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星期之前，报人乃是暗杀者的子弹和炸弹的目标。如今，无辜的银行职员则被南京雇佣的枪手残忍地屠杀，或者被日本宪兵及其傀儡助手所绑架。......他们企图通过有组织的投机买卖、囤积日用品、向地方银行职员征税，以及最近大规模地谋杀银行雇员和炸毁他们的居所，迫使他们屈服于政治流氓及其上司的掌控，来住在当地金融和银行业界。”——“Gestapo-Style” Terror

1940年11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伪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经济，于41年1月设立了中央储备银行，由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总裁，发行中储券，以代替法币，华兴券和联银券，军票。

同时，汪伪政府极力推行中储券，在上海外滩设立了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试图在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推行中储券。但是，上海银行钱业两公会决定，拒绝和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有任何瓜葛，上海市的商店也一致拒绝使用中储券。

由于汪伪特工76号总部在上海的恐怖行径，为安全起见，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三行都迁往法租界霞飞路，因法租界的中立态度比较强硬。而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碍于面子，不愿迁移。此时，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向四大银行提出中储券各10万元开户往来的要求，均遭婉拒，因此也埋下了祸根。

李士群在2月25日发表声明，“我们必须立即制止重庆特工再次进行恐怖活动。”而这次声明则是因为一次对位于外滩的中央储备银行的袭击。

2月20日，星期四，上午10点半

重庆特工

中央储备银行

汪伪政权，上海

上午10点30分，6名身着长衫的男子走入了外滩中央储备银行，其中一人直上2楼的经理办公室，但是因为一名会计对其造成了惊吓，因此其拔出了手枪开火，随即扔出四枚自制炸弹，然后其中2枚发生了剧烈爆炸。之后这几人撤回了楼梯，一名银行保安冲出来对他们进行一个拦截——

结果不难猜到，这名保安立刻被乱枪打死，特工们迅速逃脱。

汪伪政权随后试图利用本次光天化日的袭击获得宣传的最大利益，因此有了警务部长——李士群的那番话。

根据《孤岛岁月》，“上海仍有许多银行属于重庆政权，但是伪维新政府从未试图破坏它们。如今许多银行家和金融家倾向于伪维新政府与'和平运动'，李士群希望鼓励这种趋势。”

他补充道：“本市也有许多重庆特工，我们既允许他们自由活动，也不想以谋杀对付谋杀。这些重庆特工仍被我们看成是中国人，只要他们热爱和平，遵守法律。”

“另一方面，如果重庆特工进行恐怖活动，那么就会陷于困境。李士群便会负起‘公共安全‘的责任，公开地迅速采取行动恢复和平与秩序。”

他还说道，“作为警政部长，我不希望上海处于恐怖气氛中。”

在此之前，调查处专门委员李明达也遭受了袭击。

虽然李士群对这次袭击发表了讲话...但效果显然不会好到哪里去。

随即，3月3日便有了对中央储备银行总办助理富荣炳的刺杀，只是造成其受伤。以及4月21日同样对这个银行的资深经理的行刺事件，并刺杀成功。3月21日，伪中储银行第五次理事会调查处副主任楼侗又遇刺毙命。

终于，伪政府对此做出了激烈的回应，3月21日晚，一帮伪政府的恐怖分子直接对3家亲重庆的银行进行了惨烈报复——往里面投掷了炸弹和手榴弹。与此同时，6名伪装成警察的枪手来到霞飞路赛仲路口江苏农民银行宿舍门前，误以为这是中国农民银行，于是直接骗过夜班守卫，冲进了江苏农民银行的宿舍，然后三下五除二地将电灯打灭，随即架设了机枪，狂扣门铃，特务将职员十二人绑至二楼，随后抽出二十响盒子炮一阵乱枪扫射（一说从三楼开始射击），当场打死了五名银行职员并致使6人重伤（一说仅三人幸存）。第二天凌晨，也就是3月22日，星期六，几台警车rush to 极司菲尔路96号的中行别业，伪警察和日本馅饼（确信）把这些银行职员和其他雇员从床上拖起来，并将128人于凌晨3点拖入了臭名昭著的极司菲尔路76号进行监禁，之后又继续抓捕，前后共计约180人。

第三天，3月23日，李士群又出来发表了人模狗样的讲话，根据CSDCF，尽管警政部很不愿意报复那些“重庆恐怖分子”，但是他们的袭击愈演愈烈，而两个租界当局未能采取任何行动故此，警政部别无选择，只得下令逮捕重庆控制的本市银行雇员。这些囚徒会得到一切可能的保护与舒适的环境。

“只要重庆政府一表示出悔改之意，本地的和平与秩序得以确立，他们就会被释放。......假若这一警告遭到了忽视，我们将被迫采取类似的措施，对付重庆政权在上海经营的所有金融业全体人员。”

周佛海则同样假惺惺“颇为悲痛，互相残杀，于情于理，均不应该，惟渝方对我中储下级行员如此残害。我不报复，无以对同仁而安人心，其责应由渝方负之也。”

南京方面的恐怖分子进一步采取了大规模的炸弹袭击。在24日当天下午，爱文义路上的中国农民银行的一个雇员快急得发疯了——

他打电话给工部局警务处，报告有人送来了一个包裹，里面发出了滴答的响声...F.A.Ewins副巡官立刻赶赴银行，小心翼翼地拆除了这枚炸弹，这枚炸弹同时安装了定时和接触两种引爆装置。

与此同时，下午4点，中国中央银行白客路分处发生了剧烈爆炸，炸药把2楼大部摧毁，炸死了1人，有38人（一说死亡3人，伤26人，其余6人重伤）受伤。

另有一场爆炸发生在了法租界内，亚尔培路分行的逸园办事处也被炸飞了，7人死亡，21人（一说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人是办事员和会计师。

公共租界静安寺路分行被炸，死亡6人，伤60余人，有不少人因为来不及医治而毙命。

交通银行公共租界南京路分行被炸，前日驻极司菲尔路该行职员两人在家被捕。农民银行方面被绑女行员1人。    

周佛海事后自言，“心极不安，对死者尤觉抱歉。惟始作俑者乃渝方，我中储如不为渝方袭击，余亦不采此报复行动，故其责应由渝方负之也”。

因此，上海四行致电蒋介石：“全市人心极度恐慌，除恤死救伤并谋照常营业艰忍支持外，尚乞指示应付机宜”，“似此沪地情势益加险恶，此后沪四行业务应如何处理以策安全之处，仍祈裁夺电示祗遵”。

蒋介石责令四联总处：“对于四行驻沪各行，应由四联总处从速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在沪营业方针与行员安全办法之处置为要。”

1941年3月25日，上海银行照常营业——

但是，根据CSDCF：

“据可靠消息，包括政府银行在内的所有中国诸银行（除了中央银行）的官员们与南京政权的代表们签订协议：首先，作为拖鞋，中国在上海的诸银行不再受到骚扰；其次，释放被拘禁的银行职员。中国的银行家们希望做出成功的安排，以使上海的金融活动得以开展，避免总崩溃。”

四联总处理事会奉蒋之命，于26日下午5点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方案。这也是四联总处成立后召开的唯一紧急会议。

会议大致讨论了关于上海四行营业方针，关于被绑及死伤人员的善后办法，关于今后沪行暨职员的安全问题，商讨完毕，“四行同仁仍应不避艰难，坚守立场，照常营业，以尽为国家社会服务职责，并请财部发表谈话以安定人心。”

“同时，为妥慎应付防患未然起见，要沪四行应设法紧缩存款、汇款业务；紧缩人员，其干练机警者留沪办事，不必要者，陆续设法后撤，力予减少重要库存，公债继续打洞，一切帐册应留存副本，但必须设法放置安全地点。”

会议结束后，孔祥熙对外交部发出电令，“日伪此种蔑视租界治安不法手段，实属破坏租界法权”，“四行职员在沪维持业务，纯为保障中外商人利益，倘任令其暴力摧残，影响实非浅鲜，租界当局有保障租界商业及居民安全之责任”，指示外交部：“迅予照会英、美、法使馆迅电上海领馆暨法租界及公共租界工部局，将被绑及被捕人员设法引渡或予保释，并切实交涉，保障租界内商业之安全。”

急电香港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等，要求：“迅电沪行照常营业，镇静应付，并先就近相机设法营救，一面派员劝慰被绑职员家属。”

之后便是向离得最近的当地头头，英美法的代表——毕竟他们掌管着公共租界提出需要帮助。

重庆政府的外交事务代表段茂澜首次会见USA总领事F.P.Lockhart，要求公共租界给予更多支持。

“若无适当的保护，则诸银行只得撤出，而国民政府的通货供应也将随之撤出。”

Lockhart答应向政府传达他的关注。

随后，3月28日，美国驻重庆大使收到了外交部有关中国银行绑架案和各银行爆炸案的照会。“外交部注意到，日本及其伪政权公然蹂躏中国在上海的诸银行，大规模地屠杀个人，其目的不仅在于扰乱上海的金融市场，还在于破坏整个租界地区的和平与秩序。”

本次照会要求美国佬向上海租界当局发电报，“对租界内的中国诸银行进行适当的保护。”

然而美国国务院并未督促上海工部局警务处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几乎是毫无作为。

4月2日，英国大使馆向外交部表示：“英国大使馆确信公共租界巡捕房现正竭力保护并将继续竭力保护中国政府各银行及其职员，惟据南京伪政府宣称，此项暴行（其中数件在租界之外发生）系对中国政府特务人员狙击南京伪组织银行职员所为之报复行为云云。是此已使情势愈趋紧张，而外交部所要求之保护实愈难办到。巡捕房深恐双方如不准备设法避免互狙击双方银行及其人员，则局势或将不可收拾，巡捕房亦无法维持治安。此种情形，亟应避免，因其将予日方以直接干涉之绝好藉口。”

而4月1日，上海银行界要求保释中国银行被捕人员，并声称蒋介石听从美国大使劝解，已下令停止暗杀了。但周佛海坚持咬定蒋介石“刚愎，决不听劝停止暴行”，而不答应释放。4月4日，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及金城银行上海总经理吴蕴斋等再次具名保释中国银行被捕职员，周佛推辞说“保结书不全”，又拒绝释放，私下却说：“惟轻轻释放，则逮捕之举为多事矣。”

至4月6日才下令批准保释中国银行被捕职员。直到4月8日被捕人员才全部获释，但条件是“暂住原处，不准擅离”。

这拘禁在极司菲尔路76号的128名中国银行雇员被带回到了极司菲尔路96号的中行别业软禁了起来来作为抵押。

中国银行职员获释后不久，4月16日上午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会计课副主任张永刚在大华医院治疗被军统特务打伤的腿部时又遭枪击毙命。

因此，根据CWR，伪警察对中国银行的雇员们说道，他们将作为人质来换取重庆政府的良好表现，如果伪政府的银行职员有1人被杀，那么警察就会抽签，从这128人中随机杀死3人。

这些威胁并不清楚有没有被军统得知，但是，军统仍在4月16日对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业务科科长张永刚发起了袭击，他在家门口先遭袭受伤，大腿中枪，随后又在大华医院的病床上被枪和刀联合击毙。

同时根据CSDCF“市场敏感、持续的恐怖活动以及所导致的逆向恐怖活动，使得重庆的官方银行也撤出了上海，至今未曾营业”

在白天枪击案一个半小时，初步的报复刚刚开始，南京特工报复性袭击乐中国银行上海总办事处的会计主任算入在内。

在当晚九时，真正的报复开始了，周佛海恼羞成怒，于是命令吴四宝当晚九时提出毛泳丰、陶晋丞、裘德僧、张立暐、张筱衡、徐轶尘、曹善庆、倪孝本、张齐云等九人作为报复对象，并将其请到了总部，款待了一段时间。

新任中国银行总行业务部副经理李祖莱出面要求立即释放，而周佛海决定将这九人全部血债血偿。但在李祖莱的再三要求下，最后减少到了三人。周佛海表示不能再少，而且要与死者同姓同职，美名其曰“中国银行课主任阶级”，“杀三人以报复，杀以止杀，情非得已，虽心有所不安，而势不能不行”。

因那个被暗杀的会计课副主任姓张，76号的汪伪特工也要三个姓张，且要是“课主任”。但此时被捕三人中符合条件的只有两个姓张的，于是让上海分行新闸办事处不姓张的主任曹善庆也算入其中，夜晚，特务们将出纳股副主任张筱衡，上海分行新闸办事处主任曹善庆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会计主任张立暐三人用汽车送回中行别业，当车开到了宿舍门口时，特务们对他们开枪了。其中张筱衡、曹善庆二人当场死亡，张立暐重伤（一说全部毙命，载于CWR的匿名信，署名银行家）。

住在那里的77户人家随后都迁走了，这片荒废了的住宅区也便被中央储备银行的雇员占用了。

4月17日，上海四行急电四联总处：“同人集议，在此情形之下，人人自危，均不敢到行，在沪主管人员无法强制工作，只得暂停营业”，现在“四行在沪勉强支持，照常营业，任何牺牲，原所不惜，敌伪暴行，本属意中之事，惟闻敌伪有如被害一人，须以三人抵命之说，似此循环仇杀，迄无宁止。四行行员，既非武装将士，在此毫无保障下，人人自危，无法工作，确属实情。事机万急，似宜权衡轻重，由政府赶筹稳定办法……”

同日，周佛海声明此事为报复性行为，得知沪四行已经停业后，高兴言：“如能因此做到双方停止暴行，则死者牺牲亦未始无代价也。”

18日，上海四行来电称，中央银行副理李达、黄世财、徐维纶、张悦联，中国银行副理潘久芳、程慕灏，交通银行副理潘启章、周叔廉、陆廷撰，农民银行副理竺芝珊、顾树堉等，“以四行环境日劣，对内对外无法应付，先后电请辞职”，“似此情形，如政府对于沪四行办事人员,设无切实保障办法，将至全体瓦解。”

根据《孤岛岁月》，“上海的民众普遍相信，杀死三个银行职员的真正动机，并不在于报复，还在于强迫法租界与公共租界接受不值钱的中央储备银行的通货。但这并未成功。中国货币急剧贬值，重庆的银行始终没有开门营业，直到得到较好的警察保护为止。”

之后，重庆政府展开了报复性行为，4月21日，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的稽核科科长厉鼎模于爱多亚路中南饭店的楼梯上被射中背部，当场死亡。

此外，四联也立刻报告蒋介石，蒋于23日做出指示：“目前自唯有照此布措。至伪方所称报复行为一节，显系信口雌黄。此种藐小汉奸，我方在沪工作人员，何至视为对象，必系敌伪自施残杀，阴谋制造排除四行离沪之口实，顷以密令在沪工作人员特别注意减少活动矣。”

而在下个星期，6个重庆特工在天津路上的联易商业储蓄银行发动了爆炸袭击，该行老板则是工部局永久董事。

4月28日，重庆四大银行重新开业，但血雨腥风使得很多员工都纷纷逃离，不敢上班，当地外国社团与中国社团中的许多人都认为除非重庆和南京的暴力行动停止，否则上海无法维持现状。

根据《大美晚报》英文版，其呼吁重庆，“公开声明它不使用公开暴力，”并“对上海的支持者们下达清楚而无误的命令，停止本市的游击战。”

4月30日，蒋介石再作指示：“查此次敌伪摧残我方沪市金融，将来或更严重。此固由于沪市银行界平素毫无组织，而在主持者亦乏应付得力所致，应即由财（政）部速派熟悉沪市金融及才能足以应付非常环境之大员，克日赴沪,会同四行主持人员接洽应付策略，以策安全。”并密令戴笠对在沪特工“暂取缓和方针”。

最后，由杜月笙出面调解，上海的银行游击战终于结束，上海市面上同时流通了法币、中储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