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图馆】敦煌契约中的抵赦条文（上）
本文作者：菱形社会主义路灯
本文为史图馆专栏约稿，仅代表作者观点，与史图馆立场无关
前言
恩赦是中国古代帝王的一种特殊的政令诏书，时常带有免除私债和租税的内容，并且介入到土地买卖和人身依附等领域。这就使得恩赦在很多时候在地方受到抵制。具体在民间契约上，表现为抵赦条款。不管是“官有政法，人从私契”还是“或有恩敕赦书行不，亦不在论理之限”，都表达了对官府恩赦的拒斥，甚至以此来加强契约的担保力度。这种在民间出现的“约定俗成”，和具体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值得探讨的。
但这也是一个被众多学者研究过的问题。而且学者们的推进和探讨不可谓不深入。然而以往学者，大都从两个角度研究这一问题：一是从法制史的角度出发，将敦煌契约的抵赦条文置于整个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背景下，用法学的工具对其进行解析；二是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指出抵赦条文背后涉及的经济行为，尤其将其和唐朝中后期均田制的崩坏联系起来。这些探讨都十分有价值，笔者也从中收获良多。但是，众多研究，唯独缺乏综合以上两个视角，将抵赦条文视作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的研究。抵赦条文背后映射的官府和民间微妙的关系，仍然是一片未能充分讨论的领域。目前笔者仅见王鹏先生的《略论唐代的免债赦令与抵赦条款》对此略有涉及。笔者将努力综合手头已有的资料和研究，努力就这一问题做出力所能及的探讨。
一、抵赦条文的由来
恩赦，是中国古代帝王的一种特殊政策，具体操作是在皇帝觉得适宜的日子（比如说即位、改年号、还都等）对一些谪官、罪犯、高利贷欠贷者、迫于无奈的卖地者和因为无力偿付税粮而被迫逃亡的人等进行赦免。尽管官方记载此一政策的目的是“仁”，也就是儒家一直标榜的仁君爱民思想，僖宗乾符二年（公元 875 年）《乾符二年南郊赦》记载：“昔殷汤解网,实谓至仁；汉文措刑，永称至理。在宥乃人君之德，好生实有国之规。”[1]但恩赦更可能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巩固统治秩序。恩赦诏令可以彰显皇权，运用得当可以提高皇帝的权威。同时，因为土地兼并、高利贷和逋欠税粮，小民苦不堪言，甚至不得不因此逃亡。这就大大妨害了粮食生产，危及统治秩序。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非常有动力推行恩赦，以此来收拢人心，巩固统治。
然而，恩赦在具体的执行中，却会遇到很大阻力。如果恩赦赦免了高利贷，乃至否认了售卖人此前迫于生计而进行的土地买卖和人身买卖，那么一定会遭到债权人、买地人以及买主的强烈反对。而这些人通常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拥有可观的经济实力（至少相对于卖方具有相当的优势）。甚至不少是地方实力派。契约文书中还有一份《唐天复四年（九〇四）兵马使张骨子买地契》（见下表），说明哪怕是地方官员，有时也会卷入到抵赦当中。虽然维护私有财产这一观念在封建时代并不明确，但毕竟是人的一种本能。这些人对于恩赦的不满，直接表现在这些出现抵赦条文的契约中。“官有政法，人从私契”“或有恩敕赦书行不，亦不在论理之限”等文字，表达的是买主维护自己财产和交易的决心，甚至不惜为此违背政府的法令。
不管是在前期唐朝中央对敦煌切实管辖的时期，还是后面的归义军时代，朝廷的恩赦诏书是切实下放到敦煌的。在敦煌出土的文献当中，就有唐天宝七年（748年）唐玄宗的《册尊号赦》[2]，以及唐中和五年（885年）的《三月车架还京师大赦诏》[3]。这两份恩赦诏书，一份处于唐朝直接管辖敦煌的年代，一份处于归义军统治的年代。这充分说明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恩赦诏令的确会下达到地方。尽管出土的这些恩赦诏书并没有涉及到免除高利贷的相关条款，但是唐朝官方确实有颁发过免债恩赦。“穆宗长庆四年（824年）三月制书云：契不分明，争端斯起。况年岁寖远，案验无由，莫能辩明，只取烦弊。百姓所经台、府、州、县论理远年债负，事在三十年以前，而主保经逃亡无证据，空有契书者，一切不须为理。”[4]这些契约中的买卖双方对于官方介入的忧虑，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但是，不管是中央朝廷还是地方政府，均需要考虑到这些有实力者的意见与感受。否则，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巩固统治秩序的恩赦反而可能引起大规模的反对和社会动荡。这一点在敦煌的归义军时期尤为明显，尽管归义军名义上归顺了唐朝，但是实际上已经是地方割据的藩镇。作为一个地方政权，面对这些问题肯定更加棘手，也会更加放松。因此，到了归义军时期，也即是九世纪到十世纪，敦煌地区大量抵赦文书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1]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卷七十二《乾符二年南郊赦》。
[2]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0，第260-262页。
[3]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0，第263-267页。
[4] 窦仪等：《宋刑统》，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470页，转引自王鹏：《略论唐代的免债赦令与抵赦条款》，《长江大学学报》，2016年06期，第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