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犯罪片只能在这儿拍？
小镇里的“悬案”，处处指向人性的内核。
麦穗，阳光下的麦穗，高度到少年腰际的麦穗——有拖车穿梭其间。
小镇警察朴斗满坐在车尾，口衔香烟，满眼散漫。
少年跟着他跑，跑到一截暗渠前，停下。
朴斗满手中的镜片迫使阳光陡转，照在沟渠里双手紧缚的女尸上，此时，因受惊而四窜的蚂蚁无处遁形。
这是电影《杀人回忆》的第一幕。
在韩国京畿道小镇华城郡，警察办案与凶手作案的角力徐徐展开。
影评人赛人注意到，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影视文化较发达的国家的影视作品中，故事发生地大都明确而真实，“它们会直接讲镰仓，或者釜山附近发生了一些案件”。
01
模糊地带
赛人指出，犯罪与悬疑在影视学术层面不属于同一个范畴。
犯罪是题材，悬疑是类型，严格来讲不存在谁包含谁。
不过，为了方便大众理解，我们可以认为犯罪包罗的比悬疑的多，或者说悬疑属于犯罪。
国内创作者在犯罪题材中使用假名、代称的做法，也许有地方经济层面的考虑。
“可能也担心会影响当地投资？”赛人揣摩，“好像一说这个地方很危险，大家就不愿意去了。”
因此，作为此类作品故事背景的乡、镇、村很难严格遵循行政区划，它们往往被宽泛地概括为“小地方”。
这些小地方落后、偏僻而神秘，对犯罪题材爱好者有着天然的吸引力。
哪怕故事在大城市上演，创作者营造环境和氛围时，也经常以小地方为模板。
赛人说：“比如，《南方车站的聚会》就拍出了一种城中村的感觉。”
在赛人看来，王家卫早期拍摄的香港电影城市感也不强，破败的偏远取景地与灯红酒绿的市中心判若两地，这从侧面说明当时城市化进程的缓慢与不均衡。
这种对比成为犯罪故事的着力点。
同属犯罪题材的悬疑剧《沉默的真相》和《八角亭谜雾》，也给人一种故事在小地方发生的观感。
赛人表示，两部作品产生这一观感的原因略有不同。
“《沉默的真相》主要在大城市上演，不过白宇饰演的主人公曾经在相对于大城市来讲比较偏远的地方做检察官，所以给人一种整个故事好像在乡镇里发生的感觉；《八角亭谜雾》的拍摄地主要在绍兴，导演刻意营造了一种小地方的氛围。”
观众对小镇的印象也具有模糊性。
赛人认为，在豆瓣等打分、评论平台为国产影视发声的人，基本上没有处在乡镇文化当中。
他们大多生长生活在一二线城市，对乡镇抱有自己的想象。
“其实电影不是彻底的真实，而是符合大家对真实的概念和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去讨论影视作品中乡镇的险恶，或者说罪恶。”
《追凶者也》《引爆者》一类的影片就是这种想象的载体。
有趣的是，影片中的模糊性，反而使乡镇成为“可信度”更高的犯罪故事发生地。
乡镇文化圈外的人——暂且称之为“外人”——普遍认为，大城市拥有更好的治安。
这样的地方遍地都是监控，夜晚亮如白昼，几乎没有完全空无一人的地方，恶性案件怎么可能轻易发生？
在我国，大城市的犯罪率的确呈现下降趋势。
赛人觉得，这项成就有赖于三个变化。
一是智能手机与电子支付的普及，这一变化对小偷群体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二是身份证使用场景不断增加；三是监控分布更密集。
这些变化导致违法犯罪人员隐匿行踪的难度越来越大。
但外人想象中的乡镇不一样——在那里，电子支付不够普及，身份证不是出行必需品；很多人迹罕至的地方连路灯都没有，遑论天衣无缝的监控网络。
赛人补充，或许在外人看来，“那里的生活习惯还是比较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家日落而息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防不胜防的事情发生”。
当这种想象落入影视作品，我们会看到类似这样的故事——如果说安全系数越来越高的大城市，会在无意间刺激高智商犯罪的出现，那么存在安全漏洞的乡镇，就会成为激情犯罪的温床。
组图：电视剧《双探》剧照。东北小镇的酷寒雪原、闭塞的交通和通信，无不昭示着来自城市的两位主人公的艰难处境。
02
原始魅力
正所谓“月黑杀人，风高放火”，一种类似“被害妄想”的“罪恶幻想”由此产生。
“因为这个环境和气氛让人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就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假如这里天天太平无事，大家那么和美、和谐地在一起生活，好像反而显得不正常了。”
在赛人看来，许多犯罪题材影视作品中的小地方都以一种番外之地的面貌出现。
那里散发着原始的钝感，显得危险重重。
在影视世界，原始感的典型代表当数美国西部片。
“西部片是美国最重要的，甚至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类型片。”
赛人表示，很多电影类型是西部片的翻版或变种，“今天西部片的一大主题是文明和野蛮的冲突，一个地方如果没有被开化，那么主人公通过所谓的正义感的暴力和一些非正义感的暴力进行角力，来维持平衡”。
赛人认为，西部片中的正义感不能跟国家机器或法律画等号，这是其原始、蛮荒的故事背景决定的。
西部片大师约翰·福特执导的《双虎屠龙》中的主人公警察，便展现出这样超乎职权范围的暴力。
暴力的反面是无力，这是原始感赋予小镇犯罪故事主人公的另一个特质。
地域差异带来的无力感可以用“本地人欺负外地人”或“人生地不熟”来形容。
以犯罪题材悬疑剧《双探》为例，东北小镇的酷寒雪原、闭塞的交通和通信，无不昭示着来自城市的两位主人公的艰难处境。
他们与当地人的距离感和陌生感，成为寻求真相、追击嫌犯的又一阻力。
因此，很多小镇犯罪故事会让观众更紧张、更恐慌。
比较影视作品中大城市的犯罪故事与小地方的犯罪故事，赛人发现，前者具有偶然性，而后者存在一定的必然性。
换句话说，大城市里的罪犯通常单兵作战，标志个体的脱节；小地方则不然，“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对人性的压迫，导致被压迫者奋起反抗；或者是某一个集团对他人造成的一种习惯成自然的伤害，导致法外之地的出现”。
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区别在西方犯罪片中表现突出。
赛人指出，在《盗火线》《非常嫌疑犯》等影片中，罪犯的作案手段高级而谨慎，处处流露着他们对国家机器的恐惧与敬畏。
乡镇、农村的罪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其手段无比原始、随意，达到无视国家机器存在的程度。
遗憾的是，许多国内创作者没有把握好普遍性和典型性在乡镇犯罪故事中的差异性。
“任何一个犯罪分子都有典型性，但罪犯也有他的日常，这个常态的东西没有展现出来。”
在这方面，赛人认为《杀人回忆》极其值得研究和学习。
这部经典犯罪片告诉我们，轻松的语调也能讲好沉痛、可怖的犯罪故事，与暴力无关的朴实日常，也能烘托罪犯的暴虐与扭曲。
“其实很多作品还是把乡镇背景当作噱头，而没有触及更深的东西，即一个人怎么成为非人。”
所以赛人呼吁，创作者要加强社会文化在作品里的渗透感，其关键在于人。
03
人性光辉
没有切实关注到人性，或者说对人不感兴趣的创作者，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这个定律几乎适用于所有的影视类型。
对犯罪题材而言，罪恶是反面，法制和人性是正面，无论对反面的表达方式多么极致，创作者都应该以引导观众关注正面为最终目的。
赛人强调，尊重法制的前提是尊重人。
以美国版和法国版的《危情三日》为例，男主人公虽游走在法律准则之外，但他对妻子的信赖与付出，仍令观众感受到文明与人性的力量。
事实上，不少经典犯罪片都已上升到社会学的高度，尤其是涉及高智商犯罪，即必然性犯罪的故事，其中甚至包含人类学话题，如希区柯克的一些犯罪片。
60年前上映的影片《杀死一只知更鸟》是犯罪题材特色与方法的集大成者。
创作者构建了一座静谧整洁的小镇、一个和美的主人公家庭，以及一幅白人与黑人和平共处的图景。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安全的地方，仍有阳光照不到的角落，成为阶级矛盾、种族冲突与最原始的罪恶的土壤。
在这个故事里，文明与蒙昧共存，但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歧视与不公呈现出消解的迹象。
“这个片子当然是比较高级的，我们国家的很多电影还做不到这样。”赛人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的一些电影好像都是一路黑到底，层次不够，没有起伏。”
此外，犯罪题材影视作品，特别是犯罪电影，一般具有一定的作者性。
创作者借助这层模糊、原始而层次丰富的外壳，进行独立思考，抒发自我意识。
赛人指出，这也是国产犯罪题材作品所欠缺的。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没有独立思考的创作者只是模仿者，成果经不起推敲。
创作者的正途既不通向小镇，也不指向城市，人性内核才是正确方向。
作者：洞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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