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王朝将领张名振之死
1655年12月25日,从舟山方向驶来了一艘明朝军船,巡逻的清军船只将这船拉往岸边,在这艘船中,清军士兵们抓到了五名明军逃兵,这五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樊邦相、滕大、张二、梅四、倪大,他们原本是浙江百姓,后被郑军掳走,因为想念家乡而当了逃兵,通过对这五个人的审讯,清朝浙江当局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曾经让浙江清军头疼不已的“海贼头子”张名振,死了。

而根据这几位逃兵的说法,这位昔日的鲁监国政权武力支柱的死法也是颇为窝囊“听得他们说,张名振到国姓处请陈辉来镇守崇明县、平洋沙二处。后来陈辉回去,说攻崇明土城不曾破,折了许多兵。国姓说,你叫我发人守崇明,反去攻崇明,倒折了三四千兵,要拿张名振去杀。名振闻知,气急死了”国姓爷郑成功和张名振发生冲突,郑成功要派人来把张名振捉回厦门杀掉,张名振听说这个消息,又急又气,结果病情加重,就这么死了。

其实死在国姓爷手里的明军将领绝对不在少数,打了败仗(如蔡飞)抑或是违抗国姓爷的命令(如吴豪)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是被国姓爷气死,这种死法可是真别开生面啊。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原鲁监国政权的将领在郑成功麾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1651年舟山战役之后,朱以海、张名振等人带领剩下的部队南逃,最终投奔了郑成功。如果能翻一 翻《先王实录》中有关张名振的记载,就会发现以张名振为代表的一批鲁监国政权将领已经成为了郑成功的部将,是延平王之臣。而实际上,鲁监国旧部还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比如顺治十年九月初四日,清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马国柱在奏疏中写道张名振在舟山失守之后的情况“海贼张名振等自舟山逃遁,远漂闽海。今有数百只船陆续来犯浙疆,窥伺舟山,分差船只肆意剽劫,阻我援兵,以图大举进犯”而与此同时,郑成功却在和清方在谈判桌上扯皮。

兵部尚书固山额真噶达洪在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四日的一封有关张名振部诈降的奏疏中写道:“(张名振)且与郑成功行文往来,相勾通于千里海上。万一成功中藏祸心,垂涎江浙,先随张名振而来,埋伏于腹地,伺机突变,水陆并举,首尾相继,则其患无穷已”这段话点出了郑、张二部明军的密切关系,但同时也说明了一点,张名振部的旧鲁监国军队并不完全受郑成功的节制,而且其依旧活动于浙江沿海。

以国姓爷跋扈而自负的性格来看,这样一支所谓“同盟”军,其首领自然而然是不会得到什么好脸色的,早在张、郑二人初见于厦门之时,郑成功大声说:“汝为定西侯数年,所作何事?”张名振虽应答如流,但是二人的隔阂已经产生。

再说那几个明军逃兵的供词:“听得他们说,张名振到国姓处请陈辉来镇守崇明县、平洋沙二处。后来陈辉回去,说攻崇明土城不曾破,折了许多兵。国姓说,你叫我发人守崇明,反去攻崇明,倒折了三四千兵,要拿张名振去杀。名振闻知,气急死了”。

马国柱在顺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的奏疏中称“据(清都司严锦功)文内云,国姓派伯陈辉及后四镇,共水兵五千,大船八十只,六营三镇,一姓甘,一姓蓝,一姓王,陆兵共一万,国姓又拨给张名振大船十只。该甘、蓝二将官,性暴嗜杀。昨闻张名振抵温州,买七船米,仅一只尚未满,待满即来云云。又探得,遺陈辉者,恐因阮四不听张名振节制,故调陈辉来节制阮四。此次攻克南京则罢,否则众将官内降清者颇多云云”这里可以和明军逃兵的供词对应:六月初二,张名振、阮骏二人领船30多只由浙江返回福建厦门,向郑成功要支援,在七月二十二日,郑成功派遣水陆兵马一万余人就与张名振汇合,准备先攻崇明,后入长江。

这里牵涉到了南明史上又一重要的历史事件,那就是张名振等人三入长江。第一次攻入长江是在1654年初,正月二十一日明军进抵瓜州,登上金山遥祭明孝陵,于三月初,在清军援军到达之前,退出长江。仅二十天之后,明军第二次攻入长江,战船直至仪真,焚烧运盐船只数百艘。五到六月份便是上文所述之三入长江,张名振得到支援之后,于九月份到达上海,上海人民知明军到来,准备群起而响应,有人还迫不及待地裹上了网巾,甚至以木棒和满清官府对抗,准备夺取县城城防,江宁知府周国佐派兵抵达上海县城,以屠城为威胁,这才把局势稳住。到这一年的十二月,明军已经进抵南京郊外,但不久之后又一次退出长江。

所谓三入长江,实际上是由内地亲明士人牵头,张名振部以及西南永历朝廷为主力的一次横跨半个中国的大战役,张名振入长江攻南京,孙可望李定国于西南发起北伐,对华中华南清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然而此时永历朝廷实权人物孙可望忙于篡位阴谋,这次大战最终只能存在于构想之中,西南没有发挥应该有的作用,张名振部虽然有船只四五百艘,但终是孤掌难鸣,最终不得不退出长江。

顾诚《南明史》记“(1654年)九月二十六日祭江,其声势浩大。船起航后,因张名振着陈辉降下旗纛,二人于濠头分裂”也就是说,郑成功派来支援张名振等旧鲁监国军队的将领陈辉,在进入长江之前就已经和张名振等人闹翻了,因此,并未参加长江战役,由此可见郑氏和鲁监国政权旧部的糟糕关系《先王实录》记载“先时定西侯张名振与陈忠靖北上不和,藩委刑官程应璠解之,名振尤未降心,故我师至舟山,驰会攻城。不至。中提督等议曰:名振谓我南来之师,未知地利,但我等攻城略邑多矣,此一孤岛,何俟名振会也?迨泊,其城遂降。至是城下,名振等出自长江来会”。

从这里不难看出,在1655年,郑军收复舟山之后,张名振作为鲁系将领依旧和郑军将领格格不入,两方矛盾重重,加之三入长江战略化为泡影,复明遥遥无期,最终忧郁成疾,而陈辉攻打崇明失败,最终彻底激化了郑、张二人的矛盾,郑成功扬言要派人来捉张名振然后杀掉,张名振又惧又愤,病情加重,最终死于舟山。只能说,张名振之死表面上是因为和郑成功的矛盾,但是根本原因却是日益糜烂的局势以及南明各派势力之间的钩心斗角,最终张名振在病痛和的对于现实的绝望的折磨之下,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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