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真战役：南明军阀内斗第一战

在清朝所修的明史中，黄得功的传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会总兵黄蜚过扬州，得功素与蜚善，因率三百骑迎之，至土桥，方缓带蓐食，高杰猝袭之，箭集如雨，得功突围得出，三百骑俱没。杰又袭仪真，不克而退”黄蜚这个人咱们在之前说江南抗清斗争的时候提到过，此人是明军水师都督，部下官兵有二万之众，北廷崩溃时南下。

因为黄蜚也姓黄，所以他和黄得功之间的关系很不错，所以黄得功亲率300名骑兵去迎接他，结果在土桥就遭到了高杰部的袭击，黄得功本人力战脱险，而他的300名手下则无一人幸免。高杰在袭击了黄得功之后，又攻打了黄得功部的驻扎地仪真（今江苏仪征）黄得功部官兵将来犯之兵全歼，高杰未能攻下仪真。按照《明史纪事本末》的说法，这场伏击事件发生在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九月份。

如果从此事的本身来讲，这就是一出闹剧。高杰居然主动攻击同为南明王朝政府军的黄得功，而且很明显是准备下死手，他的计划肯定是这样的：先在土桥伏击杀死黄得功本人，然后令人带领1000名精兵突袭仪真，直接吞并黄得功部的人马以及地盘。当这1000多名高部官兵到达仪真城下时，黄得功部守将总兵邱钺、马岱二人命令手下人吃饱休息好，然后派出少量人马在城外布置了一个假的大营，遍插炬火，高部官兵见此不敢进攻，只敢集中火力射击城外的假营寨，各种火器弹药如同不要钱一般一直打到半夜，士兵们这才发现自己的弹药已经用完了。城内的邱、马二人趁此机会冲杀出来，将1000多名高杰部官兵尽数杀死在城外。

而土桥伏击战虽然成功击杀了黄得功的300名骑兵，但黄得功本人却靠着个人强悍的武力一口气连杀10人，然后潇洒地突围而去“有枭健十七骑舞槊直前，得功大呼反斗，夺其槊，人马披靡，发腰间所余七矢，殪七人，矢尽，挥长刀，复殪其三，跳入颓垣中，哮声如雷，追者不敢逼”黄得功返回仪真，邱、马二将向主将汇报了昨晚的战事，黄得功于是更加愤怒。

所以兴平伯高杰在这出闹剧中得到了啥呢？第一，伏击友军搞臭了自己的名声，虽然本来也没好到哪去；第二，自己损兵折将，攻打仪真的部队被对面杀得一个不剩，这么算他的损失反而比黄得功多，黄得功部阵亡了300人，他足足损失了1000人；第三，把黄得功本人惹毛了，险些给自己的妻儿招来了杀身之祸。黄得功返回仪真之后立刻向南京朝廷上书，要求亲自带兵讨伐高杰，朝廷当然不可能答应他的要求，于是史可法出来调节二人的矛盾，要求高杰赔偿战马，此时黄得功母亲也病死了，于是史可法又要求高杰给黄得功白银1000两办理丧事，这才把愤怒的黄得功暂时按下去。

当初，高杰部因为入城问题和扬州市民发生了激烈冲突“有旨杰住扬州，而杰兵凶暴尤甚，扬人恶之，闭城登陴，坚不肯纳”而扬州市民一出城就被高部官兵杀死。史可法过来安抚高杰部官兵和愤怒的扬州市民，将高杰部调往瓜州，后来史可法又说服扬州市民，将高杰部官兵以及高杰本人的家眷安排在扬州城内。到1645年年初，高杰本人在睢州之变中被叛将许定国杀死，黄得功就想趁机攻打扬州杀高杰全家为土桥事件出气，同时将扬州占为己有，史可法只能又站出来当和事佬，明军这才没有再次内讧。时人唱歌谣讥讽道“谁唤翻山鹞子（高杰外号）来，闯仔（黄得功外号黄闯子）不和谐，平地起刀兵，夫人（高杰妻子邢夫人）来压寨，亏杀老媒婆（史可法），走江又走淮，俺皇爷（弘光皇帝）醉烧酒全不睬”。

在江北四镇之中，刘泽清贪图富贵，刘良佐早生异心，差点人脑子打出狗脑子的黄、高对弘光朝廷反倒是异常忠诚，后来卫主殉身的黄得功自不必说，高杰部官军更是督师大学士史可法所看中的北伐主力，高杰本人在徐州面对早已暗中投降清朝的陈洪范的招降嘲讽道“彼欲得河南耶？请以北京与我易之！”你大清国想要河南是吗？那就拿京城和我换吧，由此可见其本人对清朝之态度。

结果本该携手互助，共为朝廷柱石的两员大将却斗出如此丑态：高杰为争夺地盘主动对与其毫无冤仇的黄得功痛下杀手，还派精兵突袭其驻地，然后二部兵马在自相残杀之中白白送掉了上千人的性命，而黄得功在高杰意外身亡之后不顾大局居然还想攻打扬州杀光高杰的家眷出气。

而在对军队的问题上，有督师之责的大学士史可法也是昏招频频。高杰死于睢州之变后，高杰的妻子邢氏担心儿子高元熙幼小，于是提出让高元熙拜史可法为义父，被史可法拒绝了。有人说这是因为史可法有“阶级偏见”嫌弃高杰部原为流贼出身，但恐怕不是这样。高杰死后，黄得功以及二刘都准备瓜分他的部众，黄得功甚至还想攻打扬州将其据为己有，史可法如果此时当了高元熙的义父，那就相当于是抢在三镇之前将高杰余部收入麾下，所以他大概不愿意（也可能是不敢）因为虎口夺食成为众矢之的。而且高杰死后，史可法失魂落魄地从河南逃回扬州，大概也没有心思搞什么“阶级偏见”以及“门户之争”。

史可法有督师之责，高杰遇害之后居然失魂落魄地河南一直跑回扬州，高杰部明军这把护国之剑剑柄已经递到了他的手上他居然一把推开，足见此人难当大任。高杰、黄得功为大将，却为了一己之私自相残杀，二刘更是不堪大用，刘泽清在淮安大兴土木穷奢极欲，刘良佐的弟弟刘良臣早在崇祯四年就在大凌河战役中投靠了清廷，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战而降。由此可见弘光朝廷赖以立国的各路南窜明军的混乱和无能。

《南疆逸史》记载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四镇在弘光初年的形势“杰驻徐州，经理河北、河南开、归等处招讨事；良佐驻寿州，经理河南陈、许等处招讨事；泽清驻淮安，经理山东等处招讨事；得功驻庐州，经理各路援剿事。各以分地统辖军民，节制有司，修葺营卫，整顿行伍；垦荒芜、采山泽、招商税，以供军资”四人不仅管辖自己的军队，而且还能“分地统辖军民，节制有司”这实际上又回到了晚唐军阀割据的态势。不光如此，弘光政权给四镇的额定兵马每一镇也高达三万人“岁供本色米二十万石，折色银四十万两”这样充沛的物资供应也让各镇更加活跃。从地图上来看，无论是黄得功，还是二刘，他们所管辖的地区大体是稳定的。

而高杰在崇祯十七年九月之前的驻地实际上并不在徐州，而在史可法本人理论上的驻地扬州城外（史可法本人此时应该在南京）所以在四镇将领之中，他所控制的地盘得到的好处是最少的，所以看到其他三人尤其是黄得功占据膏腴之地，自然是眼红无比，所以才有杀掠扬州以及袭击黄得功之龌龊行为。而史可法将扬州以及黄、高二部明军的动乱平息之后，开始着手笼络高杰，高杰虽然杀掠成性，但是对史可法还是比较尊重的，史可法将其调往瓜州，不久又调往徐州一带，二人的关系在此之后越走越近，于是便促成了弘光朝廷立国一年中唯一一次北伐行动，但正如前文所说的，1645年年初高杰死于睢州之变所部官兵一气之下攻入睢州大杀大抢，罪魁祸首叛将许定国带人投降清朝，史可法见爱将遇害，失魂落魄地逃回扬州，收复中原遂成画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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