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传统社会及其形态

金观涛 刘青峰 

三 轴心文明性质之二：形形色色的有机体

印度文明:种姓

        我在第一讲中指出，印度的种姓制度最早来自瓦尔纳制度。《梨俱吠陀》最后一章“原人颂”中提到，诸神在分割原人（Purusa）时说“口转化为婆罗门，手为罗阇尼亚，腿为吠舍，脚为首陀罗”，这表明瓦尔纳制度在早期吠陀时代已经形成。

        将瓦尔纳的四大阶层等同于种姓，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种姓制度是婆罗门J兴起的产物，它是解脱视野（T2：印度解脱）对应然社会的想象。瓦尔纳和种姓的差别，正如中国周代血缘共同体和汉代家族之不同。随着解脱视野的强化，婆罗门在对吠陀经典的解释过程中逐渐形成，瓦尔纳的四大阶层向各种“迦提”（Jatis）演变，这才是种姓制度的定型。

        本讲第二节中概述了印度超越视野展开的逻辑，这就是解脱视野的纯粹化。它对应耆那、佛对婆罗门J的否定，以及印度J兴起的历程。耆那、佛反对种姓制度，种姓制度作为超越视野对应然社会的想象，只是婆罗门J和印度J发展的产物。

        因此，种姓制度在印度的发展趋势也呈现为马鞍形:第一个发展波峰是婆罗门J占主导地位的时期，第二个发展波峰是印度J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在耆那和佛兴起、解脱视野纯粹化的中间阶段，种姓制度的发展处于相对低谷。这一与中国家族演变趋势相类似的马鞍形发展过程，对应着解脱超越视野对印度社会有机体的塑造。

        佛J反对种姓制度内含的人类贵贼区别，但它并不反对“四种姓”的提法；种姓差别观念甚至还透到了当时的佛经典中，导致“以旃陀罗象征副价值”一类的说法出现。这反映出注重内在修炼的佛在对外宣J过程中，不得不依赖于世俗观念体系。（假名）这一切还说明，即使在佛占统治地位时期，种姓仍是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细胞，只是它对国家的拒斥力减弱了而已。

        印度种姓和中国家族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家族可以聚合成大一统帝国，由于家国同构，“国”也成为超越视野对应然社会的想象；在印度，国家不可能成为超越视野规定的社会组织蓝图，这导致种姓不可能聚合成大一统国家。

        中国文明以道德为终极关怀，国家制度和家族制度都可以被等同于道德规范，成为向善意志所指向的目标。也就是说，只要找到把“家”整合成“国”的方法，“国”也可以成为超越视野对应然社会的想象。

        而在印度的解脱超越视野中，“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变成一个解脱等级，更不可能被纳入包括各类种姓在内的解脱等级序列中。种姓制度已经是解脱超越视野对应然社会想象的全部内容，即使印度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细胞聚合为国家，“国”都不会进入社会组织蓝图。大一统帝国必定不是印度文明的常态。

        印度历史上从未出现如中国那样持久稳定的大一统帝国:在吠陀和后吠陀时期（公元前2000年—前300年）印度形成以十六雄图（mahajanapadas）为主的Z治格局，包括迦尸（Kasi）、憍萨罗（Kosala）、鸯伽（Anga）、摩揭陀（Magadha）、跋阇（Vrji）、摩罗（Malla）、支提（Cedi）、跋蹉（Vatsa）、俱卢（Kuru）、般阇罗（Panchala）、摩差耶（Matsya）、修罗色那（Surasena）、阿湿波（Assaka）、阿般底（Avanti）、犍陀罗（Gandhara）和甘菩遮（Kamboja），摩揭陀在这些国家中占据优势地位。

        公元前300年到公元500年，可以视为印度的帝国时期。公元前321年，孔雀帝国建立，这也是第一个基本统一印度的Z权，阿育王执Z期间，积极弘扬佛法，使得佛获得极大发展。孔雀帝国衰落之后，也出现过几个相对较小的王期，包括巽伽（Shaka）、贵霜（Kushan）和百乘（Satavahana）等，这一时期印度的农业和贸易非常繁荣，中国和罗马都是印度重要的外对象。公元4世纪建立的笈多王朝（Gupta）则是孔雀王朝之后又一相对强盛的帝国（其域包括印度北部和西部），这也是印度古典文明的黄金期。

        帝国时期是印度佛的繁荣期，大乘佛便是在这一时期内形成的。公元500年—1200年，伴随笈多帝国的解体，印度国家再度陷入四分五裂中。公元9世纪到10世纪，印度发生一场内战，交战方主要为瞿折罗（Gurjara—Pratihara）、帕拉（Pala）和罗湿陀罗拘陀（Rashtrakuta）三国，这场战争耗尽了印度内部的活力（与此同时，佛逐渐退出印度历史舞台，印度J兴起）。这一切为11世纪来自河富汗的突厥人入侵揭开了帷幕。

        1206年开始，YSL势力（以德里苏丹国奴隶王朝的形式）逐渐渗透进印度北部，为之后印度YSL文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此后印度再一次进入由统一帝国统治的历史时期，统一国家为YSL所建立。

        如果深入分析超越视野对印度传统社会的塑造，还可以发现:种姓不仅不能像中国家族那样，凝聚成大一统国家，种姓还排斥任何跨地域的Z治、社会组织。原因在于，家族通常是传统社会有机体的最小组成单位，每一个种姓都由若干家族组成，种姓制度规定任何人都只能和同种姓的人结婚，它把社会有机体的最小组成单位放置到一个个永不相交的圈子中，这时如果没有外力，它们还能结合成大的共同体吗？

        更何况，当超越视野是个体舍离此世、追求解脱时，作为社会行动的长程动力，超越视野一方面让人离开其所属的种姓，另一方面拒绝低种姓的人加入本种姓。当每一个人都排斥种姓等级低于自己的人时，不同种姓之间形成一种永久存在的排斥力，它阻碍着基于家族之上的大共同体的形成。

        一旦种姓成为不同族群互相区别、永久隔离的标志，它必定导致职业的固定化。职业本是社会分工，种姓则是世袭固定的，二者结合就会导致职业分工亦成为世袭固定的。不同分工互相依赖，这使得印度传统社会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村社。每一个村社由很多不同职业的种姓组成，有的打铁，有的剃头，有的专门办丧事等。

        不同分工的种姓必须住在同一村社里，不管土地、财产如何在不同家族间流转，种姓不变，分工亦不变。生活在村社中的任何家族都不能离开这个互相依赖的共同体。如果一个家族离开村社，这就意味着它要做属于其他种姓的工作，这是解脱超越视野所禁止的。在印度社会中（也可以是企业），被逐出种姓是任何家庭都难以承受的惩罚。村社成为家族迁移和人员流动的几乎不可克服的障碍。

        这种对人员自由流动的限制导致一个奇怪现象的出现。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社会居然在拥有大量肥沃空地的情况下，出现了人口高度密集的村社，形成颇为独特的精耕细作传统，甚至发生中国社会自明代开始才有的内卷化。这都是由人口增长被严格限制在村社内部所致。由此可见，印度村社是多么封闭。

        此外，在古印度土地不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根据古印度的法律，土地属于最早开垦它的人。当时印度虽存在地主（landlord），是拥有向农民征税特权的人，但他们并非土地所有者（landowner），他们会将部分税款上交给更高等级的特权者。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印度文明中绝不可能诞生统一国家？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只要某一社群凌驾于种姓之上，建立统一行Z机构、并将一个个村社作为纳税单位，统一国家即可建立。Z治共同体并不需要改变古老而封闭的村社，亦无须深入由种姓组成的社会内部，它可以是浮在种姓社会之上的组织，其解体和变迁亦不会对社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从理论上讲，印度文明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建立统一国家:

        第一，外来文明入侵，即外来统治者把种姓制的村社纳入自己建立的Z治结构中，村社成为统一纳税单位，其维系着军功帝国或统一Z府的存在；

        德国历史学家罗特蒙德（Diet Rothermund）指出:在德里苏丹时期，执Z者向各地派遣大量的军事将领和征税者，他们在卫戍部队驻扎的城镇管理周边乡村，他们在当地是没有根基的陌生人。一且中Y权力减弱，他们就有可能分裂自立。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执Z者试图在首都聚集一支更为强大的武装力量。由这种军事封土制催生了一种独特的城镇化形态:在城市中不存在贵族和市镇自治，军事精英完全掌握了城市的控制权，城市的民Z也由军事长官负责。

        第二，在超越视野展开的过程中，种姓制度松动，它所带来的家族间的隔离被冲破。

        事实正是如此，印度统一国家只出现在佛占统治地位和外来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从印度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外来统治力量建立的国家不被超越视野接受，不能进入社会组织蓝图；佛虽属于解脱超越视野的纯粹化，但其对应然社会的想象却不是大一统国家。

        在轴心文明中，如果国家的组织力量不是来自超越视野的社会组织蓝图，它们必定变幻无常，其形态是不确定的。因此，印度的种姓越多，其社会越是碎裂，统一的Z治共同体越难形成。印度超越视野对社会有机体的塑造可以被归结为“种姓对统一国家的拒斥”。

        正如著名的印度史学家恩·克·辛哈（Narendra Krishna Sinha）和阿·克·班纳吉（Anil Chandra Banerjee）所说:“Z治统一并不是印度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上的正常特征。在各个时代中，这个广阔的次大陆分成许多小王国。”

        印度超越视野对“国”成为应然社会的拒斥说明，社会组织蓝图的形成取决于超越视野如何整合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细胞。相关的整合经验越容易进入社会组织蓝图，大一统帝国越容易建立。这一点亦为古希腊超越视野对社会有机体的塑造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