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戊戌荒录

       文伯十四年，行治舆之法。有重例以纠散民，虽于污毒工坊大者，微如鸿毛，然亦不可不教，从之万民，此成净国之大业也。况其欲舆于城，止者，则非必在城，乡下村中，若无秽物咎，则大城亦可净之。至若言坊泰胜于人，然引官商之多限，则致国家之多限，亦难惠及百姓者。遂铁令：民之秽，里正所受则有定额，税之外者，需按量纳，此亦数户人头。余者，下细杂令十数，不可胜计。

       初行时，上下皆哗然。未几，立鲜有提者。南临国鸭、鹅之水禽者，疾，不咎千户农有数禽亡，其国内哗然，计月半方消其声告。初者，本地民皆议之，纷纷不休，至上述令之无议。而后其国宣示，鸡鸭禽类，此后价愈涨者，因而国民不满，况疾灾之千户农，皆需得救济方可，故凡贸往康地之禽，另贵，价涨其国内倍之。闻之康，则举国为之愤，本国罕之齐心也。虽康地罕有食禽者，合计需者寡，亦至近十日方散，此时，已未有再议上净令者。

       然文伯未休，后因禽疫之事，于令下又添一小者，曰：原新令，民家之豚，富养者验于官，而必建集秽之所；寡养者则自受全秽，如令纳资以处之。然新近禽疫，可见民之饲之危，故自今起，凡民皆不得有豚者。若必，则于官验，方申之。

       康地北荒民常氏，从姓常，原姓不可寻，名仁敏，年逾古稀，寡妇，大儿逝，老得幼子，今于都城谔为工，有一子一女。于常氏家，仁敏及媳钱氏与二孙居。令行月余，乃冬至日，常老太请屠郭氏，借其妻回乡归宁际，帮屠家故之豚，肉散于四邻以偿积年之善供。

        郭氏至，豚已由邻绑之，滚水、刀案，下手完备，唯常氏孙子哭闹不休，言之：“不准杀！不准杀！”常老太曰：“孙与猪戏牧于野，数年矣，故此方闹。”正此时，有官衙上门，众惊，忙礼之。一衙立定，宣：“依治舆令附录二条，百姓不得养猪、牛、羊、马皆等农畜。今查实常家知之而犯，违规养猪久之，且未经官验。而今公然屠以鬻肉，实属罪大恶极，故依法惩处，数罪合并，收缴罪豚充公；并罚金十两整，月内纳足。”方毕，另二衙解之豚，欲牵走。

         众急，皆求之不可，又以常老太及媳钱氏为极。初，常氏孙见之不杀，止泣，然其差人收走，复泣不及，而孙女亦泣。衙役熟视之，不以众人为言。一人阻之郭屠，拦众，余二人驱豚上车。一时间，儿哭女号，鸡飞狗跳，众人喊冤据理声，不觉于耳；四邻皆惊，有愤慨众临以质之，有好事众围以观之，有不满众传以议之。豚既装车，众衙役四方大喝：“皆退之！扰公务者，当同罪党。”驱之质理者，而不顾哄哄之闹，径自去也。而其乃滥权盈私，莫有知者。

        明年戊戌，西大绯国，豚疾起，数千户受其害。月余初见喜，复疾之，再二月又复，以至四邻。康地自疾起，因国半之豚供自绯，故凡荤者，皆成稀货，商价涨之而涨，涨之无理。纵文伯责众卿而为之计，与国力而行之市，奈何无可奈何。至复疫时，已是听天由命，暂只任之复之。此即戊戌之荒者。

        人言曰:“世灾之如,无民之可为,无民之可无。皆富贾有为，而其可无。从天者，亦择之。”而今观之，民之官者亦富贾之官也。何也？常氏也？兹豚之失，而竟冬未有肉食，一者失之豚，二者失之资，三者失之睦。邻诚有不计者，待常工归，不过数两，处处补之，家资一空，余者不足为其子之供，而此不得不，又难为惠之贫生者。虽罕见之肉，与荤商几未交集，而应于此荒未得厄也。然罕者，非无者，无肉者，非无它者。经年，常家未食之肉，省之，数十倍于米面，百多倍于生粮。而柴米油盐，亦价价高之，无以足永者。常老太常念：“昔者，太祖治国，盖极贫者，民无以食，而因通国无以肉食。欲饱之，则只求于外。而今，饱之富者久矣，国有之食，而民无之，其皆粜之外，而民必易，易之物者，何干？其无食者，怎力易之？”

        满康人家，皆俱畏以食肉，拮据而为荤，万物皆贵，万求皆难。无富贵之民者，举国十之八九，而用肴立减十之八九。酱醋茶业，苦之不振。举国南北，皆处为叫苦者，过半民无用建，而捉襟见肘，衣食不足。故称之荒年。而次年绯国整复，并新开于它商，肉之供者，已复，至十六年春则益于前，仍亦多者。然价之为罕货者未降，低不过一二，百业亦此，百姓之贫者于此渐行之。

此之记戊戌年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