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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腊政治与社会初探
黄洋
148个笔记
前言
城邦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如今被称为“公元前8世纪革命”），并进一步论述说，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导致了希腊社会的结构性变革，最终促使城邦制度的形成。
希腊人的宗教崇拜是围绕不同的宗教崇拜圣地进行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崇拜共同体。这个过程先于城邦的兴起，是促使城邦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关键因素
公元前8世纪墓葬的增加并不像斯诺德格拉斯所认为的那样，是人口增长的证据，而是社会结构性变革的结果。城邦兴起之前，死后埋葬在正式墓地里的权利限于贵族阶级，但城邦兴起之后，更多的社会成员获得了这一权利，从而导致了墓葬的增加。在他的解释模式里，墓葬被看成是社会结构的仪式化体现，反过来也强化特定社会结构，因而十分具有启发性。
在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是什么样的土地所有制支撑着城邦的社会结构？
试图论证农业是希腊城邦社会的根本基础，进而提出，希腊（与罗马）城邦实质上是以自由农为主体的国家。
在西方学术界，这一传统争论被冠之以“原始派”（primitivist）和“现代派”（modernist）之争，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德国学术界的争论。实际上，当国内学术界还在纠缠于是农业还是工商业为主这个老问题的时候，西方学术界早已因为芬利（Moses Finley）基于韦伯和波兰尼（Karl Polanyi）的理论对古代经济的分析而走出了“原始派”和“现代派”之争，迈进到所谓“实质主义派”（substantivist）和“形式主义派”（formalist）之争，亦即古代人的经济活动是“嵌入”（embedded）社会其他活动之中的，因而不能用现代概念加以分析，抑或是有着和现代经济类似的特征，可以用现代经济概念进行分析。
古希腊经济是以农业为主还是以工商业为主的争论。
古希腊经济是以农业为主还是以工商业为主的争论。
希腊城邦社会的根本是农业
在西方学术界，这个问题已不成其为问题。因为谁也不会否认，尽管希腊的手工业和商业可能较为发达，但城邦社会的根本仍然是农业。
西方学者囿于政治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倾向于以某种方式在古希腊民主政治和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之间建立起一个谱系，尽管早就有人指出了古代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巨大差异。国内一些深受西方精英主义观念影响、对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怀有好感的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只有现代民主制才是真正完善的民主政治，而将古希腊民主简单地斥之为“少数人的民主”或“暴民政治”，是“短暂的”和“不稳固的”。近来国内学术界出现的另一个倾向，同样对古希腊民主政治持完全否定的态度。部分坚守中国式精英主义的学者倾向于从中国传统中寻求政治资源，而将古希腊民主政治简单地斥之为“村镇民主”，因而否认其对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当代中国具有什么潜在的积极意义。
即古希腊文明最为辉煌的创造是在古典时代，而许多最重要的创造都是以民主雅典为中心的，就很难不注意到雅典民主政治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古希腊史的史料以雅典最丰，而对其他许多城邦和地区我们却所知甚少。如若不得不严重依赖雅典的史料，而得出关于希腊城邦的一般性结论，就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上述风险，对此读者不可不察
一 试论荷马社会的性质与早期希腊国家的形成[1]
荷马史诗是古代希腊最早的文献材料，学者们习惯将它所描述的社会称作荷马社会。
通常翻译为“部落”和“氏族”的希腊语词汇phyle和genos在早期希腊并不代表血缘组织。实际上genos一词有着多重不同含义，可表示“家庭”、“贵族家族”，亦可表示“族群”等，但却不表示血缘氏族。
迈锡尼文明并不是独立于希腊文明之外的一个文明，而是希腊文明的一个阶段。基于这样的认识，学者们一般认为，迈锡尼时代是希腊文明的青铜时代。
古典的希腊文明是一个文化上的范式，它代表了西方文化中的两个核心内容，即民主和理性，而对立于专制和非理性
实际上“黑暗时代”并没有将迈锡尼文明和古典希腊文明完全分开。[18]退一步说，即便承认其间相隔四个世纪，种种迹象表明，荷马社会与迈锡尼文明仍然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延续性。
正因为荷马社会是一个贵族阶层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所以诗歌中用来表达贵族的词汇尤其丰富。实际上，一部荷马史诗就是围绕贵族首领的活动而展开的
早在迈锡尼时代，希腊人就已进入青铜时代，并建立了早期的王权国家。到公元前13世纪末，迈锡尼文明走向衰落，以王宫为象征的中央集权遭到沉重打击。到荷马社会，王权已经受到很大削弱。反映在荷马史诗中，就是代表王权的词的含义变得模糊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荷马社会倒退到了原始的氏族社会。虽然其间经历了一个黑暗时代，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但从迈锡尼时代到荷马社会的延续性仍然十分明显。实际上，迈锡尼文明的毁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中央集权的瓦解，地方贵族则仍然保持了他们的势力和地位，并逐渐上升成为主要的社会与政治力量，建立起地方性的贵族政权，即韦尔南所说的“贵族国家”[33]，并形成了旨在让社会其他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民众会议。贵族阶层成为社会的统治阶层，他们不仅左右了政治活动，而且控制了社会的司法权力。
*
城邦制度并不是古代希腊的原生国家形态，而是次生国家形态。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一样，其最早的国家形态同样是王权国家，而那些认为荷马社会属于原始社会的学者，其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将城邦制度看成了古代希腊最早的国家形态。
城邦制度并不是古代希腊的原生国家形态，而是次生国家形态。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一样，其最早的国家形态同样是王权国家，而那些认为荷马社会属于原始社会的学者，其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将城邦制度看成了古代希腊最早的国家形态。
二 古代希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城邦制度的形成[1]
二 古代希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城邦制度的形成[插图]
在古代社会，作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土地往往同其所有者的经济权利乃至政治权利有着密切的联系。土地所有制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这里笔者试图探讨希腊史上一个为西方学者长期忽视的问题，即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及其在城邦制度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进一步明晰希腊城邦社会的特征。
一
他认为，城市中如神庙和议政厅等公共建筑的出现是城邦形成的重要标志，而由考古材料所反映的、古风时代早期人口的急剧增长则推动了城邦的形成
古风时代早期希腊各地宗教崇拜活动中形成的宗教崇拜共同体导致了希腊城邦的形成早期希腊各地宗教崇拜活动中形成的宗教崇拜共同体导致了希腊城邦的形成[
从文字的使用与推广这一侧面进行探讨，提出在迈锡尼的希腊文消失约四个世纪之后，以腓尼基字母为基础的希腊文字的出现，及其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是促使希腊城邦形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土地私有制的形成问题。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有意的。在西方学术界里，土地私有制问题历来被看成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而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极力回避触及这一问题。但实际上，如此一来，他们正好成了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从现代法律意义上来说，它们的意思是“占有”而不是“所有”。[4]古希腊人从实际占有的意义上来理解所有权。
在古代希腊，土地所有权的首要标志是占有者对土地的转让权，即赠送与买卖的权利。
二
古风时代社会下层为争取政治与经济权利而同贵族统治阶层的斗争，是理解希腊城邦形成之关键，同时也是理解土地私有制确立的钥匙。
至少部分土地为集体而不是个人所有，而且集体有权将它赏赐给个人。
公有土地并不是荷马社会唯一的土地占有形式。诗人笔下的英雄同时也都是大土地的占有者，他们一般拥有大量的果园、牧场和耕地，并且使用奴隶为他们劳动。
在荷马社会，贵族家庭（oikos）控制了大部分的土地。但这并不是其土地制度的全貌，还存在着土地公有制的因素。最为合理的解释似乎是，荷马社会的土地制度处在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过渡阶段。而只是到了古风时代，土地私有制才逐渐确立起来。
三
贵族统治阶层对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的垄断性控制导致了社会下层为争取政治与经济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古风时代的社会大变革。正是这种社会大变革导致了古典城邦制度的形成，也是在这个变革中，土地的私有制逐步确立起来
斯巴达社会生活的另一个独特性是其公民的共餐制。按照这个制度，包括国王在内的所有男性公民都要集体就餐。为了维持这种集体就餐的制度，每个公民每年必须向城邦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如果无法交纳规定量的粮食，他就会丧失公民权。很显然，这种共餐制的基本前提是，从一开始，所有公民都必须拥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即占有的土地足以生产他所必须交纳的粮食，而这个基础只能通过平等份地的分配来实现。
培养公民的集体观念和城邦观念。
他们是被迫向阿提卡的地方宗教崇拜中心交纳实物税的中下层农民，由于这个实物税的比例是其土地收成的六分之一，他们因此而被称作“六一汉”。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土地在某种程度上为地方宗教崇拜中心控制，或更为确切地说，雅典的贵族集团通过地方宗教组织控制了下层农民的土地。在古代阿提卡地区，普遍存在着收获祭礼，如同所有的希腊人一样，雅典人相信神赋予了他们好的收成，因此他们必须将收获的一部分敬献给神
*
梭伦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清除农民土地上的horoi，实际上这也就废除了依附在农民土地上的六一税。通过这条措施，梭伦剥夺了地方宗教崇拜中心对农民土地的控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使之获得了自由，亦即使之成为农民自己的财产。梭伦的遗嘱法也证明了同样的结论，土地的占有者从此获得了转让自己土地的权利，这也标志着雅典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梭伦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清除农民土地上的horoi，实际上这也就废除了依附在农民土地上的六一税。通过这条措施，梭伦剥夺了地方宗教崇拜中心对农民土地的控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使之获得了自由，亦即使之成为农民自己的财产。梭伦的遗嘱法也证明了同样的结论，土地的占有者从此获得了转让自己土地的权利，这也标志着雅典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四
古代希腊的土地私有制是在古典城邦制度的形成过程中确立起来的。
三 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1]
由这两大文明的现代特征入手，由今而古，想当然地推出一个对立的结论，即现代中国经济的欠发达应归咎于古代中国文明的农业特征，而现代西方文明的工商业特征则起始于它的根源，亦即古希腊文明。但事实上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并不是对古希腊社会所进行的详实历史考察。
二
一个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或外邦人可以十分富有，但他不能购置地产，而只能租赁房子
在雅典，梭伦的改革实际上确立了公民的土地私有权。不少学者认为，梭伦代表了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但这种说法缺乏可信的历史根据。在公元前7世纪末和前6世纪初，梭伦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实际上主要是雅典的农业危机，是债务奴隶制对“六一汉”人身自由的威胁，其主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废除所有债务和债务奴隶制，它同工商业并没有什么关系。
三
古风时代早期希腊首次出现了有关财产所有权的立法，许多城邦都制定法律，保护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财产的私有制。
此看来，殖民运动本身不能用来证明希腊城邦社会的商业性质，因为贸易并不是决定殖民运动的唯一因素
四
如同古代社会的其他文明一样，希腊文明从根本上说是农业文明，其农业特征反映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观念上看，土地被认为是最重要而且最可靠的财富资源。相应地，农业成为高贵的职业，而工商业则被看成是卑贱的职业，不符合上等人的身份，这种观念最为明显地反映在贵族阶层的社会心理中。
手工业和商业都处于次要的位置。首先，从对现有史料的分析来看，手工业的规模十分有限，除个别行业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给自足的需要。其次，从希腊城市的特征及其同农村的关系来看，古代希腊城市从根本上说是消费中心和政治中心，而不是生产中心。
为许多学者所宣称和接受的“希腊城邦社会是工商业社会”的理论，实际上是没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
，在希腊城邦社会中不存在工商业阶层与土地所有者阶层矛盾与对立的社会基础，雅典的民主政治也不是工商业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的结果
农业是希腊城邦社会的最重要特征。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古代希腊钱币上的装饰图案往往是农作物，而不是其他东西。
一、作为城邦政治主体的自由农群体
不能将“古代经济”[4]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有着自身运作规律的社会活动领域来进行研究，而应该将它和社会其他活动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从根本上来说，希腊城邦是一个“公民的共同体”（亚里士多德语）。公民是社会的主导力量，是社会的特权集团，而公民权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公民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
划分的标准完全是土地上的收成，说明无论对于富有贵族来说，还是对于贫穷农民而言，农业都是最为主要的谋生方式。
自由农阶层乃是雅典城邦公民群体的主体。
斯巴达则是另一类型城邦的代表。在许多方面，斯巴达都要相对保守一些。和雅典推行的新兴民主政治不同，斯巴达奉行的是希腊城邦中常见的贵族政治。
斯巴达城邦制度的最显著特点之一是公民的军事化，公民群体即是重装步兵群体，成年男性公民最为重要的职责是从事军事训练，并且随时听从国家的召唤，为了城邦的利益和荣誉而战
。改革的军事性还在于，其所使用的“等级”（classis）一词在拉丁文中本意为“军事队伍”，而且等级之下的“百人团”（centurium）最早也是罗马军队的基层单位。
罗马早期的节日大多来源于农业生产，老普林尼注意到罗马人最早的姓氏也和农业有关。在战争中立功的将军和士兵的最高奖励是一天之中个人用犁所能够耕的地。
二、小农土地所有制与希腊罗马城邦社会
法令中所说的“公平而平等的条件”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平等的政治权利，二是平等的土地所有权。
柏拉图关于理想国的论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殖民地土地的平均分配。在《法律篇》中，柏拉图规划，他的理想国应该建立在克里特内陆一个假想的殖民地里，在这里土地严格按照平等的原则进行分配。[23]虽然他所建构的是一个虚幻的理想的国家，但可以肯定，其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来源于希腊城邦社会的实践经验。在土地分配方面，他的思想的来源很可能是殖民地平均分配土地的经验。正因为如此，他想象自己的理想国应该建立在一个新的殖民地里。
希腊人大规模的殖民活动、以平均分配土地的方式创造小农阶层并以之为政治共同体基础的新型政治与社会实践，从根本上冲击了希腊人原有的政治观念及其制度。
亚里士多德评论说，雅典人的相互关系普遍的“不健康”。并告诉我们，城邦分裂成了“海岸派”、“平原派”和“山地派”三个派别。
从公元前7世纪中叶开始，希腊社会进入了一个僭主政治迭兴的时期，以至于此后的一个世纪可以称得上是希腊历史上的僭主时代。
]如若抛开现代褒扬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的价值取向，就会发现希腊僭主政治兴起实际上是僭主（无论其出自哪个阶级）领导下层民众反对贵族统治阶级垄断社会政治与经济权利的结果，因而它在客观上改善了小农阶层的处境，也推动了希腊城邦朝向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实际上僭主政治基本上都是过渡性的，大多为更为民主化、更为制度性的政治体制所取代
结论
重要
结论
农民阶层——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自由农阶层——不仅被纳入了希腊罗马城邦社会的政治生活之中，而且是城邦政治共同体即公民群体的主体，是古典希腊罗马城邦社会的基石。之所以说希腊罗马城邦社会的农民阶级是自由农，是因为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其人身自由和对自己土地财产的所有权都受到保障，国家对他们甚至不课以其他社会中常见的土地税。在古代希腊，征收土地税或财产税被看成是僭主政治、因而是专制政治的标志。自由农政治力量的源泉来自于其军事作用。
这种民主化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建立起城邦的制度，希腊人称之为politeia，现代学者通常说成是政治体制，但并不确切，因为对于古代希腊罗马人而言，“政治”的内涵要广得多，如同罗马人的res publica所体现的，“政治”包含全部的“公共事务”。城邦制度的基础是公民权的确立，而公民权的界定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尤其是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和政治权利——包括人身自由的权利和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五 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1]
哈贝马斯说，在希腊城邦中，“城邦领域”（sphere of the polis）同“家庭领域”（sphere of the oikos）严格区分开来，公共生活“以市政广场为中心，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只是在这一特定场所进行。公共领域由讨论和共同行动组成，前者包括参与议事和法庭陪审，后者包括参战和体育竞赛”。[2]在此之前，汉娜·阿伦特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区分可追溯到城邦兴起之时，而且同样把公共领域定义为城邦领域，把私人领域定义为家庭领域。[3
二
在古希腊语中，用来表示政治的一组词如“政治”（politike）、“政治制度”（politeia）、“政治的”（politikos）、“公民”（polites）等，都是源出于“城邦”（polis）一词，其基本含义都表示“属于城邦的”。
一
一方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公民大会可能吸引了大量的公民参与；而另一方面，据现有估计，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不超过8000，远远不及公民人数的大多数。笔者认为，现有的解释和观点都无法圆满地解决这个矛盾
二
金收买选民。但是在雅典，由于绝大部分官员都是以抽签的方式产生，因此富有贵族不能以他们的财富直接影响政治。个人财富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只能是间接的。
三
雅典民主政治代表了一套古代高度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它同现代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政治不同，是直接的民主政治。
七 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一个系谱的建立[1]
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并不是一个突然的诞生，相反，它是一个漫长的、逐渐的过程。正如英国学者莫里斯所论证的那样，早在古风时代初期，随着平等原则的确立，民主政治业已萌芽。[
现代西方的民主与自由传统是否像“民主的诞生”展览所昭示的和西方人所普遍相信的那样，和古代希腊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呢？也许并非尽然。当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知识界都察觉到，在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差异的。[
几乎没有人认识到、或是愿意站出来说，相对于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而言，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更接近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笔者并不否认，在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和罗马共和政体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但是，如果像许多西方人所相信的那样，坚持认为在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和古典时代的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的话，这种关联更直接地体现于它和罗马共和政体之间，而不是在它和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之间。
从根本上说，希腊民主政治的核心观念是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在实践上通过抽签的手段轮流执政。对古希腊人来说，民主政治的标志是抽签[26]，选举则是贵族政治的象征。因此，在雅典民主政治中，选举并不是常用的手段，只有像将军和司库这类需要专门技能的官员是选举产生的，绝大部分的公职都是通过抽签的方式任命的。只是到罗马共和国时期，选举才成为遴选国家官员的主要途径，但罗马共和政体并没有因此而被称作民主政体。而在现代世界，选举却摇身变成了民主政治的标志。实际上，早在美国的民主政治确立之初，它的捍卫者和观察者就都意识到，它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政治制度。托马斯·杰斐逊写道：“这种新的代议制民主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原则的确立，使得以前几乎所有有关政府结构的著述都变得毫无用处。”
在现代西方世界，‘民主政治’一词被劫持了，被用来表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与古代雅典存在根本性不同的政治安排”
希腊是集体的自由，而非个人高于集体的现代民主意识形态
贡斯当看来，现代的个人自由观念在古代世界根本不存在。古代的自由是一种“集体的自由”（collective-freedom），它以“个人完全屈从于国家”为特征。[32]贡斯当的这种看法为大部分古典历史学家所接受。
贡斯当看来，现代的个人自由观念在古代世界根本不存在。古代的自由是一种“集体的自由”（collective-freedom），它以“个人完全屈从于国家”为特征。[32]贡斯当的这种看法为大部分古典历史学家所接受。
，新一代的雅典民主政治诠释者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研究专家汉森。在一系列论著中，汉森阐发了这样一个观点：现代自由民主理论的三大支柱——民主、自由和平等——同样存在于雅典民主政治中。他进而得出结论说，在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自由—平等（demokratia-eleutheria-isotes）的观念通常并立，以至于形成了三位一体”。正像现代的自由观念一样，古代雅典的自由观念（eleutheria）同样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民主参与政治活动的自由，一是选择自我生活方式的自由，亦即个人自由。[34]但令人费解的是，虽然汉森坚信，现代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统一体同古希腊的民主—自由—平等统一体非常相像，但他否认在这二者之间有什么传承关系，认为它们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
]事实是，在古代雅典根本不存在这一类人权宣言式的法律。同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一样，雅典民主政体保护公民的政治自由。凡公民皆得参加公民大会，担任议事会成员和人民法庭陪审员。但不同于美利坚宪法的是，在雅典民主政体中，没有旨在保护个人自由的法律。正是在这一点上，古希腊民主政治同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体现了根本性的不同。
古典自由与现代自由
，古代和现代自由观念的真正差别在于，在雅典，政治自由优先于个人自由，甚至可以说压倒了个人自由。这样的结论同希腊人有关国家的观念相一致。对亚里士多德和希腊人来说，城邦是至善的共同体，而人在天性上则是从属于城邦的动物，是城邦的一分子。即是说，只有当个人是属于城邦的一员，当个人参与城邦共同体的活动时，他才具有存在的意义。
当代政治理论家伍德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民主“充其量不过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同义词”，而“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趋向于淡化民主的思想，使之完全融化于自由主义的观念之中，不是将自由主义作为代表民众权力之民主政治的补充，而是作为它的替代物”。
雅典民主政治中的自由并不像一些西方学者所宣称的那样，相似于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中的自由。虽然它们具有相同的一面，但二者的区别同样明显，而且是根本性的。耐人寻味的是，当代西方的古典学者明显忽视它们的区别，而强调其相似性。
八 古代与现代的民主政治[1]
法国自由主义者邦雅曼·贡斯当就作过一次题为《古代人和现代人自由之比较》的著名演讲，对比了古代和现代民主制中公民的自由。[2]自此以后，对于古代和现代民主制的比较就一直备受关注
一、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
从公元前508/前507年初步建立起来之后，它稳定地推行了近两个世纪，直到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征服希腊，雅典城邦丧失其独立为止。其间只出现过两次短暂的挫折。其一是在公元前411年，雅典的寡头派利用战争之机，发动政变。其二是在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占领雅典而宣告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它的将军莱山德（Lysander）废除了雅典的民主制，转而扶植起一个寡头政权。但在这两个情形下，民主制均得以迅速恢复。而且直到希腊化时期，尽管雅典丧失了部分独立性，在内部事务中，这套民主制度仍然正常运行。因而，说雅典民主制“短命”或者不稳定也是没有根据、与事实相反的。
如果色诺芬的记载属实的话，那么这段话就明显地反映了苏格拉底对普通民众与雅典民主制的蔑视。他的学生柏拉图更为明确地提出，只有哲学家才能充当统治者，普通民众没有能力也不适于管理国家。[9]自此以后，这套精英主义的话语就主导了知识分子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立场。
二、民众与精英
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沦为了一种统治意识形态，因而形形色色殊为不同的政府都宣称自己是民主政体。米歇尔斯和熊彼得论述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们撩开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面纱，揭露了现代民主政治在制度安排上的精英主义特征
三、民主与自由
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是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在这一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人们有时候倾向于认为，自由乃民主之本意，两者同属于一个事物，一种制度，民主制度理所当然包含了自由在内。然而实际上，民主和自由是两个事物，而不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虽然民主制度最倾向于给予个人自由，提倡和保障个人自由，但自由并不是民主制所特有的。从历史上看，在其他不同形式的政治制度之下，甚至在特定时期的特定专制制度之下，自由也不同程度地得到容忍。反过来，并不是在所有推行民主制度的地方，人们便自然而然地享有自由。即使在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之下，在民主与自由之间也一直存在着一种张力，或者说紧张关系。
作者可以，看到了斯东的偏见，可以写在论文里啦
美国专栏作家斯东
民主制下的雅典公民是否享有他们所说的自由，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这种自由，或者说，雅典民主制中的自由和现代自由民主制下的个人自由是否完全相同，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汉森和芬利都是对的，即必须在对古代和现代的比较之中来理解雅典民主制中的公民自由
贡斯当试图通过古代人和现代人的自由的对比来阐明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在他看来，古代人享有高度的“积极自由”——他称之为“集体自由”，但却根本没有个人自由
*
以贡斯当和伯林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对于古代人的自由、尤其是雅典民主制中的自由的论述过于极端化了。一方面，并非像伯林所说，在古代希腊的民主制中完全没有个人自由的理想。任何读过修昔底德记载的公元前431年雅典国葬演说的人，都会从伯里克利对民主政治热情洋溢的标榜中清楚地感受到这种理想。
以贡斯当和伯林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对于古代人的自由、尤其是雅典民主制中的自由的论述过于极端化了。一方面，并非像伯林所说，在古代希腊的民主制中完全没有个人自由的理想。任何读过修昔底德记载的公元前431年雅典国葬演说的人，都会从伯里克利对民主政治热情洋溢的标榜中清楚地感受到这种理想。
另一方面，在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雅典社会，普通公民（包括外邦人）实际上也享有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尤其是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这不仅反映在公民可以在公民大会上就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主张，还表现在从总体上说，民主雅典对各种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是比较宽容的。也许多数人会反驳说，苏格拉底的审判证明恰恰相反。但苏格拉底被起诉和审判、乃至被判死刑的真实情形我们并不十分清楚。[11]事实是，苏格拉底在几十年里一直在表达、教授和传播自己的思想，并没有受到阻止。而且无论是对民主政治以及民主政治家进行嘲弄的喜剧家阿里斯托芬、还是从根本上反对民主政治的哲学家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能自由地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思想。
苏格拉底之死是个人自由服从集体的例子，*。作者的语气表明他持有怀疑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自由又是没有制度化保障的。或者说，和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制不同，在雅典，个人自由并没有成为民主制的一个根本原则。至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雅典民主制在很大程度上容忍了公民的个人自由，但个人自由并没有成为和平等或者民主那样同等重要的原则。从根本上说，个人自由是屈从于集体或者说公民共同体的。苏格拉底的审判恰恰能够用来说明这一点。直至70岁之前，苏格拉底都享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但到公元前399年，当雅典的公民群体认为其思想形成一种危害时，就毫不迟疑地剥夺了他的自由。
一
爱欲增加勇气，血气
柏拉图通过一个虚构的人物斐德罗之口，说阿基里斯之所以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而毅然重返特洛伊战争，是因为他受了爱情的激励，要为他的情人帕特罗克勒斯之死复仇
柏拉图通过一个虚构的人物斐德罗之口，说阿基里斯之所以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而毅然重返特洛伊战争，是因为他受了爱情的激励，要为他的情人帕特罗克勒斯之死复仇
在这里，苏格拉底对男妓和男性同性恋的区分和雅典法律中对二者的区分显然是一致的。
同美貌而又正派者相爱是一个充满爱心而又明智的心灵的感情经历，但是为金钱出卖身体的极端下流行为是无耻者和没有教养者的行为。
二
他把爱分成世俗之爱（pandemon）与天间之爱（ouranion），前者完全是肉体之爱，爱的对象是妇女和青年男子，爱的目的主要是满足自然的欲望。而主管世俗之爱的女神是世俗的阿芙罗蒂忒，她是由男女之合而生的。与此相反，天间之爱是精神之爱，爱的对象完全是男性，爱的目的是建立稳定的、持久的感情关系，而主管这种爱的是天间的阿芙罗蒂忒。她没有女性的成分，因为她只有父亲，而没有母亲。[5]从宝桑尼阿斯的这段分析可以看出，我们今天所认为的自然的爱是异性之爱，但在希腊人那里，自然的爱并不仅仅限于异性之间。对他们来说，异性爱与同性爱同样是自然的。[6]所不同的是，男性之间的同性爱比其他形式的爱要崇高得多
三
在城邦中，社会与政治生活的主体是男性公民，妇女的地位则十分低下。[2]虽然她们拥有公民权，但她们却不能参加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在雅典，人们用一则神话来为将妇女排除在城邦政治之外的做法进行辩护
而雅典妇女之所以能够保有她们的公民权，最为主要的目的仍然是为男性服务的，是为了使她们所生的男性后代能够合法地取得公民权。因为按照雅典的法律，只有夫妻双方都是公民，他们所生的孩子才拥有公民权。而这种公民权本身对于妇女而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一方面，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女性没有理性思维的能力，是毫无节制的肉欲的象征。而过度的肉欲则会使男性丧失节制能力，从而失去理性。另一方面，同女性过多的接触也会使男性沾染女人气，而丧失作为男性象征的优秀品质——勇气。
爱情的双方在地位上必须是平等的，但在古代希腊，无论是在社会权利上，还是在人们的观念中，男性和女性都是不平等的。因此，以感情为基础的爱即浪漫之爱只能是在同性之间。女性不是爱的对象，而更多的是男性之间建立社会关系与政治联系的工具，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在婚姻关系中，新郎和新娘的关系是次要的，而更为重要的是新郎和岳父之间的关系
在古代希腊，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隔离、单一的男性社交环境以及人们对优美人体的推崇导致了男性同性恋的流行：相比起来，女性的同性恋则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
十 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东方”想象[1]
东方和西方在根本上也是以文化区分为基础进行的划分。[2]在一个更为深刻的层面上，萨义德向我们揭示，不止东方、甚至西方也是欧洲的“虚构”（invention），是建立在对自身以及异己文化体系进行研究、了解以致进行理性化分类而形成的话语表述：“就像西方一样，东方是一个观念，它具有其历史及思想、意象和语汇传统，正是这种历史及思想、意象和语汇的传统而在西方——并且是为了西方——赋予了它真实性和在场性。
和萨义德不同，作为一项历史学研究，本文更为注重希腊罗马文明关于东方的话语体系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事件背景之下逐渐形成的
荷马史诗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一个西方表述东方、书写东方的模式，西方就已掌握了关于东方的话语主动权。特洛伊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自己文化的记载，东方成为沉默的被表述者、被书写者，因而成了被建构的对象。
萨义德则着重从西方对东方的表述方面来解读《波斯人》中所表现出来的东方主义色彩：“亚洲通过欧洲的想象说话，并且是由于欧洲的想象才能说话，这一想象被描绘成是对亚洲——大海那边敌对的‘他者’世界——的胜利。
一个以波斯人为原形的“东方人”形象逐渐定型，他“包含了北面、东面和南面的所有民族，包含了神话民族和真实存在的民族”，这个“东方人”成为希腊人典型的“他者”。在逐步建构一个抽象化“他者”的过程中，希腊人赋予了其神话传说以新的东方化内涵，东方主义的话语成为重新诠释其文化传统的方式。
东方主义的话语一旦形成，它就成为“西方”主宰“东方”的一种方式，为其提供合理性解释。这种主宰首先是观念上的，通过对“他者”的表述，希腊人获得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他们是自由的、优美的、勇敢的、胜利的，“东方人”则是奴性的、丑陋的、懦弱的、失败的。
一方面，通过对“他者”的“他性”特征的表述，希腊罗马文明进一步明晰和凸显了自身的文化特性和核心价值如民主、自由、节制、勇敢、文明以及胜利，从而强化了其文化认同，并深刻地影响了希腊罗马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走向；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对“他者”的“他性”特征的表述以及“自我”和“他者”的比照，希腊罗马文明逐步建立了自身的文化优越感及其对于东方的优势，从而为其主宰乃至统治东方提供合法性依据。
十一 希罗多德：历史学的开创与异域文明的话语[1]
在人类的其他古代文明如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和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中，虽然也有保存过去记忆的不同方式，但似乎没有发展出历史学这一特定的文化传统，也没有留下传之后世的专门历史学著作。早期犹太文明虽然表现出了对记载历史的兴趣，《旧约》从创世之始进行叙述的方式明确反映出了犹太人的历史意识，而“列王纪”和“历代志”等篇章则更是其早期历史的记载，但犹太历史学在兴起之后，很快就被宗教所吸收了，历史和宗教一体化了
在历史从神话方式中脱胎出来的过程中，一定发生了某些革命性的变化，导致了历史学的产生。这种变化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政治上的。在古风时代，希腊各邦纷纷制定法律，用以规范城邦政治生活的方式，说明希腊人已经认识到，体现人类理性的法在指导社会行为方面的重要性。
神话到理性
法国学者韦尔南论证说，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的思想方式逐渐从神话方式（muthos）转向理性方式（logos），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哲学的兴起。[4]这种转变的核心内涵是，人们认识到了自己认知能力的无限潜力以及自我感受的重要性，不再依靠超自然的力量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社会和宇宙，而是以自身的认知力和自我感受来理解和把握。
色诺芬尼的思想实际上标志了希腊人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即他们不仅从人自我出发来看待自然和世界，甚至从人自身出发来看待神明
以神为中心的神话史观不得不开始让位于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观，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转变过程中产生了西方的历史学。
和色诺芬尼一样，赫卡泰俄斯同样表现出了对传统的质疑和反叛。更重要的是，他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即明辨真假
希罗多德似乎在告诉他的希腊读者，希腊人和“蛮族人”发生冲突和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文明的差异和对立。
和当今第四罗马的价值观输出以及动兵打仗的合法性惊人相似，吾东亚儒家文化圈，不可不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可信，其师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更值得认真对待。一旦那个文明决战的关键时刻来临，死生去留，如何抉择，不可不知！
希罗多德对于蛮族人“他性”的叙述不会不包括政治生活的方式。在这方面他所着力渲染的是波斯人的专制主义。可以说波斯专制王权是贯穿全书的又一个主题。希罗多德首先叙述了波斯专制王权的兴起。
和波斯专制主义相对照，希罗多德也对希腊城邦民主而相对平等的政治生活方式进行了描绘。如果说他对波斯专制统治持否定态度的话，那么他对民主政治的赞扬与肯定同样明显。
他明确记载雅典的克里斯剃尼建立了民主政治[43]，并且认为民主政治给雅典城邦带来了优势和新生。就在克里斯剃尼改革之后不久，雅典成功地击败了卡尔基斯和贝奥提亚人的联合进攻
十二 修昔底德的理性历史建构[1]
于是对他而言，就只有当代的历史才是可能的，这也是他选择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当代主题的一个原因。
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同样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段特定历史的建构。可以肯定，他所记载的战争中的重大事件是真实的，但对这些事件的细节的描述、对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则很可能是修昔底德本人的合理想象和理性分析。甚至可以说，是修昔底德的理性建构
神话到理性
“理性建构”是解读修昔底德历史的一把钥匙。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回到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希腊世界（尤其是雅典）的知识生活背景中去。其时，经过几代哲人和思想家的思索和探讨，希腊思想的方式已经从“神话”（muthos）方式全面转向“理性”（logos）方式。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可以说希腊世界经历一次思想方式的巨大变革，智者派对知识与宗教传统的挑战，悲剧家们对传统神话主题的反思和重新诠释，都是这种思想变革的体现。反映在历史思维方面，历史学的开创者们开始尝试从人本的角度，以理性探索的方式，去理解与把握过去的历史。希罗多德之所以把自己的历史著作称为“探究”（historia），正是因为他运用理性思维方式理解和把握历史的缘故。如果说作为最初的开创者和“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还多少带有“神话”方式的痕迹的话，那么站在他的肩膀之上进行历史书写的修昔底德，已经能够将成熟的希腊理性思维方式熟练地运用于历史写作这一新兴的文学领域，因而他的著作很快成为新型思维方式下历史写作的经典，成为理性历史的准绳。
“理性建构”是解读修昔底德历史的一把钥匙。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回到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希腊世界（尤其是雅典）的知识生活背景中去。其时，经过几代哲人和思想家的思索和探讨，希腊思想的方式已经从“神话”（muthos）方式全面转向“理性”（logos）方式。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可以说希腊世界经历一次思想方式的巨大变革，智者派对知识与宗教传统的挑战，悲剧家们对传统神话主题的反思和重新诠释，都是这种思想变革的体现。反映在历史思维方面，历史学的开创者们开始尝试从人本的角度，以理性探索的方式，去理解与把握过去的历史。希罗多德之所以把自己的历史著作称为“探究”（historia），正是因为他运用理性思维方式理解和把握历史的缘故。如果说作为最初的开创者和“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还多少带有“神话”方式的痕迹的话，那么站在他的肩膀之上进行历史书写的修昔底德，已经能够将成熟的希腊理性思维方式熟练地运用于历史写作这一新兴的文学领域，因而他的著作很快成为新型思维方式下历史写作的经典，成为理性历史的准绳。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回到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希腊世界（尤其是雅典）的知识生活背景中去。其时，经过几代哲人和思想家的思索和探讨，希腊思想的方式已经从“神话”（muthos）方式全面转向“理性”（logos）方式。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可以说希腊世界经历一次思想方式的巨大变革，智者派对知识与宗教传统的挑战，悲剧家们对传统神话主题的反思和重新诠释，都是这种思想变革的体现。反映在历史思维方面，历史学的开创者们开始尝试从人本的角度，以理性探索的方式，去理解与把握过去的历史。
修昔底德一般性规律的剖析还包括他对权力的马基雅弗里式的理解，他以雅典人所说“有力量者主导，弱者只能屈从”，阐明了权力政治的准则
雅典是悲剧英雄
这种理性的分析使得修昔底德的著作成为“垂诸永远”的作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修昔底德做到了客观公正，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正相反，他其实是从自己的价值倾向和政治立场出发来书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虽然他对自己的城邦表现出了强烈的热爱之情，但同样明显的是，对于她所施行的民主政治制度，他并不赞同。因而在他看来，雅典就像个希腊悲剧中的伟大英雄，终因自身致命的缺点而导致悲壮的结局。实际上，他的历史书写很可能受到了希腊悲剧的影响，他所着力描写的人物（如克利昂）和事件（如西西里远征），客观上都突出了雅典民主政治中所体现出来的恣意与骄傲，就像英雄致命的缺点，导致了雅典最终的失败。
这种理性的分析使得修昔底德的著作成为“垂诸永远”的作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修昔底德做到了客观公正，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正相反，他其实是从自己的价值倾向和政治立场出发来书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虽然他对自己的城邦表现出了强烈的热爱之情，但同样明显的是，对于她所施行的民主政治制度，他并不赞同。因而在他看来，雅典就像个希腊悲剧中的伟大英雄，终因自身致命的缺点而导致悲壮的结局。实际上，他的历史书写很可能受到了希腊悲剧的影响，他所着力描写的人物（如克利昂）和事件（如西西里远征），客观上都突出了雅典民主政治中所体现出来的恣意与骄傲，就像英雄致命的缺点，导致了雅典最终的失败。
十三 尼采与古典学研究[1]
休·罗义德-琼斯（Hugh Lloyd-Jones）评论说，“现代人理解早期希腊思想的转折点是100年以前尼采《悲剧的诞生》的发表”。[2
因为令尼采著称于世的是他的哲学思想，是其对现代理性的反叛，而不是其对古典文明的研究，而且许多人甚至也许还不知道，尼采是以古典学研究开始其学术与思想生涯的。[3]
尼采在剖析希腊悲剧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瓦格纳的歌剧为根据，因而特别强调音乐的作用，把它看成是酒神精神的核心
尼采完全无视古典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即对文献的甄别与考据，而是基于直觉、以激烈的方式和先知似的语言，建构了一个无法证实的理论
苏格拉底和悲剧家欧里彼得斯联合起来，借欧里彼得斯之手将狄奥尼索斯逐出悲剧舞台，从而扼杀了悲剧。[
在温克尔曼之前，人们对希腊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罗马的中介，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立的传统。[19]温克尔曼第一次把希腊直接介绍给了德国，甚至是介绍给了整个欧洲。
参考《浪漫的律令》
对洪堡来说，希腊文化的价值在于它可以用来治愈现代社会中的弊病。
在以歌德为代表的古典主义之后，18世纪后期兴起的浪漫主义对希腊文化进行了不同的理解与诠释。从某种程度上说，浪漫主义是对启蒙时代理性主义的反叛，转而强调激情与神秘精神的力量。浪漫主义者回到在其看来是英雄般的、神秘的中世纪而不是古典主义者视为完美的古代去寻找精神的源泉，尤其是回到中世纪的民间宗教和传说中去。他们“发现”了尼伯龙根的传说，并把它上升为德国民族精神的象征。[26]和这种取向一致，浪漫主义者强调希腊宗教和神话的作用，及其对现代人的启示作用。
在强调神话的同时，小施奈格尔还发现了希腊文学中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在悲剧方面，浪漫主义者建构了关于悲剧的理论，它们极力推崇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而倾向于贬低欧里彼得斯。
这种看法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对希腊悲剧的理解，包括尼采在内。
无论是古典主义还是浪漫主义都主要是文学运动，而不是学术思潮。但是两者都极具创造性，而且都深刻地影响了19世纪的德国学术。在文学艺术界浓烈的古典主义氛围之下，新兴的古典学得到迅速发展。同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关注的焦点一致，早期的古典学研究所重视的是文学批评以及对文献的校勘评注，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
对于尼采来说，对历史的研究必须要关怀现在，甚至是将来，不带现实关怀的“历史学家的客观性一无用处”。[32]因此，尼采其实是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来撰写《悲剧的诞生》的。
在尼采看来，希腊悲剧艺术的繁荣、甚至是希腊文化的昌盛均得益于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的结合。但是以苏格拉底为象征的理性精神的勃兴压制了狄奥尼索斯精神，最终导致了希腊悲剧的衰亡，也导致了希腊文化的衰落。希腊悲剧的这个发展过程以一种喻言性的方式向尼采昭示了现代社会的命运，而过去的历史的价值也恰恰在于这种昭示性，正如尼采所说的：“过去的声音永远是一种喻言的声音，只有熟悉现在、放眼将来的人才能够解读过去喻言般的声音。”[33]
而在尼采，毋宁说他的重点在古典文化，还不如说他真正关注的是现代文化。对历史的理解是否客观有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能否用来启示现代人，完善现代人
尼采又直接继承了浪漫主义者反启蒙理性的思想以及他们对希腊文化的理解[34]，狄奥尼索斯精神说可以追溯到小施奈格尔，尼采笔下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的二元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借用了叔本华“表象”和“意志”的二元对立，只不过穿着希腊外衣罢了[35]，而他对欧里彼得斯的贬损则显然是受了大施奈格尔的影响。
人们普遍接受的希腊文化形象基本上还是由温克尔曼塑造的，它把希腊文化看成是理性和完美的化身，没有人对这一形象提出根本性的质疑。作为古典学家的尼采以一个哲学家的睿智洞见了希腊文化的另一面，既对立于理性的狂暴的生命本能，或者说生命意志，尼采称之为狄奥尼索斯精神。
尼采是现代人研究希腊思想的转折点。实际上，被维拉莫维兹说成是“非宗教性宗教和非哲学性哲学”的先知的尼采以其贯有的洞察力，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这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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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了我对古希腊的一些常识性错误，作者对古典自由与现代自由之关系到思考也很不错。这本书阅读体验可以算我今年最好的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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