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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历史之津巴布韦篇(第一期)

2023-08-26 13:19 作者:七年大乱战  | 我要投稿

阿根廷债务危机

(一)2002年新年伊始世界上的两种货币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欧洲中欧元正式进入流通领域,人们喜形于色,对前景充满希望。而在南美洲的阿根廷中大规模的骚乱和激烈的政局动荡迫使政府放弃比索盯住美元的货币局汇率制度,国内外投资者对阿根廷的信心急剧下降。应该指出的是阿根廷不仅遇到债务危机,而且还陷入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这些危机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经济危机使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雪上加霜,而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则使经济危机变得更为严重。当然在这三种危机中经济危机是主体,而经济危机的本质则是债务危机。19世纪末阿根廷经济的增长速度之快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因此至20世纪初南美洲国家阿根廷不仅以优美的探戈舞姿和彪悍的高乔牛仔闻名于世,而且还因富庶而享誉全球。当时阿根廷因出口大量粮食和牛肉而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它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则被视作“南美洲的巴黎”,在欧洲的许多城市中当人们形容某人腰缠万贯时常说他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190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分别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一半,是日本的一倍,略高于芬兰和挪威,略低于于意大利和瑞典。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为3797美元,高于法国的3485美元和德国的3648美元,甚至在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然领先于日本,与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大致相等。然而一个世纪以后阿根廷的人均GDP远不如上述国家,不仅如此,在人类行将告别2001年之际阿根廷陷入深重的危机。出现在全球电视上的画面却是马背上的警察、催泪弹释放的烟雾、抗议者的呼叫和被抢商店店主的哭喊,更为令人惊奇的是在短短的半个月内时间内阿根廷居然换了5个总统,其中一位总统甚至公开宣布阿根廷无力偿付其1500多亿美元的外债,阿根廷因此而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倒账国。应该说阿根廷拥有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多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例如阿根廷的人口只有印度的4%,但土地面积则相当于它的85%。占全国总面积1/4的潘帕斯草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地势平坦,阿根廷人经常自豪地说:“我们的平原从大西洋起,一犁头耕到安第斯山麓,都不会碰到一块石头。”此外阿根廷还拥有丰富的资源,其中稀有金属铍的储藏量居世界第二,铀矿资源储藏量名列拉美之首,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也比较丰富。阿根廷的其他条件也很适合于经济发展,例如它拥有5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众多的海湾和温和的气候为阿根廷提供许多不冻港。

(二)又如阿根廷人主要是欧洲白色人种移民的后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7%,因此阿根廷基本上没有民族矛盾。而且总的说来阿根廷人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劳动力素质也比较好。阿根廷早在1816年就取得民族独立,19世纪60年代初阿根廷结束独立后的长期内战,政局趋于稳定,这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经济起飞创造有利的政治条件。然而1930年的发生的一次政变为近70年的政治稳定画上一个句号,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内政府更迭多达25次,具有左翼、中翼、右翼倾向的军人政府和文人政府政府都曾登台亮过相,可以想象这些政府的政策是很难前后一致或互相照应的。1982年4月2日阿根廷的军人政府为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而派出4000名军人登陆该岛,但阿根廷终因不敌英国的武力而失败,这一战争进一步激化阿根廷国内的矛盾,经济困难也更为严重。面对成堆的政治、经济问题和民众的抗议时军人终于答应尽快将政权交给文人,1983年12月阿方辛的上台象征着还政于民的民主化浪潮降临在阿根廷,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稳定就一劳永逸了。一方面军人并不甘心留在军营里,而是多次发动未遂政变;另一方面经济形势难以好转,党派斗争不断加剧。这一切终于迫使阿方辛于1989年提前5个月下台,他在辞职演说中说他只能用他自己的牺牲来减轻人民的牺牲。一位美国学者曾说过人们常常把阿根廷的政治动荡归咎于经常发动政变的军人,但文人政治家也应受到责备,因为他们没有使阿根廷的宪法体制合法化。 无论谁应该负责,阿根廷的发展道路表明政治稳定是多么重要,只有保持政治稳定才能为经济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据说在阿根廷有这样一个笑话:造物主把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搭配起来,分给世界上不同的地区。造物主看到阿根廷有丰富的资源、清新的空气和肥沃的土地,就说:“你们不能都拿好的东西,也应该拿点坏的东西。”于是他就让阿根廷人得到一个坏政府,这一笑话将阿根廷历届政府贬为“坏东西”显然是欠妥的。但是在阿根廷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一些政策确实阻碍经济发展,例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阿根廷政府一直对经济生活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干预的手段之一就是用国家资本的力量,通过国有化等手段来建立一大批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但主要是在制造业、金融业、农业、国防工业和基础设施等主要领域。

(三)70年代末国有企业在阿根廷国内总投资中的比重高达20%,可见国有企业的地位不可或缺的。应该说国有企业在阿根廷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更是充当“主力军”的角色,因为在国有化运动之前外国资本控制阿根廷的自然资源部门。此外国有企业还提供大量廉价的商品和服务,并创造许多就业机会,为稳定社会和推动工业化建设作出贡献。然而阿根廷的国有企业也长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经济效益普遍低下,许多企业长期亏损严重。这一问题的根源是等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企业管理人员缺乏现代化企业所需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技巧;政府给予的种种保护和优惠扼杀企业的活力;企业离开政府的财政补贴后难以为自身的技术革新筹措足够的资金,而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却被人为地压低定价。当然将阿根廷经济走下坡路归咎于国有企业是有失公允的,但国有企业的亏损确实使阿根廷政府背上一个沉重的沉重负担,从而影响政府干预的效果。此外在许多阿根廷人看来庞大的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官僚作风盛行,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得不到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阿根廷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因此其比较优势在于生产和出口农产品。19世纪80年代以前畜牧业成为阿根廷的经济支柱,牛皮和牛肉是主要出口产品,形成所谓“牛皮文明”。此后阿根廷吸收大量外国移民,对潘帕斯草原进行开发,使种植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可见无论是畜牧业还是种植业都使阿根廷在历史上成功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大力出口农产品来获得外汇收入。不容否认如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阿根廷开始重视工业化建设,至40年代初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超过农业。但是在50年代以前阿根廷的工业基本上是以食品加工业和简单的装配业为主,50年代以后政府才开始重视重工业、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无怪乎许多人认为阿根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失去一次工业化机会,二战期间又失去一次工业化机会。还有许多分析人士指出农牧业在20世纪初以前使阿根廷成为富国,但同时也使它在工业化道路上慢了一步。正如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从20世纪50年代起除石油以外其他初级产品的出口都不足于导致一个国家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换言之为了实现现代化,工业化是一条必由之路。

(四)阿根廷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内向发展,为了扶持制造业,政府采取高筑贸易壁垒的措施,使本国“幼稚工业”面临一个基本上没有外来竞争的环境。然而保护的成本是很高的,例如由于企业的产品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幼稚工业”不必为参与国际竞争而千方百计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其结果是企业的经济效益增长缓慢,许多经济学家曾计算过阿根廷的汽车、化工产品和一些非耐用消费品的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出几倍。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通过政府的高度保护来发展本国工业的事例并不少见,例如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曾对制成品进口征收高额关税,而日本则在20世纪70年代也仍然保持范围很广的进口控制。但是保护必须适度,否则在过度而无限期的保护下“幼稚工业”根本就不可能成长。针对进口替代模式留下的种种弊端时梅内姆上台后不久就开始实施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一方面他降低贸易壁垒,使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另一方面他对国有企业实施规模空前的私有化,以至于许多阿根廷人说:“整个国家都被卖了。”私有化使政府获得大量收入,政府可以继续大手大脚地花钱,继续可以给政府部门的官员和官员支付高薪和优厚的社会保障福利。20世纪阿根廷经济的兴衰与文化因素也有一定的关系,美国学者哈利森认为历史上同为欧洲殖民地的北美洲和南美洲之所以今天在发展道路上取得不同的业绩,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文化传统不同。他认为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许多南美洲国家奉行的是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鼓励人们消费,因此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只得依赖外资。还有人认为阿根廷拥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结构,但其社会福利却是欧洲式的。且不论哈利森的“文化决定论”是否正确,可以肯定的是阿根廷人的超前消费意识是很强烈的,因此其储蓄率难以提高。以1998年为例,阿根廷的储蓄率为17. 4%,不仅低于拉美的平均水平(19%),而且还低于巴西(18. 6%)、墨西哥(22.4%)和智利(25. 2%),更是低于韩国(33. 8%)。事实上阿根廷的人均GDP不及韩国,1998年分别为8030美元和8600美元,但同年阿根廷的私人人均消费为7818美元,而韩国仅为6695美元。由于国内储蓄率低,阿根廷只得靠外部资金来扩大再生产,无怪乎80年代初阿根廷爆发债务危机后时隔不到20年,它再度遇到债务危机。

(五)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储蓄率既是经济增长快的动力,也是经济增长快的结果。当经济发展加快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快速提高,并在不减少消费的情况下增加储蓄。而储蓄的增加进而扩大投资,加快经济的发展,最终使储蓄和增长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阿根廷的这种重消费、轻积累的特点在庇隆当政时推行的民众主义政策中得到最好的体现,为了寻求更多的民众的支持,庇隆用国家的大量资金来提高工人的工资或实施社会福利计划。一位美国学者是这样描述庇隆的民众主义政策的:“工人无条件地忠诚庇隆及其夫人埃娃,作为回报时工人得到工作、加薪和医疗、教育和福利等方面的大量好处。埃娃的使命是为穷人奉献一份爱心,向他们分发食品、衣服、玩具和其他日用品。”1947年和1948年工人的工资分别增长25%和24%,然而当阿根廷经济因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下跌而陷入困境时庇隆无法有效地推行其民众主义政策。1955年9月在军队和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之下庇隆终于交出权力,到巴拉圭避难去了。1910年尼加拉瓜诗人达里奥写过一首名叫《我为阿根廷歌唱》的诗,以赞美欧洲移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热爱。然而一个世纪后在阿根廷中有钱人不断地将其资金转移到国外,而拥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技术人员则竞相移民到西班牙、意大利或美国。持旅游签证进入美国的阿根廷人中约有30%不再回国,90年代期间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中阿根廷人的比重增加一倍。2002年1月中旬在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不少与会者甚至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阿根廷是否已成为一个“跨掉的国家”。“跨掉的国家”这一提法多年前就已出现在美国学术界,其含义是政府不能行使其基本职能,如不能有效地征税、不能维系社会秩序等等。《迈阿密先驱报》的一篇文章说国际上一些学者多年来一直将阿富汗、安哥拉、海地、莫桑比克、苏丹和刚果等国家视为“跨掉的国家”,而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却高达8000多美元,阿根廷人的受教育水平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且不论阿根廷是否已跻身于“跨掉的国家”之列,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阿根廷从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演变为世界上最大的倒账国,其教训是十分深刻。至少可以从阿根廷经济的兴衰中得出以下几点启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必须适度和有效;在发挥农业比较优势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工业;外向发展优于内向发展,尽管外向发展并非十全十美;政局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提高国内储蓄率才能减少对外资的依赖。

(六)2000年阿根廷外债总额达1462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外汇收入的4.7倍,当年还本付息占出口收入的38%。因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影响,2001年11月阿根廷政府宣布无力偿还外债,决定实施债务重组。自2001年12月20日德拉鲁阿总统宣布辞职,2002年1月1日正义党参议员杜阿尔德就任新总统,短短12天内五易总统,表明政治危机也相当严重。大规模的骚乱和激烈的政局动荡迫使政府放弃比索盯住美元的货币局汇率制度,国内外投资者对阿根廷的信心急剧下降。阿根廷不仅遇到债务危机,而且还陷入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在此之前阿根廷经济已陷入萧条,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情况显着恶化。政府不得不通过国内银行还资助赤字,政府债务占银行资产的比率迅猛攀升,这显着增加银行系统的信用风险。2001年12月23日阿根廷政府宣布暂时停止偿付所有公债的利息和本金,12月24日宣布将于2002年1月发行本国第三种货币——阿根廷元。阿根廷比索大幅贬值,最高时达75%。阿根廷通货膨胀迅速上扬,比索贬值后累积通胀率最高达80%,大批企业倒闭,失业率大幅上涨至25%,2002年经济下滑10.9%。2004年底经过艰苦谈判后最终与国际金融机构达成协议,公布以仅相当于欠债25-35%的面值发行新债来偿还旧债的债务重组方案。2005年3月3日债务重组取得成功,长达三年多的倒债危机宣告结束。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固有的缺陷与80年代初不利的外部环境结合在一起,终于使阿根廷在1982年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在被称作“失去的十年”的80年代阿根廷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0.7%,而通货膨胀率则居高不下,1989年高达4924%。1989年梅内姆上台后虽然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通货膨胀问题依然很严重。1991年出任经济部长的卡瓦略发现通货膨胀问题的根源,他认为通货膨胀率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控制,最关键的原因是政府用开动印钞票机器的方法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因此如能阻止政府随意增加货币发行量,那么通货膨胀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基于这一推理,卡瓦略制订著名的“兑换计划”。1991年4月国会通过该计划,并使之成为法律。该计划的要点包括:使汇率固定在1万奥斯特拉尔=1美元的水平上;货币基础完全以中央银行的储备作保证;中央银行不得弥补政府财政赤字;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交易活动所需的比索可自由兑换;允许美元成为合法支付工具;禁止任何契约采用指数化。1992年1月奥斯特拉尔被比索取代(1比索=1万奥斯特拉尔),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定为1比1,外汇的买卖依然不受限制。

(七)可见“兑换计划”的核心就是货币局汇率制度,事实表明这种特殊的固定汇率制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是十分成功的。1994年消费品价格仅增长3. 9%,为40年来的最低点,90年代末有时甚至出现负增长。无怪乎卡瓦略表示货币局汇率制度在阿根廷至少可以存在60年,梅内姆也认为“兑换计划”使阿根廷这一节车厢搭上世界经济火车头。确实“兑换计划”如此成功,以致于国际社会将卡瓦略视为阿根廷的“经济能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后叶利钦甚至请他赴莫斯科出谋划策,一方面久治不愈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另一方面梅内姆上台后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使阿根廷国民经济的开放度不断扩大。其结果是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进入阿根廷(1991-2000年期间共吸引8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 外国银行也很愿意向阿根廷提供信贷。此外1比索=1美元这一汇率使阿根廷人觉得到迈阿密或巴黎等欧美国家去旅游很便宜,他们无不自豪地认为:“我们是南方国家中的富人”。大量外资的流入、宏观经济形势的好转和经济改革释放的能量使阿根廷经济在进入90年代后取得较快的发展,1991年和1992年的增长率分别高达10. 6%和9. 6%。在1991-1998年的8年时间内只有1995年为负增长,因此这一阶段的平均增长率仍然达5. 8%,高于拉美的平均水平(3. 5%)。 这些引人注目的成就一度使阿根廷成了国际社会褒扬的对象,“阿根廷奇迹”之类的美称经常出现在西方媒体上。但是从1999年起阿根廷经济却陷入困境,财政收入每年减少20%,失业率高达18%,尽管通货膨胀率保持在1-2%的低水平。90年代末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美国奉行强势美元政策,而阿根廷的货币局汇率制度却又十分僵硬,因此比索的币值被大大高估,从而打击阿根廷的国际竞争力;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削弱阿根廷经济的活力;1999年初爆发的巴西金融动荡使阿根廷经济受到很大的不良影响,阿根廷与巴西是邻国,经济关系非常密切,巴西货币雷亚尔贬值后阿根廷对巴西的出口受到很大的消极影响;国际市场上一些初级产品价格的疲软使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收入得不到大幅度的增长,一般情况下在国民经济陷入衰退时政府可以利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但在阿根廷中货币局汇率制度仿佛砍掉阿根廷的货币政策这一条胳膊, 政府无法有效地运用降低利率或放松银根等手段来调控经济。

(八)正如许多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样,货币局汇率制度犹如一件紧身衣,使阿根廷不能对东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动荡产生的冲击波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还应该指出的是如果一个国家能继续吸引大量外资,那么巨额财政赤字和庞大的债务负担还不至于诱发危机。然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1999年初的巴西金融动荡使阿根廷的外部环境发生非常不利的变化,吸引外资的成本越来越高。针对阿根廷经济面临的困难和比索币值高估等问题,阿根廷国内就出现多种看法。第一种争论是围绕美元化展开的,梅内姆总统要求中央银行提交一份实施美元化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而且阿根廷国内的一些大企业和外国银行也喜欢实施美元化,因为他们认为美元化不仅能恢复投资者的信心,而且还可以通过废除比索而彻底排除贬值的可能性。但反对美元化的人认为美元化不会解决币值高估的问题,因此不会立即带来经济的复苏;美元化将彻底剥夺中央银行手中为数不多的一点权力,从而无法对经济衰退作出必要的积极反应;中央银行可能缺乏足够的外汇储备来取代流通中的比索;美元化会使阿根廷损失大量铸币税,国家主权也会受到损害。而且阿根廷与欧洲的贸易多于它同美国的贸易,因此美元化不是一个最佳选择。第二种争论的核心是货币局汇率制度,有人主张尽快放弃固定汇率制,以便使阿根廷提高国际竞争力,使国民经济走出阴影。但反对者认为固定汇率制使阿根廷成功地控制通货膨胀,如果放弃固定汇率制,通货膨胀就会死灰复燃,因此他们主张实施“爬行美元化”,即逐步实施美元化。2000年10月6日阿根廷副总统阿尔瓦雷斯因在反腐败问题上与德拉鲁阿总统不能达成共识而辞职,此举使德拉鲁阿政府的威信大大下降,因此国际投资者越来越担忧阿根廷会不会公开宣布无力偿还1500多亿美元的外债或放弃货币局汇率制度,幸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一笔援助使阿根廷避免一场危机。进入2001年以后德拉鲁阿政府为振兴阿根廷经济而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鼓励企业提高效益,以增强国际竞争力;通过振兴肉类加工业和汽车配件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来扩大出口;努力减少公共开支,通过提高税收体系的效率来增加财政收入。为了继续获得IMF的援助,德拉鲁阿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平衡财政收支。例如政府要求3/4的军官轮流放假一段时间,其他军官则可以每周工作4天,每天工作6小时,以减少工资支出。

(九)又如除外交部部长特批以外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不得打国际长途,再如政府禁止所有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加班,因为加班工资比正常的工资高出很多倍。其结果是由于电视台无人加班,电视信号无法传送,德拉鲁阿总统的一次电视讲话也难以在晚上进行实况转播,只能在次日播放录象。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政府停止购买用于制作护照的纸张,约8万人因无法及时更换护照而影响出国。为了恢复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德拉鲁阿总统还于2001年2月任命数年前早已离任的卡瓦略为经济部长。卡瓦略上台后就立即要求国会通过一个名为《竞争力法》的经济调整计划,该计划不是采用不得人心的紧缩性措施,而是“三管齐下”:增加税收、提高竞争力和发展生产。经过多天通宵达旦的辩论后国会终于在4月初通过这个法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竞争力法》的实施有利于阿根廷经济尽快走上复苏之路。此外针对比索高估的问题时卡瓦略还表示提出要对汇率制度进行一些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就是实行一种双轨汇率制,即在欧元与美元的汇率为1 : 1时比索同时与美元和欧元挂钩。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欧盟是阿根廷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因此汇率双轨制有利于阿根廷扩大对欧盟的出口,但是双轨制也被看作是比索的变相贬值。许多人甚至认为阿根廷的货币局汇率制度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因此政府宣布双轨制的决定后阿根廷和巴西的金融市场一度出现较大的动荡。东山再起的卡瓦略一度不负众望,使阿根廷成功地避免国际社会认为立刻就要爆发的经济危机。2001年6月阿根廷与国际债权人对高达300亿美元的到期债券进行重新安排,其中一半债券的偿还期可推迟18个月,最长的可延迟到2005年。这一安排虽然减轻压力,但阿根廷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因为在重新安排后新债券的利率大大提高,无怪乎英国《金融时报》说这是阿根廷在用金钱买时间。事实表明德拉鲁阿政府的种种措施并没有使阿根廷经济走出困境,正如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多恩布什所说的那样卡瓦略或许是一个能使阿根廷经济走出困境的“魔术师”,但这一次他却似乎用尽他的魔术技巧。 而IMF和美国在是否愿意援助阿根廷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则使阿根廷在国内外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2001年11月IMF以阿根廷政府未能实现将财政赤字降低到零的目标为由决定推迟拨付一笔援助。这一决定进一步损害国内外投资者对阿根廷克服经济困难的信心,同时也迫使公众争先恐后地到银行提取自己的存款。仅在11月30日这一天人们从银行中提出的存款总额就高达13亿美元,从而使银行系统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使事态更为不利的是一方面政府必须在2001年年底以前支付120亿美元的外债本金和利息;另一方面外汇储备正在不断减少。

(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外汇储备减少到130亿美元,固定汇率制就会面临严重的危险。为了阻止人们挤兑银行和资金外逃,德拉鲁阿总统于12月3日起开始实施金融管制措施,其核心是控制储蓄者从银行提款,即储蓄者每周只能从银行取出250比索。此外政府还规定许多种类的美元存款将被冻结到2003年,这些极端措施虽然使银行系统幸免于难,但在各党派和政府内部引起很大的分歧,也在民众中产生巨大的抵触情绪。许多储蓄者说:“无能的政府把我们的国家拖入泥潭,而今却又禁止我们取出自己的钱。”2001年12月18日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终于爆发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骚乱,抗议政府的金融管制措施,这一骚乱持续2天,在与警察的冲突中近30人死亡。面对这一局面时德拉鲁阿总统只得辞职,萨阿总统上台后立即表示阿根廷暂停支付中央政府的1320亿美元的债务, 这使得阿根廷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倒账国”。据估计“倒账”能使阿根廷政府在2001年年底以前“节省”120多亿美元,换言之如果阿根廷不“倒账”,那么它必须用120多亿美元来还本付息。这对于竭力控制财政开支的阿根廷政府来说无疑是难上加难,可见萨阿总统的决定是万不得已的举措。倒账是指世界最常见的一种经济现象,指无法收回来的账,被欠账,且要不回来。“倒账”是当今世界最常见的经济现象之一,它通常是由持续的收支不平衡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是“政府”向人民倒账的最主要方式,经过通货膨胀后“政府”等于是把债务全部转嫁给人民,使人民个个损失不赀,而且“政府”反倒因此脱离苦海,无债一身轻了。在这次通货膨胀中“政府”并不是惟一的受益者,其他如银行和钱庄由于它们客户的存款在贬值后都大大地缩水了,于是也获利匪浅。此外欠债的人也占尽便宜,由于债款也随着贬值了,所以偿还起来就容易得多。在宣布"倒账"的同时萨阿总统却表示他的政府不会放弃货币局汇率制度,因为比索币值意味着工资下降和消费者的购买力减弱,因此只能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但他同时又宣布政府将推出一种名叫“阿根廷元”的新货币,用它来支付政府雇员的工资和购买公共部门使用的各种商品。为了稳定金融体系,萨阿总统继续实施严厉的银行管制措施,限制储蓄者提款的数量。这一措施使民众大失所望,游行和抗议活动此伏彼起。与此同时萨阿总统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其中包括他的任期时间)与其他党派有着重大的分歧,上台一周后萨阿总统也宣布辞职。杜阿尔德总统在2002年元旦上台后不久就宣布放弃货币局汇率制度,使比索贬值29%。在阿根廷中80%的信贷以美元计值,而工资以比索计值。

(十一)因此政府为了安抚民心而同时规定欠银行的数额在10万美元以下的贷款可以按照1比索=1美元的汇率将美元转换成比索,用比索偿还。这种被称作“比索化”的做法虽然有利于储蓄者,但不利于银行。例如如果某人欠银行5万美元,它只要用5万比索就可偿还这笔贷款。如果它同时在银行中存有5万美元,它却可以按1美元=1.4比索的汇率得到7万比索。据一般的保守估计政府的这一规定将使银行损失90亿美元,而银行自己的估计将在100-200美元之间。面对银行界的抱怨和不满时政府后来又作出不利于储蓄者而有利于银行的决定:存在银行的美元存款必须转换为比索。这无疑使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进一步降低,无怪乎阿根廷的一位政府部长说政府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局面,因为照顾这一方必然会得罪另一方。不容否认阿根廷政府的金融管制措施有效地避免银行挤兑,但也引起争议。此外数百亿美元的银行存款被冻结在银行中也是一种浪费,而且阿根廷经济活动中的一半必须依靠现金交易,因此对银行提款的限制无疑使整个国民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对低收入者的生活也产生重大的消极影响,因为他们的生活保障完全依赖于工资能否换来现金。由于缺乏现金,易货贸易活动变得十分普遍,各种各样的消费急剧减少。据统计2002年1月是40年来阿根廷汽车市场最不景气的一个月,毋庸置疑在国民经济处于衰退的情况下消费不振无疑会进一步制约经济的复苏。使杜阿尔德政府难堪的是许多人甚至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政府取消这些管制措施。2月1日上午最高法院作出这样一个判决:私人财产必须得到保护,因此政府禁止储蓄者从银行提款是违法行为。这一裁决促使政府放弃原定在是日下午公布经济振兴计划的安排,为了避免宪法危机,杜阿尔德总统发布行政命令,禁止任何人再向最高法院提出此类诉讼。但许多人依然在最高法院门前排着长队,争先恐后地提交诉讼状。日益严峻的形势使阿根廷政府认识到外部援助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得到IMF的援助,杜阿尔德总统采取以下措施:压缩政府财政开支,其中包括将公务员工资降低13%,并减少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拨款,此外杜阿尔德总统还要求地方政府大力削减开支;增加对出口企业的课税,政府认为这些出口企业(其中包括大量私有化企业)因比索贬值而受益匪浅,因此必须向政府缴纳更多的税。此外有关部门还力图完善税收体系,减少偷税漏税;自2月3日起开始实施浮动汇率制。除了求助IMF以外阿根廷还积极寻求美国的援助,但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表示由于阿根廷危机的根源在于“体制改革不力”和“政治腐败”等原因,美国不会提供大量援助,除非阿根廷能有效地消除自身的各种弊端。

(十二)据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曾说过布什总统虽然关心阿根廷的形势,但她又指出对阿根廷来说最好的行动方向就是由阿根廷自己采取一些措施。美国财政部长奥尼尔等高级官员也说援助阿根廷的计划是一种浪费,奥尼尔甚至在2001年年中说过这样的话:“在过去的70多年中他们(阿根廷人)经常遇到麻烦或摆脱麻烦,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出口工业而言。他们自己喜欢这样搞,没有人逼迫他们到今天这个地步。”毋庸赘述奥尼尔的上述言论引起许多阿根廷人的极大反感,作为拉美第三大国的阿根廷历来对其他拉美国家的政策走向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出生在阿根廷一中产阶级家庭的格瓦拉在60年代曾以“游击中心论”为其指导思想,在一些拉美国家搞游击战,从而对整个拉美地区的政治发展进程和外交关系走向产生一定的影响。而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理论在拉美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则更大,因此人们对阿根廷危机是否会产生“探戈效应”十分关注。例如如果阿根廷危机波及其邻国巴西,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慢,因为巴西的经济总量占整个拉美地区的三分之一以上。一旦拉美经济受影响,美国经济的复苏会推迟。然而阿根廷危机产生的“探戈效应”似乎并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国际社会早就预料到阿根廷会爆发危机,因此在心理上有足够的准备;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已采用浮动汇率制,因而能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积极的回应;在经历90年代以来爆发的历次危机以后国际资本所有者规避危机的能力似乎得到增强;东亚金融危机,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得到很大的改善。英国的《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说:“虽然阿根廷的比索贬值没有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导致太大的传染效应,但它在全球范围内诱发的学术传染却是不容忽视的。”诚然阿根廷危机爆发后,界各地不同肤色的经济学家都在问:阿根廷这个因在90年代按照所谓“华盛顿共识”进行规模巨大、程度深远的经济改革而被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的“榜样”和“改革明星”,为什么会陷入危机?参加2002年巴西、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等国大选的一些政治家和反全球化人士已开始把阿根廷危机视为“市场导向”经济改革失败的典型,是全球化在新兴市场“作怪”的必然结果。一个名为的网站所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阿根廷危机是持续近26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顺理顺章的结果,美国《波士顿邮报》刊载的一篇文章也认为美国输出的经济模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执行,这一模式建议发展中国家向外国资本开放市场;将国有企业出售给出价最高的外国人;平衡预算;限制政府的作用等等。

(十三)该文章认为阿根廷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忠实地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式,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是阿根廷经济崩溃的根源。将阿根廷危机的根源归咎于全球化或经济改革无异于将除地震或厄尔尼诺以外的一切坏东西都说成是全球化或经济改革,因而是有失公允的。然而阿根廷危机的一些教训和启示却是很值得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记取的,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国民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汇率是这一联系的纽带,因此选择合适的汇率制度,实施恰当的汇率政策,已成为经济开放条件下决策者必须要考虑的重要课题。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由汇率变动诱发的,阿根廷危机的原因之一也与货币局汇率制度有关。因此采用一种适合本国国情、有利于提高本国竞争力的是非常有必要的。毫无疑问浮动汇率制不是十全十美,货币局汇率制也并非一无是处。问题的关键是在实施某一种汇率制度的过程中如何采取一些相应的配套措施,以便使这种汇率制度在有利的环境中运转。例如香港和爱沙尼亚在实施货币局汇率制度时很注意改善微观经济层面上的基本要素,而在阿根廷中不仅企业效益增长缓慢,而且劳动力市场也具有很强的刚性。此外国际经验还表明为了使货币局制度顺利地运转,国内经济应该有较多的活力,金融体系健全,财政纪律严格,而且它所盯住的货币必须是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在阿根廷中由于流通领域中的现金在减少,政府遂允许省一级政府印制并发行自己命名的代用券,用于政府开支或支付公共部门雇员的工资,例如人口最多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率先印制10亿美元美元的一年期代用券。毫无疑问这些“准货币”虽然一时解决流动性不足的难题,但对货币局汇率制度的破坏作用是很大的。无怪乎一些经济学家指出阿根廷的货币局汇率制度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那种货币局制度,因为政府允许1/3的货币基础(流通领域中的比索加上银行中的比索存款)可以用政府债券来支撑,以便使它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必须注意利用外债的规模,阿根廷历史上曾遇到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债务危机,第一次是在19世纪末,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这两次危机都给阿根廷经济带来巨大的创伤,但是必须指出举借外债本身并不是坏事,因为利用外资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尤其在全球化时代积极地举借外债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决策者的一个明智选择。

(十四)然而外债的规模必须与本国的偿付能力相适应,遗憾的是阿根廷没有从过去的危机中吸取教训,而是在90年代初实现经济复苏后再次举借大量外债,更为不利的是相当多的一部分外债不是投入生产部门,而是被公共部门用于非生产性目的。阿根廷公共债务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50%,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时这一比重似乎并不高,但公共债务相当于出口的比重却高达5倍。阿根廷的债务结构不合理:一是还本付息集中在2001-2004年;二是大多数债务采用固定利率,一般都在10%以上,从而使还本付息负担进一步加重。总之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的那样除非一个国家的经济飞速增长,金融市场非常发达,否则不应该使债务负担达到如此重的地步。无怪乎有人认为阿根廷的“兑换计划”是死在债务和经济衰退手里的。此外阿根廷的教训还表明在外资流入源源不断的时候阿根廷早就应该努力提高国内储蓄率,并在经济改革之初就应该把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改革的重点。提高财政部门的稳健度也是维系经济安全的必要条件之一,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都与金融部门中的各种问题有关,因此人们在谈论经济安全时常常把注意力放在金融问题上。但阿根廷危机则表明庞大的财政赤字同样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不容否认在90年代前期除1991年以外阿根廷的财政状况还是比较好的。1993年的财政平衡甚至出现盈余,其他年份虽然是赤字,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小。然而从1996年起一方面90年代前期急风暴雨式的私有化结束后私有化收入大幅度减少,而政府开支却得不到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前总统梅内姆为了谋求第三次连任,不惜大幅度增加财政开支,对地方政府财政开支的增加也听之任之。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的那样阿根廷的政治家具有随意开动印钞票机器来满足政治需要的传统,其结果是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曾经担任阿根廷经济部长的洛佩斯说过在90年代阿根廷的政府开支增长150%,而经济仅增长50%。 而《拉美财政》杂志的一篇文章则认为在过去的十年中阿根廷的公共开支增长一倍,财政赤字增长6倍。阿根廷财政收支严重失衡的根源在于财政开支负担过重,而财政开支得不到控制的原因与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密切相关。

(十五)例如阿根廷的总人口为3600万,而公务员人数则多达200万,这一比率不仅在拉美,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比较高的。又如阿根廷国会雇佣1万人,是墨西哥国会的2倍多(而墨西哥的人口则比阿根廷多出1倍以上),此外阿根廷的省一级立法机关还雇佣5万人。再如阿根廷的参议院有72个席位(由23个省和联邦首都各选出3名),众议院有257个席位(每14. 4万人选出1人)。《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按照这一比率,美国的国会议员将多达2000人,而不是现在的535人。阿根廷的公务员不仅领取高薪,而且还可享受非常优厚的福利,因此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占用国家的大量资金。以国会图书馆为例,在它的3000万美元的预算中98%的经费被用来支付其964个雇员的工资。阿根廷的财政失衡还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复杂的财政关系密切相关,在90年代后期开展的财政改革中中央政府的财政权有所缩小,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则显著强化,财政开支也大幅度增加,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监督或约束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例如杜阿尔德总统曾于90年代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当过8年省长,在在此期间该省的财政赤字增长10倍多,而且还不断地向银行举债,对此中央政府几乎是束手无策。据估计90年代后期在阿根廷公共开支的大幅度增长中约三分之一与地方政府有关,一方面由于政府对资金的需求很大,资本市场上筹措资本的成本居高不下,从而这使私人部门处于一种非常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向企业征收五花八门的税收。据统计一般的企业要向联邦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缴纳14种税,然而由于偷税漏税司空见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90年代中期所作的统计表明在阿根廷中只有50%的纳税人缴纳增值税。因此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阿根廷能将偷税漏税的比率减少12.5%,阿根廷的财政收支就不会是赤字了。总之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鲁格夫所说的那样,不当的财政政策、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僵硬的汇率制度三者结合在一起必然会导致危机。政治稳定是加快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之一,应该说自80年代初阿根廷实现军政府还政于民后政治民主化进程一直在稳步发展,但是自1999年国民经济出现衰退后经济问题政治化趋向愈益严重,换言之政府的任何经济政策的出台或付诸实施都受到党派之争的影响。

(十六)经济问题政治化甚至还与同一政党内的分歧与不和联系在一起,例如现总统杜阿尔德与前总统梅内姆均属正义党,杜阿尔德还在梅内姆当政期间任副总统。按理说在国家陷入危机后这两人应该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但梅内姆在2002年1月9日接受智利《商报》的采访时说杜阿尔德总统不称职。梅内姆还批评杜阿尔德的经济政策是极其坏的,认为新政府放弃1比索=1美元的兑换计划将导致经济不稳定,使阿根廷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迅速消失,使阿根廷自我封闭,也会使阿根廷倒退40年。一些分析人士指出阿根廷的政治制度中有一种党内相互残杀的传统,梅内姆贬低杜阿尔德的目的无非是要使自己在2003年的大选中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还应该指出的是最近几年阿根廷政治民主制度中的最大问题是总统权力受到很大的制约,德拉鲁阿既没有控制议会,也没有控制全国23个省中的14个,而反对党手中的那些省正是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大省。在减少财政赤字的号召中那些省采取抵触的姿态,德拉鲁阿甚至没有得到推举他竞选的联合阵线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拉鲁阿上台后联合阵线中的左翼派一直在批评他的经济政策,甚至激进公民联盟(联合阵线的主要组成部分)领导人、前总统阿方辛也对他的经济计划敬而远之,不仅如此在许多问题上政府内阁也经常不能达成共识。由于得不到广泛的支持,政府在2000年和2001年实施的近10个经济计划接二连三地失败或半途而废,其结果是国内外投资者对政府的信心危机也越来越明显,他们被迫停止投资或将资金转移到国外,政府与公众应该在反危机措施和其他一些经济政策上达成最大限度的共识。为了避免危机的爆发,德拉鲁阿政府根据IMF的“药方”,推出一系列紧缩性措施,其中包括降低工资和削减养老金支出等等。这些措施不仅引起低收入者的反对,而且还遭到中产阶级的抵制,从而使政府与公众的对立不断强化。2001年7月所作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德拉鲁阿总统的支持率已下降到20%,是他1999年上台以来的最低点。 在德拉鲁阿总统当政的2年时间内全国工人联合会共组织9次大规模的罢工,而那种以敲打锅碗瓢盆为特征的示威、游行和抗议则更是司空见惯。一些西方媒体指出不要小看“锅碗瓢盆”的力量,它使德拉鲁阿总统和萨阿总统交出权力。

(十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泰国和韩国等国的民众踊跃向国家捐献金银珠宝,尽管也有人竭力反对政府的紧缩政策,民众对反危机政策的理解和主持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就政府而言每一项政策或措施的出台都应该考虑到民众的忍受程度,否则会事与愿违。而德拉鲁阿政府的紧缩性措施如此严厉,产生如此大的不良影响,以至于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德拉鲁阿政府的药是否比它要治疗的病更加难以被接受忍受。还应该注意到阿根廷“锅碗瓢盆”的力量攻击的目标之一是政府的腐败,在游行队伍中人们高呼的口号就是把那些官僚赶下台。不容否认长期以来腐败一直是困扰阿根廷政治生活的严重问题之一,例如不少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安排一些有名无实的工作岗位,有幸获得这种被叫作“庇护主工作”的美差的人不必天天上班,只需每月露面一次取工资即可。据估计阿根廷全国共有10万人享受这种待遇,2001年用于这方面的“政治开支”高达20-40亿美元。 杜阿尔德总统上台后表示要惩治腐败,为大幅度削减“政治开支”而取消“庇护主工作”。私有化不是抵御经济危机的“防火墙”,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梅内姆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以至于许多阿根廷人说:“整个国家都被卖了。”梅内姆政府的指导思想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长期亏损,只有将其私有化才能减少政府干预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调动私人资本的积极性。不容否认大规模的私有化一度使阿根廷与墨西哥肩并肩,走在90年代拉美经济改革的前列,使梅内姆政府更为得意的是私有化使政府获得大量收入。据美洲开发银行统计显示在1990-1995年的私有化高潮期共有123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政府获得184. 5亿美元。 这笔巨大的收入可以使政府继续大手大脚地花钱,可以继续给政府部门的官员支付高薪和优厚的社会保障福利。然而90年代后期即在轰轰烈烈的私有化过去之后私有化收入不断减少,而政府开支并没有得到控制。可见私有化不仅没有使阿根廷幸免于难,而且还对其财政状况留下后遗症。必须通过强化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提升产业结构来扩大出口,英国《拉美经济与商业》的一篇文章认为阿根廷缺少的是一个能够使阿根廷经济走出衰退的出口部门, 这一论断固然低估阿根廷的出口业,但不容否认90年代后期以来阿根廷的许多出口产品确实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优势。

(十八)阿根廷的出口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10%,这一比重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国家中来说是比较低的。这既与实施十年的货币局汇率制度有关,也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90年代以来阿根廷大幅度地降低贸易壁垒,但二战后长期形成的那种内向发展模式导致资源配置严重扭曲,而这种扭曲是很难在短时间内纠正的;虽然20世纪下半叶阿根廷在工业化道路上取得显著的成就,然而它的产业结构还是基本上以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主。有人甚至认为今天阿根廷的主要出口商品依然是一个世纪以前的出口商品,如在90年代末制成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仅为三分之一,其余均为初级产品。 阿根廷的这种出口贸易结构不仅会减弱比索贬值带来的优势,而且还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初级产品价格不振和进口国保护主义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美国和欧盟国家一直奉行保护主义政策,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加以多方面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阿根廷的出口。IMF应该在避免新兴市场经济危机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解决墨西哥危机和东亚危机的全过程中可以看出外部援助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IMF的援助是有条件的,例如受援国必须进一步开放市场,必须实施削减政府开支等一系列紧缩措施,必须进行更为深刻的改革。无怪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不少示威者在游行队伍中打出这样的标语:IMF意味着“我被解雇”。一方面如果IMF继续提供援助,有人可能会指责它助长“道德危害”;另一方面如果IMF停止提供援助或提出苛刻的条件,有人可能会将危机归咎于该机构的"冷酷无情",这似乎使IMF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不容否认许多阿根廷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立场极为不满,他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见死不救。 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克鲁格批评阿根廷政府奉行利率双轨制的言论时阿根廷经济部副部长托戴斯卡甚至在电台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该对阿根廷的政策取向指手划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离阿根廷有1万公里远,它根本不知道这里的形势。如果它说不出什么有意思的,最好还是少说几句。”无论如何阿根廷危机的爆发进一步说明IMF应该在监督其成员国的风险和预防危机等方面发挥更加透明、更有权威的作用。

(十九)存在着受管制的存贷款利率和已完全市场化的回购利率两种利率体系被称为“利率双轨制”,一轨以国家银行为主,它们在市场上有一定垄断性,分支机构布满全国,又是清算银行,能吸收大量低息活期存款和无息结算存款,所以它们比较规范地执行官方利率;另一轨是众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城乡信用社,它们在具体业务上用一些隐蔽方式抬高存贷款利率,也具有一定客户和市场。同时国家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的做法也不少,可以把利率双轨制定义为官方利率与黑市利率并存。债务重组是指在不改变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下经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定或法院裁定,就清偿债务的时间、金额或方式等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也就是说只要修改原定债务偿还条件的,即债务重组时确定的债务偿还条件不同于原协议的均作为债务重组。下列情形不属于债务重组:债务人发行的可转换债券按约定转为股权(因为没有改变约定);债务人破产清算(此时应按清算会计处理);债务人改组(权利与义务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债务人借新债偿旧债(借新还旧时,旧的债务已经被履约)。倒债是指银行的资产不足以偿还其到期债务,从而导致其难以维持银行业务,倒债危机也便是这种情况发生强调可能性。举例事件:2001年底阿根廷的爆发全面金融危机。当时的政府宣布停止偿还外债,致使阿根廷陷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倒债危机。2004年底阿根廷经过艰苦谈判后最终与国际金融机构达成协议,公布用新债券转换到期未偿债券的债务重组方案。阿根廷债务重组的接受率大大超过阿官方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预期,为阿根廷彻底走出债务危机和恢复国际信用奠定重要基础。此次债务重组后阿债务总额将减少200亿至300亿美元,其余债务的偿还期限也将大大推迟,因此可以明显减轻阿根廷的偿债负担。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指市场可以自动恢复平衡,不需政府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没有任何理论和经验的依据,这实际上是人们的一种信仰而已。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指市场可以自动恢复平衡,不需政府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这样的观点对吗?比如生产过剩、市场平淡、经济衰退,如果不需要政府干预,市场会恢复到正常状态吗?过剩危机会自动解除吗?又如市场过热、需求旺盛、物价上涨,那么市场会自动恢复正常吗?确实市场具有自己的平衡机制,但这个机制是需要一定条件的。

(二十)因此既可以说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成立的,又是不成立的。假如条件容许,那么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成立的,假如条件不容许,则市场原教旨主义则是不成立的。那么这个条件是什么呢?这个条件就是有足够强大的潜在供给能力,以稳定物价。而只要将物价稳定住,市场就不会有大的起伏波动,就可以避免经济高涨与随后的危机及衰退。比如今天美国的“次贷”危机,那是因为投资者见住房价格不断上涨,从而使许多投机者参合其中。投机越激烈,价格上涨越快,而价格上涨越快,投机也就越激烈。这样的恶性循环最终把市场拉向崩溃,因此要避免这一系列情况的发生,就需要有足够的潜在住房供给能力,以抑制住房价格的明显上涨,从而防止投机行为的出现。而在没有足够供给能力以前就不能太过滥发货币,因为货币过多就相当于物质资源供给不足。几乎所有危机都是由于滥发货币引起的,滥发货币使供给不足,价格造成物价上涨。物价上涨招引投机,而投机与物价出现恶性循环式的轮番作用,最终使经济过盛并衰竭而亡。因此恢复市场的自动平衡能力一方面是拥有足够的潜在供给能力,另一方面是防止货币的干扰作用。如果货币当局经常“玩弄货币”,每当衰退之时便扩张货币,致使货币在市场中越积越多,就会使物质资源供给不足,物价上涨在所难免,而新的危机又潜藏在这种物价上涨的过程之中。因此高涨―衰退―再高涨―再衰退,市场就会显然现这种周期循环,而这种循环实际上是对人们随便“玩弄货币”的一个惩罚。因此由此看来总是并不在于市场经济的周期循环,而在于人们对货币的玩弄太过随便。也许有人说通过这种货币政策,经济被拉动起来了,从而获得今天的繁荣、今天的富裕生活的局面,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货币发行量要大于物质资源的供给程度,以使经济就会中了兴奋性毒品那样亢奋前行。但是“天下并没有免费午餐”,跑得快就必定要付出代价,就像饲料鸡那样,长得快,但不好吃。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就是所付这种代价的体现,因此不必一味指责市场原教旨主义,相反要创造让市场原教旨主义成立的条件。特别是不要动不动就通过一些原本毫无意义的“纸片”来干预市场机制,从而使正常的市场机制陷于混乱。

(二十一)因此以下言论是错的,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错误理解: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专家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金融当局的这种“非对称激励”的干预措施本身就不是市场行为,因此不具备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义,是上面所说的“玩弄货币”的行为。它不断注入流动性,当流动性过多而造成轻率信贷,并最终导致危机时新一轮的“注入流动性”又再开始了,这种凯因斯主义的做法如今已经明显暴露出问题了。市场自由经济的理念是如果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狭隘的私利,公众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化,在19世纪这被称为“放任自由”,为之取一个更为当代化的名字: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在1980年前后大行其道,其时正值罗纳德·里根被选为美国总统,而此前不久玛格丽特·撒切尔被选为英国首相,他们的经济目标是取消管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以及提高国内和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程度和激发企业家精神。金融市场的全球化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目标之一,而且在它的缺点显露之前已经取得显著的进展。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个错误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它至少在两方面是错的:一是它深深误解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它假定市场会趋向均衡,而此均衡会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二是通过将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等同,市场原教旨主义为追求私利者赋予道德品质。但是如果金融市场并不趋向于均衡,私人利益就不会等同于公众利益。如果对之不加干涉,金融市场容易走向使社会分裂的极端。而给市场机制赋予道德品质就更加错误了,市场的特质恰恰是它与道德无关,就是说在市场价格中并不存在道德的考虑。这种超道德性正是金融市场之所以有效的原因之一,它允许参与者一门心思地关注自己回报的最大化,而不需要考虑社会后果。正是由于市场是超道德的,所以不能完全由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

(二十二)如果没有对公共利益的关注,社会将无法团结。如果私人利益不能和公共利益等同,公共利益则必须在市场之外的途径中有所体现。制订规则和在规则下采取行动这两者必须区分开来,作为市场参与者,只要在规则下行动就可以追逐自我利益。但作为规则制订者将由公共利益引导,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人们都是规则制订者。然而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声称公共利益可以通过允许人们追逐自我利益得到最好的实现就抹煞这个区别,其结果不是完全竞争,而是裙带资本主义。有钱有势的人在享受他们的特权地位时认为自己的行为在道德上是无懈可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险在国际竞争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国际金融制度的发展和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并不同步,因此从1980年以来就看到过数起国际金融危机,它们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相对不大。因为一旦危机威胁到美国经济的繁荣时美联储就会积极干预,但是其他许多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俄罗斯则一直都被毁坏着,有的还不止一次。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并不认为金融市场是天然不稳定的以及市场越大就需要越强大的公共机构取维持其稳定,而是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谴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造成不稳定。屈从压力所作的援助政策变更,间接提高资本流向债务国的成本,从而导致资本从周边到中心的逆向流动,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超过4000亿美元即为其明证。这造就另一个最终注定要破灭的泡沫,尽管其时间无法预测。美元走弱是一个凶兆,特别是当主要的替代者欧元和日元并不特别有吸引力时更是如此。巴西的金融危机更是危险,在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巴西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巴西的债券以美元计算的回报率是20%,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这么高的利率下生存。如果巴西失败,那么如今制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也就失败了。全球金融市场创造一个不公平的竞争场,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持续下去。在国际竞争中市场原教旨主义假定集体性的对私人利益的追求会产生经济稳定,但正如今天的混乱所揭示的那样,缺乏道德准则和社会关注不管是在政府中还是会计师中将产生巨大的不稳定。价值的形成和市场价格一样,也正是由反身过程实现的。和市场价格中存在的双向联系一样,价值和经济基础(公司和政府的经济表现)也存在着一个双向的联系。

布须曼人

(一)布须曼人是生活于南非、博茨瓦纳、纳米比亚与安哥拉的一个原住民族,是科伊科伊人的相近种族。布须曼人是非洲南部的民族集团,又称桑人。主要分布在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安哥拉、津巴布韦、南非和坦桑尼亚,一般认为属尼格罗人种科伊桑类型,但布须曼人在各方面与蒙古人种更为接近,为南部非洲和东非最古老的土著居民。种族集团由共同的种族、语言、民族性或文化上的纽带予以维系,并在更大的社会群体中显出与其他集团不同的社会集团或居民类型。种族多样是现代大多数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复杂性的一种形式,从历史上看形成种族多样的原因有∶军事征服的结果把不同民族置于一统治集团的支配之下;某些统治者为自身利益而寻求能工巧匠、商人或一般劳动力而移入不同民族的人民;工业化加强那些由于经济原因而造成的由来已久的迁移方式;政治迫害和宗教迫害使人民被赶出祖居地。一直到20世纪前种族多样并没有对各帝国造成多大的问题,种族多样的主要历史意义至今仍是它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民族国家的首要目标是政治统一,而政治的统一往往被认为等同于社会的统一。在理论上民族国家和种族多样是互不相容的,民族国家曾多次试图用消灭或驱逐种族集团的办法来解决种族多样问题,著名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15世纪西班牙的驱逐摩尔人和犹太人,还有1960年代~70年代几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驱逐阿拉伯人和东印度人。解决种族多样问题较为常见的办法是采用强制、诱导或自愿的方式实现同化或涵化,近代早期实施强制同化的是英国征服者,他们本身是撒克逊民族和诺曼民族的混合体,却禁止威尔斯、苏格兰及爱尔兰的塞尔特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和信奉自己的宗教,同时代的法国人也以同样办法把欧洲南部的奥克语区征服。通过较不残酷的方法,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种族集团通过一个称做“指导涵化”的过程,被合法地诱导采纳当地占主要地位的文化。美国在“美国化”旗号下达到的多少带有自愿性质的同化是这同化过程的一种变体,这大部分是由于美国社会流动和经济流动机会特别多所造成的,事实上各欧洲种族集团人种不同的各少数民族,他们在美国居住是个人或家族的选择,而不是被征服或奴役,而政府政策和公共舆论也是促成美国这种同化的原因。

(二)另一种处理种族多样的方式是发展多元形式,这种形式通常建筑在容忍、互相依存和分离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是一种更有前景的方式。瑞士的解决方式是最著名的长期性解决方式之一,该国3个主要种族集团分别集中在3个州,在民主制的联邦范围内各享有很大程度的地方自治权。加拿大的解决方法则是另一种较不稳定的联邦制多元形式,该国天主教法裔人的魁北克省越来越坚持完全独立和强制涵化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愿望。由于自由学说、自治学说及民主学说流行于全世界,现在种族特点的政治作用较之往昔就更为重要了。这些学说在19世纪的欧洲曾影响各古老欧洲帝国的少数民族的各种解放运动,使按照种族路线建立民族国家的某些尝试获得部分成功,波兰和意大利都是这方面的例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和非洲各殖民地民族中民主浪潮汹涌澎湃,导致欧洲征服者有时是在种族成分极复杂的地区,而没有顾及种族因素所建立的帝国土崩瓦解。其结果是民族国家不断出现,其中有些国家就经历由与种族有关的原因引起的局部冲突。亚洲大部分新建国家是种族比较单一的,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新建国家大部分是由许多比较小的说不同语言的种族集团组成的。布须曼人操布须曼语诸语言,属科伊桑语系中部语族布须曼语支,无文字。社会发展大大受阻,一直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大多仍处在原始社会的不同阶段。多信仰万物有灵,有部落图腾。按血缘群居,按双系续谱。亲属称谓多为夏威夷型,以鸵鸟蛋壳存贮饮水。擅长岩壁画,用各种矿物颜料、石灰、油烟加水和动物油调合涂色,千年不褪。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狩猎和战争场面,栩栩如生。最古为单色(红或褐),近代为多色。各支布须曼人由于所处条件不同,状况也不尽相同,东南非两支正被吸引而逐渐跻入现代生活,西南非一些群体仍处在狩猎阶段:一部分在白人殖民者农场做工;一部分人在为班图各族(主要是茨瓦纳人)充当牧奴。布须曼人是生活在非洲南部地区的一个原始狩猎——采集民族,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到达非洲南部之前布须曼人至少有20万,而今只剩下5.5万人。现在他们之中的一半以上生活在博茨瓦纳,其余则生活在南非、纳米比亚和安哥拉。直到20多年前布须曼人依然处在史前时期,几乎无人知晓。他们生活在最贫瘠和荒芜的沙漠地区,像旧石器时代那样以狩猎和采集植物的根、茎及野果为生。

(三)为了获得生存所需要的水源和食物,布须曼人在夏季常常聚族而居,而到冬季当水和食物不能满足需要的时候便开始以家庭为单位向不同方向迁移,四处寻觅食物和水源,但也有些布须曼人在冬季最干旱的季节里被迫集中在唯一的水源周围。在布须曼人部落中男人负责外出狩猎,他们常常两人一组,每星期外出二至三次,所捕获的动物在亲戚和朋友之间分享。女人们则负责采集,她们通常以四至五家为一组外出采集一切可食用的植物的根、茎和果实。布须曼妇女在集体和家庭中有一定的地位,受到重视,同时也享有决定权。这也许是因为她们的采集常常提供布须曼人每年60%-80%的食物,而男人们在狩猎季节里只能提供全年食物20%-40%。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明之风吹到布须曼人部落中,几千年来的传统迅速遭到破坏。今天布须曼人的传统绝大部分已属于回忆中的往事,也许在某些早已被遗忘处于沙漠中心地带的小部落中还存在,但他们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呢?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布须曼人属于什么人种类型,直到今天仍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迷。布须曼人身材矮小,最高的女人只有1.38米左右,而男人最高也不超过1.60米。布须曼人有着黄里透红的皮肤,蒙古人的眼睛,高高的颧骨,浓密而卷曲呈颗粒状的头发。“布须曼人”这一称呼实际上源自于当年的荷兰殖民者,意为灌木丛中的人,至于他们的祖先,谁也不知道。近年一些民族学家根据考古发现认为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生活在南非的制造石器的原始人有可能就是布须曼人的祖先,他们继续做出推论说布须曼人的祖先曾经占据过卡拉哈里的绝大部分地区,后来由于文化比较发达并已使用铁器的班图人祖先入侵才被驱赶到贫瘠和荒芜的沙漠地区。当然这在目前还仅是一种假设,还有待于得到各方面研究的进一步证实。现代科学显示布须曼人拥有人类最早的基因图谱,是人类早期的祖先之一。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文字。其语言非常独特,许多发音靠舌尖与口腔唇齿摩擦而成,这种发声方法产生于人类的发音器官还没有完全形成之时,因此也可以说布须曼人的语言是世界上最早产生的语言之一。布须曼人的岩画非常著名,在非洲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岩画表现的内容多为战斗、狩猎和生活的场面。他们用石灰、油烟、水和动物油调成涂料所画出的岩画,不仅精致,而且历经千年而不褪色。

(四)布须曼人的人口仅剩下不足9万人,除纳米比亚外他们还散居在邻近的南非和博茨瓦纳等地。在漫长的世纪中布须曼人生活在南部非洲,几乎是裸体,每个群落有20-60人。清晨或黄昏男人们出去用毒箭猎取大羚羊和小猎物,女人们挖可以食用的植物根,采集含水丰富的野西瓜,用树枝盖房子,用鸵鸟蛋壳做项链。现在只剩下6万布须曼人,分布在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之间,许多人都放弃原始的生活方式,成了农场的工人。布须曼人的文化正在消失,特别是他们用舌头弹出的噼啦声表达的语言。他们只靠打猎和采集就能在沙漠里生活,除种植少量农作物外他们主要以采集果实和狩猎为生。因为许多野生动物受到保护,他们能猎取的动物多是野兔、羚羊、野牛等等,有时他们还把落入陷阱的羚羊和野牛养起来。布须曼人身材矮小,有的女人只有1.38米左右,而男人最高不超过1.60米。但布须曼男人却以擅长追踪猎物而闻名,一旦发现动物足迹,他们就会锲而不舍地跟踪下去,无论地形有多么复杂,环境有多么严酷,都不放弃。他们在长期的狩猎实践中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甚至能分辨出受伤动物与健康动物的足迹。狩猎时2至6人组成1个狩猎小组,追踪猎物时常常要离开营地两三天的时间。猎捕大型动物时他们使用带毒的弓箭,箭头和箭杆可以灵活拆分。当弓箭射中猎物后撞击力会致使箭杆从箭头上脱落,但是箭头仍牢牢地嵌在动物体内,这时箭头上的毒药就会慢慢渗入到动物的血液内。随着时间的流逝,毒药就会在动物体内发挥作用。涂抹箭头的毒药是用剧毒植物、蛇毒和有毒甲虫制成的,这种带毒箭头既可用来狩猎,也可用来抵御入侵。除了猎捕哺乳动物外他们还捕杀乌龟、蛇,捡拾鸟蛋、白蚁卵和蚂蚁等动物充饥。布须曼人没有私有财产,所有劳动成果均属部落成员共有。捕获到猎物后参与打猎的男人有权将烤肉分给部落中的其他成员和来访的客人,当一个家庭打到猎物后其他家庭的成员也都会纷至沓来,要求分一杯羹。布须曼人也乐意将自己的美味分给别人,因为别人在打到猎物后也同样会分给自己。当男人外出打猎时妇女负责寻找各种可食用的食物,如蘑菇、植物的球茎、浆果以及各种瓜果作为家庭日常食物。在布须曼人的食物构成中80%是植物食物,与肉食相比时植物食物是一种更稳定的食物来源。

(五)负责采集植物食物的妇女拥有丰富的植物知识,知道什么植物可食用,什么植物有毒。布须曼人在采集食物时决不做那种竭泽而渔式的事情,她们常常在各个采集点之间轮换作业。布须曼人的生活离不开灌木和茅草,他们的居所多为就地取材建成的茅草屋。至今布须曼人仍保留着钻木取火的习惯,他们会将一撮干草放进木块的圆洞里,然后用双手快速转动一根竖插在圆洞里的细木棍,不到5分钟就能把草点燃。布须曼人的皮肤并不像常见的非洲黑人那样黝黑,而是呈黄色或黄褐色,面貌特征接近亚洲黄种人。导游小姐幽默地介绍说来自葡萄牙的早期探险者初次遇到布须曼人时曾误以为他们是中国人的后裔,英国殖民者给他们起名为bushman(汉语音译:布须曼),意思是生活在灌木丛中的人,很形象地描述他们的生活状态。至于布须曼人的祖先谁,现在还说不清楚。在当地部落做客时一种叫“维达”的饼子,形状像中国的煎饼,但比煎饼厚实,口感很韧,更有点像意大利比萨。维达的味道比较酸,吃的时候佐以肉、菜和一种叫作“wot”调味汁,是用咖啡粉和辣椒调成的,又酸又辣。吃的饼子用一块红布盖着,表示他们对客人的尊敬。当地人家里的饭桌也很有意思,好像是用草编的一个大筐子。吃饭的时候在筐子上面加一个盖子,就成了桌子。布须曼人还有一大嗜好,就是生食牛肉,这在当地算得上一道大菜,主要用于婚丧嫁娶或节假日的宴席。吃的时候是把健康壮硕的牛当场宰杀剥皮,趁牛肉还有温度时就绞成肉末儿,拌上调料,就着饼子食用。生食的牛肉必须是绝对新鲜还带着热气儿的,一旦冷却就不能生吃了。用来生吃的牛肉,一般都是牛里脊和牛身上最为鲜嫩的部分,能够生吃的肉也不过只有一头牛身上的五分之一。还有一种吃法比较恐怖,被宰了的牛去皮挂在那里,食客自已上去挑选,看到满意的部位就拿刀割下来,切成小片儿蘸着调料直接大嚼,越是血腥的部位越受欢迎。

(六)据说当地有人能一顿吃掉3斤多生牛肉,真是难以想象。辣椒末是当地人生吃牛肉的调料,为了减轻血腥味的刺激,加了大量辣椒和盐。善于捕猎的布须曼男子最受姑娘们青睐,他们几乎不穿什么衣服,唯一算得上衣服的就是系在腰间遮挡下身的一块遮羞布,叫它裤头也行。小孩则干脆赤身裸体,就是女性,上身也几乎全裸。至于穿鞋,他们认为纯属多余。布须曼人非常重视成年仪式,男子在成年仪式期间要在灌木丛生的地方独自生活一个月,没有人给你提供食物和水,要想活下去就得自己动手采摘野果或捕猎充饥。这种丝毫不亚于特种兵的野外生存训练,对当地刚成年的男孩来说却算不了什么大难题,由于他们从小跟随父辈外出狩猎,平时就积累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许多人都在野外生活得快乐无比。布须曼人少女的成年仪式要在部落首领的主持下进行一个多月,其间她们不能吃某些食物,还得学会成年妇女应懂得和掌握的知识,仪式结束后她们就可以考虑结婚问题了。布须曼女子不仅个个长得小巧玲珑,而且跳起舞来腰肢摆动得很美,和她们一接触时就会发现这些女孩子很可爱。布须曼人是南部非洲的种族集团,霍屯督人把他们叫做桑人。“布须曼人”这一名称始用于17世纪中期,意为“丛林人”,系荷兰移民建立开普殖民地以后所取。按照语言上的亲缘关系,布须曼人分为3支:南支原住南非开普地区的南部和西部海岸,现已灭绝;中支现住博茨瓦纳奥卡万戈河三角洲一带的沙漠沼泽地区;北支现住纳米比亚北部和安哥拉南部。据1978年估计布须曼人共有11万多人,其中纳米比亚3万、博茨瓦纳3万、安哥拉8千、津巴布韦1千、南非1千,另有4万多人分布在坦桑尼亚,系布须曼人留居东非的后裔。布须曼人属尼格罗人种科伊桑类型,是非洲东部和南部地区的古老居民。其体质特征是:身材矮小,成年男子平均身高1.52米;皮肤自幼出现皱纹;肤色褐黄,面庞扁平,眼睑长有内眦褶;嘴唇较厚,鼻子宽扁;头发黑而稀疏,常卷成胡椒粒状。使用布须曼语,属科伊桑语系布须曼语族,分多种方言,语音有由啧舌形成的吸气音。有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拼写文字,并用特殊符号标明吸气音。

霍屯督人

(一)霍屯督人是南部非洲的种族集团,自称科伊科伊人,主要分布在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和南非。一般认为属于尼格罗人种科伊桑类型,但更像是远古蒙古人种的残存后代。使用霍屯督语,属科伊桑语系,分多种方言,有新创制的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霍屯督人的体质特征和语言同布须曼人相近,因而他们合称科伊桑人。霍屯督人属游牧民族,居住的环境多是干燥而凉爽的地方,季节性比较明显,夏季炎热,冬季也能见到霜花。因而水在霍屯督人当中显得十分重要,他们的地区尽管雨水不多,但仍可见到郁郁葱葱的绿色海洋,为他们放牧提供天然草场。他们饲养一种角非常大的牛、多毛的肥尾羊和狗,牛在霍屯督人的社会生活之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除牛奶是他们的主食之外牛也是他们重要的运输工具。霍屯督的狩猎工具非常简单、原始,狩猎方法颇多但都十分落后。威尔逊在这里了解到霍屯督人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是家庭,并由若干个家庭组成一个父系氏族,每个父系氏族组成一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名称和酋长,有的部落以自己的祖先命名,有的根据地理环境和物体命名。每一个部落在地域上并没有明确的划分,主要以原有水源、原有草地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水源就是他们的财产。有几个父系氏族相对强大,较有影响的氏族是孕育酋长的氏族,酋长由该氏族产生。酋长得到众多人的认可和尊重,并与其余的氏族首领组成部落会议。酋长按父系由长子继承,如没有儿子则由酋长的兄弟或兄弟的儿子继承,无论如何这一权力绝不传给妇女。继承人是任何人无权争夺的,就是酋长也无权剥夺其继承权,当然酋长有权自愿将自己的职位让给继承人,酋长与普通老百姓之间来往没有任何清规戒律。霍屯督人尚武好斗,这令威尔逊等人感到有些茫然不解。这些霍屯督人对战争并不惧怕,也不陌生,部落之间的战斗经常出现,抢劫牛群、诱骗妇女、侵犯领土等事件往往都是战斗的序曲。类似事件发生后受害者一方往往派出一名使者向对方提要求和赔偿价格,如果对方接受这些要求便可以息事宁人,如果对方不接受条件时恶战即将开始,全部落的男人在酋长的率领下前去劫寨。

(二)出发之前那些没杀死过敌人的战士要喝牲畜的血,并利用占卜术求得吉兆。他们的战术往往是突袭并利用公牛助战,一般都偷偷地藏在水源附近,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对方早有防备。这时复仇者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行箭攻,然后步步逼近,最后双方进行交手战。他们的武器则是长矛和圆木棒,有时手上还有一种防身的牛皮衣,这是用双层生牛皮制成的,在最激烈的时候他们有时赶出公牛与敌人战斗。霍屯督人除部分改信基督教外其余的人保持万物有灵信仰,崇拜自然力和祖先,相信巫术。巫师是看成最有魔力的人,他们法力很大,并非常人所能类比。他们有特殊的魔力,不仅可以在人间行使魔法,而且还可以到阴间与鬼神往来。他们一直以人与神鬼的媒介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求得他的魔力,帮助自己解决棘手的实际问题。非洲的很多民族对月亮的感情很深厚,霍屯督人对月亮的崇拜也显得十分突出。每当新月和满月之时他们特别激动,称月亮为“统帅”,整夜为之欢歌曼舞。他们认为月亮会给人们带来好运,会给人们带来很多他们需要的东西。有时他们对月亮高声呼喊:“我们欢迎您!给我们的牛多多的饲料、多多的牛奶,让我们的生活比蜜还甜。”他们相信他们所爱的月亮会使他们如愿以偿。霍屯督人男女之间的婚姻是自由的,但表面上还要经过家长的同意,传统婚俗按四个步骤进行:第一步说亲:说亲是双方家长的事,男方家长首先请媒人到女方父母家去提亲。无论同意与否,女方父母最初的态度总是找理由推却,一般说这已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序幕。经过反复的磋商后女方父母才表示同意,但还必须经过女儿的同意。第二步求婚这是小伙子要亲自出场向姑娘求婚,他们的求婚方式既诚恳又奇异,男青年晚上到姑娘家并睡在她的身边,以表示诚意。而姑娘则会起身离去,到别的地方去睡,小伙子不着急,一个入睡在那里到天明。有时这种行动要反复多次,这就需要小伙子有耐心,这是姑娘对他的考验。

(三)如果姑娘几天以后仍回到原来的地方睡觉,就证明婚姻大有希望,姑娘已经同意了。男青年等到第二天便高高兴兴地向女方的母亲送礼,与姑娘交换长袍并送给姑娘最喜欢的香粉,给未来岳母的礼品是用贝壳或鸵鸟蛋壳镶嵌的腰带。第三步婚礼在女方处举行,同时要举行宴会加以庆祝,食物一般由新郎的父母提供。结婚的当天新婚女子要向双方的母亲赠送一头母牛,以表她对母亲哺育的感激之情。婚礼宴会一般都在晚上举行,气氛十分热烈,即使是婚宴也不会破坏原有的老规矩。男女分开吃,但不同的是新郎则加入到妇女一边,这只是象征性的,因为他有单独的食具和专门的一份食物。喜庆之日人们载歌载舞、通宵达旦,新房就在女方父母住宅的附近,这是新娘父母送给女儿的一份嫁妆,新婚夫妇就住在那里。第四步服役婚后的一段时间内新郎要住在新娘家,为女方家做事,时间大约一年,只有当第一个孩子出世为止他才可以结束这种寄居妻家的生活,将家搬回自己的部落中去。霍屯督人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妻子不能生育或只生女儿时丈夫有权要为其留后,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将妻子的姐妹特别是未婚和守寡的姐妹都视为自己的妻子。但是他却非常尊敬他的岳母,而且还要回避。而富有的人可以娶二、三个妻子,但后来的妻子则住在另外一幢房子里,正妻有一定的地位,其儿子有优先继承权,其他妻子的地位都没有正室高。丧偶的人都被认为是不洁之人,如果再婚必须举行一定的仪式,婚礼后他们双双回到房间内进行一种类似纹身的仪式,当然这种仪式要由再婚寡妇进行。老者首先划破她们的皮肤,然后将绵羊血和从老者手臂上划下的污垢擦入她们流血的伤口内,然后吃上一顿饭。当然这顿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享用,只有和她们有同等经历的人才能参加他们的羊肉宴。再婚者的隔离期从纹身开始,痊愈结束。最后他们由老妇人用水为他们洗澡,换上新衣服,进行仪式性的引导,恢复正常的生活。

洛本古拉

(一)洛本古拉是津巴布韦马塔贝勒王国国王(1870~1894),抗击英国殖民者的民族英雄。1870年出生于南非德兰士瓦西部,父亲是马塔贝勒王国的奠基者姆基利卡基。1870年继承父位,建都布拉瓦约。执政期间他大力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允许外国商人、传教士和猎人入境从事正当活动。1888年2月洛本古拉在英国代理人莫法特劝诱下签订莫法特条约,同年10月英国殖民主义者罗得斯等人从洛本古拉手中骗取到在津巴布韦境内采矿的“拉德租让权”。罗得斯利用这份租约组建英国南非公司,并为该公司取得“开发”整个津巴布韦的皇家特许状。1890年9月罗得斯拼凑一支南非公司雇佣军,以实施“拉德租让权”为由强行入侵津巴布韦的马绍纳兰地区。1893年10月罗得斯武装占领马塔贝勒王国,洛本古拉领导人民先后在尚加内河和本贝西河同英国殖民者展开激烈战斗。同年底他率领军民撤离布拉瓦约,并下令烧毁整个都城,以示捍卫主权独立,抗战到底的决心。强大的王国在1868年9月姆齐利卡齐病逝后爆发一场严重的王位继承危机,起因就是嫡太子的失踪,按北恩戈尼人习惯时王位应由国王正妻嫡子继承,但姆齐利卡齐的嫡太子恩库路马讷在多年以前就被老王秘密处死。其余诸王蜂起争夺王位,其中最有力量的是庶子洛本古拉。王国的内乱引来欧洲一些采矿公司如伦敦-林波波公司和南非金矿公司的觊觎,吸引他们的就是黄金和钻石。19世纪80年代中期非洲大陆发生的几件大事使马塔贝莱兰的地位骤形重要,1884—1886年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在兰德开始开采,德国地质学家毛赫证明大津巴布韦的马绍纳兰就是传说中的所罗门王富饶的金矿所在地,可能会是第二个兰德。英国和布尔殖民者都试图在马塔贝莱兰获得矿产的开采权,于是都积极插手王位继承斗争,同诸大臣(英杜纳)勾结,密谋将他们所推崇的王子拥上王位,以便从未来国王手中获取利益。于是马塔贝莱兰的内乱愈演愈烈,极大的削弱王国的实力,终于给殖民者的直接入侵创造机会。洛本古拉在争夺王位中充分表现出他的手狠心辣的性格,1869年7月一个据说是失踪的太子的人出现在王国,这个珀金·沃伯克在王国最勇敢善战的一个兵团拥立下造反,在洛本古拉残酷镇压下该兵团所有官兵均被杀戮,无一幸免。这场大屠杀虽为洛本古拉除去一个隐患,却使王国军队的战斗力蒙受难以弥补的损伤。

(二)王位继承纠纷经过一年的血雨腥风,终于1869年9月以洛本古拉胜利登基而告结束。洛本古拉轻率地给予在夺位斗争中支持他的南非金矿公司以北金山采矿权,给予伦敦-林波波河公司以塔泰采矿权。殖民者真正开始深入马塔贝莱兰内陆,人民与殖民者的矛盾开始升级,假如这时爆发战争的话可能亡国的命运还会推迟几年,因为这时殖民者的力量在林波波河以北还不强大。布尔人和英国人对马塔贝莱兰的争夺越演愈烈,1887年7月布尔自治政府的使节终于说服洛本古拉同意与德兰士瓦共和国签订一项友好条约,允许布尔人派遣领事。针对布尔人的捷足先登时南非公司的罗得斯立即怂恿开普政府派约翰·莫法特进入马塔贝莱兰同洛本古拉会谈,莫法特采用欺骗的手段于1888年2月11日和马塔贝莱兰签订一项条约(后称《莫法特条约》),规定未经英国驻南非高级专员事先知悉和准许,洛本古拉不与外国签订协议或出让土地。 1888年10月30日罗德斯又诱使洛本古拉将其领地内的开矿权让给罗得斯。作为交换条件时将给予洛本古拉1000支枪、10万发子弹、1艘汽艇和每月100英镑。洛本古拉根据英国人告诉他的租让书内容,以为他仅仅是颁发采矿权而已,根本未涉及土地的主权。罗得斯一伙却把租让权的给予解释为主权的转让,当租让书公布后欧洲传教士将其原文全文译给洛本古拉听,他愤慨地对担任翻译的赫姆说:“你见过变色龙捕捉蝇吗?变色龙迂回到苍蝇背后,好一阵子伏着不动。然后它又轻又慢地向前爬动,先伸出一条腿,再伸出另一条腿。最后在挨近的时候它突然射出舌锋,苍蝇就无影无踪了。英国就是这种变色龙,而我就是那只苍蝇。”洛本古拉这才认识到英国殖民主义者对马塔贝莱兰王国的野心,于是在1889年2月他派两个英杜纳(大臣)到伦敦去,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申诉。罗得斯拿到拉德租让书后立即着手吞并马塔贝莱兰的工作,1889年10月29日英国政府批准给予罗得斯的南非公司以特许状,给予它以任何类型和性质的权力,包括为实行治理和维持治安所需的权力,特许状的使用地区为从莫洛波河到中非大湖的英国势力范围。罗得斯一拿到特许状便用特许状所赋予的巨大权力武装自己,1890年1月他迅速组织起到马绍纳兰去的殖民远征军。第一批远征军打着“先锋纵队”旗号于1890年6月出发,9月12日到达马绍纳人居住的汉普登山以东一座小山,将它命名为索尔兹伯里(当年英国首相的名字),并升起英国国旗,宣布占领马绍纳兰。

(三)1891年英国南非公司擅自宣布接收马绍纳兰的土地所有权,而后分给先锋纵队中每个殖民者3000英亩土地。以后殖民者在从林波波河到索尔兹伯里的沿线上建立若干据点,修筑堡垒,扩大占领地的面积,并陆续建立行政管理机构。洛本古拉向英国殖民者提出严重抗议:“我以前以为你们是来挖金子的,看来你们来这里是要从我手里夺走我的人民以至我的国家。”南非公司对此置之不理,加紧向东扩大占领土地的军事殖民活动。虽然英国的军事移民队伍在殖民早期遇到大旱的天气,但是对土地、黄金的贪婪支持着最顽固的殖民分子到1893年殖民队伍已经拥有足够的力量了,并且修建从贝拉和金伯利通往马绍纳兰两条铁路,这一切都为南非公司吞并马塔贝莱兰做好准备,罗得斯宣布:“或者以武装力征服马塔贝莱王国,或者离开这块土地。”殖民地总督詹姆森决定以武力征服,1893年8月14日拟定《志愿兵服役条件》,出最高奖赏募集志愿兵。奖赏规定:若侵占马塔贝莱成功,每人将有权在马塔贝莱兰的任何部分圈定6000英亩的农场和得到15份金矿份地;凡掠获的财物半数归英国南非公司,半数在官兵中平分。在志愿兵的阅兵式后举行的礼拜会上随军牧师西尔威斯特站在子弹箱上号召志愿部队要把哈姆的子孙全部消灭掉,1893年9月英国南非公司军队由亚当斯中校任总指挥,配备2门大炮和8挺马克沁机关枪,开始向马塔贝莱王国首都布拉瓦约进发。配合他们行动的索尔兹波里(津巴布韦殖民地首都)纵队拥有258名装备马丁尼-亨利斯步枪的志愿兵、60名苏陀土著,乘坐16辆牛车于10月2日出发。纵队拥有276头公牛(林波波河流域是采采蝇疫区,马是无法存活的)、两挺马克沁机枪、1门七磅加农炮和1门诺登飞炮(这东西是早期的多管机关炮,有点像加特林,但原理不同,中国称为诺登飞排炮)。他们随身携带大量军火和补给品,因为要深入马塔贝莱兰腹地作战。计有17.6万发子弹,1.6万Gardener弹药、100发炮弹、4000马克沁弹药、5000发诺登飞转膛炮弹药。 维多利亚纵队于10月14日离开维多利亚,他们拥有414名装备马-亨步枪的志愿兵、400名苏陀土著、22辆牛车、3挺马克沁、1门一磅的Hotchkiss、1门七磅炮。也携带着自己的军火和补给品,大约有1.8万发步枪弹、1000发Hotchkiss弹、300发七磅炮弹和未知数量的马克沁机枪弹,另外还有250把刺刀。 

(四)主力兵团由亨利.劳克率领,包括60步兵、一个224人的边境警察团(包含12名军官、212名士兵、215匹马、4挺马克沁机枪、2门七磅炮、15辆牛车、4辆马车、1辆Scotch cart、4匹骡子、240头公牛)、一个225人的南非警察团(拥有191匹马、1挺马克沁、10辆牛车),和他们共同行动的还有250名布尔人和1000博兹瓦纳土著。马塔贝莱兰军队阻击的就是这支部队,后来被国内穿得沸沸扬扬的50人4挺机枪就是这支部队,可怜1000名土著没有留下名字也就算了,剩下的709名白人也被无视了。洛本古拉将已派往远袭巴罗策兰的6000名军队及时调回,布置在京畿重地。洛本古拉采取伏击战术,但第一次在索马布拉森林的伏击因浓雾而中止,其后采取阻击战术。10月25日尚加尼河阻击战爆发,马塔贝莱兰战士向敌军的阵地发动进攻,却遭到机枪的扫射。初次见到马克沁机枪威力的马塔贝莱兰战士陷入慌乱中,600人战死,兵团被迫后退。但是他们没有被敌人的优势武力吓倒,经过重新组织后11月1日在本贝齐河畔上进行更加悲壮的阻击战,这次他们集中自己的全部军队5000名同龄军团。英国殖民军背靠本贝齐河,用牛车组成环形阵地,马塔贝莱战士从三面向殖民者阵地发动猛攻。以前面对布尔人的牛车阵时依靠战士的勇猛和灵活,马塔贝莱战士曾经屡屡攻破敌人的阵地,但是面对划时代的马克沁机枪火力时马塔贝莱战士的勇猛反而使他们遭到更大的伤亡。在机枪和大炮的火网下马塔贝莱人发动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在夕阳下宛如黑色的浪潮,浪潮不断的拍打在礁石上,变成红色的粉末。终于当阵亡人数达到2400人的时候马塔贝莱人的力量耗尽了,不得不放弃进攻。鉴于作战双方在武器和军事技术上悬过大,洛本古拉下令焚毁首都向西北撤退。 英国军队于11月3日进入正在燃烧的布拉瓦约,派福布斯率军追击。12月3日英国34名前锋部队在尼杨加齐河畔遭洛本古拉袭击,全部被歼,福布斯部队退回布拉瓦约。洛本古拉继续向西北撤退,准备重整旗鼓,收复国土。不幸在他到达莫西图利亚瀑布(维多利亚瀑布)时身染霍乱症,于1894年初去世,不久英军占领王都。1895年英国南非公司将其统治下的地区改称罗得西亚,直到1981年罗得西亚的独立运动才取得胜利,建立津巴布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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