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祸图》与威廉二世的远东战略

第一作者：ναύτης βίαιο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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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祸论（Yellow Peril）是成型于19世纪末的极端民族主义理论，一般认为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俄国人巴枯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在其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最早出现。而在19世纪80-90年代的德国，学术界同样盛行一种以“泛土兰主义”为主的种族划分学说，一些宣传“黄祸”论调的泛土兰主义作品如德国语言学家斯皮尔曼（Christian Spielmann）的《新的蒙古人风暴》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然而德国的黄祸论正式风靡欧洲，并成为一种政治武器的标志是1895年夏天，《黄祸图》的横空出世。经过三次王朝战争，德国在1871年完成统一，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身为新兴资本主义列强的德国迫切地想要在东亚最大的蛋糕——中国身上瓜分一块殖民地。而中日甲午海战的爆发无疑使得原本较为平静的东亚局势发生了剧烈动荡，自1894年7月25日丰岛战争爆发，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不仅是亚洲两个后起之秀间的战争，更左右着日后的东亚局势和未来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及政策走向。自1894年11月起，德国海军就一直在胶州湾附近海域巡视，企图强占胶州湾。随着甲午海战的发展，清政府的战败已成定局，中日之间的谈判开始后，李鸿章为争取一个较为宽松的战后条约，选择向德国求助，这给了威廉二世一个介入东亚的理由。此后，德、法、俄三国达成同盟，迫使日本放弃了《马关条约》中获得的对辽东半岛的控制权。

然而彼时的中日尚不知东亚的上空已然悬起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1895年的4月，威廉二世就向他的表弟沙皇尼古拉二世寄去了有关“黄祸论”的信函，信中写道：“我一定要竭尽全力保持欧洲的平静，并且保护俄国的后方，以便没有人会妨碍你在远东的行动。”[1]显然，威廉二世希望俄国作为西欧与亚洲之间的缓冲屏障，并鼓励俄国对远东发起行动，并暗示自己会先观望按兵不动。在这之后，威廉二世又说道：“教化亚洲大陆，并捍卫欧洲，使他不被庞大的黄种人入侵，显然是俄国未来的伟大任务。”[2]因此，鼓励俄国首当其冲对东亚实施行动并使其作为检验日本实力的试金石，这就是威廉二世的计划，而使俄国信服并采取行动的理由就是通过甲午海战宣传日本乃至亚洲的威胁，并在俄国的身上冠以欧洲民族“教化世界以文明”的天职。7月10日，威廉二世又在信中写道：“你也已如此迅速地了解到俄国在教化亚洲、在捍卫十字架和古老的基督教欧洲文化以抵抗蒙古人和佛教的入侵当中的伟大前途。”[3]可见，在威廉二世所构建的“黄祸论”中，并不是通过污名化黄种人的习性和外表。而是立足于东西文化上的不同，构建东西之间必然的对立，即基督教与佛教，蒙古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而在言语中，威廉二世并没有否定亚洲被教化的可能，这可能是以模糊的语言诱引俄国对东亚采取行动。

因而，在1895年的夏天，威廉二世绘制了一幅草图，并将其交给卡塞尔美术学院的德国画家赫曼·科纳科夫斯（Hermann Knackfus）完成，最终形成了那幅著名的《黄祸图》。通过图片不难看出威廉二世的用意是试图联手所有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掀起对亚洲的瓜分狂潮。戴奥西（A.Diosy）在《新远东》一书中对《黄祸图》有着极为详细的描写：

“在一个高耸的断崖的顶上，站立着一个天使长，可能是米迦勒，他是那个德国米迦勒——这是条顿民族的象征，像约翰牛是英国人的象征一样——的同名者和保护者；德国米迦勒，正如德皇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所宣布的，已经把他的盾牌牢牢地竖立在中国的土地上。”[4]

在米迦勒的左边则是代表着西欧各国的女性形象，高大而健美的德国热心地倾听着天使长所发出的武装起来的召唤。俄国穿着西徐亚（Scythia）的鳞甲依附在德国的肩上，在他们的右边是手持长矛的法国，正怒目圆睁地盯着米迦勒背后的远方。在他们的左边是胸甲上纹有双头鹰的奥地利，她正紧紧握住英国的手腕，在英国的旁边站着一位身穿罗马式胸甲的人，腰间别着一把配剑，同样看向远方，在画的最角落还有一个人，对于她的身份并没有定论，有人说是西班牙，有人说是葡萄牙。而在他们的头顶是一个巨型的十字架，十字架的形象仿佛象征着他们的正义和与之相对的“黄祸”的邪恶和危险。而顺着米迦勒手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尊巨大的佛像，正骑着一头龙在一座正在燃烧中的火焰中升起。而“黄祸”的外表并不凶猛，相貌温和，让人想到惹人喜爱的地藏菩萨。

在《黄祸图》的正下方写有威廉二世的呼吁：“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护你们的神圣财产。”同时附有德皇威廉二世的签名，在画作的左下角写有这幅画的作者“科纳科夫斯根据德皇和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殿下的草图绘于1895年。”[5]

然而，即使对于形象的选择对于威廉二世的计划来说并不完美，但这并没有影响到《黄祸图》的传播，该画在出版后被大肆推广，威廉二世将它贴到了德国开往东亚的轮船上，还送给本国的俾斯麦等国务活动家，以及欧洲各国的王公和国家首脑。[6]可见，威廉二世对这幅《黄祸图》极为满意，无论画作内容，还是他将它大肆使用的表现来看，都符合德国对于远东战略的需要，即“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列强，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介入东亚局势，并分一杯羹。”

威廉二世与尼古拉二世的信件往来并未止步于此，1898年的1月，威廉二世又向尼古拉二世赠送了一幅画，威廉二世在信中详细介绍了这幅画的内涵，威廉二世称：“这幅画表现了俄国和德国为在东方传布真理和光明的福音而充当黄海上的哨兵的象征性形象。”[7]通过这种方式，威廉二世试图向尼古拉二世证明“黄祸论”的危害和亚洲的威胁之大，并且希望俄国作为代表欧洲与黄种人文明对抗的排头兵，将俄国视为欧洲的亚洲的先锋及保护者的身份也可以正中俄国下怀。对于德国而言，进入东亚的阻碍来自于两方，一是东亚国家对其殖民入侵的反抗，二是竞争对手老牌资本主义列强对于东亚殖民地既有的控制，使得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列强的德国难以进驻已经有“先来者”的地区。而俄国在亚洲有大片国土，俄国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其扩张的态势必然会直接与中日两国有直接的冲突。同时，俄国又是德国与亚洲之间的天然屏障，无论威廉二世本人是否就信奉他所构建的“黄祸论”，教唆俄国与远东的黄种文明发生冲突对德国都是有益的。

为继续推进他的远东战略，威廉二世在1903、1904年间三次致信尼古拉二世，他声称：“日本人一定会唤起中国人的希望，并煽动他们对白种人的普遍仇恨。”“二千万至三千万受过训练的中国人，由六个日本师团加以协助，由优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军官指挥。”威廉二世继续炮制他所规划的“黄祸”形象，试图证明甲午战争后，日本在中国已有相当的影响力，并试图援引中国内部学日思潮来向俄国证明中日联合乃至东亚崛起的可能性，并指出其中最直接的威胁就是日本运用其优秀的军事实力武装中国，并借助中国庞大的人口进行扩张。俨然是希望利用俄国对新兴的东亚强国日本进行打击，并借以削弱俄国的实力。然而，在口吻上，威廉二世以煽动性的文字迎合着俄国的扩展战略说：“俄国对于这样的海港所在地的一条狭长的海岸地带应当拥有权利。”“朝鲜必须是而且即将成为俄国的。”[8]而这样的话语正顺应了俄国对于不冻港的渴求，由此可见威廉二世实则是将俄国看作其在远东扩张战略的枪手。同时，将俄国的注意力转移至远东，并放松在其西部边境的注意力，对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扩张是有益的。德国前驻日外交官巴兰德（Max August Brandt）说：“必须设法把俄国束缚在东亚事务上，使他较少的过问欧洲和欧洲大陆的事务。必须使俄国利用正教教会和莫斯科区的权势，作为基督教正教和十字架的先锋战士，作为文明的壁垒，站在反对由于日本而动员起来的中国袭击的严重危险的前面去。”[9]

此后不久，日俄战争中俄国的战败给了威廉二世更多可以言说的理由，他所构建出的“黄祸”逐渐成为有威胁的现实似乎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安，而是非常满意，因为这可以使得俄国更加忙碌于东亚事务上。他在1905年寄于尼古拉二世的信件中表示：“《黄祸图》真在成为真实。”同时，威廉二世也没有放弃在日俄战争的结果上火上浇油，在信件中，威廉二世这样向尼古拉二世施压：“如果你们愿意作欧洲人，你们就必须保护欧洲反对黄祸，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是亚洲人，那你们就必须同黄种人联合起来。”[10]

从《黄祸图》可以看出，德皇是企图联合所有西方列强共同对抗黄种文明，以给德国一个介入远东局势并分一杯羹的机会，因此，他的游说也不会止步于尼古拉二世一人。随着1902年1月在伦敦达成的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威廉二世试图联合英国的计划破产，英日之间为维护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利益所达成的同盟，目的旨在反抗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这也就意味着，英日站在了德俄的对立面。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便确立了其扩张政策，试图在东亚局势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大陆政策”便是希望在东亚海岸上树立一道屏障并控制屏障内部的领土。”而俄国此时正积极推行着他的“黄俄罗斯计划”，旨在将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划入俄国境内。同时英俄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自1861年马岛事件开始，俄国在远东的扩张态势一直被英国所压制，使着俄国始终难以控制日本和中国沿海。这样的利益冲突使得英日走向同盟，在英国“投奔”日本的同时，威廉二世向英国政府提出的自己的批评，他认为这有违了自己在《黄祸图》上所宣传的“欧洲各民族啊，联合起来保护你们的神圣财产”的倡议。

在此之后，威廉二世世将目光投向了本不存在于《黄祸图》上的美国，戴奥西认为这是因为《黄祸图》创作时，美国还披着“门罗主义”的长袍。[11]二十世纪初的东亚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十九世纪末由英、法、俄主导的东亚局势已经转变为英、美、日相抗衡的局面。而美日两国之间东亚政策的根本矛盾使得威廉二世将美国看作其在东亚扩张的“新宠”。美国在1899年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旨在打开中国的门户，并保证各列强的利益均等，其主要原则便是“机会均等”，在目的上，“门户开放”更倾向于打开中国的商品贸易可能，将中国变为美国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获取尽可能多的经济权益。而日本的“大陆政策”则旨在吞并朝鲜，并最终占领中国，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殖民帝国，并最终成为世界强国，该政策的核心在于控制东亚的殖民地，野心十足，并不满足于已有的经济权益。这样的政策矛盾看似使得美国成为了德俄的天然盟友，然而美国对威廉二世的游说却并不感兴趣。

在1906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加速了其在东亚的扩张，并撕毁了日俄战争时期和美国达成的合作。日俄战争时期，美国在外交上对日本表示支持，并予以经济帮助，希望在战后借助东亚既有的强国日本扩大自身在亚洲的势力范围。日本也接受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原本期望与日本共同控制东亚的美国万万没想到，日本对“门户开放”的接受只是利用美国在战时的支持。“战后，日本拒绝对美国资本开放南满市场，由此导致双方矛盾迅速激化，两国遂在亚太地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12]

在1906年－1907年间，美日关系迅速恶化，美国派出海军舰队向世界展示其实力的同时，威廉二世也趁此机会拉拢美国：“你们的总统对于黄种人进攻白种人是怎样想的呢？现在日本人正在准备进攻胶州，美国很能阻止他这样做。”[13]此时的德国企图拉拢与其有着共同利益取向的美国对日本进行打击，在面对不同国家时，威廉二世所采取的话术也不同，在诱引俄国时，威廉二世将俄国标榜为基督教文明在亚洲的先锋，而在蛊惑美国时，则是通过一系列不真实的信息试图使美国对日本的担忧成为现实。威廉二世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relt）传递种种不实的讯息。诸如有一万名日本兵隐藏在墨西哥，打算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方面进攻巴拿马运河，而日本背后的主谋是英国：“英国是白种人的叛逆者”，德国必将在最近期间对英国诉诸武力，还说美国人在一两年内肯定会对日本作战，德国对美国正在作的必要准备感到高兴等等。然而罗斯福“对威廉二世的不稳定性深感震惊”，“对皇帝的心境和意图”表示“严重忧虑”，担心这些谈话的内容如果发表出来，“就会惹起一场国际性的风暴”。[14]可见，此时的威廉二世企图扩大美日矛盾，并将日本的新盟友——英国划归到白种人的对立面，这使得《黄祸图》上“踌躇不决”的英国形象变得讽刺起来。

十九世纪末所形成的“黄祸论”成为了德皇威廉二世手中的权杖，为达成他介入亚洲，并划取势力范围的远东战略而幻化做不同的语言话术，通过个人身份的外交影响力在国际上鼓动各国联合对亚洲进行殖民划分。威廉二世对“黄祸论”的使用看似熟练，实际上只是利用了西方文化的忧患意识，即对内部的衰落语调——风靡一时的“拉丁民族衰落论”和对于外部的灾祸预言——“黄祸论”。两种论调在威廉二世的手中杂糅在一起被当作其远东战略的武器。

[1] 《德皇威廉二世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书信》，载吕浦、张振鹍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12页。

[2]  《德皇威廉二世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书信》，载吕浦、张振鹍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13页。

[3]  《德皇威廉二世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书信》，载吕浦、张振鹍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14页。

[4] 吕浦、张振鹍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35页。

[5] 吕浦、张振鹍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39页

[6] 罗福惠：《非常的东西文化碰撞：近代中国人对“黄祸论”及人种学的回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页。

[7] 《德皇威廉二世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书信》，载吕浦、张振鹍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15页。

[8] 《德皇威廉二世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书信》，载吕浦、张振鹍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18-120页。

[9] 《世界政策》第2318号，转引自海因茨·哥尔维策尔：《黄祸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25页。

[10] 德皇威廉二世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书信》，载吕浦、张振鹍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11] 吕浦、张振鹍等编译：《“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39页。

[12] 陈光辉：《美日竞争与亚太海权格局的演进（1906-1945）》，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历史系，2019年，第20页。

[13] 海因茨·哥尔维策尔：《黄祸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30页。

[14] 罗福惠：《非常的东西文化碰撞：近代中国人对“黄祸论”及人种学的回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