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现象的未明子
倘若不以文学创作为目的，谈论一个人的品行本身是没有价值的。但作为个体的人却可开释一个社会的结构形态；或者作为一个原型，展现文化的特征。
我与
未明子私下并不相识，曾在他的视频中有过些许收获，也曾在他的行为中感到些许厌烦，除此之外并无更多联系。但他的确成为了当今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现象，成为了历史与现实一个悲剧性的交点。正如布鲁图斯·杰伊在《无名的能指》中写道的
Un filosofo ama la potenza sarà dimenticato o una tirannia.
我们可以将这个现象称之为＂La tragedia del re filosofico＂(哲人王的悲剧）。也就是说，在一个普利多社会中(praetorian society)中，当一个启蒙者开始渴望启蒙大众，启蒙往往会被异化。而这个过程或者这个悲剧的发展，往往不受启蒙者本人的控制。
我们可以将这一个现象拆解成两个部分
- 启蒙的自我异化
- 在一个普利多社会中
而这两个部分皆牵扯到我们的现实。
（一）基督原型与权力的悲剧
原型(Archetype)是一个荣格的概念，可以被理解成跨文化的潜意识意象。它们在历史与文学中的反复出现，成为了集体无意识中本能性的一部分。而基督原型，是我个人发明的一个概念，可以说是一时性起，或者说是修辞需要。但其实是来自于一段让我印象深刻的文段
普罗米修斯令人吃惊的旅程至此结束。他嚷嚷对诸神的憎恨对世人的热爱，轻蔑地背离宙斯，投向凡人，带领他们向天国进攻。但凡人或懦弱或卑怯，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他们喜欢作乐，喜欢眼前的幸福。必须教会他们自己成长壮大，弃绝现世的甜蜜，就这样普罗米修斯轮到他自己成为教头，先谆谆教诲，后发号施令。斗争依然继续，尽管越来越令人心力交瘁。世人怀疑到了太阳之邦，即使这样的城邦存在，必须让世人自己拯救自己。于是，这位英雄对他们说，他熟悉这个城邦，唯有他知道得一清二楚。对此言怀疑的人们将被扔到沙漠里，被钉在岩石上，供凶猛的猛禽充当食物。此后，凡跟在沉思而孤独的导师后面的人们便将在黑暗中前行了。普罗米修斯，唯有他一人，成为神明，主宰着世人的孤独。然而，从宙斯那里，他所获取的仅仅是孤独和残忍，于是他不再是普罗米修斯，而成了恺撒。真正的、永恒的普罗米修斯如今获得的是受害者们当中的一张面孔。来自世世代代深处的呼声如出一辙，始终响彻西徐亚沙漠的深处
这段出自于《反抗者》这本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不齿的文本，让我突然看到了许多历史上重合的面孔，带着统一的腥红色的面具，发出着同样的真理之光。在这些面孔中，我一路追寻到历史的尽头，我看到了耶稣的脸。耶稣曾是一个启蒙者，一个贫农与无产阶级的导师，用美德留下了光芒万丈的背景，最终却成为了在位千年的暴君。随后在人类的历史上，这场悲剧一次又一次的重演。直到我们不得不思考，启蒙与权力的关系是什么？
康德在《何为启蒙》中写到
启蒙就是人类摆脱与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在没有别人的引导，就对理智的运用无能为力。
因此，我们可以将启蒙理解为：＂个体拥有独立使用理性之能力的过程。＂而这个定义的尴尬之处，就在于无处安放启蒙者。
然而，我们可以说，启蒙者依然可以存在，而达成启蒙的目标。在哈贝马斯的交流理性视域下，两个平等交流的个体在传递信息的时候，可以不构成权力关系，因为教育者对我的每一个教导，都只有在我的认知反思与批判之下才会被接受。然而，如果一个启蒙者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教育启蒙的对象，那么启蒙本身必将走向启蒙的反面。这种居高临下并不只体现在启蒙者本人的态度上，也体现在启蒙过程是否是一个允许交流的过程；启蒙的关键是在于启蒙，还是启蒙者的个人魅力。
未明子的悲剧，在于他的信徒正在将他视作一个新的耶稣；在于他正在设计一个内涵伦理判断的体系；在于主义主义(ismism)真的成为了一个主义；在于他在创造一个意识形态。
启蒙，可以说是一种批判，一种对于意识形态的消解。在意识形态的废墟中，人们得到自由与重新反思的机会。一场成功的启蒙往往会在启蒙结束之后，重新建立一个对人压迫更少了意识形态。
但倘若在启蒙的过程中，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就已经从旧社会的尸体中萌发出芽，社会就尚没有反思的机会，如此意味着启蒙从未开始。这是启蒙最大的悲剧。
而悲剧的缘起在哪里呢？是什么让未明子成为为未明子，信徒成为信徒呢？
（二）在政治的真空中
今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现代化社会。我们还处在现代化的路上，而在这条路上，起点与终点都是平静的，路途却荆棘丛生。
一个纯粹的前现代(premodern)社会往往是稳定的，贵族与庶民都知道自己的位置。不考虑到现代性的问题，现代(modern)社会也是稳定的。而革命政变动荡不安腐化最为严重的，都是现代化(modernizing)社会。正因为的政治经济的重构，权力的重新分配，而一系列要素的不相匹配，往往会制造出一个停滞不前的混乱社会。普利多社会是其中的一种。
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将普利多社会定义为
一种政治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各种社会势力都干预政治。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干预(intervene)与参与(participate)的分别。谷歌词典上将Intervene定义为＂进入一个事件的中间，并改变事件的结果或阻止事件的发生＂也就是说，干预是非法的，是对于一个合理程序的打断。在当前的政治学理论之中，合理的政治结构是良性的委托人-代理人模型，也就是议案的提出者和议案的执行者，两者清晰的分开。合法公民的政治参与者集中在委托人一端，往往以议会作为机构，为政府提供目标；代理人则作为独立的官僚机构对公民的意见加以执行。
政治衰败则往往出现于代理人或委托人一端出现了问题。美国社会中官僚系统的依附性，也就是代理人的无力，导致的行政效率低下一直，被政治学界诟病。而委托人的无力者，往往会导致普鲁士式国家，也就是官僚系统与底层的隔离。而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的下文中，亨廷顿提出了普利多社会的两个直接成因。
缺乏充分的合法政治参与
政治共识探讨的丧失
这正体现了官僚与底层相隔的病症。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这是一句朴实的真理。人类在动物属性上的群居性与文明社会对于群聚的要求，必然让权力关系出现在人的生活之中。而正如韦伯所说＂国家是在一个地域内合法垄断暴力的组织。＂权力关系的专业化让政治出现。这种专业化往往意味着权力从人身上合法地被剥离，成为一个名为政府的他者。
但是，每个个体都有追求权力的本能，每个个体也有确立权力关系保护自身的需要。传统社会采用不同形式的寡头体制，也就是部分人的政治参与，来维护这种政府与公民的脆弱平衡。现代社会意味着个体的崛起，也意味着个体联合的可能，这种普遍的政治参与的需要造就了现代政治体制(elective democracy)。在现代性批判的视域之下，现在政治体制是漏洞百出的。但它也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权宜之计。＂如何达到丹麦＂这种布尔乔亚的问题，自然会被共产主义者所不齿，但却也的确是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梦想。
迄今为止的历史案例表明，现代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彼此共同进展，才能造就一个稳定的社会。而发达的经济，落后的政治相结合所造成的灾难是一目了然的。如果一群受过教育的，富裕的，拥有反思精神的人民无法合法的满自己的需求，他们会寻求非法的方式。这种需求，也就是政治参与的需求，会弥漫到那种社会的各个角落。对于富人，这种普遍政治化体现资本(corruption),对于穷人，则体现为不安(revolution)，对于知识分子，则体现为耶稣原型(ideologization)
(三）Quindi, come facciamo?
让我们再次回到本文的标题。＂未明子＂这个名子取的实在有趣。它表现出了这个名字之所指的一种谦逊，因为似乎一定会有一个人叫＂明子＂，还得比这个＂未明子＂要＂明＂上三分。＂明＂嘛，叫light也还好，luxe也罢，总归跟启蒙(enlightenment)有关系。所以未明子也可以叫＂未-启蒙子＂。当然＂未-启蒙子＂有他自己的事也要干，他还得给自己的信徒分饼，还得舌战群儒。那么咱们不如谈谈，＂启蒙子＂该怎么办？也就是严肃一点说，一个普利夺社会中的启蒙者应该怎么做。
作为一个智识不充分的笔者，我自然没法写一本《启蒙手册》，相比之下《D手册》好写得多。但是我想，作为启蒙者的伦理底线是清晰的，那就是平等与宽容。用恶B战胜恶A自然是最为快捷的，但最终不过是当事者的悲剧，局外人的笑话。而这种平等与宽容，也就是＂启蒙行为本身的启蒙化＂具体体现为什么呢，我可以用Latin America left中的关于巴西左翼党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PT)研究的文本的作为本文的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