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与马，何以共天下？（五）
司马睿何时获得吴人的拥戴？史料记载十分模糊。
按《资治通鉴》中的描述，永嘉二年上巳节（公元308年三月），司马睿外出观禊，他乘坐肩舆在前，王导王敦等北方名士骑乘跟随，这个阵势震住了顾荣纪瞻等江南士族领袖，于是他们“相帅拜于道左”，表示臣服。
这段描述遭到古今学者的质疑。他们考证行迹，确认永嘉二年三月，司马睿送母亲归葬琅琊，并不在建康，王敦当时也并没有到江南履职。这个阶段的吴人，态度不仅谈不上拥戴，甚至谈不上友好。这个王者天降、众臣悦服的场景，应该是东晋后补的记忆，就如彼此并不满意的情侣分分合合，最后无奈结了婚，然后给外人、给子女虚构出一见钟情的故事。
实际上，初到建康的司马睿境况之窘迫，匪夷所思。最惨的时候，库房里只有布四千匹，物资匮乏到连猪肉都吃不起，好容易杀一头猪，臣子们觉得猪脖颈背面的那块肉最肥美，只有司马睿才配享用，由此产生了一个词语，禁脔。
禁脔部位的猪肉肥腻得很，倘若不是长期不沾荤腥，腹中没有油水，真算不得美味。寻常百姓家倒也罢了，堂堂都督府衙上下竟然也能饿成这个样子，可知不仅门庭冷落，连后勤保障，吴人都不太支持。
这种冷漠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缺钱缺粮，必然导致军事上的孱弱。永嘉四年（公元310）初，司马睿已经到任两年多了，吴兴豪强钱璯起兵造反，司马睿派兵戡乱，堂堂政府军竟然因为“兵少未敢前”，打不过一个江南地主的私兵，最后还是依靠周玘，另一个江南地主，平息叛乱——算上石冰叛乱、陈敏叛乱，这已经是周玘第三次平定江南叛乱，史称“三定江南”。
吴人的冷漠，除了因为情绪，也有基于现实的计算。
当时扬州江北、江南两个都督，江北都督周馥虽然远在寿春，但手中有兵，江南都督司马睿近在建康，手中却没有兵。周馥资格老，汝南周氏是当时的顶级门户之一，上游的江州刺史华轶，也与周馥交好。另外，周馥的同族兄长周浚曾长期担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死于任上，任职期间“宾礼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吴人悦服”。两个上司之中，吴人自然更愿意结交手中有兵、资历深、朋友多而且与吴人有过交情的那一个。
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之前，周馥与东海王虽然有龃龉，但是矛盾并没激化。东海王交待给二人的任务是不同的，周馥负责东南防务，司马睿之前在徐州搞后勤，过了江依然搞后勤，负责搜括江南物产，尤其是粮食，运到北方去。
而这一项任务，估计令吴人更加不想搭理年轻的琅琊王殿下。
与吴人的冷漠相对应，这个阶段司马睿的事业心也并不强。
安东将军府只是东海王放置在建康的派出机构，决策权并不在司马睿，作为执行者，司马睿很难产生权力快感。而且按照惯例，晋朝藩王外放都督，隔几年就会调动，司马睿不过是建康的一个过客，客居身份也很难让司马睿产生归属感。最重要的一点，身为郡王，司马睿爵位已经到了顶点，做好了很难再有奖赏，搞砸了也很难惩罚。所以，他确实缺乏动力。
家族影响是另一个因素。夏侯太妃刚到建康两个月，就病死了。司马睿没有兄弟姐妹，少年丧父，母子相依为命，十余年来，到哪儿都是母子相随。夏侯太妃的死因，或许是水土不服，或许是条件太差，总归与这次任命强相关。司马睿当时恐怕分外怀念洛阳，他的大量同族正锦衣玉食，被圈养在那里，浑浑噩噩地等待灭顶之灾的降临。
琅琊王府人丁调零，母亲死后，司马睿身边亲人只有妻子虞氏、妾荀氏以及两个年幼的儿子，长子司马绍九岁（也就是后来的晋明帝），次子司马裒八岁（袭爵琅琊王，后来十八岁病死），妻妾还在闹不和。司马睿忙着料理丧事，还要送母归葬琅琊，还有多少闲心处理政务，实在可疑。
不过也无所谓，反正有王导在。
王导其人，与当时琅琊王氏的整体气质，并不相同。
在王导之前，琅琊王氏历史上有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西汉宣帝时期的王吉，一个是王导的伯祖父王祥。
王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是天下闻名的经学大家。汉代察举制以儒学为根本，尤其到了东汉，经学盛行。从王吉开始，琅琊王氏变身经学世家，世代二千石，成为簪缨世家，基础非常扎实。
王祥是曹魏的末代三公之一，也是西晋开国三公之一，封公爵，是西晋异姓臣子中官爵最高的一批。他推动了琅琊王氏更上一层楼，由原先影响青徐地区的区域门户，一跃挤入天下顶流门户。
魏晋两朝的官方思想依然是崇儒，称之为名教。现实情况却是礼坏乐崩，连禅让都让了两次，儒家那一套早就千疮百孔，官方不信，民间也不信。社会思潮于是涌向另一个方向，推崇老、庄，崇尚虚无，产生了魏晋玄学。由此产生的所谓魏晋风流，千百年来，被许多不明所以然的后人人云亦云地赞美着。
司马氏标榜以儒道治天下，起先对于这种异端思想极力打压，何晏、夏侯玄、嵇康等魏晋名士领袖纷纷被杀。后来司马氏权力日渐巩固，魏晋玄学中内在的不阿附权力、不合作精神也渐渐被斩杀干净，只剩下放浪形骸、欲望释放的表相。到了晋武帝时期，皇帝本人也是个寻欢作乐的人，魏晋玄学不仅不犯忌讳，反而成为上流社会的时髦。于是，各高门大户纷纷转型，脱儒入玄。
琅琊王氏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接连出了两代名士领袖：王戎，竹林名士之一，王衍，中朝名士之首。西晋时期琅琊王氏的形象，是由王戎、王衍塑造出来的，特点是人长得好看、能言善辩、圆滑机敏、任诞洒脱。
不过，王戎、王衍都不是王祥这一支，而是王祥族兄弟王雄的孙子。王祥作为“二十四孝”卧冰求鲤的主角，终生都是个儒者，临终遗训也是教导子侄“信”“德”“孝”“悌”“让”，说“此五者，立身之本”。受这种家风约束，王祥的子孙都没有适应潮流的变化，因此在魏晋籍籍无名。王导是王祥弟弟王览的嫡孙，王览当初的爵位即丘子，就是由王导承袭的。王览“孝友恭恪，名亚于（王）祥”，兄弟俩风格比较接近，只是王览的家风比王祥家要灵活一些。
王导比王戎年轻四十多岁，比王衍年轻二十岁，看族谱是兄弟，论年龄其实是晚辈。王导在弱冠年纪现身于洛阳社交圈，那是西晋最后一段太平岁月，诸位族兄带他出席各种社交场合。石崇、王恺在他们庞大豪华的庄园内宴请琅琊王氏子弟，其中有王导。有人拜访王衍，夸赞琅琊王氏诸子弟 “琳琅满目”，这其中也有王导。王导还是洛水泛舟的常客，自称曾与裴頠、阮瞻等人谈笑风生——这应该是吹牛了，以他的资历，当时估计是作为王戎、王衍的跟班小弟出场，只能做个听众。
大概受家风影响，王导的性格与王戎、王衍很不相同。论长得好看，他不如王衍，不过位列“琳琅满目”，说明也不赖。论能言善辩，他也不如王衍，史籍中不止一次记录他被别人呛到，找不回场子。在清谈方面，王导专攻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和欧阳建的《言尽意论》三篇,“宛转关生，无所不入”，这就是用学经的方式来搞玄学。论圆滑机敏，他更远不如王戎，如果换作王戎，绝对不会干辅佐司马睿这种劳心劳力却未必有回报的活。
然而，王导作为魏晋名士的不足，又恰恰是他作为政治人物的优点。他更加务实进取，为实现目标可以身段柔软，不以门户傲人。这一点，不仅其他琅琊王氏子弟做不到，其他北方高门士族子弟也很少能做到。
另外，王导还有一个显著的优点，就是为人随和宽厚。身边的人，地位比他高的，地位比他低的，都对他不反感。
王衍就很喜欢这个族弟，外出作客、洛阳泛舟，到哪儿都带着他。在某次同族间的宴席上，某个族人酒后撒泼，拿食盒砸了王衍的脸，王衍心里怒极，表面却如常，舆洗干净，离席而去，他不是一个人走，而是拉着王导的手，同坐一辆车。
在洛阳时，王导在石崇家作客，曾经为了拯救劝酒的婢女不被杀掉，王导一杯接一杯地喝，直到大醉。在当时，高门子弟有这份心肠，算得上是善良。
即使在王导成为东晋丞相之后，吴人、同僚甚至下属，依然都可以呛他、调笑他，大家都不怎么怕他。有这样肚量的人，确实很适合搞交际，人缘不会差。
从孙吴以来，江南政权的基石是位于长江下游平原的丹阳、吴郡、会稽三郡，在江南经济最富，人口最多，文化最发达。其中，丹阳郡由建康直辖，吴郡、会稽两郡是昔日吴、越两国的故土，原先都是会稽郡，东汉顺帝时分拆为二，后来吴郡、会稽分别形成了不同的士族群体。顾荣是吴郡士族领袖，贺循是会稽士族领袖。
王导以司马睿的名义，分别去拜访了顾荣、贺循。这倒不算失礼，论社会地位，王导不比司马睿低，而且也不违背游戏规则，当年周浚去世之后，继任的扬州都督名义上是年轻的淮南王，但是众所周知，实际的主事者是淮南相刘颂。
顾荣之前有出任伪职的案底，心里有点虚，而且吴郡士族历来热衷政治，王导没费多少口舌，就劝得顾荣加入安东将军幕府，担任军司，地位与王导相同。顾荣又劝来诸多吴人，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陆晔（陆机的堂弟）、甘卓二人。陆晔的价值在政治上，吴郡陆氏，天下闻名。甘卓的价值在军事上，甘家私兵强盛，他被任命为历阳内史（司马睿没有权力承制拜官，他向东海王建议，由晋怀帝任命），堵在寿春与建康中间，牵制周馥。
贺循则反应冷淡。会稽士族在孙吴时期屡受打压，郡内周氏、盛氏、魏氏诸族几乎被灭门，虞氏、贺氏也无罪遭谴，被杀被流放。因此表现得对政治权力不太热衷，保卫家园的危机感却十分强烈。石冰叛乱、陈敏叛乱，会稽士族都曾出兵力战，而且打完仗直接回家，完全不在乎请功封赏。进入东晋，江南历次动乱，会稽士族都会联手武装起来，保卫家乡。
永嘉元年贺循四十八岁，在当时算作老年，已经打定主意在家终老，不再出仕。之前陈敏任命他为丹阳内史，贺循装病，假装磕寒食散磕得精神错乱。后来周馥推举贺循做会稽相，他也没搭理。这次王导当面来请，虽然还是拒绝，但不好失了礼数，贺循于是去见司马睿，当面陈情。
结果这次见面堪称灾难现场。司马睿事前不做功课，蠢话脱口而出，“当年孙皓用锯子截断你们贺家一人的头颅，那是谁呀？” 贺循还没来得及回答，司马睿又想起来了，“噢！是贺邵”。贺循当即伏地痛哭，贺邵就是他父亲。司马睿当场社死，三天没敢见人。
而他打算任命贺循为吴国内史，也多少有点缺心眼。因为吴郡士族与会稽士族历来不和，孙吴时期，贺邵曾担任吴郡太守，有人在他的官衙大门上提字，“会稽鸡，不能啼”，贺邵在后面补了一句，“不可啼，杀吴儿”，随后说到做到，在吴郡兴大狱，杀了不少人。
司马睿这糟糕的表现，除了事业心不足，也可能跟酒有关。
司马睿有嗜酒的毛病，到建康后，也好几次因酒误事。无节制的滥饮，是体现名士狂放的标志性动作，嗜酒在当时，甚至都算不上失德。相比其他司马家儿的荒淫暴虐，这点毛病简直称得上是洁身自好。然而王导还是要求司马睿戒酒，司马睿于是叫人倒满一杯，喝完，将酒杯一扣，从此真的戒酒。
这则秩事被东晋人邓粲记入《晋纪》，又被记入《世说新语》，可信度颇高。邓粲的着眼点是司马睿的自律，夸他“克己复礼，官修其方，而中兴之业隆焉。”《世说新语》将这篇放入“规箴”一门，着眼点是王导对司马睿的影响力。
王导在竭心尽力，打造着司马睿的仕途，司马睿则对王导服从并且依赖，不生疑忌。
二人当时应该预见不到数年后的天地剧变，也预见不到剧变之后二人的前途。支撑二人在建康度过这段糟心日子的，除了各自家族赋予的使命，还有就是朋友间共患难的真挚情谊。司马睿能力有限、见识庸短，但是性格宽厚，算不上卓越的政治人物，却可以放心地做个朋友。
戒酒这则秩事也被记入《资治通鉴》，胡三省批注到这一段，总结说，“史言元帝能用王导所以兴于江左”。确实，东晋的诞生并非自然而然，西晋的失败，被许多人归结为“自弃天下”，司马家是否还拥有天命？是存疑的。浩浩长江将胡马阻隔在江北，江南的汉人政权，未必非司马家不可。司马睿与王导朴素的情谊，是促成东晋从无到有的萌芽。
命运的齿轮在暗中森然转动，千万人的鲜血眼泪即将润滑这架庞大的机器，尸山血海中，二人的人生轨迹悄然拐上了一条天下人都始料未及的捷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