嘘的目标完全不可能实现，而且这个目标本质上已经成为不利东德发展的目标之一，尤其无法遏制东德进一步的人口外流。1961年夏天，乌布里希警告莫斯科，GDR正在濒临崩溃，无法在移民和生产损失的恶性循环中存活太久

很难准确判断这样的描述到底有多准确或夸张。乌布利希的可怕预测显然是为了其他华约国家对关闭西柏林边境的支持，用最悲观的措辞描述开放边境的影响非常符合SED领导人的利益，无论历史学家最终对1961年夏天GDR的实际经济状况做出何种判断，人们普遍认为正如乌布利希本人向赫鲁晓夫指出的那样，开放的边界阻碍了SED的许多关键社会政治目标的实现。就普通东德人向西移民的能力而言，西柏林“阻止了斯大林主义的严格实施”，围绕西柏林边界的封锁被广泛视为GDR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甚至被视为”东德实际上的秘密成立”。 柏林墙的修建标志着GDR进入了国内和国际稳定时期，并通过结束劳动力外流和加强了国家对贸易和货币的控制，其对20世纪60年代东德的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帮助作用。柏林墙的修建也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冷战危机的高潮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正如GDR档案开放以来的研究表明的那样，赫鲁晓夫最后通牒未能改变西柏林政治地位后，首先是东德领导人试图强行解决危机，以此应对一系列紧迫的国内问题

西柏林边境没有在早先封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样做会切断东德的大部分铁路交通。自1951年起，东德开始修筑了绕过西柏林地区的柏林铁路外环线，并在1961年完工，在那之后封锁边境才显得更为实际

柏林墙修建之前的几年里的东德普遍存在着社会危机。可以说，最严重和最普遍的问题——至少在民众看来——是消费品日益短缺。虽然SED在1958年夏天大胆地宣布，它的“主要任务”是在1961年底前在基本商品的消费上超过西德，但到1959年下半年，却连保证充足的消费品供应的问题都得越来越尖锐。这不仅仅是普通公民与邻国日益富裕，蒸蒸日上的联邦德国进行不利比较的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SED超越西德的“主要任务”反而鼓励了这种比较)。无论人们寻求的是备件、工业产品、食品还是奢侈品，几乎所有东西都变得越来越难获得。流入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生动地描述了民众的愤怒情绪和近乎普遍的怀疑情绪——对于被吹捧的超越联邦共和国的目标，与此同时对苏联航天技术取得成功的大肆宣传只会加剧民众的不满情绪，因为它展示了在基本商品仍然短缺的情况下，登月计划所花费的巨额资金。1959年底前后，GDR到处流传着一个流行的口号，将太空上的成功与国内的失败进行了对比: （我们没有黄油，但在月球上却红旗飘扬） 1960年1月19日关于“千种日常用品”供应的措施并没有缓解物资短缺，如果有什么效果的话，那就是一个公关噱头，因为它把供应问题和政治行动联系起来了 在被指责造成消费短缺的政治行动中，1959年最后几个月和1960年春季的强制农业集体化政策被广泛视为罪魁祸首。建立作为东德农业基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Landwirtschaftliche producktionsgenossenschaften，简称LPGs)的巨大困难，长期以来一直是民主德国领导层的眼中钉，集体化首先在1952年7月的第二次党代会上成为一个明确的政策目标，作为民主德国更广泛的建设的中心支柱之一，来说服东德农民成立或加入的一致行动，1952年夏天后的行动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然而起不仅受到独立农民的坚决反对，而且受到农村官员的阻碍，具体表现是他们经常没有在村一级强制解决这个问题。 1953年6月16日至17日威胁政权的示威游行后，领导层采取了较为温和的路线，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再次加强了其集体化努力。1959年秋季和1960年所谓的“社会之春”对独立农业的全面攻击在农村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不出所料，越来越多对民主德国失望透顶的农民选择直接去了西方，还有许多其他广泛的抗议症状，如对工作人员的威胁或人身攻击，宣传海报的破坏，以及更严重的反对派形式，如纵火和破坏集体农场 1960年4月，民主德国政府正式宣布农业集体化完成后，这些问题实际上依然存在，在许多村庄，新成立的合作社实际上只存在于纸面上，新成员没有表现出进一步推进此事的意愿，事实上，许多党员和农村工作人员本身对集体化运动也不太热心，在宣传队离开村庄后，他们几乎没有努力确保集体耕作方式的发展。例如，在Seelow附近的Reitwein村，新成立的一合作社的成员，包括领导层通常表现出对合作社的排斥，因为他们都被迫参与集体化;绝大多数人都有一个明显的印象，即如果他们拒绝，就会被警察抓起来。因此，农民继续在合作社建立后像建立合作社之前那样工作是很常见的，直到1961年夏天，许多集体农庄还只是名存实亡。事实上，当集体农场的话题被提出时，普遍的不满情绪仍然导致人们威胁要离开去西方。就像比斯科附近一群不听话的农民在柏林墙竖起前三周宣称的那样: “我们不想再听到SHZY这个词了，离我们远点。已经有足够多的人离开(去西方)了，我们不介意也跟上他们的步伐” 与此同时，SED一直在努力提高工厂的生产率，但收效甚微。尽管不断试图通过各种工资改革和竞争来提高生产率，但缺乏明确的工资激励机制和技术工人的持续短缺意味着该政权必须不断与行业纪律不健全和工资通胀的问题作斗争。SED的领导层已经从之前直面这一问题的尝试中吸取了教训，1953年6月的幽灵阻止了任何强行解决生产率问题的企图，尤其是在边界开放的情况下。 结果是，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提高生产率的更隐蔽的尝试收效甚微，尤其是因为许多工厂经理急于将不满情绪控制在冲突的阈值以下，以保持充足的劳动力供应，从50年代中期开始，工人和管理者都非常清楚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并在关于报酬的非正式谈判中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例如，在Schwarze Pumpe煤炭厂，不满的工人经常以离职为威胁，迫使企业董事改善薪酬和条件。管理人员普遍认为这类问题是烫手山芋，车间内关于“艰苦”工作规范、零敲散打的工资或奖金等问题的纠纷往往通过非正式的冲突调节机制当场解决，因此民主德国领导层在工厂控制这些过程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事实上不时尝试增强政权在工厂的权威可能会适得其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末引入的“工作旅”(其模仿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的“突击队”)，这一制度旨在提高生产率，但最终被工人广泛利用，成为与工厂管理层进行集体谈判的新论坛。尽管1960年SED对这些旅进行了打击，但熟练劳动力的持续短缺——不断外流到西方的严重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而这意味着工资转移、生产率增长不足等问题 在所有这些领域，“逃离共和国”(Republikflucht)的首要问题大大加剧了战略经济对话的困境，在1949年至1961年间，大约有270万人离开了GDR，尽管东德和西德政府都倾向于从政治角度阐述大规模移民的原因——要么是对自由的向往，要么是对东德国家制度的背叛——但物质因素无疑是最重要的。20世纪50年代西德“经济奇迹”对许多东德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年轻和流动性相对较强的人，包括了东德所急需的熟练工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西德设立的《平等负担法》(Lastenausgleichgesetz)吸引了许多以前被驱逐出德意志帝国东部领土的东德人，他们往往在民主德国初期集中于北部地区，许多人利用GDR作为向西转移的”跳板”。与此同时，GDR内部有一系列的经济推动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遇到的消费品和住房日益严重的短缺。此外，在民主德国个人的职业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社会背景有关，这对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构成的威胁，也为他们的父母举家西迁提供了额外的动力。除了物质上的担忧，个人和情境因素，如婚姻破裂、逃避债务、职业动机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家庭团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开放边界所带来的问题并不局限于那些永久离开的人，所谓的“Grenzganger”——大约6万人生活在东柏林或GDR，但在西柏林工作——不仅代表着东德经济的劳动力损失，而且被认为不公平地利用了国家补贴，为黑市提供资金，因为他们可以以非常有利的非官方利率交换西方工资，但仍然享受东德较低的食品价格，赚取西方工资和支付东方价格的诱惑，使得SED定期通过警察制裁或点名羞辱运动来阻止东德人在西柏林工作的努力几乎完全无效 西方消费品和工业产品的吸引力也很大，它们吸引了东柏林和勃兰登堡各地的购物者和工匠，这些人为了寻找稀缺的家居用品或零部件而离开，或许更重要的是，柏林的边界漏洞百出，被认为阻碍了该政权招募足够数量的年轻人加入武装部队的能力，从而破坏了国家安全。20世纪50年代的征兵运动在受影响的年龄群体中引发了移民潮，甚至有报道称，一些年轻人暂时离开去西方，只是为了在返回时被认为在政治上不适合为东德国家人民军(national Volksarmee)服务（难绷） SED的另一个担忧是，被西方服装风格、音乐和电影吸引的东德青年不断跨境流动。来自西方的各种小说——主要是爱情小说、“狂野西部”冒险故事和间谍故事——非常受欢迎，尽管东德官员经常在边境没收这些“垃圾和肮脏文学”，更受欢迎的是在东西边境检查站附近所谓的“边境电影院”里放映的美国电影。随着所谓的“节奏音乐”的邪恶影响，这类事物从西德和西柏林的车站传播到GDR的大部分地区 20世纪50年代的大多数“青年帮派”追随西方文化时尚和模式，作为他们不墨守成规的表现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只加强了SED当局将西方流行文化与青年犯罪联系起来的倾向 1955年，统一社会党的一个宣传册以戏剧化的语言描述了“叛逃者”：“无论从道德立场还是从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利益来说，离开东德都是在政治和道德上的落后和堕落。不管他们是否知道，实际上他们被西德的反动势力和军国主义所引诱。仅仅因为诱人的工作机会或其他“未来的保证”之类虚假承诺的缘故离开一个美好新生活的种子已经发芽并结出的第一批果实的国家，而到一个产生新战争和破坏的地方，这难道不是可鄙的吗？无论是年轻人、工人、知识分子还是其他公民，背叛我们人民劳动创造的共和国而去为英美情报部门工作或为西德工厂主、容克、军国主义者们工作，难道不是政治上的堕落吗？这种离开充满建设气息的土地而到一个有着过时社会秩序的泥沼的行为，这难道没有显示出他们在政治上的落后和失明吗？……全德国的工人们要求惩罚那些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争取和平的坚强堡垒，而为德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服务的人” 当时，一系列国内问题促使SED的领导层关闭了西柏林周围的边境，年轻人和技术人员的移民带来了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并极大地加剧了消费者供给的问题，提高工业生产力和控制农业生产的努力也因民众可以顺利前往西方的能力而受到削弱，国家对柏林及其周边地区贸易和货币问题的控制也是如此，准士兵为了逃避招募而向西迁移，又导致国家安全受到了不利影响。甚至该党宣称的培养“民主德国人格”的目标也受到了西柏林作为民主德国“文化堕落”桥头堡存在的威胁，带着这样的抱怨，乌布利希最终成功地说服了克里姆林宫和其他华约国家，让他们相信关闭边境的赌博是值得的。

见  “East Germans and the Berlin Wall: Popular Opinion and Social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the Border Closure of August 1961” 《The Cold War》 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