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布：可塑性和教育【采访节选】

2023-01-21 13:01 作者:EndorMine 0人读过 | 我要投稿

祝各位朋友除夕，新年快乐，生活幸福。

由于各种原因，本篇采访为节选，剔除的部分以省略号……标出。全文请添加我的空间置顶群获取。

采访时的口语表达会变多，有些部分的处理不会，也无法非常严谨，翻译在处理上会优先考虑通顺和表达的本地化。马拉布的术语基本没有多少可以依赖的专业翻译。如有错误，还请见谅并多加指正。

Plasticity and education – an interview with Catherine Malabou

采访对象：凯瑟琳·马拉布

采访人：Kjetil Horn Hogstad

出版时间：2021年6月15日

To cite this article: Kjetil Horn Hogstad & Catherine Malabou (2021) Plasticity and education – an interview with Catherine Malabou,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53:10, 1049-1053, DOI: 10.1080/00131857.2021.1940140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1080/00131857.2021.1940140

巴黎的春天，如同歌曲传唱的那样，并不太坏。相对而言不怎么为国际所知的，是歌颂奥斯陆栗子树开花之美的歌曲[i]。由于目前正在实施国际旅行管制，不得不暂缓出游，因此这次采访被迫以视频会议开展。我们讨论了马拉布思想的基础，以及在文章中出现的与此议题相关的几个重要线索：理性、物质性、……教育，以及生命本身的问题。

Kjetil Horn Hogstad（下文简称KHH）：你认为谁对你有重要影响？

凯瑟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下文简称CM）：我会说有四个主要来源。当然，时间上来说，它们并非同时出现在我面前的，但就当它们是这样，分别介绍一下。第一个来源是我的古典、传统的哲学背景，让我能够精进于康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我们就说成德国现代和当代哲学吧。第二个来源是对雅克·德里达思想的解构与探索——另一种阅读文本和考虑哲学史的方式。第三个来源是我在最近的大脑研究中的发现，尤其是大脑可塑性的研究。最后一个来源是背井离乡带来的所有变化，我去了英语国家【译注：马拉布是阿尔及利亚-法国人】。我在英国教了十年书，在美国也教了差不多十年。即便如此，我仍然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欧陆哲学家，但我的确已变得对盎格鲁-撒克逊哲学更加开放了。

KHH：你是否认为这种特定的灵感组合，也就是更加科学或经验导向的哲学，是哲学的一种新模态？

CM：没错，我觉得确实如此，这不仅仅是我的学术路径所施加的强烈影响。如果看看最近的重要哲学成就，比如思辨实在论，你会看到一种强烈的回到科学的趋势。好吧，准确来说，并不是真的要走回头路，毕竟这一举措本身也是创造性的。今天，研究理性的新方法正在起步，挑战后结构主义对认识论问题的否定。理性不再被认为是过时的东西，或仅仅属于穷途末路的形而上学传统。矛盾的是，所有对理性的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sation）都默认从经验主义出发。

KHH：的确，所有这些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sation），包括你的工作，似乎都对物质性感兴趣。

CM：绝对是的。我们之前谈论过解构主义。它当然非常重要，但某种意义上它令哲学的组织结构去物质化了（dematerialized）。……我正在探索当前的分子生物学，主要是遗传学和表观遗传学之间的关系来重新发明。我对这些关于决定论的必然性的核心问题，不确定性、开放性和可塑性感兴趣。表观遗传学无疑能让我们对生命有一个新的看法。

KHH：是的，这有点改变了生命的理念，不是吗？它推动着我们去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这个新的范式下，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CM：长期以来，哲学的"生命"仅仅指代灵魂的生命，而不是指生活（生命）的经验事实。当然，有些文本是在谈论生物存在（biological being），但总是为了精神性生活（spiritual life）而将生物生活附庸化。法国哲学，直到20世纪下半叶，还是将生命设想为精神的，或象征的。或者设想成非有机的，比如德勒兹的"无器官的身体"。我认为现在，剧烈的变化正在发生。

KHH：关于生命的不同类型，你写过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只有一种生命》（One Life Only）[1]。在那里，生命在哪里的问题非常重要——在那个文本中，一个核心问题是"象征性生命"是在"生物生命"的内部还是外部。这种内部和外部之间的二分法是你一直以来的一个问题。你认为是什么让它如此强大？

CM：我提到了我的哲学训练。我深受黑格尔的影响，我甚至会称他为我的参考哲学家（philosopher of reference）。如你所知，黑格尔彻底地挑战了外部和内部（the outside and the inside）之间的任何差异。只有Wirklichkeit，"真实"（‘real’）的东西，或者遵从他的说法，"现实的"（‘the actual’）的东西。现实性是一个没有内部和外部的系统。这种观点受到了像海德格尔这样的人的挑战，特别是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谈及外部也许并非外在的意义上的外部（outside in the sense of something external），而是在敞开(opening)、实存(existence)的意义上[ii]。海德格尔认为，黑格尔错过了超越性的真正含义，即此在（Dasein），或人类，并不完全是其所是的事实。他们必须成为其所是，因而总有一些东西是未被给予的，那便是未来——未来就是这种超越性的敞开。所以海德格尔正确地说，外部不是"外在"，后者与永恒（the eternal）对立，而前者只是时间本身的运动。[iii]我个人又对这一点提出质疑，因为我认为即使是时间之敞开也发生在系统之内。我们必须思考，矛盾地构想，一个在系统性总体之内部的敞开（an opening that is inside the systematic totality）。而我认为生命就是那样的结构，因为没有什么真正处在生命的外部。生命即是其所是：始终相异与自身，同时从未与自身分离。这就是可塑性的意思。

KHH：你在名为"生命与监狱"的演讲[2]中深入探讨了可塑性。以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你是否旨在一种新的基础本体论？

CM：哈哈有意思，我今天早上刚好在想这个问题。我得写点与之相关的东西，也许写篇文章。在我看来，不久以前，主要的本体论问题还是海德格尔之后的存在问题。现在我认为生命占据了这个位置，我想研究这个过渡。我认为一些本体论的东西岌岌可危。本体论本身的意义就隐含在这种转变之中。

KHH：这也是在可塑性中进行的，不是吗？可塑性有一个本体论的方面。

CM：是的，但也许还需要更多阐述。目前只能以沿这个方向作解。我关心的是，为什么存在问题已经不再重要。我不认为这仅仅和海德格尔的政治倾向有关! 这是个更基本的问题。存在问题正在慢慢地被附庸化，我想了解原因。不是说它本身已经过时了，而是海德格尔表述它的方式中也许已经过时，即"差异"。你懂的，我相信"差异"本身也在变化。

KHH：当然，你的《变化的差异》（Changing Difference）一书集中讨论了这一变化。

让我们回到你刚才提到的思辨实在论。在《明日之前》（Before Tomorrow）中，你讨论了以昆汀·梅亚苏的《有限性之后》为代表的思辨实在论。他对存在问题的处理方法与关注语言的解构主义相当不同。

CM：你知道的，梅亚苏经常提及巴迪欧，对于后者而言，数学是存在的表现。这是巴迪欧《存在与事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所以《有限性之后》提出了一种本体论——数学的柏拉图式本体论。对柏拉图来说，存在可以用数字和几何形式来表达。数学本身就是本体论的表现，思辨实在论由此诞生；这一根源，巴迪欧认为，被海德格尔的方法给掩盖了。海德格尔歪曲了本体论，瓦解了它的数学背景。

KHH：所以对于思辨实在论而言，数学成为了存在的真正语言——它获得了与其他类型的语言不同的本体论地位。这与德里达的语言概念相悖。

CM：完全正确。但你会注意到——这实在有点讨厌，梅亚苏在他的书中从未引用德里达，哪怕一次也没有，而我恰恰认为他总是在讨论德里达。“今天，这个讨论中，德里达在哪儿？”这个问题研究起来应该蛮有趣的。

KHH：我感觉我就在问你这个问题。在我自己的研究中，一直在以德里达的语言概念之基础来阅读你的作品。……因为你的方法抓住物质性，却也把自身建立为一个可塑性的实例。这让我觉得是符号学的。

CM：这很好，我完全同意。我喜欢你的表达! 语言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KHH：为了引入德里达的另一个概念，我想问问：也许这是个不可能的问题，可塑性的“即将到来的时间”（futur）会带来什么？

CM：……首先是亚里士多德，他发明了arche这个词。其他的还有，舒尔曼（Father Reiner Schürmann）、列维纳斯、德里达、福柯、阿甘本和朗西埃——我试图看看这个动机如何在他们的书中秘密地运作，同时，又是如何被否定的。……

KHH：……还是说它的结构与教育目标、理念、教学法等相抵触？

CM：据我所知，其实只有一个人的作品真正哲学地介入过这一问题，那便是雅克·朗西埃。……主人（教师）不教导学生，也不令他们理解任何东西。相反，主人（教师）帮助学生教导他们自己。一定意义上，主人（教师）教的是如何教导。如果跟随朗西埃，那我们必须假设，比如，一个以前从未学习过英语或法语的学生，只要给他们一篇文本，他们就可以自己学习，循序渐进。朗西埃主张他所谓的一切智力的根本平等，这意味着主人和学生平等地一无所有。朗西埃还谈到，戏剧，例如布莱希特的戏剧，向观众传递了一个信息，因而太过说教。朗西埃反对所有的模式，反对所有向人传授东西的意图，无论是以戏剧形式还是其他的来实行。在我看来，这实在太激进了。我相信学生的自主性，当然了，但同时我认为教育者必须提供一些形式，或范式。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去遵循这些模式，但我认为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临时的投射是必要的。……但模式不一定要是条定律，或是定义性的。它就像一个面具。你可以戴一段时间面具，便于找到你的同一性，而后当你不再需要它时，就扔了。我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嬉戏（戏剧），教育是不可能的。

KHH：这是你在……中提及的一个话题，你讨论了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之间的象征关系。你认为，自然选择，尽管是无意的，但比预设了一定准则的社会选择更具可塑性。

CM：正是如此。事实上，选择应该发明自己的准则。对于真正的选择，对于平等主义和民主的选择，标准不应当被事先给出，而应该在选择发生之时被发明出来。这个想法可以追溯到尼采时期，它恰恰触及了我刚才所说的模式问题。无论如何，教育就是选择，要么这样要么那样。

……

KHH：所以我们没什么能做的。但根据可塑性，就能做点什么了。

CM：嗯，至少，可塑性肯定了所有发生的事情并不完全是意外和令人惊讶的。可塑性，作为一个概念，继承自黑格尔和……事件从来不是纯粹的事件，而是揭示了预期和偶然之间的辩证关系。

KHH：德里达在这一点上也有些改变，不是吗？在他为你的第一本书《黑格尔的未来》写序的时候？

CM：确实有一些，但如果你记得，他在某个地方指出，他自己的时间性概念不是可塑的，因为他永远无法看到任何东西的到来。对他来说，时间性不是可塑的，这意味着任何事件都不能"成形"（take shape），无法以一种形式而晶体化（crystallize in a form）。真正重要的事情，比如正义或民主的到来，皆因此而不具有可塑性。德里达认为可塑性作为一个概念过于形而上学，因其依赖于形式的概念。对他来说，不可能存在任何具有非-形而上学、非-传统意义的形式。形式必然与在场和可见性相关。

KHH：（形式同在场与可见性）确实有联系，但在可塑性之中，形式得以革新，不是吗？因为你在你所有的书中都表明，形式，甚至是超越性的形式，都在变化。在可塑性之中，形式本身不是静态的。它保留了其与过去的形而上学式构想的联系，但它是不一样的。

CM：形式总是比它本身更重要。一个形式从来不是简单的形状或轮廓。它是一种组织，即不同元素的协作或网络：当然是形状，但也包括背景、肉体、速度、颜色和感觉。那么，对形式的研究就属于你漂亮地称为……的东西。

KHH：所以德里达对这个意义上对……不感兴趣。

CM：没有，但我一开始也不感兴趣。我记得1983年让·皮埃尔·尚热的《神经元人：心灵的生物学》一书出版时，我对其所谓的"神经学革命"有非常严厉的批评。我以为尚热打算把人还原成纯粹的机器，一些时间后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其中还有其他要务。

KHH：我想岌岌可危的当是那将大脑视作僵硬之物（a rigid thing）的想法，教育之中尤为盛行。教育中，大脑的既定和发展(the given and the developing)之间的张力很有趣，因为我们被这些不同的诊断所淹没（inundated）——多动症、读写障碍、计算障碍——这种淹没几乎直指了学生的僵化状态。如果你得到一个诊断，你对此就毫无办法了。

CM：问题是，神经学是非常规范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哲学为它引入一些批判性。大脑研究可以是开放而创造性的，但也可以是规范性、压抑和守旧的。

KHH：所以我不得不问：为什么聚焦于大脑，究竟为何？

CM：了解大脑研究的人知道，"大脑"并不是指我那头骨里的东西，而是指有机体的全部。

KHH：它更像是生命之所在，对吗？

CM：绝对是的，一个生命系统。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