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小人书

周末，我和朋友逛花鸟市场，看到地摊上的旧小人书，顿时勾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

我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童年生活在浙南的一个小乡村里，记忆中接触最早的便是小人书。那时候，农村的生活仍然是拮据的，很多人连吃饱肚子都成问题，村里只有两三户人家有黑白电视，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娱乐，县放映队也要排班下乡放电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坝坝电影，就这多数还是黑白的影片，也需要隔上三五个月才会来放映一次。在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如此匮乏的年代，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看小人书显然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第一条途径是偷窃。

那时村中心有家理发店，是一个叫阿典的青年开的。阿典手艺精湛，价格合理，生意爆满。他准备了很多小人书如《红岩》《鸡毛信》《王子复仇记》《三毛流浪记》等，供排队的人翻看。我们一群顽童野心勃勃，看了还不过瘾，还想占为己有。每次到理发店我们就翻起小人书看起来，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小人书之间也。

有一次，我们趁阿典给人家洗头时就三下五除二把小人书揣进怀里，到手后在路上分赃，洋洋得意。阿典发觉后暴跳如雷，拿着把破扫帚气喘吁吁地追来。我们吓得迅速逃窜开，呼啦啦作鸟兽散。阿典又找到我们这些顽童的父母告状，我们最后免不了被大人厉声呵斥一番。值得安慰的是鲁迅笔下有孔乙己“窃书不算偷”，使我成年后不至于为当年偷小人书而忏悔。

另一种途径是“受贿”。

小学四、五年级时，我成绩很好，每次考试，语文、数学基本上都是全年级第一名。因此，被选为班长兼学习委员。班里有一同学，头脑比较迟钝，每次背诵课文他总没过关。每当他因此被班主任“特级”处理——放学后留校继续背诵时，我这个班长兼学习委员，通常也会留下来监督和检查。这位同学抓住了我嗜书如命的特点，每次都会把书包里的小人书掏出来送给我，让我早点放他回家吃饭。那时候，我们每个小孩的书包里，几乎都放有几本小人书，因为那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不但比教科书有吸引力，还能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增长阅历和见识。拿人手短，我会当场“网开一面”，全然不顾班主任可能会因我的“营私舞弊”而惩罚我。

有了自己的小人书就有了资本，可以与任何小朋友交换自己没有看过的小人书。没有小人书的小朋友，可以用纸（一般要标准的教科书纸张）来租他人的小人书。我赚来的“租金”，有的用作手纸，有的用来玩一种叫打纸拍（纸拍是要用纸来叠，两张纸条呈十字型放在一起，把角折起来，互相穿插着赛成一个方形，很简单就做成了）的游戏。那个年代，纸拍和小人书都是我们小孩子最亲密的伙伴。

等小人书收藏到一定规模后，还可以到集市间、书店旁、马路上摆书摊。到小学四年级时，我已经收藏了二百余册小人书。那年寒假，我和发小一起，早上向母亲要了中午两个人吃的干粮，用一大包袱包着书，在集市上摆起了看书的地摊。我不管书的厚薄一律一分看一本、两分看三本，比别人便宜，一天下来能挣一块多钱，好时能挣到两块多。晚上回家后，大头上交给母亲，留个一两毛给自己买零食吃，心里甭提有多高兴。要知道，那时候，一分钱能买一颗拔糖或者十二个砸炮，两分钱能买一把瓜子或者十五颗花生呢。

上初中后，小人书不再是那个年龄段的读物，我的诚心稍减。但辛苦收藏的小人书舍不得送人，我将它们安置在木箱子里。十八岁离开故乡的时候，那些小人书就静静地尘封在那只木箱里，似乎早已被我遗忘。

前几年，我心血来潮，自学了国画。去年过年回家，想找出几本小人书临摹、研习，打开木箱却发现书已不见。母亲说，这些年亲朋好友来时，发现了木箱里的这堆小人书，他们你挑我拣，终致木箱里空空如也。

我呆住那儿，怅然若失。那些小人书虽然算不上什么奇珍异宝，但毕竟它们陪伴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我在心里为它们消失在我们生命里，落下了几滴伤心的泪水。

这个周末，我在花鸟市场的书摊前久久流连、凝神。朋友看出了我的伤感，就劝我买下几本带回家。但我的朋友可曾知道，我怀念的不仅仅是几本小人书，还有早已远去的童年，以及那些儿时天天黏在一起、如今却已天涯四散的同学、玩伴？买几本小人书回去又能如何？它们能找回当年发小们的那份友情吗？

“请不要为了那页已消逝的时光而惆怅，如果这就是成长，那么就让我们安之若素。”我搜索枯肠，终于想出林海音的这句名言试图宽慰自己，然而还是觉得非常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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