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与马，何以共天下？（三）

然而，以上种种计算，逐渐失去意义，因为西晋这艘船快沉了。

内战之后的西晋，呈现分崩离析的状态。北边山西高原，匈奴刘渊在并州起兵，自称汉王，建立政权。华北平原，羯人石勒在冀州起兵，纵横河北，攻城掠地。西北关中平原，战乱加饥荒，导致赤地千里，半数百姓流亡逃难。东部山东半岛，世族子弟王弥自称征东大将军，寇掠青、徐二州。南方长江流域中游，来自关中、蜀中的流民武装相互攻伐，叛服无常。东南长江流域下游，右将军陈敏叛乱，试图效仿孙策孙权，割据江东。

这种州州自帝、郡郡称王的混乱局面，远远超出了东海王的能力范围。原本已在左支右绌，西晋朝廷新的权力斗争又开始了，晋怀帝与东海王的矛盾公开化，新的内战又在酝酿之中。

如此背景之下，琅琊王氏开始考虑家族的退路。当时王戎已经病死，琅琊王氏的头面人物是王衍，时任尚书令、司徒（又来转任太尉，兼尚书令），地位仅低于东海王这个丞相，二人搭档，共同执政。这是西晋版本的“王与马”，以“马”为主，“王”为副。

王衍向东海王推荐弟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对两个弟弟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你们二人在外，我留守洛阳，足以构成门户的‘狡兔三窟’。”

王衍虽然在筹划退路，其实他的态度还算是积极的。他觉得，即使形势再不利，京师荆州青州三大要冲，总不会全都沦陷吧。

然而王衍的族弟们，显然比他悲观得多，他们觉得“狡兔三窟”依然不够保险，要做最坏的打算。琅琊王氏子弟闭门密谋，最后，王旷的提议获得一致通过：到江南去。

这个主意其实并不新鲜。一百年前，东汉末年的大乱世里，他们的同族伯祖，也就是琅琊王氏的奠基人王祥，就曾带着族人避难庐江，隐居了三十多年。不同之处是这次跑得更远更南，庐江在长江北岸，而他们这次打算渡江。王旷担任过丹阳太守，比较了解情况，江南虽然落后于中原，建康好歹也是孙吴旧都，天下五都之一，不算太差。

当年避难庐江，是因为王祥的继母朱氏出身庐江朱氏，父亲死了，儿子投靠母家，名正言顺。现在要到江南去，却以何理由？到了江南后，又何以立足？

顺着这个思路，他们想到，由姨表弟琅琊王司马睿（当时依然是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来做工具人，去江南任职，王导作为幕僚跟着去，站稳脚根后，其余兄弟跟着一起来。

主意既定，琅琊王氏开始运作。这种以宗室藩王为一州都督的任命，让王衍出面建议就不合适了。东海王嗜权如命，多疑狭隘，昔日心腹缪播、缪胤因为与晋怀帝走得近，翻脸就杀了，可不好让王衍触碰这个逆鳞。

琅琊王氏走的是东海王妃裴氏这条路。裴妃出身河东裴氏，河东裴氏与琅琊王氏累世交好，经常互配婚姻，两族又都出风流名士，是当时的文化顶流。其中，裴楷与王戎齐名，裴楷之子裴瓒与王戎之子王绥为至交，裴氏子弟被时人拿来与王氏子弟做类比，所谓“裴、王二族盛于魏晋之世，时人以为八裴方八王”。所以，琅琊王氏在河东裴氏面前，很能说得上话。

当然，涉及门户利益，光靠人情是不够的，必须让河东裴氏也得到好处。司马睿调去江南后，裴妃的哥哥裴盾被任命为徐州刺史，接替司马睿，主持徐州军政。裴妃的另一个兄弟裴邵，则被司马睿任命为长史，一起去了江南——琅琊王氏在找退路，河东裴氏同样也需要找退路呀。

渡江，是司马睿命运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倘若留在江北，别说当皇帝，他很可能会跟许多同族一样，被杀死在荒效野外，尸骨无存。司马睿终生都很感激裴妃，永嘉之乱中，东海王一门灭绝，裴妃被贩卖为奴，司马睿派人救出裴妃，多次亲临宅邸，将儿子司马冲过继到东海王名下，兴灭国、继绝祀。

琅琊王氏的恩情更在裴妃之上，可以说，司马睿的命运剧本就是由琅琊王氏一手策划、一手实施的。这种无法回报的恩情，足以让琅琊王殿下心头一热，感激涕零；也足以让中宗晋元帝如芒在背，心中莫名充满愤怒。

在琅琊王氏这边，他们的初心当然不是培养出一个皇帝，纯粹只是为了避祸，就如当年王祥一样，到江南躲几年，等局势稳定了，就返回琅琊。

当时谁也想不到，这次分别，竟是永诀。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七月，晋怀帝下诏，任命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守建康。九月，司马睿到达建康，王导以安东将军司马的身份，一同前往。

渡江的决定，究竟正确不正确？王导心中其实并不笃定，于是他找当时著名的术士郭璞算了一卦，得到的结果是：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

秦淮河水当然不会断绝，王氏此行，吉，无不利！

接下来数年间，王棱、王舒、王含、王廙、王彬诸兄弟，拖家携口数百人，陆陆续续搬迁到建康，住进了著名的乌衣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