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眼瘸，以为文章要探讨为什么垃圾分类收效甚微，后来仔细看了题目，发现写的是为什么垃圾分类政策收效甚微。不过垃圾分类主要还是靠政策推动，所以探讨政策成效，也能解释垃圾分类现状的很大一部分吧。

概念和方法

文章用的是“政策工具—分类链条—治理主体”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方法是对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作者解释了为什么要构建这样一个框架。

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的实践过程即为“主体—中介—客体”，而垃圾分类作为一种实践活动，那就适用于主体通过中介作用于客体这一过程；

其次，作者将这个过程对应到垃圾分类上：

主体对应到垃圾分类政策上，自然就是指垃圾分类的治理主体，也就是指垃圾分类的参与者，包括政府、居民、企业、社会组织等。

中介即为实现垃圾分类目标的手段，也就是垃圾分类政策。那为什么是“政策工具”呢？作者引用了一个理论叫“政策系统理论”，指出一个重要的政策系统要素——政策工具——的缺乏和不足会导致政策失败。多年来，我国的垃圾分类政策工具，在数量、规模和性质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可以推测对垃圾分类的具体实行将产生重要影响，故将其作为中介的代表。这里作者对政策工具做了详细的分类，包括供给侧、环境型、需求侧和劝导型，具体定义留到后面再展开讲。

客体对应分类链条，这里涉及到研究可行性的问题。即，我们知道客体其实是垃圾分类活动，但垃圾分类活动是一个总体的概念，比较笼统。如何对其进行拆分，以更好地研究垃圾分类中的哪个环节问题更大呢？作者依据的是全链条治理的理念。原因是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各个环节之间关联性强，很适用于链条治理思路。这个链条上的环节包括：源头分类投放、近端分类收集、中端分类运输和末端分类处理。

作者还画了一张图以便于读者加深这个三维分析框架的理解：

前面说过本文运用的是内容分析方法。内容分析是文献定量研究的一种方法，是指对各种信息传播形式的显性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和分析。

具体到本文，要分析的内容就是垃圾分类的政策文本了。出于政策权威性和代表性的考虑，作者没有纳入地方政策文件。作者利用数据库、中国政府网和相关部委网站，梳理了时间段在1986-2019年的149份有效政策文件作为分析对象，然后运用Nvivo12软件进行了编码分析。

分析结果

（一）政策工具维度分析

前面说过作者把政策工具细分为供给侧、环境型、需求侧和劝导型，作者首先考察了这几种类型在政策文本中的占比：环境性占比最大（46.6%），供给侧25.2%，劝导型20.1%，需求侧8.1%。

供给侧：政府运用技术、资金、信息、人才等要素，直接扩大供给，推动垃圾分类管理活动开展。工具包括科技信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公共服务、教育培训和目标规划等。

环境型：政府为垃圾分类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间接促进垃圾分类模式的推广。工具包括金融支持、税收优惠、法规管控和标准规制、策略性措施等。

需求侧：政府营造垃圾分类的市场需求，工具包括政府购买、服务外包、贸易管制等。

劝导型：政府为垃圾分类营造良好氛围，工具包括国际交流、示范工程、鼓励引导等。

作者画了一个图以便于读者加深对这四种政策工具类型的理解：

作者还做了一个表来解释具体工具的含义：

明白了这四种政策工具的定义，再去看它们各自的占比（环境性46.6%，供给侧25.2%，劝导型20.1%，需求侧8.1%），不难发现，环境型政策工具过溢而需求侧政策工具相对缺失。作者认为，这表明：

1、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高，说明中央政府更倾向于通过改善垃圾分类的市场条件、消除阻碍垃圾分类的市场因素，来促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实施。

2、但需求侧政策工具占比过少，说明垃圾分类治理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垃圾分类处理的产业体系不成熟。

（二）政策工具内部的问题

1.环境型政策工具重规范而轻激励

环境型政策工具中，金融支持(7%)和税收优惠(5%)占比较小，凸显了政府旨在通过加强政策引导，规范垃圾分类发展环境的战略意图，但政策设计对实质激励型环境工具重视程度不足，进而难以充分调动各类治理主体的积极性。

2.供给侧与需求侧政策工具内部结构失衡

供给侧政策工具中，科技信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的占比分别达到32%、41%、17%，表明国家高度重视垃圾分类基础建设；但教育培训和公共服务占比仅为7%和3%，表明存在结构失衡问题，尚需加强。

需求政策工具中，服务外包比重较大，这符合垃圾分类治理工作的开展需要；当前“减编控编”政策环境下，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成为了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可靠制度选择，但在垃圾分类治理领域，政府购买服务规模仍然较小、占比偏低，不利于政策整体功能的发挥；贸易管制主要通过调整进口废物清单、限制“洋垃圾”入境等方式进行，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3.劝导型政策工具效力不足

劝导型政策工具中，作者引用了别的作者的论文研究成果（李桂荣、姚松，2016），认为鼓励引导在劝导型政策工具中占比虽大(71%),但结合实际效果来看,效果欠佳，尚未使受众群体将政策的规定内化和践行。

（三）垃圾分类链条维度分析

前面介绍过，作者将垃圾分类按照运作流程分为：源头分类投放、近端分类收集、中端分类运输和末端分类处理。总体来看，源头分类投放、近端分类收集、中端分类运输和末端分类处理在政策文本中的占比分别为47.8％、31.9％、17.7％和2.6％，说明在垃圾分类治理链条上，中央政策呈现出重末端分类处理而轻源头分类投放的特点。

具体来看，作者给出了分类链条政策工具在政策文本中的频次分布表，表明政策工具在垃圾分类各环节应用上存在明显差异：

在源头分类投放环节，供给型政策工具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型政策工具中的法规管控与标准规制和劝导型政策工具中的鼓励引导使用较多。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工具能更精准地作用于个体行动者。

在近端分类收集环节，供给侧、环境型、需求侧和劝导型政策工具分别占约41.7％、28.9％、9.4％和20％，需求侧政策工具相对不足；

在中端分类运输环节，供给侧、环境型、需求侧和劝导型政策工具分别占约35.4％、47.7％、7.7％和9.2％，需求侧和劝导型政策工具相对不足；

在末端分类处理环节，供给侧、环境型、需求侧和劝导型政策工具分别占约25.6％、51.6％、6.6％和16.2％，需求侧和劝导型政策工具相对不足。

由此，作者认为，现有中央政策忽视了政策工具与分类环节间的耦合性问题。

1、需求侧：后三个垃圾分类环节（近端分类收集、中端分类运输、末端分类处理）更多的是一种市场化活动，更适合采取政府购买或服务外包等需求侧政府工具，但现有中央政策却更多聚焦于供给侧和环境型政策工具，未来有必要强化需求侧政府工具的运用，以进一步提高分类收集环节的效率。

2、劝导型：中端分类运输和末端分类处理环节技术性和专业性都较强，相关运营主体可能缺乏相应的技术或专业知识，以国际交流和示范工程为代表的劝导型政策工具应该可以较好地发挥示范学习效应。

（四）治理主体维度分析

综合图５与图６，现有中央政策文本中强调政府的政策工具共364条，占政策工具整体的64％，而涉及企业、居民和社会组织的比例较低，分别为133条（23％）、55条（10％）和16条（３％）。表明我国垃圾分类运作偏重于政府主导，而忽视对社会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培育，缺乏对市场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支持。同时，政策工具在各类治理主体的应用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涉及政府的政策工具主要是环境型和供给侧工具，涉及企业的政策工具主要是环境型、需求侧和供给侧政策工具，涉及居民的政策工具主要是劝导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涉及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主要是劝导型政策工具。

作者认为，各类政策工具与治理主体的匹配基本是合理的，但从增强治理有效性角度来看，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促进社会组织发育和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治理势在必行。

结论和建议

作者总结了3条研究结论：

１．政策工具组合不合理；

２．忽视垃圾分类环节间的衔接性和整体性，且政策工具与垃圾分类链条耦合性偏低；

３．社会主体缺位，且针对社会组织的政策工具耦合性较差。

作者也对应给出了3条建议：

１．以提高政策工具精准度为目标，优化政策工具组合；

２．以共生理念为指导，提升政策工具与治理主体耦合度；

３．以促进垃圾分类各环节无缝隙衔接为旨归，推动垃圾分类整体性治理。

不足和后续

作者在文章最后点出了文章的不足：由于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技术对中央政策文本进行整体性的跨时段分析，无法体现出纵向历时的垃圾分类政策变迁，也无法观察垃圾分类政策变迁带来的影响，而垃圾分类政策导向、重点和内容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可能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时间维度在本文分析的过程中没有被考虑进来。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考虑适当扩大时间跨度，并分阶段探讨不同时期垃圾分类政策的变迁及其对垃圾分类效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