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误解的南明“联虏平寇”政策

南明弘光政权的“联虏平寇”政策顾名思义就是借清军平定大顺政权以及大西政权义军，类似于晚唐政权以沙陀军镇压黄巢大齐起义军。大约在1644年的五月二十七日，这个政策最早萌芽于马士英口中。南明君臣认为山海关之战是三桂借助关外的清兵击败了李自成军，收复了北京皇宫，于是准备发粮接济吴三桂，同时为其加官进爵，但这一判断(以现在的视角来看确实很愚蠢)是在弘光政权对北方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之下所作出的。

到这一年的六月份，史可法刘宗周等人也上疏支持此判断。所以这所谓的“联虏平寇”基本国策就成了弘光政权的原罪，甚至有人给南京明朝廷冠上了“汉奸朝廷”的恶名。所以我只能说，有很多人的判断出了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所谓的南明王朝和农民军“联明抗清”的基础是什么？咱们在几个月之前的文章也写过有关李自成余部“联明抗清”的问题，李自成亲自率领的东路大顺军总人数共计22万人，当然了这肯定不是战斗人员的数量。这22万人在李自成于九宫山身亡之后和南明巡抚何腾蛟取得了联系，不久之后又和清廷取得联系，准备投降清廷，但是最终还是因为剃发问题加入了抗清阵营。郝永忠、王进才、牛万财、张光翠等人加入了何腾蛟的阵营，而流体纯等人则在接受了明朝的官职之后选择独立作战。

所以如果把这个过程捋一捋的话，就会发现一点，如果仅从一些十分正式的史料来看的话，已经自称大顺皇帝的李自成在九宫山死于地主武装之手反倒推动了“联明抗清”事业的发展，因为攻破北京，逼死崇祯皇帝的李自成是明朝的“国仇”史可法在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六月份的奏疏中说“或云假虏以破贼，或云借虏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审孰是？然以理筹度，此时畿辅之间必为虏有。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 然之着数也”这段话的主要意思就是虽然清廷可能会一口吞掉大量的土地，但是“国仇”也就是君父之仇为大，所以对清军“特宥前辜”。由此可见，李自成本人反倒是明朝接纳大顺军余部的障碍。

咱们再看看李自成活着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甲申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等疏报、流贼李自成、亲率西安府马步贼兵十三万并湖广襄阳、承天、荆州、德安四府所属各州县原设守御贼兵七万共计二十万，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然后清军就“蹑其后”把他从河南一直追到了湖广，险些一头扎进江西。但是咱们必须强调一点，无论是李自成之死也好还是李自成和明朝廷之间的关系也好，可能还会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清实录中的“声言欲取南京”，这也只是“声言”而已，大顺政权作为一个两年之内就土崩瓦解的短命政权，它内部的大部分的官方文件自然不可能留到今天给我们看，所以李自成的一些决策我们很难知道他的真实意图。

从现有的一些浅层史料出发，至少在李自成活着的时候，大顺政权对于南明政权是实实在在的“敌国”和“叛逆”，而尊奉永昌年号的大顺政权的将领们对于这个龟缩在南京的南明朝廷估计也没有什么想要联合的欲望，定是欲除之而后快。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的对于弘光政权“联虏平寇”政策的批判的基础，就是完全站在大顺政权的角度来看，但是这对于弘光政权来说则是不公平的。这种判断对于一个自称愿意以客观角度看明末历史的现代人或者对于一个持中原立场的现代历史爱好者来说，这都是不明智的。明末所谓的“亡天下（顾炎武语）”的责任在明末历史舞台上蹦跶的各位皇帝、藩王、各位国公、总兵、参将、副将人人有份，凭什么李自成凭借着一个草莽出身，就可以让别人把他的责任推给别人呢？

而且，弘光政权对于清廷就真的一点防备都没有吗？毕竟在辽东打了20多年，说南京朝廷对于北方的清军一点防备都没有，那肯定也是胡扯，哪怕是从1644年五月史可法的奏疏中也可以窥见一番“今胡马闻已南来，而凶寇又将东突，未见庙堂之下，议定遣何官，用何敕，办何银币，派何从人？议论徒多，光阴易过。万一虏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虏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虏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之。所重者皇上之封疆，所轻者先帝之仇耻，既示我弱，益长虏骄，不益叹中国之无人，而北伐之无望邪！”这段恐怕根本就无需翻译，史可法对于清廷的防备之心已经表露无遗，应该说南京朝廷在1644年上半年情况不明的情况之下对于清廷的定位是“暂时的盟友”但是也不可让清军有“轻我之心”。

而到了几个月后，史可法的给朝廷的章奏却完全变了风格“屡得北来塘报，皆言敌必图南，水则广调丽舡，陆则分布精锐；尽河以北，悉染腥膻”很明显，这里针对的对象早就变成了清军，他又写道“近见北示，和议固断断难成，一旦南侵，即使寇势尚张，足以相拒，两者必转而相合，先向东南。宗社安危，决于此日”“和议固断断难成”这句话实际上已经把南明朝廷和清廷之间水火不容的关系挑明了，而且还讲了“虏”和“寇”反倒有可能联合在一起直扑南京的可能，虽然日后的历史证明农民军将领对于清廷的反抗，其战争之烈度是要远远超出明朝正规军在1644年之后对于清廷的抗击的。但是以1644年南京朝廷的角度来看，史可法，马士英等人对于形势的判断以及对清政策的制定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而李自成一方还是那句话：大顺政权是一个过于短命的政权，它的很多官方文件(如果真的存在的话)恐怕早就被胜利者销毁了，就像后世的太平天国一样，在19世纪中期照相技术已经颇为发达的情况之下，咱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太平天国人物的真实照片居然只有个位数，不难想象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即使有部分的大顺政权的官方文书的原件逃脱了战火以及故意销毁，现在肯定还是没有被发现的，或许其正藏在民间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当然在有关史料方面的，我是十分唯心的，没有发现的史料或者是可能被销毁的史料，我们看不到实际上就等于没有，而没有的事情在这里就不乱说了。所以今天对于李自成政权的一些决策的判断实际上是挺困难的，我们只能根据大顺军的动向来猜测李自成先生脑中究竟在想什么。所以只能说，在公元1644年上半年，李自成先生真的想的是学习曾经的金宣宗一样“失之于北，取之于南”，结果就是死在九宫山之下。

而欲北征讨伐李自成的兴平伯高杰的异动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1644年十一月十三日，到达徐州的高杰部明军反将沛县包围得水泄不通，吓得清廷所委任的知县胡谦光赶快向清廷求救。事实上，所谓的明清两军合击李自成也是不靠谱的事。这一年的年末，李自成之军尚且在陕西山西以及河南西部等地和清军激战，陕西门户潼关即将不保，而高杰部官军反倒推进至徐州，假设真的是北上和清军合击李自成，那势必要通过清军刚刚捂热的河南的大片土地。一支三万多人的明军全副武装地通过刚刚丢失的大明疆土，清廷会干出这种事情吗？

所以从头至尾“联虏平寇”一事根本就是画饼，乱世之中各个势力或者联合又或者相攻，本来就是颇为正常的事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相互提防之下的胡诌，清廷想借此招降南明军队，南明朝廷想驱虎吞狼，那是各有算盘。不过弘光朝廷真正的原罪就是武力稀烂，软脚虾一样的部队在清军南下的兵锋之下纷纷吓破了胆，然后跪地投降，弘光皇帝朱由崧本人也被捉到了北京，到1646年就被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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