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客丛书》 宋 王楙（三十九）
董仲舒公孙弘 《前汉 董仲舒传》说“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仲舒以贤良对策焉。（大意：武帝即位后，举荐了前后数百位贤良文学人士，董仲舒是以贤良身份与皇上讨论政策。）” 《公孙弘传》说“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归。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弘，弘至太常上策。（大意：武帝刚即位，便广招贤良文学人士。当时公孙弘六十岁，以贤良身份任博士。出使匈奴，因为事情最后无法合武帝的意，被免去职务回归家乡。元光五年，朝廷再次征招贤良文学，菑川国又举荐了公孙弘，之后公孙弘一直任职到太常上策。）” 《武帝纪》说“建元元年，武帝下诏丞相等人举荐贤良。五年之后，改国号为元光元年，再次下诏举荐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被人举荐。” 按照《公孙弘传》来看，公孙弘是在元光五年二次被举荐；可是按照《武帝纪》所说的，那么公孙弘、董仲舒被人举荐是在元光元年。两种说法不同，我个人曾经做过考究，武帝即位后，有两次公开举荐贤良的政策，一次是在建元元年，一次是在元光元年，但当时是下诏征招明当世务的吏民，没有听说举荐贤良，而且举荐董仲舒，在《董仲舒传》中虽然没具体说是什么时间，可按照武帝即位这句话推理，应该是在建元元年。《武帝纪》说元光五年，他和公孙弘同时被举荐，这应该是史氏因为没做太多考究造成的失误。 考究公孙弘被举荐的时间，确实是在元光五年。那么董仲舒被举荐是在元光五年之前了，在公孙弘先前便被举荐出任官职。 《公孙弘传》说武帝刚即位时，公孙弘六十岁，因为贤良被征招，八十岁离世。考究《帝纪》，公孙弘离世的时间是在元狩二年。我们从元狩二年向上推，到武帝刚即位的时间，刚好是二十年。按此说法，公孙弘在元光元年，被再次以贤良举荐，可以明确了。而《公孙弘传》说是元光五年，是失误。况且元光元年的举荐贤良，正好与公孙弘相对应。董仲舒，有一说法是因为建元元年出版《春秋繁露》而被举荐，这也可以董仲舒出任官职是在建元元年，大家不用再怀疑了。 《史记》、《西京杂记》、《石林燕语》都是说元光五年，公孙弘被举荐为贤良，这是失误，属于未深考。 张良有后 《随笔》议论：张良没有后代，是因为这二事；其中有一件是劝沛公在秦军答应沛公条件情况下，对沛公的防御松懈的时候攻击秦军；在与项羽和议的情况下，忽然起兵追杀项羽；这二事比杀死降兵还过分，所以他无后人是应该的。 我个人以为这说法不对，张良当时在汉任职，就应该对汉尽忠，怎么可能去体恤敌方呢？读他借箸前筹，从容消弭了七国之争；谈笑间献计请四个老人出山，定储君之位，他的功德如何？高帝也说“我之所以能获得天下，是得到三个杰出的人的帮助。靠张子房的运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如此汉朝稳坐四百年的江山，张子房功劳不小，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获得无后的报应呢？ 我通过考究，发现后汉司空皓、晋司空华、唐宰相嘉贞、延赏、弘靖、九龄，都是张良的后人；蕃衍盛大到如此，怎么可以说他无后呢？《后汉 张皓传》说“六世祖良”。我个人考究《世系》，张皓确实是张良的九世孙，不是六世。张良生张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金，金生千秋，千秋生皓，皓生睦，睦生嗣，嗣生皓，从张不疑开始往下算到张皓，刚好是九世。 《吴郡图经》也说“良七世孙睦，后汉为蜀郡太守，始居吴郡，张氏皆其后。”白乐天所作的《张公碑》这样说“良后睦避地渡江，始居于吴，其子孙称吴郡人”。如果是，那么吴郡张姓，正是张良的后人。《随笔》和刘梦得一个调，刘梦得说“张曲江无后”。 通过考究，其实张曲江的后人，从来未曾断绝。 食酒 《汉书》记载说“于定国能食数石酒而不乱性”。我个人很怀疑，汉朝时期的酒斛确实是小，但怎么可能一人能喝数石的道理？后来读《笔谈》，作者也说这说法不可信，正好和我的见解相同，不用再讨论。 但所要讨论的，是其中的注解。比如淳说“食酒，犹如人家说的喜酒。”颜师古说“食酒，一般是人认为能喝很多酒，将酒喝光，好比如食言。现在市面上所流行的书籍，私自把食改作饮，已经失去原本的意思了。” 我个人读《论语》，有“沽酒市脯不食”，是讲食酒，因为和脯一起说，将酒说成食，可以说是有根据的。而淳说是喜酒，一定是没什么根据，颜师古引食言来说食的含义，真是迂腐，确实搞笑！ 古时候的人用字，很大部分是属于借用，并不像现在人的用字，非常谨慎拘束，比如将食物给人成为饷，然后义安。但《汉书》说，闽王饷荃葛，荃葛并不是食物，怎么可以说饷呢？这是因为古时候的人将饷当遗用，这样用字的例子太多，而《论语》说“沽酒市脯不食”，这句话就如《系辞》里面所说的“润之以风雨”，《左传》里说的“牛马皆百匹”，《玉藻》里说的“大夫不得造车马”，都是说其中的一事将另一事合起来一块儿说。这是因为古时候的人写作的格式，尽量节省用字，读古书这个一定要了解。 麻胡 现代人用“麻胡来”来吓唬小孩，而且各种说法都有。 《朝野佥载》说：赵石虎任命麻将军秋率领军队。麻秋，是胡人，因为暴戾好杀，当时的国人很怕胡人。若是有小孩啼哭，母亲随即吓唬说“麻胡来了”，小孩即刻止住哭泣。 《大业拾遗》说：隋炀帝准备到江都，他令麻祜将军浚阪。麻祜虐当地的人民，百姓惴慄，称麻祜的名字来吓唬小孩，转祜为胡。 《南史》记载：刘胡原本名为坳胡，因为他的脸坳黑，因而取名为胡，到现在要是大人讨厌小孩啼哭，会对小孩说“刘胡来了！”小孩随即停止哭泣。 《会稽录》记载：会稽有只鬼，鬼的名字叫“麻胡”，这只鬼喜欢吃小孩的脑袋，于是大人用它来吓唬小孩。 四件记录的事不同，不知道谁说的是正确的。《缃素杂记》里面只记载其中的二事。 傅说刑人 《西斋诗话》说：孙仅的《傅岩诗》说“刑人一旦起幽深，功业煌煌照古今。” 诗说的是一个古事：当时胥靡修筑岩道，傅说因困顿贫乏而代替他，以此来还债。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但错误运用的不止孙仅一人，从荀卿那儿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失误。荀子说“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授天下之大器。”就是指傅说。 贾谊的《鵩赋》也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斯游遂就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张晏注解说“傅说被判刑，在傅岩筑道，武丁任他为宰相。”颜师古注解没发觉其中的错误，只是说“胥靡相随之刑，所以大家都认为傅说是刑人。”依此来看，写傅岩事的，怎么可能只是孙仅的错误呢？在他之前的比如吕温所作的《傅岩铭》，也曾经说“脱刑人之衣，而被公衮之服”，又说“说始胥靡，武丁即祚。”早之前已经这么讲了。 误以翟公为方进 隋李元操有诗句说“听琴旋蔡子，张罗避翟公”，就是将翟公误以为方进。 唐翁绶的诗句说“君看西汉翟丞相，凤沼朝辞暮爵罗。”也是将翟公误以为翟方进。 人们皆以为“门设爵罗”，翟公是惟一的出处，但他们不知道以前已经有人说过这样的话。《鬻子》说“禹一馈而七起，曰：‘吾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当朝门可设爵罗。（大意：大禹曾经吃一顿饭，七次起身迎接来客，他说‘我怕四海来投靠我的人士滞留于道路。’因而四海人士皆来投靠。大禹当朝时，门可设爵罗。）” 后汉无二名 后汉人的名无两字，有人说是王莽所禁止的。 我个人读《匈奴传》，里面记载说“莽奏今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名。（大意：王莽上奏说现在中国不得取二字的名，他还派使者向单于通风，让单于上书因仰慕汉朝而取一个字的名。）”可以认定是王莽所禁止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我以为王莽窃夺国家政权后，没多久便被天灭了。天下重新归于汉朝，王莽之前所设定的方针，肯定会被一扫而光，不可能再实行，不应该留下王莽规定的取名方式。可是后汉也确实太多单名的人，估计是承袭，我觉得不一定是承袭王莽。当时取两个字的名字也不能说没有，但还不到寻常层面。 按照传记考究，取二字名的比如，苏不韦字公先、王延寿字文考、谢夷吾字尧卿、郭延年字公游。还有蓟子训、计子勋、费长房这些人，从中可了知后汉不能说绝然无二名的人。 欧公的《集古录》、赵氏的《金石录》，二书里面所记载的东汉碑刻，凡见到取二字名的，就说“汉人之字”。 我个人确实不敢因此而认定二字名是汉朝人的名字，但读《武梁碑》时，里面说“孝子仲章、季章立，孙子侨躬修”，按照孝道，有子孙在父亲、祖父的墓碑中称字的吗？ 欧公的《跋杨震碑阴》说“此碑谓贾伯锜、刘显祖之类，凡若干人，疑其所书皆字。盖后汉时人，见于史传者，未尝有两字名者。（大意：此碑上所说的贾伯锜、刘显祖之类的等等这些人，怀疑所写的都是他们的字。因为后汉时期的人，我们翻开史传来查找，从没见到有两字名的人。）”我可断定欧公没深考《后汉》，否则怎么能说出翻开史传来查找，没见到有两字名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