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典籍之舜-《商君书》里的舜

评析典籍之舜-《商君书》里的舜

王照伦

『原文』今则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务者，皆非国之急也。身有尧、舜之行，而功不及汤、武之略者，此执柄之罪也。臣请语其过。夫治国舍势而任说说，则身修而功寡。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圣人非能以世之所易胜其所难也，必以其所难胜其所易。故民愚，则知可以胜之；世知，则力可以胜之。臣愚，则易力而难巧；世巧，则易知而难力。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今世巧而民淫，方效汤、武之时，而行神农之事，以随世禁。故千乘惑乱，此其所加务者，过也。（《商君书 列子》第25～26页）

『译文』如今却不是这样。国君更加卖力做的事情，都不是国家的当务之急。他们身上虽然有尧、舜一样的品德，但是他们所建立的功绩却寥寥无几，别说和尧、舜相比了，就是与商汤和周武王相比也有天壤之别。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他们在掌握和使用权力如何治理国家方面的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请让为臣我说说他们到底错在哪里。在治理国家方面假如放弃权力而任用那些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纸上谈兵的鼓吹儒家说教的游说者，那么，会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自身品德高尚但是业绩很小甚至没有业绩。原因在于，如果放任使用《诗》《书》里面里的那些蛊惑人心的空谈游说之士大放厥词，那么民众就会变得四处游荡不把君主放在眼里；如果重用那些隐逸之士，那么民众就会变得疏远君主并且喜欢批评、议论、诽谤君主；如果重用勇士，民众就会变得争强好胜不重视君主的禁令恣意妄为；如果重用手工业者，那么民众就会变得轻浮好动而喜欢迁徙到容易挣钱的地方产生自己的产品；如果让有钱的商人的生活过得潇洒安逸而且钱挣得比较容易，那么民众就会变得依靠商人并且喜欢批评、议论君主。如果这5种人被国家重视，那么田地就会荒芜，军队的战斗力也会削弱，国家就离灭亡不远了。善于游说的人的资本就是他的嘴，隐士的资本就是他的高洁的心志，勇士的资本就是他的勇气，手工业者的资本就是他的那双灵巧的手，商人的资本就是他自身。所以，这些人以四海为家，资本是可以随身携带的，民众把自己谋生的资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而且他们到了国外之后都能投靠外国挟带借以安身立命的本事归附于权贵的门下，在1个国家里有这样的人存在，国君就是像尧、舜这样贤明也难以将国家治理好。有鉴于此，商汤和周武王下令禁止这些人的自由发展，从而建立了功业，夺取了天下。圣明的君主的基本原则是，不用世上容易得到的东西，胜过他们难以拥有的东西；必须用他们难以具备的东西，来超过容易获得的东西。如果让民众变成愚昧无知的傻瓜，那么帝王就可以用智慧战胜这些愚昧无知的傻瓜，让这些傻瓜听从帝王的命令，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就会干什么，而对于世上有智慧的聪明人帝王就可以使用武力消灭他们。由于傻瓜愚昧无知，那么这些傻瓜就不会吝惜自己的力气为帝王卖命，而且这些傻瓜也学不会技巧成为靠技能谋生的人，这样的人只能依附帝王才能生存而成为帝王的附庸；如果让世人有技巧，这些有技巧的人就容易靠自己的智慧谋生，他们不愿靠出卖自己的力气去做体力活谋生。在古代神农教会黎民百姓耕田而成为天下帝王，这是因为老百姓要学习神农的智慧为提高自己的生存质量服务。商汤和周武王创造了强大的军队依靠武力征服了天下的诸侯，诸侯们之所以屈服于他们的武力是因为各个诸侯为了自己保存性命不得不屈服。现在，世上的人很多都投机取巧而且民众多游手好闲，正是仿效商汤和周武王使用武力征服老百姓的大好时机，可是君主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做神农当年做的事情，顺从世俗的禁忌，放弃了法治，抛弃了武力。所以，在拥有1000辆兵车的国家里也丧失了前进的方向而导致了动乱。这是因为这些国家里的国君特别认真去做的事情是行仁政，他们没有把使用武力镇压老百姓作为重中之重的缘故，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都错误的啊！

『评析』这段文字虽然赞扬了舜的美德，但是，公孙鞅在这里却反其道而行之，向秦孝公推销舜深恶痛绝的愚民思想，用心险恶、十分反动。秦之后的历代中国统治者对公孙鞅的愚民思想趋之若鹜，成为统治的不二法门。这是秦之后的中国病根，这就是柳宗元在《封建论》中为什么说“秦王扫六合，百代皆秦政”的缘由。

『原文』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汤、武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废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商君书 列子》第30～31页）

『译文』圣人既不会效法古代食古不化，也不会拘泥于现状随波逐流。因为圣人知道如果效法古代就会落后于当今的时代，拘泥于现状就会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的需求。周朝没有效法商朝的所作所为，夏朝也没有效法虞舜时代的做法。这3个时代的统治方式各有不同，却都能够称王天下。所以说，建立帝王的大业是有一定的原则的，但是，守住帝王的大业的办法却各有各的不同。周武王靠叛逆的方法造了商纣王的反夺取了政权，却又要求别人必须顺从君主，并且把服从国君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用武力夺取天下自己造反，又崇尚谦让的仁德思想不允许别人造自己的反，这就是周武王的统治模式；周武王夺取天下靠的是暴力，统治天下靠的却是礼制，也就是靠马上得天下不靠马上治天下。现在的强国致力于用武力吞并别的国家，而弱小的国家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尽力防守保住自己的国家。这种情况，从远古来说赶不上虞舜、夏禹2个时代，而近古时代逊色于商汤、周武王的治国原则。像商汤、周武王那样统一天的方法被彻底抛弃了，致使有10000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打仗的，有1000辆兵车的国家没有不防守的。商汤、周武王统一天下的方法已经被遗弃很久了，可现在的君主没有谁能使用这些方法，因此，没有出现第4个像夏、商、周3代那样的朝代。如果不是英明的君主，就不会明白我的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今天，我愿意用历史上的事实来说明这个道理。

『评析』在这段文字里公孙鞅把舜作为治理国家成功的范例开导秦孝公，在这个时候公孙鞅还认为仁德是治理天下的充分必要条件。

『原文』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故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是故擅其名而有其功，天下乐其政，而莫之能伤也。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商君书 列子》第48页）

『译文』只要公私界限分明，平庸的人就不会忌妒有才干的人，无能的人也不会忌妒有功之臣。所以尧、舜统治天下的目的，不是想从治理天下的过程中获取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天下人的福祉去治理天下；尧、舜选择有才能人把帝王的位子让给他，不是为了疏远自己的亲生儿子而去亲近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而是站在天下人的角度去思考治理国家的道理。所以，三王是靠仁义道德取得对天下的统治权力，五霸靠的是法律制度去控制诸侯从而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他们都不是为了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掠取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的安危和利益去治理天下。所以他们都是有功名的万世赞誉的君主，在统治天下的过程中建立了丰功伟绩。因此，天下的人都满意他的统治，没有谁能动摇他的统治。如今乱世的君、臣都鼠目寸光，没有远大的理想，只注重1个国的利益和自己所掌管的官府的权力，从而在管理这个国家或者管理这个部门、这个领域的过程中谋求自己的私利，因而导致国家陷入危机之中。所以说，是否公私分明，是关乎国家存亡的根本大事。

『评析』这段文字把尧、舜作为天下为公的典范，用以说明公私分明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原因。

『原文』齐人有东郭敞者，犹多愿，愿有万金。其徒请赒焉，不与，曰：“吾将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曰：“此爱于无也，故不如以先与之有也。”今晋有民，而秦爱其复，此爱非其有以失其有也，岂异东郭敞之爱非其有以亡其徒乎？且古有尧、舜，当时而见称；中世有汤、武，在位而民服。此三王者，万世之所称也，以为圣王也，然其道犹不能取用于后。今复之三世，而三晋之民可尽也。是非王贤立今时，而使后世为王用乎？然则非圣别说，而听圣人难也。 （《商君书 列子》第52页）

『译文』齐国有个叫东郭敞的人，他有很多远大的理想，希望自己能拥有极多财富是他的理想之一。他有个徒弟请求他的经济援助，他不给，说：“我打算用钱财购买1个官职。”他的徒弟很愤怒，离开他到宋国去了。针对东郭敞的所作所为有人评论说：“这个人如此爱惜还没有获得的官职这样的东西，还不如先将已经有的钱先送给他现有的几个徒弟呢。”现在韩、赵、魏3国有很多的民众而秦国还为了几个小钱儿不愿意免除他们的徭役和赋税，这也是如同齐国人东郭敞爱惜他还没有的官职而失去自己已经拥有的徒弟一模一样！在上古的时候有尧、舜，其仁德当时被人称颂；在中古时候有商汤、周武王处在君主的位置上，因为行仁政而让当时的民众都信服。这4位帝王，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称赞，被当作圣人一样看待，但是，他们治理国家的方法却不能被以后的统治者拿来使用。现在如果能免除三晋地区老百姓3代人的徭役和赋税，那么韩、赵、魏3国民众就能够蜂拥而至，三晋的老百姓就变成秦国的老百姓了。这样一来，招来三晋民众的事情如果成功了，大王您的贤明的地位也就确立了，让三晋人变成秦国人之后他们子子孙孙都成了大王的子民，大王就可以随便驱使了。由此可见，不是圣人有没有说什么，而是人们听了圣人的教导之后怎么去做是很困难的事情啊！

『评析』这段文字首先揭示了当时的秦国被冠以“虎狼之邦”这一史实——秦国的军队占领了三晋之后，当地的老百姓因为害怕秦国的残暴统治而纷纷逃亡到别的地方生活，造成了秦只得其地、不得其民的尴尬局面。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公孙鞅以齐国人东郭敞爱惜钱财而失去徒弟为例，向秦王提出建议免除三晋地区老百姓3代的税费和徭役以便留住当地的居民，使三晋人成为秦国人。

尽管公孙鞅视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为大敌，但是，他不得不承认作为儒家推崇的尧、舜、商汤、周武王等是受人尊敬的圣人。

『原文』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是故有君臣之义、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也。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五官分而无常，则乱；法制设而私善行，则民不畏刑。君尊则令行，官修则有常事。法制明则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不可得也。民不从令而求君之尊也，虽尧、舜之知，不能以治。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也；农不离廛者，足以养二亲，治军事。故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商君书 列子》第74页）

『译文』在古代还没有君、臣、上、下之分的时候，老百姓任意而为、社会没有秩序。为了建立社会秩序，于是圣人制定了标准用以划分什么样的人高贵、什么样的人低贱，同时确定了爵位，设立了名号来区别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由于国土广阔，老百姓众多，加之物产丰富，所以分别设立五官来分门别类地进行管理。因为民众多就会产生出某些奸邪的事情来，所以必须创立法制、作为行为标准来限止奸邪的产生。所以，有了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有了五官的分工负责，有了法律的限制，人们做事情就不能不慎重。身为国君地位高贵而命令却行不通、法令无法执行，那就很危险了；五官已经分工负责，却没有建立秩序，那就乱套了；在法律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说情之风盛行，徇私枉法的事情时有发生，那么老百姓就不会把法律当回事了。只有国君有尊严，法令才能行得通；只有官吏遵纪守法，社会秩序才能建立起来；只有赏罚分明，老百姓才惧怕法律。在法制不明确的情况下，要求老百姓听从法令，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老百姓不把法律当回事的情况下，别希望国君有尊严，这样即使国君有尧、舜那样的智慧，也是不能统治好国家的。圣明的国君治理天下，是遵照法度来处理政事的，是按照功劳进行奖赏的。老百姓之所以奋勇作战、不畏死亡，是为了获得官职和经济奖励。明智的国君治理国家，当战士有了斩得敌人的头颅、捉得俘虏的功劳的时候，一定让他所获得的爵位足以使他自己和别人感到荣耀，一定要让他得到的报酬能够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在农民不离开乡村老老实实种地的情况下，他们获得的收入应该足够奉养自己的父母、足以养育自己的子女、足以支付购买兵器装备等军需品。在这样的情况下，士兵才肯殊死战斗，农民才不会懒惰。

『评析』这段文字公孙鞅把舜作为圣明君王的典范，要求国君严格执法、赏罚分明，并把法制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同时，也透露出了秦政的严苛和残暴——士兵必须自己花钱购置为国家打仗用的装备和兵器，以及拿敌人的头颅领赏等让人毛骨悚然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