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贱恶”而产生心理偏差的故事

有关第二个“（人）之其所贱恶而辟焉”的事例，也就是孔子所著《春秋》中宗旨在“责备贤者”的第一个历史故事——在左丘明发挥解释孔子大义的《左传》上所谓的“郑伯克段于鄢”，这是最重要的先例： 郑庄公的生母武姜，生她大儿子庄公的时候，是难产，经过很痛苦，所以在心理上有了成见，就对这个儿子有反感。用后世俗话来说，这真是前世的孽。因此她钟爱第二个儿子共叔段，她希望老公郑武公把王位传给老二。但当时在宗法传统的习惯上，必须以长子作为王位的继承人，如俗话所说：“皇帝重长子，百姓爱幺儿。”况且庄公从小便很聪明能干，有机谋，当然就顺理成章继位了。可是他的生母心里是很不高兴，很不愿意的。 庄公继位以后，做母亲的武姜便要求大儿子庄公封弟弟共叔段到制邑去做地方首长。庄公明白母亲的用心，就对妈妈说，那个地方地形险要，上代的虢叔就死在这个地方。妈妈！你老人家另选一个地方吧！其实，庄公知道这个行政区域很富有，兵精粮足，弟弟去了要造反夺权就难办了。所以对妈妈说假话，故意推托。这就是亲生母子之间，在政治上、权利上钩心斗角，毫无“诚意”真情存在。武姜不得已，为老二要了京邑。庄公只好照办，因此大家就叫老二共叔段为京城大叔。 郑国有一位大臣叫祭（蔡）仲，对庄公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这就是说，你把那么大的最重要地区封给弟弟去治理，对国家安全来说是有问题的。同时又说了许多理由。郑庄公听了，半真半假地说，那是我妈妈姜氏硬要的，我做儿子的有什么办法！祭仲便说：这样做，你的妈妈也不会满意的，“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庄公便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你放心，等着瞧吧！ 接着，老二共叔段又要求郑国西边和北边的两大地区，一并归到他的范围，这等于有全国一半的地盘了。宗室的大臣公子吕便对庄公说：“国不堪贰。”一个国家，不能两分。你究竟想怎么做？要把国家交给你弟弟，我们就去报到，不然就应该另有处置，否则全国老百姓也弄不清楚大方向了。庄公说：“无庸，将自及。”你放心，没有用的，他自己会倒楣的。事情愈来愈严重，公子吕又说一次。庄公便对他说，“不义不昵”，他老二不讲情义，不和我做哥哥的亲爱和睦相处，“厚将崩”，累积罪过愈多，垮得愈快。 最后，老二共叔段什么都准备好了，就要发动叛变，用武力来抢夺哥哥的政权，妈妈和他约定做内应，发动的日期也约定好了。庄公的情报很清楚，因此就派兵去伐京邑。百姓也不拥护共叔段，所以他想抢王位的计划就全盘失败了，最后逃到鄢邑。庄公再命令伐鄢。共叔段只好逃去投奔共国。因此庄公下命令把母亲迁出内宫，下放到一个小地方城颍去住，气得狠狠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这就是说，除非我们母子两人都死了，在地下才再见面。换言之，永远不想再见到妈妈了。 当然，亲生的母亲，虽然最恨她的偏心所造成的错误，但到底还是有母子骨肉的亲情。人世间最难解脱是情的作用，尤其是亲情最难了。所谓孝道，便是至情的表现。事后庄公也很后悔，话说得太过头了，事也做得太绝了。总算经过他的另一位功臣颍考叔的劝谏，为了兑现誓言，叫庄公挖了一条地道，再使母子相见，终使母子重新团聚，恢复原来母子之间的亲情。《左传》记到这里，便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孝敬父母，是人性爱心最基本的真诚。孝敬自己的父母，又扩充到孝敬别人的父母，这才叫做“纯孝”。 《左传》的原文很精彩，文字写得很优美，而且简练晓畅，翻成了白话文，反而没有那种纯朴深刻的风味了！我们小时候读它，是要朗朗上口，背诵得出来，一辈子都有用处。变成了白话，就没有深度了，看过了就会丢掉，很少有再启发作用的价值了。孔子著《春秋》，是从他的故国鲁隐公元年，也就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灭以色列的那一年开始。换言之，郑庄公出兵打弟弟共叔段，就是这一年的事。孔子对郑庄公贬辞的要点，只用了一个“克”字。因为一个国家，对敌用兵胜利了，才可以叫“克”。共叔段是他亲兄弟，做哥哥的明明知道他被妈妈娇惯宠坏了，为什么不在事先好好设法教导？至少也应该预先防范处置。但郑庄公却用政治手段，故意培养他、放纵他，造成他犯最严重的错误，叫全国的人看清他的不对。又把他当敌人一样，出兵去讨伐他，表示自己的了不起。其实，郑庄公基本上完全是玩弄手段，制造一个罪过的圈套给弟弟和母亲去钻，因此而赶跑弟弟，甚至在征战中杀了他，还自充好人，是为国家安全，不得已才大义灭亲，这就是阴险奸诈的用心。不但没有兄弟友爱的亲情，对母亲更没有真正的尽孝，为什么不好好事先感化母亲的错误？而且这样做，更是大大不合于“治国”、“从政”的道德，是为后来春秋时期各国的诸侯开启了坏风气的“始作俑者”。所以孔子只用了一个“克”字来标明他的罪过。这样以一个字来批判善恶、是非，就是著《春秋》的“微言大义”的精神所在，也奠定了后来中国两千多年写历史用字用句的典范。 至于对郑庄公母亲的偏心偏爱的过错，孔子不忍心说“天下有不是的父母”而已。但左丘明却根据孔子的《春秋》“秉笔直书”，把郑庄公和他的母亲的不能“修身、齐家”的前因后果，都记述得清楚，为后人做警惕的榜样，这就是《左传》所谓“传”也。这也就是不能“齐家”，不足以“治国”的“宪”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