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会从故事创作理论转向精分
我借新版哪吒说一下我的故事创作为什么要转向精分意识形态批判，就是我以前看麦基那一套编剧书，里面言之凿凿地说故事创作令人感动的原则性规定，这些原则有什么问题呢？
我举两个例子：（1）哪吒是“坏小孩”吗？就是冻鸭既没有坏小孩也没有坏女人，哪吒连坏不算，就是个捣蛋鬼，而且捣蛋的目的是为了让社会秩序认同他。（2）敖兴为什么要去强迫自己认同龙族的在bureaucracy 升迁的愿望——编剧这里搞什么友情和家族之间的对立，但问题是，为什么一个被豢养的孩子（敖兴），会先验地对友情这个价值有着家族愿望同样的地位？
如果我们想想现实中的做题家的情况，他们从小到大在应试和家长的“哼哼教导”下，表现出的都是要踩头在bureaucracy里往上爬的愿望，友情也不过是一种利用交换的手段而已。只有说在这个晋升途径里面失败了，他们才回溯性地搞出一个“友情”或者“亲情”之类的感情救赎存在，用大白话就是卷不动了，要回老家了。
所以敖兴这个角色如果真的要符合麦基的那种合理性的话，就应该是那种做题家的姿态，而不是说仿佛是日本jump系里的那种和主角友情藕断丝连惺惺相惜的典型青年反派打手的姿态。
然而哪吒这里对主角和配角为什么能这么干（注意我这里用的时能而不是要），不就是对中惨阶级的意识形态缝合术，将做题家踩不了头的痛苦缝合成对另一种超越性的友情的“崇拜”（jump系特色的热血意识形态）。
所以整个故事创作理论框架，特别是好莱坞的那套东西，都避而不谈文化批评或者意识形态——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故事框架最终就是要靠这些东西来缝合的，而不是靠他们那套故事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