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炜：分流治河

分流治河有着悠久的历史。“禹疏九河”的传说，就是这一方略成功实施的典范。因此，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此方略视为符合水流规律的治水良方。如《孟子·告子》中说“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孟子·离娄》中又说“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孟子对大禹分流治河的评价如此之高，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汉代的冯逡、韩牧，北宋的李垂、韩贽等不少历史治河名人都主张采用此方略治理河患。 到了明代，宋濂、徐有贞、白昂、刘大夏等人不仅积极倡导分流治河，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活动。他们认为，黄河性暴，水涨急骤，常常漫溢为患，“利不当与水争，智不当与水斗”，只有采取分流的办法，才能分杀水势，消除水患。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被明太祖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于此曾有形象的比喻。陈子龙所著《明经世文编》记载他在给朱元璋的上疏中说：“譬犹百人为一队，则其力全，莫敢与争锋。若以百分而为十，则顿损。又以十各分为一，则全屈矣。”他在批评将河患归罪于天的同时，强调“分流”为“治河之要”，治河之良策。 综观明代分流治河的实践，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单纯分流、“北堤南分”和分黄导淮。 明初的百余年间为单纯分流时期，这时的分流去向有两个：一是北分，一是南分。北分，主张分流后走大清河或注入卫河入海；南分，则大体由颖河、西淝河、涡河、浍河、濉河等过淮入海。宋濂的“使其南流复于故道，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杀其力”；徐有贞的“分黄济运”等都是主张黄河北分的。徐有贞主持治理沙湾时，提出的置水闸门、开分水河、挑深运河的治河三策中，开分水河除有济运的作用外，其中另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分杀大河水势。实施的结果，确收到了一时之效。 主张南分的人则更多，也是明中叶经常采用的措施，并逐步形成了“北堤南分”的局面。“北堤南分”，即在徐州以上北岸筑堤防守，以避免黄河北决冲毁运河，而在南岸则采取数支分流，以杀水势。 维持漕运畅通是明代治河的首要目标，而明前期黄河又多次北决，阻塞张秋运道。于是，治河方略也从明初的单纯分流转变为“北堤南分”。弘治二年（1489年），黄河在开封、封丘等地多处决口，形成南、北、东多支分流的险恶局面。北支冲决张秋运道，其余四支分别注入淮河。白昂受命治理，他在实地查勘后，建议在南岸“宜疏浚以杀河势”“于北流所经七县，筑为堤岸，以卫张秋”。朝廷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于次年调集25万多人在北岸修筑了阳武长堤（今原阳大堤），南岸疏浚了汴河、濉河，并堵塞了36处决口（《明史·河渠志》）。自此，开创了“北堤南分”的先例。 弘治七年（1494年）刘大夏治河时，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治水思想。他在疏浚南岸支河，堵塞张秋决口后，为遏制北流，又堵塞了黄陵岗、荆隆口（今封丘荆隆宫）等七处口门，并在北岸筑起了数百里长堤，“起胙城，历滑县、长垣、东明、曹州、曹县抵虞城，凡三百六十里”，名太行堤。西南荆隆等口的新堤“起于家店，历铜瓦厢、东桥抵小宋集，凡百六十里”。从此，筑起了阻挡黄河北流的屏障，大河“复归兰阳、考城（今兰考县），分流经徐州、归德、宿迁，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淮”（《明史·河渠志》）。 弘治十八年（1505年），黄河分入颍河、涡河的水断流，主流北徙，至宿迁小河口入运河。正德三年（1508年），该河道淤塞，再次北徙，改经贾鲁故道，至徐州小浮桥入运河。正德四年（1509年），黄河在曹县杨家口、梁靖口决口，直抵单县，至沛县飞云桥入运河。这里所称的“运河”，即泗水故道。傅泽洪所著《行水金鉴》记载黄河注入后，即为黄河，南流入淮。次年，有大臣建议自大名府三柳春至沛县飞云桥筑堤“三百里”，以阻止黄河继续北犯，确保漕运。但因农民起义，仅修筑了紧要部分。正德十一年至十六年（1516~1521年），自长垣黄陵冈至曹县杨家口筑堤“二百余里”。可见，数十年间，修筑北堤数道，也可能交错相连，也可能时修时废。直到嘉靖后期，南分支河淤积严重，即使疏浚也难以维持多久，分流论才逐步被以万恭、潘季驯为代表的合流论所取代，“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略应运而生。到了明末，由于合流论也不能解决严重的决溢灾患，“分黄导淮”论又占据了主导地位。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杨一魁任总理河道后，综合各方面意见提出了“分杀黄流以纵淮，别疏海口以导黄”的建议。次年，他组织20万人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河活动。重点工程是开黄家坝新河150多千米以分泄黄水入海（《明史·河渠志》）。这次治河尽管避免了黄河倒灌清口、上灌明祖陵的局面，但因不能解决徐州以下的漕运问题，而在数年后杨一魁被免官，“分黄导淮”的计划也宣告失败。 根据文献记载，总的看明代的分流治河是不成功的。河道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下游呈多股河；变迁多，仅明前期黄河下游大的改道就多达4次；决溢灾患严重，这期间平均7个月就决口一次。究其失败的原因，首先是分流治河解决不了黄河泥沙问题，而黄河之所以“善决”“善徙”，重要的是因为其“善淤”。分流论者只知道“分则势小，合则势大”，但忽视了黄河多沙的特点。由于多沙，水分则势弱，必然导致泥沙沉积，河道淤塞。如明初黄河在南岸分流入淮，至嘉靖年间各支河都已淤塞。有的尽管多次进行大规模的疏浚，但仍难以改变淤塞的命运。嘉靖十二年（1533年），曾一次疏浚孙家渡支河75千米，可次年河水大涨，一淤而平。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分水不当，河道因此而减小了输沙能力造成的。现代研究证明，河道的输沙能力与流速的平方成正比。多开支河虽然能分水势，但黄河涨水处于冲刷的流量级时，如分水不当，反而变冲为淤。因此，在明代前期过度分流的结果，不但未减轻河患，反而造成了此冲彼淤，“靡有定向”的被动局面，加重了黄河的灾害。 其次，也是“保漕”目标下避黄、用黄思想带来的恶果。纵观明代治河，实施分流方略是为了遏黄保运和引黄济运。面对河、运交叉的形势，明统治者既怕黄河冲毁或淤塞运道，又希望利用黄河之水补充运河。然而，实践证明运用这一思想来治河、治运，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很难成功的。如“北堤南分”治河后，防止黄河北犯的目的虽然基本实现了，但如何防止黄河冲毁徐州以下的运道，又不使徐州以南的运道因缺水而受阻，却成了十分棘手的问题。尽管治河者修堤防、堵决口、浚河道，下了许多功夫，忙得焦头烂额，仍解决不了运道被黄河冲毁或脱河而受阻的问题。“运道受阻”“徐吕浅涩”“粮艘不进”等词在《明史·河渠志》中屡屡出现，决溢灾患越发严重。 摘自《束与分的变奏：黄河治理简史》

青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