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戴建业先牲在疫情期间接受采访时，大力夸赞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导师——福泽谕吉

本系列内容的观前提示：

       一：本系列文中可能出现的部分词汇，为福泽谕吉笔下的原文，未作任何改动，故此相关内容可能会引起部分人群的心理、生理不适。

       二：部分内容将会引起中国同胞，尤其是台湾同胞的民族认同。

       三：部分内容可能不适宜小部分日本友人观看，请注意。

       四：部分词汇将使用拼音代替。

之一：侵华大略

       在近代的日本国，侵略腐朽的清政府来掠夺财富、土地乃至于权力，从而逐步占领亚洲、称霸世界，此类思想的萌芽非常早，譬如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江户末期的日本人，都曾提出过此类论调。但是在福泽谕吉之前，各种侵华主张基本上尚且停留在个人言论的程度，还没有正式的面向社会普罗大众的普及宣传，尤其是并不会对日本政府的相关决策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然而福泽谕吉不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福泽谕吉就已经是颇有名气的西化思想家了；而且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日本太小了，中国太大了，在日本“全国知名”的分量只相当于在中国的“两三个省”知名。

       80年代及以后的福泽谕吉，便是全日本举国上下都闻名遐迩的知名人物，其在1882年3月依托于“庆应义塾”而创办的《时事新报》，是日本的一份发行量极大的国民级报纸，也是今日日本第六大报纸《产经新闻》的前身，它虽然是民办报纸，但政治性极强。福泽谕吉在为该报所写的《本报发兑趣旨》一文中称，本报

“以专记近时文明状况，议论文明进展之方略事项，追踪日新月异之风潮，并报道于世人为宗旨”，

其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社会文化等方面。

       《时事新报》对日本全国的社会舆论、对一般国民的整体思想，乃至于对日本明治天皇和政府的决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福泽谕吉的大量的侵华思想，正是以此平台为依托，带动着整个日本全民参与。

       日本岩波书店1961年版的，全十六卷的《福泽谕吉全集》中，首发于《时事新报》的内容足足占了九卷，其中，鼓吹侵略中国的文章有四十多篇，而且都是专业水准较高，充满了学术性与煽动力的议论文，若是单独辑录成册的话，做一本《侵华大略》完全绰绰有余。

       而福泽谕吉除了直接的侵华理论之外，其他的思想也都是建立在“全盘西化”、“以强盗侵略为文明”之上的。福泽谕吉鼓吹“殖产兴业”论和“富国强兵”论。他认为，“殖产为国之本”，要使国家富强必须侵占大量的殖民地，而使日本变成有钱国，因此也被讥为信仰“富尊贫卑”的“学商”，即学者型市侩人物。反映到战争时期，则进一步被称为“热心的军备扩张者”、“国权扩张论者”。

       福泽谕吉，乃至于说整个日本的侵华思想的根源，大略是离不开“羡慕嫉妒恨”的老套路的，也就是对中国的蔑视、嫉妒与垂涎。

       实际上，作为生于幕府末期的文化人，福泽谕吉并免不了受时代的影响，他对汉学有一定的修养，能写一手不错的汉字书法，也能作像样的汉诗，对中国问题很关注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是这种关注和了解却是完全用近代西洋文明的价值观、以“大日本帝国”的优越感来观察中国、看待中国的，认为彼时的中国是一个顽固、落后和野蛮的国家。

       在1883年的《zhi na人民的前途甚多事》中，福泽谕吉断言中国人不能接受西洋的新文明，因为

“zhi na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

从内心里充满对中国及中国人的鄙视，甚至认为与中国这样的冥顽不灵的国家为邻，是日本人的“大不幸”。

       到1884年的《有zhi na色彩的东西应该摒弃》一文，福泽谕吉更是极端地主张凡是“有zhi na色彩的东西都应该摒弃”：

既知没有好处，那就对它（按：中国）避而远之，以防同流合污。双方的交往只限于商业，知识上的交往应一律断绝，其国的政教不采纳，其风俗不效法，以至衣服器玩之类的东西，不管其使用价值如何，只要有可替代的，支那品就要摒弃。我国现在是日新之国，必须防止邻国的弊风污染我文明。

       这种断绝交流的主张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实施“锁国”，中国不单是违背于福泽谕吉所认为的“文明开化”，而且对于明治维新（前中期）下的日本“文明”甚至会有污染的危险，必须要隔离才行。

       相关的此类观点在福泽谕吉的代表作品，1885年的《脱亚论》中完成了一次集中的概括，福泽谕吉说道：

       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zhi na，一个叫朝鲜。

……

       例如zhi na朝鲜的政府仍在实行古老的专制，西洋人就认为日本也是一个无法律的国家；zhi na朝鲜的士人惑溺很深不知科学为何物，西洋的学者就认为日本也是一个信奉阴阳五行的国家；zhi na人卑躬屈膝寡廉鲜耻，日本人的侠义就可能为之遮蔽；朝鲜人行刑场面残酷，日本人也被怀疑为无情等等，这些事例不胜枚举……间接地会成为我外交上的障碍，是我日本国一大不幸……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福泽谕吉全集》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10卷第238～240页）

       这，就是戴建业先生口中的，要求“我们”“要有”的“世界性眼光”；这，就是戴建业先生口中的“了不起的人”；这，就是戴建业先生自己做到的“诚实面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