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论意欲在自我意识中的主导地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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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人们普遍所认为的那样，意欲出自认知，并且是认知的结果或产物，那么，如果意欲强旺，那悟性、见解、知识也就必然地丰富。但情况可完全不是这样。相反，我们发现许多人具有强烈的，亦即果断的、坚定的、激烈的和不屈不挠、顽固执拗的意欲，与此意欲相联的却是微弱、低级的悟性。谁要是跟这种人打上交道，都会陷入绝望之中，因为他们的意欲对任何道理和表象都无动于衷，根本就拿他们没办法。这种意欲就好比被藏在一个袋子里面；它从里面盲目地向外挣扎、欲求。动物的悟性就更低了，虽然它们的意欲经常是激烈的和执拗的。最后，植物则只有意欲，没有任何的认识力。
如果意欲活动是发自认识力，那么，我们每次的动怒就只能与动怒的诱因相对称，至少能与我们对这些诱因的理解准确挂钩，因为愤怒不过就是我们当时对事情的了解的结果而已。实际发生的情形却极少是这个样子。相反，我们愤怒的程度通常都大大超出了引起这一愤怒的理由。我们的“勃然大怒”（贺拉斯语），通常都是由微不足道的事情引起，并且也不是因为这些事情本身的过错；它就像一只恶魔发出的咆哮——它被囚禁了起来，正在苦候机会挣脱，而现在为终于得偿所愿而欢呼。如果我们本质的深处是认知者，而意欲的活动只是认知的结果，那情形就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因为结果里面怎么可能会有在基本成分里不存在的东西？结论不可能包含比前提更多的东西。因此，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意欲是完全有别于认知的一种本质，意欲只是利用认知以便与外界联系。意欲遵循自己本质的法则，它从认知那里除了获得动因以外，别无其他。
智力作为意欲的纯粹工具与意欲的差别，就犹如铁锤与铁匠的差别一样。在谈话中，只要智力能够单独保持活跃，那这一谈话就是冷静的；谈话的人几乎好像不在现场一样。而且，他也不会真的有损面子，至多就是出点洋相而已。只有当意欲参与其中时，这个人才算是实实在在地出场了：此时他变得热烈了；事实上，谈论的事情通常会变得火爆灼人。我们总是把生命中的温暖归之于意欲；相比之下，我们会说冷静的理解力，或者说，冷静地调查一件事情，即在不受意欲的影响下进行思考。如果我试图把这关系颠倒过来，把意欲视为智力的工具，那就等于把铁匠视为铁锤的工具一样了。
没有什么比这种情形更加让人恼火的了：我们以探讨、分析原因的方式与一个人展开辩论，不厌其烦地向其论证，以为我们纯粹在跟他的理解力打交道，但到最后才终于发现：这个人其实无意。理解我们的论辩；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他的意欲——它无视真相，故意误解我们所说的话，运用诡辩和刁难的言词，但却以理解力作其挡箭牌负隅顽抗。这样，别人当然就拿他毫无办法了，因为向意欲运用探究和论证，就好比把凹面镜里影像发出的攻击施于一个实体一样。因此也就有了这一经常被人重复的说法：“我的意愿就是我的理由。”（尤维纳利斯语）日常生活为我所说的情形提供了足够大量的证据，但不幸的是，在科学探索的路途上这类证据也俯拾皆是。
如果一些最重要和最非凡的成就不获承认，某些人就能获得个人利益，那要他们承认这些真理和成就简直就是与虎谋皮。这些人的利益牵涉在内是因为这些真理与他们每天教给别人的东西互相矛盾；或者，他们不敢利用和在以后教导这些真理；又或者，就算没有出现这些情形，他们也不会承认这些真理，因为平庸之辈的口号始终是“如果有人要出类拔萃的话，那就请到别处出类拔萃好了”——这是爱尔维修对西塞罗书中埃伏色的名言所作的美妙复述；或者，就像波斯诗人阿拉里所说的：“钻石与石英在一起会被视为非法。”谁要是期望这始终是人多势众的庸俗群体能够对自己的成就作出公正评价，那他的希望肯定会落空；或许在一段时间里，他无法理解这些人的行为，直到他终于发现：在他诉诸这些人的认知时，他其实要和他们的意欲打交道。他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上述处境。事实上，这就像一个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但他面对的评判员早已被别人收买。在个别的情况下，当那些人中的某一位打定了主意剽窃他的思想时，他就可以获得确凿的证据，证明与他作对的是那些人的意欲，而不是认识：因为他会吃惊地看到那些人其实相当识货，能够准确看出别人的过人之处和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就像那些从不会错过任何熟透的樱桃的麻雀。
与在此讨论的意欲成功对抗认识力相反的情形，就是当我们摆事实、讲道理的时候，我们对话一方的意欲是在我们这一边：到了这个时候，所有人对我们的话语都一致信服，所有的辩论都充分有力，整个道理马上就说得清清楚楚。那些鼓动大众的演说家就深谙此道。在以上两个例子里面，意欲都显示为原初的自然力量，智力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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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将对个人的素质，亦即意欲、性格的优缺点，和智力的优缺点，进行一番考察，以便通过了解意欲素质和智力素质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素质各自相对的价值，把意欲和智力这两种基本功能的差别清楚表现出来。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意欲（性格）素质和智力素质是互不相干的。至于卓越的头脑智力难得与同样出色的性格素质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从这两种情形都同样极为稀有得到充分解释。
然而，与这两种情形相反的例子却极为普遍；因此，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两种相反情形结合在一起。但我们永远不可以从一副良好的智力推断出良好（善良）的意欲；也不可以从后者推断出前者，或从低劣的智力推断出卑劣的意欲等。每个不带偏见的人都应该把这两类素质彼此完全分开，而识别其各自的存在则只能在生活实践中进行。至为狭隘的头脑智力可以与伟大的博爱之心共存；同时，我不认为巴尔塔札尔？格拉西安这一句话是对的：“没有不带恶毒的愚人”。这一句西班牙俗语也表达了和格拉西安同样的意思：“愚蠢从来不会与恶毒分开”。不过，许多愚人之所以变得心地恶毒，其原因可能与驼背人变得心肠歹毒是一样的，亦即出于对大自然的歧视和薄待感到怨恨；愚人以为不时玩弄一些卑劣的小伎俩就可以弥补自己理解力方面的缺陷，博得短暂的胜利。附带说上一句，由此可以轻易明白为何几乎每个人在一个头脑比自己优越得多的人面前，随时会变得恶毒起来。
另外，愚人经常都会获得心肠特好的美名，可是这一点却又极少得到证实，我不由得纳闷这种人何以得到这一美誉，直到我终于可以夸口找到了下面这一答案。由于受到某种秘密特性的驱动，每一个人都会寻找一个在智力上比自己稍为逊色的人作为亲近的交往伙伴，只有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自己才会感到舒服自在。根据霍布斯所言，“我们心情愉快就在于有可供与我们比较并使我们可以看重自己的人。”出于同样的理由，每个人都会躲避一个比自己优越的人。所以，利希腾贝格的话非常正确，“对于某些人来说，有思想头脑的人比一个不折不扣的无赖更令人讨厌。”爱尔维修的话与此不谋而合，“平庸之辈有着某种准确和敏捷的直觉，以识别和逃离有思想头脑的人”。约翰逊博士也向我们保证：“没有什么比在谈话中显示出横溢的思想才华更容易激怒多数人的了。在当时，人们会显得高兴，但妒忌会促使他们发自内心地诅咒他。”（《约翰逊的一生》，博斯威尔着）为把这一普遍和小心地掩藏起来的真理更加无情地大白于天下，我想引用歌德青年时代的着名朋友梅克对此的看法——他在故事《林多尔》中写道：“他拥有大自然赋予的和他经由知识获致的才能；这些才能使他在众多聚会中让在场的尊敬的先生们失色不少。
公众在看到一个非凡的人物时，在高兴怡人的瞬间，人们会囫囵吞枣般地接受了这个人的优越之处，而不是马上对这些长处作出恶意的解释；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仍会留下某种印象。如果这一印象经常重复，那么，以后在关键的时刻，它就会给这闯祸的人带来不良后果。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在意识中特别记住自己在上述情况下所受到的侮辱。不过，在私下里，人们并不会不乐意挡在这个人的晋升路上。”因此原因，拥有卓越的思想优势比起任何一切都更有效地使自己孤立起来，并招致别人的憎恨——起码是在私下里。而与此相反的情形却使愚人普遍得到人们的喜爱，尤其是许多人也只有在这些愚蠢之辈的身上才能发现人们依据上述人性原则必然在他人身上寻找的东西。没有人会向自己坦白、更不会向别人承认隐藏在这种喜好背后的真实原因。
这样，作为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他就会把心地特别好这一杜撰之词加在被他选中的人的身上，而这心地特别好，就像我已经说过的，实际上是相当少有的；偶然出现的话，也是与智力不足结合在一起。因此，缺乏理解力一点都不会有助于或者近似于这好心肠；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以说伟大的理解力就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其实，缺乏理解力的无赖还真的不曾有过。事实上，甚至最出色的思想能力也会与极度的道德败坏结合起来。培根就提供了这样的例子：他这个人毫无感恩之心、阴险狡诈、卑鄙下流、满脑子都是争权夺利。他在担任英国上议院议长和王国最高法官时，竟然习以为常地在民事诉讼中收取贿赂。遭到指控以后，他向贵族陪审团认罪，然后被逐出上议院、罚款四万英镑和囚禁在伦敦塔（参阅1837年8月《爱丁堡周报》上面登载的关于新版培根着作的评论）。为此，蒲伯[15]称他为“人类中最聪明、最智慧，但却又最卑劣、最恶毒的人”（《人论》，四）。类似的例子还有历史学家古齐亚迪尼，罗思尼在历史小说《路易莎—斯朵洛兹》的附录——它取自可靠的同时代人的消息——里面写道：“在那些把思想与学问放在所有人类素质之前的人看来，这个人应被视为他所在的世纪中最杰出者之一；但对于那些认为德行才是最重要的人而言，这个人应该永世遭到唾骂。他在迫害、流放和屠杀人民方面，是手段至为毒辣的一个。”
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心地很好，但头脑不行”，而另一个人则“头脑非常了得，但心肠不好”，那所有人都会感觉到在第一种情况，称赞远远压倒了责备；而在第二种情况，则刚好相反。据此，我们看到当某人做出了一件坏事的时候，他的朋友和他自己都会试图把罪责从他的意欲转到他的智力上面，把心的缺陷说成是脑的过失。他们会把卑劣的恶作剧称为做错事，他们会说这纯粹只是不懂事，做事不加思考、轻率、鲁莽和愚蠢。事实上，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会以犯有阵发性的精神错乱为自己辩解；如果事情涉及一桩严重的罪行，人们甚至会假托犯有精神病，目的不过就是为意欲开脱罪责。同样，当我们自己一手酿成大祸或者造成损失，我们就会巴不得在他人和自己面前谴责自己的愚蠢，目的就是避免被指责为“故意”、“恶毒”。
据此，在法官做出了同样不公平判决的例子里，这个法官出了差错抑或收受了别人的贿赂——两者有着天渊之别。所有这些都足以证实意欲才是惟一真实和本质的部分，是为人的内核；而智力则只是意欲的工具而已，并且在意欲不牵涉其中、不感兴趣的情况下，智力就总是错漏百出。在道德判决庭上，欠缺理解力根本就不是一道罪责，相反，它甚至还能给予我们某些特权呢。同样，在世界各地的法庭里，为使罪犯免受惩罚，把罪犯的罪责从意欲转移至智力方面就足够可以了。具体的方法就是证明这一罪行只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过失，或者是由罪犯的精神反常所致。这样，就跟非我所愿的失手或者失足差不了多少，应负的罪责也不比这更多。我在《论意欲的自由》一文的补充部分《论智力的自由》里面，对此有过详尽的讨论。读者可参阅那一部分，我就不再赘述了。
诸如此类的情形比比皆是：那些一手促成某样事情的人，一旦这结果难以令人满意，就会搬出自己当初的良好意愿——而这可是永远不会欠缺的。采用这样的方式，他们就相信可以保住那关键的、他们其实应该负责任的部分和他们的真正自我；而能力不足则只是欠缺适当的工具而已。
如果一个人相当愚笨，那我们可以说这并非他愿意的事情，他对此也无能为力，并以此说法原谅他；但如果我们试图用同样的说法原谅一个人的卑劣，那我们就会受到别人的嘲笑。其实这两种素质都同样是与生俱来的。这证明了意欲是这个人本身，智力只是它的工具而已。
因此，只有意欲活动才永远被人们视为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说，只有我们的意欲活动才被视为是我们真实本性的表现，我们因而必须为此负责。如果有人试图因为我们的信仰，亦即我们的理解力和见识而责备我们，那就是荒谬和不公正的，我们有必要把认识上的问题和外在事件一道视为不在我们控制的范围之内——但它们其实都在主宰着我们。在这里我们同样清楚地看到：惟独意欲才是我们的内在本质；而智。力。及其遵循规律的运作、活动——这些跟外在世界的事物是一样的——在与意欲的关系中，只是作为某种外在的东西，纯粹一件工具而已。
高级的精神思想能力总是被人们称为大自然或者神灵的馈赠。正因为这样，人们才把它们称为“天赋”、“得天独厚”；德语、意大利语和英语都把它们名为礼物（gaben，ingeniidotes，gifts）。这些礼物被视为有别于受惠者本人的东西，人们偶然交上好运才获得了它们。而对于道德上的优点，虽然这些也是与生俱来的，但人们却是另眼看待。人们会把这些视为发自这个人的内在、从根本上属于这个人，并的确构成了这个人的真正自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意欲是人的真正本质，而智力则只是从属的、一个工具、一种天赋而已。
与此相应，一切宗教都向具有意欲的优点，或者说，具有良好、仁慈的心地的人，许诺将获得此生之外的永生作为奖励；但拥有头脑优点，亦即优秀智力之人却没有这一奖赏。美德期待在另一世界得到奖赏；精明则希望在这一生中获得酬劳，思想天才却既不在此生，也不在彼岸博取赏赐，因为天才的思想本身就是天才所获得的奖赏。因此，意欲是属于永恒的，智力则是暂时的。
人们的联络、交往、聚会一般来说都是建立在与意欲有关的关系上面，甚少以智力方面的关系为其基础。第二种的联系我们可以称之为物质性的，第二种则是意识形态的。属于前者的有家庭和亲戚的纽带，稍远一点就是所有以某一共同利益或者目标为基础的联系，例如，职业、地位、公司、政党、派别等共同的利益或目标。在这一类联系中，只有人们的意向、目的才是重要的，人们各自的智力及其修养可以存在极大差异。因此人们不仅可以和睦共处，步调一致，而且能够为着共同的利益相互合作、相互团结。婚姻也是一种心的联系，而不是脑的结合。但对于那些只是着眼于思想交流的纯粹意识形态方面的群体，情况可就不一样了。这种联系需要人们具备在某种程度上相同的智力及其修养。如果在这方面出现巨大差异，那人与人之间就出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例如，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与一个笨人、学者与农夫、大臣与水手之间就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只要涉及传达见解、观念、思想，这些彼此差异很大的人都要花费相当的功夫相互理解、把握对方的意思。但是，他们之间却可以有密切的物质性友谊；他们可以成为彼此忠实的盟友、同谋，共同进退，因为在所有只涉及意欲的方面——这些包括患难交情、诚实可靠、虚假作伪、背信弃义等——他们就都不分彼此，都由同样的面团揉成；他们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文化素养，都不会对这方面的联系产生丝毫的影响。事实上，在涉及意欲方面，欠缺思想文化的粗人通常都会让有学问者出丑，贩夫走卒让大臣高官自愧弗如。尽管在文化素养上存在很大差别，但人们在美德和劣性、情绪和激情方面是相同的，虽然这些在表现出来时会变换某种花样；人们——甚至是差异很大的不同人——很快就会认出这些东西。志同道合的人就会走到一起，而道不同则互相敌视对方。
卓越的思想素质只能获得别人的赞叹，而不是爱戴，后者是留给优秀的道德品质、性格素质的。每个人都宁愿找一个老实、善良的人，甚至只是一个乐于助人、迁就他人和容易附和别人的人作朋友，而不会挑选只是机智、聪明的一类人。较之于后者，许多人只具有某些微不足道的、偶然的和外在的素质，但这些素质与别人的喜好相符，那甚至他们也更能获得别人的喜爱。只有自身具备伟大智力的人才愿意和一个聪明人交往；但是，能否与这个聪明人结下友谊却取决于这个人的道德品质，因为他对一个人真正良好的评价全在于这个人的道德品质。一样良好的品性就可以盖过并抹去智力上的严重不足。在了解一个人具有某种优秀品质以后，我们会耐心迁就这个人智力上的不足和岁数大了以后所表现出来的愚钝和孩子气。一副明显高贵的品性，哪怕完全缺乏智力优点及智力修养，仍然呈现出无所欠缺的样子。相比之下，就算是至为伟大的思想头脑，一旦蒙上了严重道德缺陷的污点，看上去就始终配受责备。这是因为正如火炬和火堆在太阳底下会显得苍白和毫不起眼，同样，优秀的智力，甚至思想的天才，还有漂亮的外貌，都会在与善良心灵的比较中黯然失色。
一个人所显现出来的高度善良，能够完全弥补智力素质的欠缺；我们甚至会为自己感到羞愧：因为我们竟然为这个善良的人欠缺智力素质而惋惜。甚至最有限的智力和出奇丑陋的相貌，只要它们与非同一般的善良为伴，那这些就仿佛得到了美化，就像围了一圈属于更高一级美丽的光环，因为现在一种发自他们内在的智慧说话了，在它面前，所有其他的智慧都得闭嘴、沉默。这是因为心的善良是一种超验的素质，它属于某种扩展至此生之外的事物秩序、法则，其他方面的完美是不可以和它相提并论的。当善良的品性达到很高的程度，那它就把心扩大了，从而包含了整个世界。这样，一切事物都尽在他的心中，因为善良的人把所有的生命视为自己本性的同一体。这样，它就会把常人一般只用在自己身上的无尽的宽容推及到别人身上。这样的人是不会生气动怒的；甚至当这种人的智力或者身体上的缺陷招致了别人恶意的讥讽和嘲笑时，他们也只在心里责备自己引起别人这样的表现。因此，他们用不着勉强自己，他们仍然以最友善的方式待人，充满信心地希望别人会改变对他们的错误看法和态度，同时也在他们的身上认出自身。与这样的素质相比，机智、天才又算得了什么？培根又算得了什么？
考察一下我们如何评估自己，我们也会得到和上述通过考察自己如何评估他人而得出的同样的结果。我们从自己道德方面获得的自我满足比起在智力方面的自我满足从根本上是多么的不一样啊！我们感觉到前者是因为当我们回顾自己的所作所为时，看到自己能够诚实、正直待人，并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我们帮助过许多人，原谅过许多人，善待别人更甚于别人善待自己，以致我们也可以说出李尔王所说过的话：“我并没有怎么恶待别人，但却受到了别人很多恶待。”（《李尔王》，第三幕，第二场）甚至，当自己或许曾经做过的某一高尚行为留在记忆里闪烁生辉时，这种自我满足就几近完美了。伴随这种通过自我检查获得的宁静喜悦，是一种相当严肃的心情：在看到别人在这方面做得不如自己时，我们并不会感到高兴。相反，我们为此感到遗憾，并真诚地宁愿别人都能像自己一样。相比之下，认识到我们所拥有的智力优势会给我们带来多么不一样的感觉啊！这种感觉的基本低音完全就是上文引用过的霍布斯的话语：“我们心情愉快就在于有可供与我们比较并使我们可以看重自己的人。”傲慢、自负、虚荣、轻视他人，对自己能有明显的、巨大的智力优势而得意洋洋，为这种类似于身体上的优势而骄傲——这些就是结果。把这两种自我满足互相对照，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满足涉及我们真正内在和永恒的本质，另一种则涉及更加外在的、只是暂时的、甚至几乎与身体上的优势差不多的东西。事实上，智力只是脑髓的一种功能，但意欲则相反，整个人——其存在和本质——就是意欲所发挥的功能。
现在我们把目光投向外在，考虑到“生命是短暂的，艺术则是长久的”（希波克利特斯语）；并且，想想看：世上那些最伟大和优越的头脑，经常在还没达到创造力的顶峰时，就被死神带走了；那些伟大的学者才刚刚对所研究的学科获得某一透彻的认识，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形——那所有这些都证实了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并不是智力方面的，而是道德方面的。
最后，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的根本不同也由这一事实表现了出来：智力随着时间经历着至为重要的变化，但意欲和性格却不受时间的影响。刚出生的婴儿还没能够运用他的悟性；但在出生后的两个月内，就可以获得足够的悟性以直观领悟外在世界的事物——这一过程我在《论视觉与颜色》第二版第10页中已经详细解释过了。在迈出这最重要的一步以后，接下来的一步却缓慢得多：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要等到小孩3岁的时候，理性的发育才能达到运用语言，并以此进行思维的程度。尽管如此，童年期仍然无法挽回地交付给幼稚和蒙昧。这首先是因为脑髓在身体上仍然欠缺完整，而脑髓在体积、结构方面的发育完整则只是7岁以后的事情。其次，脑髓要展开其强有力的活动需要生殖系统的对抗作用才行。因此，这种脑髓活动只有到青春期才得以开始。经过这一过程以后，智力也只不过具备了可供发展和提高其精神活动的潜力。但要发展和提高这种潜力则只有通过练习、实践和传授。因此，一旦人们的精神思想挣脱了童年期的幼稚、蒙昧状态，它也就落入由无数谬误、偏见、幻象——有时是至为荒唐和极端的一种——所组成的陷阱之中。人们的头脑执拗地牢牢紧抓这些东西，直至阅历和经验逐步把我们的头脑和思想解救出来；与此同时，许许多多的头脑已经不为人知地毁掉了。所有这些的发生需时多年，这样，虽然刚过20岁以后，我们就可以认为思想已经成年，但思想的完全成熟，却只有等到40岁，也就是施瓦本人开始聪明、懂事的年龄。
但是，正当精神依赖外在的帮助，仍在锻炼成长时，脑髓内在的物质能量就已经开始衰减了。也就是说，正因为这种物质能量依赖血压和脉搏对脑髓的作用效果，因此也就是依赖于动脉系统相对静脉系统的优势、鲜嫩柔软和细腻的脑纤维以及生殖系统的能量，所以，脑子这种内在的物质能量在30岁时达到了它真正的高峰。过了35岁以后，我们已经可以察觉到这种物质能量开始轻微衰减了。由于静脉系统逐渐取得了相对动脉系统的优势，再加上脑纤维持续变得坚硬和干燥，这种能量的衰减也就越加频繁。如果精神思想不是通过实践经验、知识累积和已经掌握了的运用知识的能力等完善起来，因而抵消了脑能量的衰减，那脑能量衰减的情形就会更加明显。幸运的是，这种抵消、抗衡一直维持至高龄，而脑子就越来越像一件用旧了的乐器。完全依据机体条件的智力原始能量虽然在缓慢地衰减，但这一衰减却是持续的和不可抗拒的。产生原初观念的功能、想象力、思想的可塑性、记忆力都变得明显衰弱了；这样，智力就一步一步地走在下坡的路上，直至整个人变得喋喋不休、记忆模糊、失去过半的意识；到最后，人就全然回到了儿童期。
相比之下，意欲并没有同步受到发育、成长、变化的影响。意欲从开始到结束都始终保持不变。意欲活动并不像认知活动那样需要学习，而是马上就能完美进行。新生婴儿猛烈地做出动作、大声哭叫；他强烈地意欲着，虽然他仍未知道它意欲的是什么。这是因为动因的媒介还完全没有发育成长起来。意欲对处于外在世界的对象无从知晓；一切都在黑暗之中；此时的意欲就像一个受困的囚徒似地向着牢房的四壁和铁栏呐喊、咆哮。但光明慢慢到来了。这样，人类普遍意欲活动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们在个人身上的稍稍改头换面，也就马上亮相、现形了。当然，已经开始显现的性格还只是模糊、隐约地露出其轮廓，这是因为那为意欲提供动因的智力发挥不佳的缘故。但对于留意察看的人来说，性格特性很快在小孩的身上悉数登场；用不了多长时间它们就变得确凿无疑。维持终生的性格特征展现了：意欲的主要倾向、轻易就可以刺激起来的情绪、占主导地位的情欲——这些都一一发话。
因此，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与未来生活经历之间的关系，通常就犹如《哈姆莱特》第三幕中戏中戏前面的动作哑剧与这戏中戏的关系一样——该动作哑剧预告了戏中戏的内容。不过，从小孩的智力表现我们可无法预测这小孩将来的智力水平。相反，早熟的神童一般都在以后变成了笨伯。相比之下，思想天才在幼年时通常都在理解事情时比较缓慢，也比较吃力，这正是因为他们理解得深刻的缘故。与此相应的是，每个人都会毫无保留地笑谈自己小时候懵懂、愚蠢的想法和行为，例如，歌德就在《诗与真》（卷一，第7页）讲述了他把厨房用具抛出窗外的往事。我们清楚：所有这些都只涉及不断起变化的部分。而一个精明人却不会让我们知道他在青春年少时的不良品性，曾经对别人玩弄过的阴毒、狡诈招数，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仍然在指证他现在的性格和为人。
有人曾告诉我，人的研究者、颅骨相学家戈尔在与自己仍不熟悉的人交往时，会让对方讲起年少时候嬉戏打闹的往事，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暗中发现对方的性格特征；因为这些性格特征是保持不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无所谓地、甚至还很得意地笑谈自己在年幼无知的时候曾经做过的蠢事和有过的欠缺头脑的想法；但在那时候表现出来的不良性格特征、做过的卑劣行为甚至在我们年逾古稀也仍然对我们发出指责，使我们良心不安。所以，正如性格在此时完整出现，它也同样维持不变，直至高龄。年老体衰会逐渐销蚀掉我们的智力，但却对我们的道德素质丝毫无犯。善良的天性仍然使一个老者备受爱戴，哪怕他现在已经智力衰退，开始了第二度的童年。一个人的温和、耐心、诚实、真诚、无私、博爱等特性会维持整个一生，并不会随着年老衰弱而消失。在这一衰老之人的每一清醒时刻，这些素质都会丝毫不减地凸现出来，犹如阳光穿透了冬云。另一方面，奸诈、刻薄、恶毒、贪婪、冷酷、虚伪、自我和各种各样的卑劣之处直到一个人的垂暮之年也同样不曾减弱分毫。
如果一个人向我们说，“我以前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蛋，但现在是一个诚实、正直、具有高贵心灵的人”，那我们只会发笑而已。所以，华尔特-司各特爵士在《奈杰尔的财产》一书中通过一个老迈的高利贷者的例子，向我们很好地表明：一个人到了老年以后，甚至当他的头脑思想已变得孩子气了，但这个人身上极度的贪婪、自私和奸诈仍然威力不减当年，仍然激烈地表现出来，与秋天里仍在绽放的有毒植物不遑多让。在我们的偏好、倾向方面表现出来的惟一变化是我们体力衰减和享受能力随之减弱的直接后果。因此，放纵肉欲会让位于暴饮暴食，嗜好排场被吝啬所取代，自负虚荣变成了沽名钓誉，这就好像一个人在长出胡子前粘上了假的胡子，之后就把变花白了的胡子染上了棕色。所以，在机体力量、肌肉力量、感觉、记忆、机敏、悟性、天才的思想等都因损耗而变衰竭和麻木的时候，惟独意欲完好无损、保持不变；意欲的冲动和方向依然故我。老年人身上的意欲在很多方面甚至显现得更加坚决，例如，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对生命的执着变得更加强烈；然后就是它对一旦被它抓住的东西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毫不放松、不依不饶的劲儿和十足的执拗顽固。对此现象的解释就是老人接收印象的智力已不那么敏锐；这样，通过动因而兴奋和活跃起来的意欲就不像以前那样兴奋和灵活了。因此，老年人的愤怒和憎恨情绪很难缓和与平息：
年轻小伙的怒气犹如燃烧的干草，老人家的恨意却是烧得通红的钢条。
——旧歌谣
经过所有这些考察，只要我们看深一层就不难发现：智力的提高和发展必须历经逐级很长的过程，然后，它就开始衰退，像任何物质的东西一样；但意欲却不会经历这些发展变化，除了它必须在开始时将就其欠缺完美的工具——智力；到最后，再一次地屈就这耗损和破烂的工具。意欲本身是作为既成之物出现，并保持不变；它不受制于时间的法则和在时间当中的生、灭定律。意欲以此方式显示出它是属于形而上的东西，并不隶属于这一现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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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使用和一般都能理解的带有心和头字眼的词语，源自人们对这两者根本差别的正确感觉。所以，这类词语准确、恰当，一语中的，在所有语言中都可以找到这些词语。塞尼加是这样描述克劳德乌苏皇帝的：“他是个既没心又没脑的人。”人们非常恰当地把心。——这动物生命的原动力——用作意欲——它构成我们现象的首要核心——的象征，甚至同义词。心表示意欲与头表示智力恰成对照。所有在最广泛意义上属于意欲的事情，诸如愿望、情欲、高兴、痛苦、善良、卑劣，以及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情绪”一词所包含的内容，还有荷马借“可爱的心”所表达的东西，都归于心的名下。因此，我们说他的心很坏，这是发自内心的话；这很伤他的心；这使他的心都碎了；他的心在流血；他高兴得心怦怦直跳；谁又能看透人的内心；让人伤心、让人心碎、振奋人心、扣人心弦；他是个好心人；铁石心肠；心狠手辣；心惊胆战等等。
尤其爱情更被形容为“affairesdecoeur”（法文，“心的事情”），因为性的冲动是意欲的焦点，而在这方面做出选择也就成了人的自然意欲活动首要的事情。而性爱的原因我在《论性爱》的文章详细讨论。在长诗《唐璜》（第十一段，第34行）里面，拜伦嘲笑爱情对世人来说变成了脑而不是心的事情。相比之下，头脑则标示着所有关于认知的东西。因此，就有了这些说法：有头脑的人，一个良好的头脑，一个聪明的脑袋，头脑简单的人，头头是道，没有头绪，保持头脑冷静等。心和头表示了整个的人。但头总是排在次位的，是派生的部分；因为它并不是身体的中心，而是身体的最高精华。一个英雄去世以后，他的心而不是脑，会被涂上防腐香油。但我们会保存文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的头骨。因此，拉斐尔的头骨被存放在罗马上圣卢加学院里面，虽然最近有迹象表明这并不是真正的拉斐尔头骨。在1820年，笛卡尔的头盖骨在斯德哥尔摩被拍卖掉了。
在拉丁语里面，我们也看到人们大约感觉到了意欲、智力和生命之间的真实关系。智力是mens；意欲则为animus，来自于anima一词，而anima本身是源自希腊语的“风”一词。anima是生命本身，是呼吸；但animus却是孕育生命的原则，是意欲，是喜怒哀乐、目的，激情的主体；因此，“我喜欢，我愿意”用拉丁语是这样表达：estmihianimus，fertanimus；这也就是德文的情绪、心，而不是头。拉丁语的animiperturbatio是感情；mentisperturbatio则是“精神错乱”的意思。形容词“不朽”（immortalis）只用于animus（意欲），而非mens（智力）。所有这些都是根据绝大多数的拉丁文而得出的规律用法，虽然由于概念接近的原因，某些字词的用法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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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本身、本体或者个体性的基础是什么？不是身体的物质——这在数年以后就会改变；不是身体妁形状——这无论作为整体抑或作为整体中的各个部分，都会改变，除了一个人的眼神——以此我们甚至在许多年以后仍会把这一个人认出来。这证明了：尽管时间在一个人的身上造成了许多变化，但某些东西却是时间全然无法改变的。对于我们自己，也是同一样的情形：尽管我们已经老了，但在内心深处我们感觉自己仍然和年轻的时候——甚至在孩提的时候——完全一样。这一维持不变、始终如一、并不会随着我们一起老去的东西，正是我们内在本质的核心，而这并不存在于时间。人们认为一个人的本身、本性存在于他独特的意识。如果我们把这理解为只是对生活经历的统一、连贯的记忆，那这是不足够的。我们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了解或许比对以前读过的一本小说的了解要多，但多出的也确实只是一点点而已。生活中主要的事件、有趣的场景给我们留下了印象，但对除此以外的其他事情，我们记住了这一件的同时也就忘记了另外的一件。
我们年纪越大，事情就越发匆匆逝去，不给我们留下一丝痕迹。高龄、疾病、脑子遭受的创伤、精神错乱都会完全夺去一个人的记忆，但这个人却不会以此方式失去其本身。我们的本身是以其同一样的意欲及其不可改变的性格为基础。这也是使我们的眼神始终不变的原因。我们的本我藏于心，而不是头。虽然由于我们与外在世界关系的缘故，我们习惯于把认知的主体，这一认识着的我，视为我们的真我。这一认识着的我到了晚上就会疲倦，在睡眠中就消失不见，但到了早晨就又重新充满生机地照射出光芒。但是，这种认知只是脑子的一种功能而已，它并不是真正的自我。我们真正的自我，内在本质的核心，却匿藏在这一切的背后；它只知道愿意或者不愿意，满足或者不满足，连带着的是经过种种改头换面被我们称为感情、情绪、情欲的东西；这就是那产生了头脑智力，但不会随着智力的睡眠一起睡眠，也不会随着智力的死亡而有所损害的东西。相比之下，一切与智力、认知有关的东西都有可能被遗忘；在多年过去以后，我们甚至无法完全回忆起带有道德含义的行为；我们无法准确地记得我们在某一关键时刻所作所为的细节。但性格本身——我们做出的行为不过就是为这一性格作证而已——却不会被我们忘记。它仍然一如既往。也只有自为的意欲本身能够坚持不变，它是惟独不可改变和无法消灭的；它不会变衰老，它是形而上，而非形而下的东西；它不隶属于现象，而只属于呈现出自身的自在之物。
至于意识的身份如何取决于意欲，我已经在《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第十五章表明了；所以，我就不在此赘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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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一下，亚里士多德在一本书里说过，“生活得好要优于只是生活着。”运用二次换质位法可以推断：“不活比生活得糟糕要好。”这对于头脑智力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绝大多数人宁愿生活得很糟糕，也不愿不活。所以，这种对生活的执着，其依据不可能出自生活的客体，因为生活其实就是永恒的痛苦——这我在《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第四篇已经表明——或者，就像我将在第二十八章里向大家表明的那样，生活起码就是一桩得不偿失的买卖。因此，这种对生活的执着的依据只能出自主体。但这不会是智力的原因：因为这不是经过思考得出来的结果，并且一般来说，这一问题并不是做出某种选择的问题。相反，这种生命的意愿是某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它是先于智力的东西。我们自身就是生存意欲，因此，我们就必须生活下去，不管生活得好还是生活得糟糕。
每一生物都具有的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只能从这一事实得到解释：我们对生活超越其分的执着完全是先验的，而不是后验的。拉罗什福科在他的最后随想中以少有的坦率和单纯表达了这种恐惧。也正因为人们对死亡怀有恐惧，悲剧和英勇行为才有了它们给人的震撼力。如果我们只是根据生命的客观价值评估生命，那么，这些震撼效果就不复存在了。也正因为这种对死亡无以言说的恐惧，才有了所有平常人都喜欢采用的这一原则：谁要是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他肯定就是精神错乱的。这样的行为总会引起人们——甚至是深思的人——极大的惊讶，并夹杂着某些钦佩，因为这类行为与所有生物的天性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以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敬佩能够做出这样事情的人。的确，当我们想到在最糟糕的情形下，这仍不失为我们的一条后路，那我们还能获得某种安慰；但如果这种想法不曾在现实得到任何的证实，那我们还会对自己这一想法是否正确产生怀疑呢。这是因为自杀是智力做出决定所致，但我们的生存意愿却是先于智力的东西。所以，这里所作的考察——更详细的讨论见于《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第二十八章——同样证实了意欲在自我意识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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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没有什么比智力周期性的停止工作，更能清楚地显示了智力从属的、依赖性的和有条件的本质。在熟睡时，所有的认知和形成表象的活动都完全停止；但我们真正存在的内核，那属于形而上的部分——它是机体功能的必然条件，是机体功能的原动力——却永远不会停下来，假如生命仍未停止的话；并且，作为形而上的，因而是非物质之物，它是不需要休息的。因此，那些把灵魂，亦即一个原初和本质上认知着的生物，视为形而上的内核的哲学家，迫不得已地断言：这一灵魂永远不知疲倦地认识着和表象着，因而就算是在熟睡中仍然继续着这些工作；只不过当我们醒过来以后没有这些事情的记忆罢了。
不过，一旦我们领会了康德的学说，把这所谓的灵魂一说推到一边去，那这一看法的谬误之处是不难看出来的。因为睡眠和睡醒以后以清楚无误的方式向任何不带偏见的人表明：认知是一个从属的、以机体为条件的功能，与机体的其他功能一般无异。惟独心脏才是不知疲倦的，因为心脏的跳动和血液循环并不直接以神经为条件，它们恰恰是意欲的原初的表达。其他所有的由神经节——神经节与脑部只是有着间接的和疏远的联系——控制的生理功能在睡眠中也继续着工作，虽然身体的分泌已经减慢了下来。甚至心脏的跳动也随着大脑系统稍微放缓了，因为心跳有赖于呼吸，而呼吸又以大脑系统为条件。或许胃部是在睡眠中至为活跃的，这可归于它与此刻正在休息的大脑所特有的交叉感应的原因；这种交叉感应诱发互相的干扰。只有脑部和连带着的认知，才在熟睡中完全停顿了下来，因为脑部只不过是一个外事部门而已，这和神经节系统是身体的内务部门是一样的。
脑部连带其认知功能，只是由意欲为了解外在的目标而设置的哨兵而已。这哨兵从头上的了望台透过感官的窗户向外张望，留意危险来自何方，哪里又可以取得利益。意欲根据这哨兵提供的观察报告做出决定。这个哨兵，就像所有的勤勉工作者一样，是处于全神贯注、一丝不苟的状态。所以，在完成放哨、侦察任务以后，它也就像所有换岗哨兵一样，很高兴能下岗休息。这一下岗就是睡眠，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们才觉得睡眠是那样香甜和舒服，我们也不得不顺应它的要求。而从睡梦中被叫醒是让人不舒服的事情，因为哨兵被突如其来地召回去值班了。这时候，在有益的心房收缩以后，我们一般都会感觉到艰难的心的舒张、劳累再度出现，智力与意欲再度分离。而所谓的灵魂，那原初和本来的认知之物，被唤醒以后，本来应该感觉如鱼归水才对。在睡眠时，只有植物生命仍在继续活动；这时，惟独意欲根据自己原初的和基本的本性，在不受到来自外界的打扰的情况下运作；因为没有大脑活动和认识努力的缘故它们的力量这时不会受到削弱。认知是最繁重的机体功能，但它对于机体组织来说纯粹只是手段而已，不是目的。所以，在睡眠时，意欲的全部力量都投入到维持和在需要时修复机体组织中去。身体的治疗、保养，身体得益的关键时刻都是睡眠的时候，因为“大自然的治疗能力”只有在免除认知活动的负担以后，才能自由地发挥。因此，尚待成形的胎儿持续不间断地睡眠，而新生儿也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沉睡。在这一意义上，伯尔达哈（《生理学》卷三）把睡眠称作原初的状态是非常正确的。
至于脑髓本身，我想通过这一假设把睡眠的必要性更仔细地解释清楚——这一假设似乎首先是由诺伊曼的《人类疾病》一书提出来的。这一假设就是：在我们清醒的时候，我们的脑髓无法吸取营养，也就是说，从血液中恢复、更新其物质；因为吸取营养的功能是低级的和物质性的，它会扰乱或者取消认知和思维这一至为卓越的和机体的功能。由此可以解释清楚：睡眠不仅仅是纯粹否定的状态，只是脑髓停止活动，其实，它也显示出了一种肯定的特性。这一点可以从这一事实清楚看出：睡眠和清醒之间并不仅仅存在程度上的差别，两者的分野是明确的——一旦睡着了，我们的梦中图像是与在这之前清醒时候的思想截然不同的。另一个证明例子就是：当我们做噩梦的时候，不管我们怎样试图喊叫，或者在梦中打退敌人的进攻、或者想从睡梦中醒来，我们都是徒劳无功的，就好像连接脑髓和运动神经，或者连接大脑髓和小脑髓（作为运动的调节器）的链节被消除了一样；这是因为脑髓正处于孤独、分离的状态，睡眠紧紧地把我们控制在它的手心里。
最后，睡眠的肯定特性也通过这一事实反映出来：我们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体力才可以进入睡眠；太过疲倦、衰弱的体质都会妨碍我们获得睡眠。对此的解释就是：只有在吸收营养的程序。开始以后——就好比说，脑髓开始吸收营养了——睡眠才可以开始；另外，在睡眠时流入脑部的血液增多，这可以用营养吸收的程序作解释。同样，睡觉时不自觉地把手臂合置于头上，是因为这种姿势有助于这一程序。这也是为什么只要小孩的脑髓仍在发育、成长，那他们就需要大量的睡眠。但到了老年期，当脑子跟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受到了某种程度的萎缩以后，睡眠就减少许多了。最后，这也是过度的睡眠会引起感觉意识某种呆滞的原因，因为这时候脑髓会出现暂时的膨胀、肥大，而习惯性的过量睡眠会使脑髓持久肥大，这样就形成了头脑迟钝、痴愚。“甚至过量的睡眠也成了一种负担”（《奥德赛》15，394）。因此，对睡眠的需求是直接与脑生命的强度，因而与意识的清晰度直接成正比。只有很微弱、呆滞脑生活的动物，例如鱼和爬虫之类，睡眠就少得多和轻微得多。在此我提醒读者的注意：所谓的冬眠几乎只是名称而已，因为冬眠的动物不仅仅只是脑子停止活动，整个机体组织也停止了活动，所以，这是某种的假死。具相当智力的动物睡得沉也睡得长。甚至在人类当中，脑髓越发达——这是根据其数量和质量而言——脑髓活动越活跃，那所需要的睡眠则越多。蒙田说他自己一直是一个睡得很沉的人，他自己的相当一部分生命都花在睡眠里面。并且到了老年以后，他仍然每天连续睡上八到九个小时（《随笔集》第三部，第十三章）。笛卡尔据说也睡得很多（《笛卡尔的一生》，巴叶着，1693，第288[277]页）。康德允许自己每天睡上七个小时，这些时间只能勉强凑合，以致康德吩咐仆人在规定的时间里，务必强行地把他拉起床，不管他的意愿也不听他的请求。（《伊曼努埃尔-康德》，雅哈曼着，第162页）。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如果一个人越清醒，换句话说，这个人的意识越清晰，那他就越有睡眠的需要；因此，他也就睡得越沉和越长。因此，经常的思考和累人的头脑工作会增加对睡眠的需求。持续的力气活同样会让我们产生睡意——对此的解释是：在进行体力劳作时，大脑通过脊髓和运动神经，持续不断地给肌肉以刺激，从而作用于肌肉的兴奋和收缩能力；这样，大脑能量就消耗掉了。所以，我们臂膀和大、小腿感觉到的疲乏，一如在这些部位所感受到的痛楚，其真正位置是在脑髓，因为脑髓是与运动神经相连，一如它与感官神经相连。那些并不由脑髓驱使的肌肉，例如心脏肌肉，因此就不会感到疲劳。同样的原因解释了为何在从事巨大肌肉力量劳作的过程中或者在这之后，我们的思维不够锐利。我们在夏天比在冬天更缺少精神力，部分的原因就在于夏天获得的睡眠较少；因为我们睡得越沉，那之后我们就越清醒。但我们可不要把这一道理错误理解为应该过分延长睡眠时间，因为如果这样做，那这种睡眠在时间长度上所获得的也就在强度亦即睡眠的深度上失去了；这也就成了浪费时间而已。
歌德在《浮士德》第二部分对早晨的轻睡的描述，“睡眠只是个空壳，把它扔掉吧”，就包含了这方面的意思。所以，总的来说，睡眠这一现象首先和主要地证实了：意识、感觉、认知和思维并不是我们身上原初的东西，而是带条件的、从属的部分。这些是造化的奢侈、挥霍，更确切地说，是造化最大的奢侈和挥霍；因此，这种挥霍越达到更高一级，大自然就越难不间歇地维持这种挥霍。它是大脑神经系统的产品、精华，而大脑神经系统本身就像是寄生物，依靠整个机体的供养。这一道理也与《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第二卷第三篇里所论述的有关，即认知越是摆脱了意欲活动的控制，那它就变得越纯粹和完美；纯粹、客观的审美认识就由此产生。这正好跟一样提取物是同样的道理：提取物越是与被提取之物相分离，那这种提取物就过滤得越纯粹、越不含沉积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