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的“少年强”到今日中国——答案年终秀讲稿
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傅正，是一个传说中只有23岁的B站青年UP主。前几天我在准备讲稿的时候，收到一条后台私信：老师，快更新吧，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休息。今天中国国力蒸蒸日上，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大家反而对近代史更感兴趣了，大家都想知道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为什么会在百年前受尽屈辱，又是怎么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迎来新的发展时期，这中间经历了何种艰辛历程？
今年“答案”年终秀的主题是“新青年·新精神”。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也想聊聊，一百年前的80后、90后、00后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为什么一百年前会诞生一大批新青年，他们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开始发愤图强，拯救民族。是什么样的时代力量造就了他们？
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题目是《从梁启超的“少年强”到今日中国》。为什么要从梁启超开始说？因为他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青年导师之一。
1900年初，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写下了名篇《少年中国说》，并给自己取笔名“少年中国之少年”。两年以后，1902年大年初一那天，梁启超正式出版了给近代中国影响力非常之大的《新民丛报》。“新民丛报”的名字，来自于朱熹《大学章句》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从这第一期《新民丛报》开始，梁启超又给自己取笔名“中国之新民”，并连载了名篇《新民说》，唤醒了整整一代中国青年。
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在遭受空前的民族危机。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第二年，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不平等条约。
因此《新民说》一开篇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类从诞生至今，曾经出现过的民族何止千千万万，但在今天世界地图上能够占据一块颜色的民族也就百十个而已，这百十个民族之中，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影响人类历史方向的民族，也就四五个而已。
梁启超接着发出了这样的大哉问：同戴一片蓝天，同履一方大地，同样都是方趾圆颅，为什么有的兴盛，有的衰败，有的强大，有的弱小？是地理原因造成的吗？但同样都在地中海沿岸，为什么古代罗马与现在的意大利判若云泥呢？是英雄人物造成的吗？为什么今天的马其顿再也出不了一个亚历山大，今天的蒙古再也出不了一个成吉思汗呢？
梁启超的回答是，兴衰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而国民的未来和希望，在于青年。[1]
我不知道他得出这番结论的时候，有没有预见到，中国大地上的巨大变革将培养一代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青年人。而他梁启超本人也就在这场变革中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青年导师之一。
1901年1月29日，还在流亡途中的清朝最高统治者痛下决心变法了。在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达的诏书中这样说道：“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慈禧太后为了显示本次变法不同于两年半以前被自己亲手扼杀的百日维新，还特别在诏书中强调：“康逆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今则“一意振兴，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2]
说得挺容易，但真正做起来却没那么容易。变法千头万绪，应该从哪里入手呢？培养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怎么培养人才？从改革科举制入手。
8月29日，朝廷下谕旨正式废除八股取士，而改考策论。具体是将乡试、会试分为三场。头一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考西洋政治、自然科学五道题，第三场考“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3]
莘莘学子突然发现自己原先费尽力气学习的东西突然没有什么用了，考试居然要考全新的东西，该怎么复习？
第一场“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礼部尚且划定了考试范围：按照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出题。但第二场西洋政治、自然科学呢？礼部在奏折中就讲得很有意思了，大概是说，那些平时就关心时事政治、博通中外的人士，当然没有问题啦，对于那些风气未开的边远省份，应该先出一些比较简单浅显的题，等到将来风气渐开之后，再慢慢加强深度。[4]
这不是一番废话吗？其实礼部官员自己都不懂西洋政治、自然科学，能不把各省考官、考生弄得一头雾水吗？
现在我们有很多西方学者的译著，也有介绍西方的书，要自学西方政治、自然科学并不难。但在当时，为数不多的翻译著作主要集中在军事类、医学类和工业技术类，极少有人去翻译和介绍西方政治制度、自然科学。没书可用，怎么办？
抄报纸、杂志啊。那几乎是当时人了解西方社会的唯一渠道。用近代著名报纸媒体人汪康年的话说，“所谓实务策论，主试者以报纸为蓝本，而命题不外乎是。应试者以报纸为兔园册子，而服习不外乎是”。[5]命题人自己不懂各国政治、艺学，只好从报纸上抄；考生也不懂这些，只好从报纸上学。
现实的需要，一下子促成了中国近代报刊媒体的繁荣，有学者就指出，“1902—1905年间，是国人办报的另一个高潮期，也是政论报刊市场又一繁荣时期。”[6]这么多报纸一口气如雨后春笋办出现，但它们当中有多少是真正具有专业记者进行独立新闻报道的呢？其实很少很少。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滑稽的现象，考官抄报纸出题，考试抄报纸备考，内地的报纸抄沿海的报纸，沿海的报纸抄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新民丛报》又在处处模仿日本人的《太阳》杂志。
清政府一方面斥责康有为、梁启超是乱党，另一方面，却不自觉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全中国的青年读书人都去学梁启超。用李剑农先生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的话说，辛丑年废除八股、改用策论，“一班应考的秀才童生骤然失了向来的揣摩工具，《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变成了他们的小题文府三山合稿了”，“千千万万的“士君子”，从前骂康梁为离经叛道的，至此却不知不觉都受梁的笔锋驱策作他的学舌鹦鹉。”[7]
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这里，梁启超受清政府的通缉，不得不逃亡日本，却又是清政府把他树立成了全国青年的偶像。这个讽刺的现象背后，是现代大众传媒的兴起，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全新的力量。
据学者统计，1906年中国有报刊113种，1910年为136种，1911年就突然上升到了209种。[8]可以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新式现代大众媒介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的形态。
举个例子，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武昌起义之所以成功，得益于四川保路运动，而保路运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报刊媒体作为基本动员渠道的。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6月26日，《保路同志会报告》创刊，号召四川各界联合起来，“破约保路”，一开始就每日发行上万张，从第13号增加到每日发行一万五千张，运动高潮时，甚至能达到每日发行五、六万张。[9]
大家想想，当时社会的识字率才多少？一份成都地区的报纸居然能达到每日五、六万张，可以说相当惊人了。除了《保路同志会报告》以外，还有《西顾报》、《蜀报》、《启智画报》等一系列报纸在宣传保路运动。
针对当时国人识字率很低的实际情况，四川保路同志会专门派人拿着报纸四处演讲。[10]成都茶馆林立，这时大家聚在一起喝茶，不听戏、不听说书了，听人演讲《保路同志会报告》。据说资州某小茶馆的掌柜，经营生意时，听人拿着报纸宣讲保路运动情况，听到动情处，不禁“捶胸顿足，号哭而去”，回家以后推掉婚约，倾尽家产，统统把钱捐给了保路运动。[11]
以至于成都人早上见面，相互问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询问对方，读了今天报纸没，了解川汉铁路的最新进展吗？对方回答：“读，惟每读令人欲哭耳。”[12]
保路运动如此，1919年的五四运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媒介技术革命改变了知识传播的载体，也改变了知识的形态。对于中国传统读书人而言，经学是最高的学问，解释经典、笺注经文是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式。但新式报刊媒体发达之后，报纸上的政论、学论，越来越受到关注。经文笺注越来越边缘化，议论文写作越来越重要的知识形态。
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正是中国第一代通过报刊媒体成名的学者。他们的读者，那些上上个世纪的80后、90后，比如新文化运动的骨干鲁迅、钱玄同、周作人、胡适，比如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都是在新兴现代大众传媒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青年。
媒介技术革命的出现成就了梁启超这样的青年导师，也成就了一大批新青年，为昏暗混乱中国探索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应当承认，100年前的80后、90后、00后有超越时代的伟大之处，也时代留给他们的局限。这些局限在哪儿呢？
1905年，清王朝废除了延续一千二百年的科举制，全盘引入西方学堂教育和西方学术分科体制。设立了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设立了国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现代学科门类。
问题是当时哪有那么多师资，有多少人能教得了数学、物理、化学呢？上海当然不成问题，但苏南农村呢？旧式私塾能够把教育普及到最基层的农村，但新式学堂却只能局限在城市里面。
毛主席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说，“农民反对‘洋学堂’”，“农民宁欢迎私塾，不欢迎学校，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13]这些新式现代教育和新式现代媒体熏染出来的新青年，不是与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根基更近了，而是更远了。
与科举停废相适应的是，海外留学生，尤以留日学生数量激增。按照南开大学李喜所教授的统计，1904年留日学生约为2400人，至1905年则到了8000人，1906年更是猛增到12000人。[14]
这些留日学生大多进入了法政速成学校，以希望通过迅速掌握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来变革中国的体制。他们把自己称为“中等社会”，既不同于由达官显贵构成的上等社会，也不同于由贩夫走卒组成的下等社会。用他们的话说，自己的职责是“提契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15]
中等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成为了立宪派，其中如杨度等人甚至参加宪政编查馆，参与到了清末预备立宪的工作当中去。当时也有一些人担心让这些初出茅庐的留日法政速成学校学生介入国家体制的根本改革，会造成不可收拾的效果。
比如有个叫作赵炳麟的御史就上奏朝廷，反对将宪政编查馆的重责交给十几名留日学生。用赵炳麟的话说，“此等留学生原无学问根底”，既不懂中国数千年的官制沿革和中国社会的人情世故，又对西方政治体制的了解又十分片面，把国家变法的重任交给他们，岂不要坏事？[16]
除了立宪派以外，其他一部分人走上了宣布革命的道路。其实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他们都是清王朝现行体制的反对者。1911年，清政府出台皇族内阁，这两部分人又重新合流，共同构成了推翻清朝统治的力量。
因此，陈旭麓先生把辛亥革命称为“中等社会的革命”。[17]其实从这里，你就能理解鲁迅《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就能明白辛亥革命的根本缺陷在哪里。革命的主要力量向往现代社会，却远离中国的基层。
受现代报纸媒体和新式学堂影响的新青年、新式知识分子，具备之前人没有的现代意识，他们向往西方文明，希望用西方文明改造中国。这是他们的优势和长处，也是他们的短处。他们的现代意识与古老中国的社会基础就像油和水的关系，油浮在上面，水沉在下面，泾渭分明，判然有别。
从这个角度来讲，青年导师梁启超指出，20世纪的世界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号召新式知识分子应该着力培养新国民，确实发人深省。然而说起来容易，但实践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
这个现象直到二三十年以后，才发生了一些改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陕北的抗日军政大学从第2期开始向全国各地招收知识青年609人，到了1938年，抗大第4期5562名学员中，来自全国各省市的知识青年达到了4655人。[18]
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这样回忆当年全国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盛况：“几乎每天都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涌到陕北公学来，几天就可以编起一个队。”[19]这些人后来成为了我党历史上的“三八干部”。一方面，他们使全党的素质提升了一个台阶，另一方面，军事斗争和生产实践，又不断教育了这些出身优渥的知识青年，让他们能够真正做到与劳动群众相结合。
中等社会的革命由此才真正完成了向人民革命的转变。
一百多年过去了，新一代的80后、90后已经登上了社会舞台，00后也开始崭露头角。我们对比上一代的80后、90后、00后，与这一代的80后、90后、00后，会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
第一，两个时代的80后、90后、00后都处于历史的转折当中。区别在于今天的中华民族早已渡过最危险的时刻，我们不用再担心民族危亡了。但是今天的世界仍然不太平，逆全球化的浪潮此起彼伏。我们要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思考中国将要在这个世界中发挥什么新的作用。
第二，与上个世纪的80后、90后、00后一样，这一代的新青年同样成长于媒介技术革命的时代。我想，新青年之所以“新”，在于他们比上一代更了解外面的世界。区别在于，这次了解世界的新渠道新媒介不是报纸、杂志，而是网络社区和自媒体平台。
我读中学时，也就是20世纪与21世纪交界的几年，网吧悄然流行起来，我们开始接触BBS和其他社交平台。读大学时，网络购物平台开始流行。读硕士时，智能手机开始流行。等到读博士时，自媒体平台开始蓬勃涌现。
所有这些东西真正改变了信息的交流方式，改变了知识的传播方式。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自媒体平台的up主第一时间了解到西方国家社会最普通群众的社会生活、了解到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氛围。因此我们发现，原来中国人并不丑陋，发现“中日夏令营的较量”、“德国下水道的油纸包”、“普通犹太人一年能读上百本书”等等西方神话，原来都是虚假的。
可以这么说，报刊媒体的普及和新式学堂教育的出现，让一个世纪前的新青年有条件“睁眼看世界”，有条件充分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不仅在于坚船利炮，更在于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和社会风尚，报刊媒体的出现为这一切提供了物质基础。
今天新的网络自媒体革命，则让现在的新青年有能力除去西方社会的神圣光环，有条件以更全面的方式了解西方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这种了解的过程，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
总之，一个世纪前的新青年开始仰望西方，今天的新青年则逐渐学会了平视西方。一个世纪前的新青年极力想要摆脱古老中国对于他们的羁绊，处处展现出自己是现代人、文明人的样子。今天新青年的任务则是摆脱固定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羁绊，开辟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并对人类文明做出独特的贡献。
从丢掉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开始仰视原来被我们视为蛮夷的西方，到丢掉对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迷信，开始思考中国对于世界的独特贡献。两代新青年都在破除迷信，都在经历思想解放运动。正是这种思想解放，才让青年们展现出了不同于父辈的特别的朝气。
我相信，正是这种朝气，让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始终保持青春的活力。“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参见中国之新民：《新民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1期，第1页（文页）。
[2]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下诏变法》，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页。
[3]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谕以策论试士禁用八股文程式》，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页。
[4] 《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节录），《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3页。
[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479页。
[6] 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9页。
[7]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98页。
[8] 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9] 匡珊吉：《保路同志会报告》，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03页。
[10] 参见《关于演讲之要闻》，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688页。
[11] 《资州小茶馆主人读<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后退婚以款报效国家》，《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第693页。
[12]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的宣传作用》，《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册，第692页。
[13]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40页。
[14] 李喜所：《辛亥革命前的留日学生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湖北武汉，1981年10月，第607—608页。
[15] 湖南之湖南人：《新湖南》，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615页。
[16] 参见《御史赵炳麟奏新编官制权归内阁流弊太多折》，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汇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43—444页。
[17] 参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5—276页。
[18] 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29—30页。
[19]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