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些理工科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反思

说得很好，但是我想做点补充。

个人认为，这种所谓的“理工科”思维实际上并非当代自然科学学术景观的意识形态，他们这种似乎是实用主义但是又投身超验来稳定认知框架固定的方式，实际上是对于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的工程师的教育模式在契丹的发展。“工程师”并非科学研究者，但是又要操作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进行实用，虽然可以组建这种思维模式和运营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但是却又不知道这些数学和自然科学工具的如何被总结甚至不知晓其中大部分的证明方法，抱着一定困惑和大量盲区却被要求不需多考虑只要做好自己“份内事”就足够。因此，他们对于总结出他们思维框架的部分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学术抱有一定的憧憬甚至敬仰，但是却又不知道其具体的运行方法，因此对于科学哲学和一线研究者面临的问题乃至是认识论的危机实际并没有理解；自己在学习和工作生活中难以接触而看起来非常隔阂的人文社科与当代哲学，更因为这种“不要多想”的工程师的文化再生产机制的规训而被排斥，被他们尽量避免甚至投身原生文化的超验乃至信仰内。在契丹大量培养工程师而较少发展科研者，而社会科学发展又受到客观挤压的环境里，这种工程师文化的弊病快速堆积培养，而他们甚至无法意识到这种文化的来源，形成了这种“理工男”的蹩脚自称。

作为一个一生始终浸淫并一直试图摆脱工程师分工规训的人，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能说有多深刻，但是当我真正接近了学术景观后，才能切实体会到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的不稳固和其作为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的真实来源，也只有在真正去接触工业社会下的群众之后，才能理解社科与哲学上发现的危机是绝对不可回避也不能不反思的；在体验了不同社会环境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环境才知道这系统内庞大的腐烂和那甚至无人描述的壁垒，也只有看到实地和数据上的结果才真正可以理解现代社会在物质条件上的不可持续性。而见到这一切之后，再让我去做一个封住口耳，只埋头于自己工作的工程师，我绝做不到。

也许对于所谓“理工男”，不仅是社科，开放的探索更多工程学和实用科学领域外的事物将是穿越迷雾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