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语言学问题》⑤
问：《真理报》开展语言学问题的自由讨论，是否做得对？
答：做得对。
语言学问题将朝着什么方向解决，这到讨论结束时就会清楚的。
但是现在已经可以说，这次讨论有了很大的益处。
首先，这次讨论发现了在中央和各共和国的语言学机关中，有一种为科学和科学工作者所不应有的制度统治着。稍微批评一下苏联语言学状况，甚至连十分胆怯地试图批评语言学中的所谓“新学说”，都会遭到语言学界领导集团的压迫和制止。语言学方面的一些优秀的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由于对尼·雅·马尔的遗著采取了批判态度，由于对尼·雅·马尔的学说稍微表示不赞同，就被撤职或降级。
有一些语言学工作者提升到负责职位，并不是由于他能干，而是由于他无条件地尊奉尼·雅·马尔的学说。
谁都承认，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可是这个公认的规则，竟被忽视和极粗暴地践踏了。一些自认为完全正确的领导者组成了一个排他的小集团，保证自己不受任何的批评，恣意横行，为所欲为。
举一个例子,所谓《巴库教材》(尼·雅·马尔在巴库所讲授的讲义）本来已经由著者本人废弃并禁止翻印，但是这帮领导者（梅夏宁诺夫同志称他们为尼·雅·马尔的“学生”）竟下令重印，并且把它作为参考书，毫无保留地推荐给学生。把本来已经废弃了的《教材》当作完美无缺的参考书，这就是欺骗了学生。如果我不是相信梅夏宁诺夫同志和其他的语言学工作者的诚实，那我就要说，这样的行为就等于暗害行为。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是因为在语言学界形成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养成不负责任的习气，助长这种专横行为。
讨论所以非常有益，首先是因为它揭露了这种阿拉克切耶夫制度，并且把它打得粉碎。
但是讨论的益处还不限于此。讨论不仅粉碎了语言学界的旧制度，而且还暴露了对于语言学中一些最重要问题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糊涂观念，这种糊涂观念竟在这门科学的领导集团中占着统治地位。在开始讨论以前，尼·雅·马尔的“学生们”默不作声，隐瞒了语言学中的恶劣情况。讨论开始以后，到了无法再沉默的时候，他们才迫不得已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结果怎样呢？原来在尼·雅·马尔学说中有许多破绽、错误、不明确的问题和没有经过探讨的论点。试问，尼·雅·马尔的“学生们”为什么直到现在展开讨论以后才说出这些东西来呢？为什么他们以前没有关心这些东西呢？为什么他们当时没有以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公开老实地说出这些东西呢？
尼·雅·马尔的“学生们”承认了尼·雅·马尔的“某些”错误以后，看来还以为只有在“订正了的”尼·雅·马尔理论的基础上，苏联语言学才能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尼·雅·马尔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不，让我们摆脱尼·雅·马尔的“马克思主义”吧！尼·雅·马尔的确曾经想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也曾经为此努力过，可是他没有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无产阶级文化派”或“拉普派”一样，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了。
尼·雅·马尔把语言是上层建筑这样一个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塞进语言学，他弄糊涂了自己，也弄糊涂了语言学。苏联语言学在这种不正确的公式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发展的。
尼·雅·马尔把语言有“阶级性”这另一个同样不正确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塞进语言学，他弄糊涂了自己，也弄糊涂了语言学。苏联语言学在这种同各民族历史和各语言历史全部进程相矛盾的不正确的公式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发展的。
尼·雅·马尔给语言学带来一种为马克思主义所不应有的不谦虚的、骄横的、妄自尊大的腔调，以至于轻率地空口否定尼·雅·马尔以前语言学中的一切。尼·雅·马尔大肆叫嚣，污蔑历史比较法是“唯心主义的”。其实应当说，历史比较法虽然有严重缺点，但是毕竟比尼·雅·马尔的真正唯心主义的四要素分析法要好，因为前者还推动语言研究工作，后者却只是要人躺在炕上，围绕着标榜一时的四要素去胡思乱想。
尼·雅·马尔妄自尊大地贬斥研究语言类别（系族〉的任何企图，认为这是“原始语” 理论的表现。其实，不可否认，语言的亲属关系，例如各斯拉夫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无疑是存在的；研究这些民族语言的亲属关系，会在研究语言发展规律方面给语言学带来很大的益处。更不用说，“原始语”理论同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听了尼·雅·马尔的说法、特别是他的“学生们”的说法，会使人以为在尼·雅·马尔以前不曾有过任何语言学，语言学是从尼·雅·马尔的“新学说”出现以后才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要谦虚得多，他们认为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以前时期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科学发展的产物。
因此，这次讨论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的事业，这就是它暴露了苏联语言学中的思想错误。
我想，我们的语言学愈快地摆脱尼·雅·马尔的错误，就能愈快地摆脱它现在所遭受的危机。
取消浯言学界的阿拉克切耶夫制度，抛弃尼·雅·马尔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语言学中去，——我看，这就是苏联语言学健全发展的道路。
載于1950 年6月 20日《真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