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都梦想着东进问鼎中原的秦穆公,为什么最后却偏霸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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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都梦想着东进问鼎中原的秦穆公,为什么最后却决策向西,成为了西方霸主?


让中原诸侯第一次见识了老秦人风采的人,是春秋贤君秦穆公。
作为秦国东征国策最高明的策划者与最坚定的执行人,秦穆公的一生都在为秦国挺进中原的事业而奋斗不息。

在刚刚即位的那一年(公元前659年),秦穆公就迫不及待地亲率师旅,攻打茅津。
茅津的故址在陕州河北县以西二十里,靠近今天的三门峡。攻克茅津,意味着秦人的双手已经推开了中原的大门。
这让秦国的近邻晋国感到紧张。
志在称霸的晋献公显然洞悉了秦穆公的战略意图,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作为姬姓诸侯中的最强者,晋国是不会允许秦人染指中原政局的。

因此,就在秦穆公攻打茅津的四年之后,公元前655年,晋献公使用假途灭虢之计,一举攻占了黄河两岸的虞国与虢国,遮断了秦国挺进中原的道路。
占领北虢国,阻挡秦军东进,秦、晋两大国的迎头对撞就在眼前了!
但是老谋深算的晋献公似乎并不打算立即与秦国展开一场全面战争,就在发动灭虢战役的几乎同时,他又展开外交布局,将女儿嫁给秦穆公,试图通过联姻的方式维持与秦国之间脆弱的和平。
当穆公的新夫人在晋国陪臣的护送下来到秦国的时候,晋献公还特别让她捎带了一件意味深长的礼物:献公将虞国的亡臣百里奚作为穆公夫人的陪嫁送来了秦国。

从百里奚的身份上推测,他的到来可能暗示着晋献公与秦国和谈的两个条件:
其一,将百里奚这个虞国的亡臣送来秦国,应该是警告秦穆公,虞国现在已是晋国的囊中之物,晋国不会允许秦国通过它的新占领区向中原伸手。这是晋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是不容谈判的利益红线。
其二,百里奚是以陪嫁的身份来的,这暗示着晋献公对未来秦、晋双方外交关系的定位:希望秦国为了维护双方的联姻之谊,放弃东进战略,转而成为晋国稳定西疆的藩篱。
晋献公大大低估了秦国进取中原的决心!
我想,当秦穆公收到这份一厢情愿的礼物,他应该感受到了晋国这个姬姓诸侯深刻的傲慢:在晋献公的眼中,秦国仍是西周时期那个为周天子看家护院的“西垂大夫”。
如果秦国真的按照献公的计划与晋国达成这份默契,那么旧日为周天子看家护院的老秦人将成为晋国的新保镖。

建国之前做周天子的奴才,现在立国已过百年,却要做奴才的奴才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对老岳父,秦穆公的心里定然是一腔怒火。
但他毕竟是一位涵养深厚的政治家。
在读懂了晋献公的这点儿傲慢心思之后,秦穆公并没有立马跟他掫桌子翻脸,他艰难地做出了一个让后世称赏不已的决定:重用百里奚。
长期僻处西戎,使得秦国极度缺乏熟悉中原政治的智囊。又因为在中原诸侯眼中的戎狄印象,山东人才普遍不愿意入秦谋政。
就像这个被捆着送来的百里奚,刚刚到达秦国就叛逃到楚国去了。

这对于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重用百里奚的秦穆公来说,不啻为当头一棒。
堂堂一国之君正要猥自枉屈地抬举一个亡国的陪臣,但这个年过七旬的老朽居然就不识抬举!换做第二个人,恐怕谁也不会像秦穆公这样礼贤下士了。
但就如清太宗皇太极对一众不服气的大臣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招降并且重用洪承畴的原因时说的那样:“咱们辛辛苦苦地努力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要挺进中原吗?可是进了中原,两眼一抹黑,咱们不认识路啊!这个洪承畴就是咱们的眼睛和耳朵。”

为了找回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秦穆公花了五张羊皮向楚国的边吏赎回了百里奚,并且将国政托付给他和他的朋友蹇叔。
本来,将百里奚送来秦国,是晋国一招霸道的先手。
但现在,秦穆公却针锋相对地下出了一招让晋国始料不及的高明的后手:就在秦穆公任命百里奚和蹇叔为上大夫的那个秋天,他便亲御秦师,向傲慢的晋国宣战了。


如果不是因为晋献公在此时去世,晋国随即发生了骊姬之乱,或许秦、晋之间的矛盾会演变成旷日持久的百年战争。
但历史就在战端刚刚开启的时候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晚年的晋献公废嫡立爱,为了扶立爱妃骊姬的儿子奚齐上位,下毒手迫害太子申生和他的两个兄弟重耳、夷吾。
最终申生自杀,重耳和夷吾先后流亡国外,晋国的内乱让秦穆公看到了通过外交手段扶植亲秦政权进而影响晋国政治的可能性。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先后在夷吾和重耳的身上投下了注码。
率先与秦穆公接触并寻求政治帮助的是夷吾。
为了说服秦穆公发兵,助自己回国即位,夷吾开出了让秦国无法拒绝的丰厚条件:只要秦国助他即位,他将把黄河以西的八座晋国城池割让给秦国。

中国历史上建都于关中的政权,其国防安全的东翼始终离不开两个关键性的战略要地:函谷关(潼关)与蒲坂。
作为东大门的函谷关南阻秦岭,北塞黄河,是出入关中的锁匙要地,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它也有一个阿坎琉斯之踵,就是北侧的蒲津渡。这里为进攻的一方提供了绕过函谷关直入关中腹地的可能。
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马超纠集十部联军,重兵十万,企图将西征的曹操挡在潼关以外,曹操就是经由蒲坂绕过了潼关天险,并最终击败马超的。

对这两处战略要地的争夺,晋国都抢在秦国之前占据了先机。
早在公元前655年消灭虞、虢二国的时候,晋献公就在函谷关以西、潼关以东的地方设置了桃林塞,并派兵驻扎,等于把住了关中的东大门。而晋国的河西八城则牢牢地控制着蒲津渡这个关中的东侧门。
桃林塞和蒲津渡都掌握在晋国手中,意味着身处关中的秦国门户洞开,无险可守。正因如此,晋国的河西八城才让秦人垂涎欲滴。
但是,在秦国的帮助下如愿回国即位的夷吾(即晋惠公)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
虽然秦穆公通过战争最终得到了河西八城,巩固了东部的国家安全,可秦国通往中原的道路仍然死死地扼在晋国的手中。

为了彻底扭转这一战略态势,秦穆公只得故技重施,结交晋国的流浪公子重耳,希望他执掌晋国之后能为秦国的东进战略带来转机。
当晋文公重耳刚刚即位的时候,秦国的东进战略似乎获得了一线曙光。
公元前635年,因为叔带之乱而流亡郑国的周襄王向晋国发来了求援信,希望晋国念同姓之谊,助自己平定叛乱,重返洛邑。
襄助晋文公平定叔带之乱的秦国原本打算借船出海,借着平叛勤王的义举扩大自己在中原的政治影响,但结果却让秦穆公大失所望。
回到洛邑的周襄王为了感谢晋国,不但赐予晋文公珪鬯弓矢,命他为伯,还把周天子直辖的河内之地也一并赐给了他。

晋国名利双收。
反观兴师勤王的秦国却没有任何斩获,这显示出面对着中原政坛错综复杂的外交博弈,初出茅庐的秦国还太稚嫩,远不足以同底蕴深厚的中原强国晋国相抗衡。
但这次失利也让秦穆公看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争夺中原政坛的主导权这个问题上,秦晋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难以调和的,要想成为中原霸主,秦国就必须跨越晋国这道障碍。

在晋文公执政的短短八年中,这位花甲登基、饱经沧桑的杰出政治家将晋国的霸业迅速地推向巅峰,同时也暂时压制住了秦国迅猛的东进势头。
但是到了公元前628年,巨星终于陨落。
晋文公的去世让晋国的辉煌霸业失去了最重要的主心骨,也让经历漫长等待的秦穆公看到了争霸中原的机会。
正当晋国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国丧的悲痛之中时,相邻的秦国却在秘密地策划一次进军中原的偷袭行动。
这次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秦穆公得到了一份来自中原诸侯郑国的情报。
报信人要求秦穆公派兵袭郑,并表示将在秦军到来的时候为他们打开郑国国都的城门。
秦穆公将此视为进军中原的绝好机会,但他的想法却遭到了百里奚和蹇叔两位辅政大臣的坚决反对。
两位老臣反对的原因是:秦国即将采取的这次军事行动属于偷袭战。偷袭的战术能否奏效,取决于军事行动能否高度保密。
秦国距离郑国千里之遥,从关中出兵袭郑,必须穿越好几个诸侯国的领土,尤其是晋国控制下的崤山地区,保密工作势必失败。而一旦行动泄密,侧敌行军,千里奔袭的秦军将面临晋军危险的半路截杀。
因此,偷袭郑国实际上是一次充满了侥幸心理的军事冒险。

或许是秦穆公对挺进中原的愿望太过迫切,又或者是他为此经历了太长的等待,蹇叔和百里奚的正确主张被秦穆公武断地拒绝。
最终的结果正如两位老臣所预料的那样,暴露了行踪的秦军遭到了晋军的伏击,在崤山全军覆没,三位统兵主帅——百里奚之子孟明视,蹇叔之子西乞术和白乙丙悉数做了晋军的俘虏。
崤之战是秦国在中原诸侯面前的第一次独立亮相,但不客气的说,这是一次丑陋的亮相。
丑陋不仅因为军事策划上的诸多疏漏,更因为秦国对中原政治原则和外交逻辑的隔膜。
《秦本纪》中记载,奔袭郑国的秦军经过了成周的北门。按照礼制,诸侯的军队经过王畿,战车上居左与居右的士兵必须脱去甲胄,下车步行,以示对周天子的尊重。
但长期与戎狄杂处的秦国士兵不熟悉中原礼仪,违制的战车数量竟然多达三百乘。
在城上观兵的周王孙满轻蔑地说:“秦师无礼,不亡何待?”
泱泱大国秦国的军队竟然被王室中一个乳臭未干的后生小子这样鄙视,可见当时秦国在政治和外交上需要补课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不仅如此,在得知偷袭行动泄密之后,秦军的三位主将合计:大老远的出来一趟,人吃马嚼,花销也不少。就这么两手空空地回去,实在不甘心。
于是在回程的路上捎带手把亲附于晋国的姬姓诸侯滑国给灭掉了。
这一鲁莽的行动直接激怒了还在为晋文公守丧的晋襄公,导致晋国以哀兵必胜的姿态设伏于崤山,这才有了秦国在崤之战中的惨败。

军队是国家的名片。
而在这次出征的过程中,秦军给整个国际社会留下的印象是:贪婪、粗鄙、缺乏纪律。
相比于后来楚庄王举兵围郑,却能彬彬有礼地接受郑国的投降,恢复郑国的社稷,同属蛮夷的秦国其汉化的程度确实太低。
要想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展示军事肌肉之余,对外输出价值观念,争取国际认同,建立政治和道义上的软实力优势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就像最初称霸的齐国那样,以“尊王攘夷”的旗号凝聚人心,然后统领八国联军合力攻楚,逼迫新兴强国楚国签订召陵之盟,承认齐国的领导地位,最终实现霸业。
类似这样复杂的顶层战略设计,当时的秦国还无法驾驭。
这不是靠引进一两个像百里奚这样的山东人才就可以完成了,大国底蕴需要长期的涵养与培育。

崤之战带给秦国的教训是惨痛的。
虽然经过秦穆公卧薪尝胆的不懈努力,秦国最终向晋国报复了这一箭之仇,但是在春秋时期的秦晋交锋中,从总体上看晋国仍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这不仅因为晋国凭借着对桃林塞和蒲津渡的控制建立起了易守难攻的地利,更因为长期担当中原盟主的晋国能够凝聚中原诸侯合力对抗来自秦国的军事压力。
以一国敌众国的秦国在战略上显然是吃亏的。

但疏于中原政治的秦国也不是没有发展空间。
在秦穆公执政的第三十四年(公元前626年),秦国西邻的戎王派遣使者由余来到了秦国。
在接见由余的时候,秦穆公向这个成长在戎狄的晋国后裔询问:中原诸侯国在严密的政治制度管理下尚且不时生乱,为什么缺乏政治制度建设的少数民族政权却表现得更加稳定?
由余回答说:
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滛。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簒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秦本纪》
这篇宣扬戎狄的无为而治优于中原礼义制度的演说,我推断,除了秦国之外的任何一个春秋大国,无论齐、晋,就算是曾经被视为蛮夷的楚国都会当它是一篇荒唐透顶的鬼话。
因为这些融入中原文明的国家早已建立起了对华夏礼义的绝对信仰,也因此构成了他们排斥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的思想教条。

和他们相比,疏于中国,亲于戎狄的秦国却没有这样的桎梏。
由余的话甚至带给了身陷战略困境的秦穆公一个新的启示:当东进中原的战略受阻之后,秦国正可以利用熟悉西戎的优势向西拓展势力范围。
事实上,正是在由余的帮助之下,秦穆公最终决策西向,灭国十二,拓地千里。
秦国由此成为了西方最强大的国家。
但是,取得这一成就的秦穆公终究不够资格与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这样的中原霸主分庭抗礼。
因为凭借秦穆公一人之力,他无法打通秦国与中原诸侯之间的文化隔阂。
事实上,秦穆公本人对中原文明的了解,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秦本纪》中记载,当秦穆公去世的时候,为他陪葬的人殉高达177人,其中还包括了秦国贤臣子舆氏的三位成员:奄息、仲行、针虎。

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连陪葬陶俑在正统的礼义观念中都会被视为野蛮,更何况是以贤臣作人殉!
因此司马迁在《秦本纪》中引用前人的评论说:
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覇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姓,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
——《秦本纪》
华夷文化的隔阂为秦国的东进筑起了高墙。
终春秋之世,偏居西方的秦国始终没有摆脱在中原诸侯心中的蛮夷形象。
它从未如愿像齐、晋和楚国那样召集过中原诸侯的会盟,周天子也从来没有正式授予秦君“伯”的称号。

秦穆公留给赢氏子孙的那个东征的梦,只能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等到战国之世来临,那时的秦国将沿着穆公曾经的道路,去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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