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能】梁启超读书指南第四辑—深剖《史记》篇

梁启超读书指南

第四辑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今天带来的是《梁启超读书指南

第四辑》史记篇。

司马迁略历

司马迁，或生于公元前一百四十五年，卒年不可考，字子长，陕西韩城人。祖先世代掌管周王室的国史档案。父亲司马谈，汉武帝建元年间任太史令，谈逝后，司马迁由郎中承袭太史令。后唐都与司马迁、邓平、落（蜡）下闳（洪）等人共同协作，编制太初历，修历完毕，开始作史，未修成，因上书救李陵，获罪受宫刑，后被启用中书令。司马谈师从唐都（西汉方士，天文学家。汉武帝元封七年（前104年））学习天官、师从杨何（字叔元。曾受《易》于王同。武帝时，任中大夫。）学习《易经》、师从黄石公（秦汉思想家，军事家，别称圯上老人、下邳神人，被道士列入道教神谱。早年为躲避战乱，隐居于下邳。三次试探张良，授予《太公兵法》，辅佐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学习道家理论，司马迁都得到父亲传授。后来他又师从孔安国（前156年-前74年，字子国，汉代鲁国人，孔子后裔，西汉官吏、经学家，著有《古文尚书》、《古文孝经传》、《论语训解》等）学习《尚书》，师从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提出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两千多年。著《春秋繁露》等）学习《春秋》，酷爱游历山川、足迹遍天下，可以说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总体来说司马迁共计进行了三次游历：

第一次游历：公元前一二六年，二十岁的他从长安向东南方向出发，在九嶷山探访舜的遗迹。随后，北上长沙，在汩罗江畔凭吊投水自尽的屈原。在庐山，他得以一览大禹所疏浚的九江。在吴、楚一带，司马迁登上会稽山，探访大禹的墓冢。到吴地，又参观了春申君的宫室。到了临淄、曲阜，司马迁与人讨论学问，并观察孔子所留下的学风，在邹、峄两地学习乡射的礼仪。接着往西走，去了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沛县和邻近的丰县。最后经过大梁、洛阳，回到长安。这趟游历耗时两年，行程三万里。

第二、三次游历：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到过西南夷的邛(穷）、笮（泽）和昆明等地。作为宦侍扈从武帝一行往东至泰山祭祀天神，北往至碣石，西至九原。（《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按照当时的全汉版图，除朝鲜、河西、岭南等新开辟的郡外，基本都到过了。

《史记》中所载经行之地如下：

《五帝本纪》：我曾经西至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的地方），北到黄帝尧舜之都涿鹿，东到渤海，南到江淮。（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

《河渠书》：我曾南行登上庐山，观看大禹疏导九江的遗迹，随后到会稽太湟，登上姑苏台，眺望五湖；东行考察了洛汭(睿)、大邳，逆河而上，走过淮、泗、济、漯（踏）、洛诸水；西行瞻望了西蜀地区的岷山和离碓（对）；北行自龙门走到朔方。（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

《齐太公世家》：我到齐国，看到齐地西起泰山，东连琅邪，北至大海，其间沃土两千里。（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

《魏世家》：我曾到过大梁的旧城址。（吾適故大梁之墟。）

《孔子世家》：到了鲁地，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辆、衣服、礼器。（余適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

《伯夷列传》：我登过箕（鸡）山，相传山上有许由之墓。（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孟尝君列传》：我曾经经过薛地，那里民间的风气多有凶暴的子弟，与邹地、鲁地迥异。（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

《信陵君列传》：我经过大梁废墟时，曾寻访那个所谓的夷门。原来夷门就是大梁城的东门。（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

《春申君列传》：我到楚地，观览了春申君的旧城，宫室建筑何其宏伟啊！（吾適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屈原贾生列传》：来到长沙，游览了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余適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

《蒙恬列传》：我到北方边境，从直道返回，沿途实地观察了蒙恬替国修筑的长城和边塞堡垒。（吾適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

《淮阴侯列传》：我到淮阴，听淮阴人对我讲述韩信往事。我还去瞻看了他母亲的坟墓。（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余视其母冢）

《樊郦滕灌列传》：我曾经到过丰沛，访问当地的遗老，观看原来萧何、曹参、樊哙、滕公居住的地方。（吾適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

《史记》之名的来源：

应当是魏晋时对“太史公记”的略称，并不是书的原名。《汉书 艺文志》称：太史公百三十篇。《杨珲(运）传》和应劭《风俗通义》称：太史公记。《宣元六王传》、班彪《前史略论》、王充《论衡》均称：太史公书。因此两汉并没有直接称之为“史记”的。而《史记》中共计出现了八次“史记”之称：《周本纪》：“周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孔子论史记旧闻”、“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六国表》：“秦烧天下书，诸侯史记尤甚”、“史记独藏周室”；《天官书》：“余观史记考事”；《孔子世家》：“乃因鲁史记作《春秋》”；《太史公自序》：“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上述均意指“古史”。

《史记》原始材料来源：

据班彪《略论》，来源于《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陆贾）

《史记》中自述来源：《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秦始皇本纪》“吾读秦记”；《孝武本纪》“余究观方士、祠官之言”；《三代世表》“余读牒记，稽其历谱”；《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卫康叔世家》“余读世家言”；《伯夷列传》“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管晏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晏子春秋》”；《司马穰苴列传》“余读《司马兵法》”；《孙吴列传》“《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仲尼弟子列传》“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孟子荀卿列传》“余读孟子书”；《商鞅列传》“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屈原贾生列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郦生陆贾列传》“余读陆生《新语》书”；《儒林列传》“余读功令”；《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赵世家》“吾闻冯王孙”；《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言曰”；《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樊郦滕灌列传》“余与他广游，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冯唐传》“唐子遂与余善”；《韩长孺列传》“余与壶遂”；《李将军列传》“余观李将军，俊俊（圈）如鄙人”；《卫将军骠骑列传》“苏建语余曰”；《游侠列传》“吾观郭解，状貌不如中人。”

综上，《史记》主要来源为：经书典籍、秦史、牒记即世本、诸子现存书、法令官书、方士言即游历中所见所闻。

《史记》撰写的目的

《史记》是史书，但并不单是“为作史而作史”，古代史学家一般都有“超史”的目的，比如孔子作《春秋》，表面上记述了二百四十年历史，然而其中蕴含着无数“微言大义”，因此后世称之为“经”而非“史”。司马迁其作《史记》窃比《春秋》，他意图觉民救世，认为凭空发议论，难以警醒世人，不如借这个机会大做文章。这也是在《报任安书》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原因，与荀卿著《荀子》、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是同样的性质。（《太史公自序》“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略以拾遗补阙，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诸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史记》作为史书之价值

如上所述，难道司马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就没有史书的价值了么，当然不是。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当时具备作史条件的，无出谈迁父子，（《太史公自序》“司马氏世典周史”“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之前的史书典籍多断片残记或按照年代机械撰写，而司马迁首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史书体例，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是对史书进行了极大规模的重新考订整理，将数千年中华名族发展史、文化史、战争史等等以及由此发生的种种深刻变革活动融为一体，而不同于诸如《尚书》记载一个个单独事件、《国语》《战国策》记载一个地域、《春秋》《左传》记录某个国家、时期，《史记》秉持的是历史的、整体的、延续的、发展的理念，而它的诞生也应和了秦汉统一后文化发展的需要，但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环境才得以造就这部伟大的著作。但可惜的是自班固之后，再没有承袭这一体例了，因此郑樵和章学诚对后代“断代史”进行了严厉批判。二是对史书进行了极具鲜明特色的文学化的创作。但他却谦虚地说“我所说的不过是记述过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会传说，谈不上创作，如果你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那就错了。”（《太史公自序》“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三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性格鲜明、境遇迥异的人物跃然纸上，成为人物之史而非单单是王朝社会之史。四是撰写形式独特新颖。《史记》以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织而成。本纪及世家为编年体，以时间串联；列传为人物志记，以人之精神贯穿；书为自然现象与社会制度之记述；十表构思尤为奇特，通过表格记述朝代谱系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但是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是新创尤为惊艳，桓谭新论称之为“旁行斜上并效《周谱》”，通过各表间逻辑架构可见司马迁惨淡经营之功，这种方法可达到“事多而文省、事之脉络清晰具化”的效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互相协调、补遗，愈发博大而严谨，后世断代史书，再不能超出《史记》之体例，可谓笼罩千古。五是行文扼要而精妙。后世史书多借史述人，而《史记》以人述史，最大的好处就是对那些不紧要的人物予以删略。

《史记》成书年代及真伪篇章论证

司马迁真的写完《史记》了么？

据《自序》言对比现存本，一百三十年篇已粲然具备，似乎已是完本，但《汉书 司马迁传》云“十篇有录无书”，《后汉书 班彪传》云“十篇缺焉”。而更可疑的是《报任安书》自述下狱时云“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当时司马迁在狱中，时天汉三年（前九十八年），此时是否成书成疑。此后革除太史令任中书令后，再无法览阅皇家典籍。后来司马迁作为宦侍，随武帝四处巡游，因此能安坐在京师写书的时日更是寥寥可数，因此《报任安书》云：“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而《报任安书》应成文于太始四年（前九十三年）冬天，玩味语气，此时《史记》应未成。两年后也就是征和二年（公元前九十一年）发生“巫蛊之祸”，司马迁此后生死难料。因此《史记》有缺篇，且并非亡佚而是原本就没有写完。

《史记》记述的迄至时间是哪年？哪些篇是原本？

《自序》云“故述往事、思来者...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裴骃集解》引张晏曰“武帝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纪黄帝,下至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汉书 扬雄传》云“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迄麟止”；《后汉书 班彪传》云“太史令司马迁，上自黄帝，下迄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扬雄传》为扬雄自作，对其内容班固全部采纳，而范晔又全部采纳班固内容。加之《史记》窃比《春秋》，因此史记应当就是记载至武帝获麟时即元狩元年十月止（前一二二年）。但仍有三种其他观点：一是讫太初说。《自序》云“余述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汉书序传》云“太初以后，阙而不录”。若至太初末年即前一〇一年，则逾获麟时十二年。二是讫天汉说。《汉书 司马迁传》云“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史记三家注《集解》《索隐》《正义》均赞同此说。若至天汉末年即前九十七年，则逾获麟时二十六年。三是讫武帝末年说。《建元以来侯者年表》末云“褚先生曰：太史公记事，尽于武帝之末”（褚少孙，西汉经学家，沛郡人，西汉中后期时做过博士。据《汉书》记载，褚少孙对《史记》缺少的十篇做了补充、修葺。），也就是后元二年即前八十七年，则逾获麟时三十六年。第二、三种说法均出自后人的说法，可信度不高。而第一种“讫太初”与“讫麟止”同出于《自序》，但仔细看就会发现，“至于麟止”在《自序》大序的最后，“讫太初”《自序》在小序之后又另起一行，与前文有明显的割裂。此外《汉书》本传中辑录的《自序》并无此行，可能班固看的《自序》原文，本就没有这句。就算是司马迁经历了太初、天汉年间，但今本《史记》中也不止于此，记录武帝后的事实不胜枚举，如：《酷吏传》“杜周捕治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事在汉昭帝元凤年间（前八十至七十五年），距武帝崩六年至十二年；《楚元王世家》“地节二年,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事在宣帝地节二年（前六十八年），距武帝崩十九年；《齐悼惠王世家》“建始三年，城阳王景卒”事在成帝建始三年（前三十年），距武帝崩五十七年；《将相名臣表》中武帝后续又记录昭、宣、元、成四帝，直至鸿嘉元年为止。也就是前二十年，距武帝崩六十七年，那个时候司马迁都一百二十六岁了！因此可以断言《史记》绝非全部是原本，其中有一部分是后人所撰写混入其中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原本缺失后人补作。张宴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因此《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在太史公赞语后均附“褚先生曰”。值得注意的是《孝武本纪》无褚补字样，且与《封禅书》中太史公赞语完全相同，因此武帝纪定非原文。此外《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等篇，皆有“褚先生曰”，因此褚所补篇不止四篇，《张丞相列传》中在赞语后也有一大段补文却无“褚先生曰”，由此说来张宴所言的补篇是否均出自褚先生之手、补缺的人是否仅褚先生一人，这些问题都将打上大大的问号。二是后人续撰。西汉、东汉之交，续《史记》者近二十人，且仅有班彪续作数十篇名为《后传》得以区别。而冯商、刘向到班彪的续作都局限在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也不单单为了续写《史记》。后来班固作《汉书》实际上沿用的体例仍旧是《史记》，也截取了《史记》中汉初以来的一部分内容，续写了昭、宣、哀、平，成为断代史。（《汉书 艺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史通 正史篇》“太初以后，缺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后汉书 班彪传》提及阳城衡、史岑参与续撰）但是为什么今本《史记》会出现原作和续作杂混的情况呢？主要是当时传抄都是用竹简或缣帛，收藏携带都极为不便，因此续本为图方便，而且节省用料，都直接与原本合抄，造成了多人手笔都掺杂其中。综上，《史记》中元狩元年以前是最可信的原本，也勉强可以放宽到太初年间，但之后的绝不是司马迁原笔。前两种情形相对比较好辨别，但下面要说的第三种情形是最难以辨别的：就是后人故意窜乱。这就不得不说西汉末年发生的今古文经之争。此事起源于时任典校中秘书的刘歆自称发现各种古文经传，包括《春秋左氏传》《周礼》《古文尚书》，包罗群经，此外自哀帝、平帝以来还出现了大量纬谶书也就是私人撰写的经书注释书，当时有相当部分学者认为这些都是先秦古籍，但今文家认为这是刘歆诸党徒伪造的，目的是为了助王莽篡逆，这其中与《史记》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尚书》和《左传》。今文家称二十八篇《尚书》已经完备无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百篇和《尚书序》，同时《春秋左氏传》也根本不为《春秋经》注解，而且《左氏传》就是《国语》。而司马迁所据的就是《尚书》二十八篇和原本《左氏春秋》，今本《史记》之所以疑异丛生，就是刘歆等人将“古文家言”有意混入其中。理由如下：一是《汉书 王莽传》中说：元始四年即公元四年，王莽提议兴建明堂、国立太学、御用天文台，给学生修建宿舍一万余间，修建市场、常满仓，规模很壮观。在太学开设《乐经》课，增加博士名额，每一种经书各有五人讲授。征召全国精通一门经学的教授十一人，以及收藏有散佚的《澧经》、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音乐、月令历法、兵法、《史籀（宙）篇》文字，通晓它们意义的人，都前往公车衙门。收罗天下有特殊才能的学生，来的人前后数以千计，都让他们在朝廷上记录下自己的见解，打算用他们来纠正荒谬，统一各种不同的说法。从此古文学说盛行，成百上千的学者按照王莽、刘歆的意思改窜典籍，自然《史记》也难逃被蹂躏之劫难。而且当时刘歆任负责校勘书籍和校书之官，又有谁能与他抗辩呢？（“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廖，一异说云”）二是刘歆学识渊博、名声显赫，所以他续写的《史记》应该也可圈可点，因此班固《汉书》多加采用。黄省曾《西京杂记序》谓“班固《汉书》全取刘歆”。

综上，同时结合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崔适《史记探源》，可推考以下各篇真伪：第一类，原本缺后人补，即《汉书》中所言的“十篇缺”。《孝景本纪》张宴云“亡”。司马贞云“取班书补之”。《孝武本纪》张宴云“《武纪》亡，褚先生补作也”。司马贞云“褚先生集合武帝事以编年，今止取《封禅书》补之，信其才之薄也”。但现在想来，褚少孙再怎么不堪，也不至于拆开封禅书补《武帝纪》，很可能《封禅书》也不是出自其手，或者他补的书也亡佚了，只是他人割裂其他篇目补充而已。《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张宴云“亡”。裴骃云“太史以后，后人所续”。《礼书》张宴云“亡”。司马贞云“取荀卿《礼论》”。《乐书》张宴云“亡”。司马贞云“取《礼记 乐记》”。《律书》张宴云“《兵书》亡”。颜师古云“序目无《兵书》”。司马贞云“《兵书》，迁没之后亡。褚少孙以《律书》补之”。《三王世家》张宴云“亡，褚先生补”。褚少孙说“听说《三王世家》文辞可观，但寻找三王世家始终没有得到”，因此此篇应均为褚先生所作。（“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张宴云“亡，褚先生补”。但这两篇文章杂乱辞义浅薄，实在没法相信是褚先生所作。《傅靳蒯成列传》张宴云“亡”。此篇应为后人从《汉书》中补录。第二类，文中明述或补续痕迹明显的。《三代世表》篇末自“张夫子问褚先生曰”以下内容。《张丞相传》篇末自“孝武时丞相多甚”以下，为太史公赞语后。《田叔列传》篇末自“褚先生曰”以下。《平津侯主父列传》篇末自“太皇太后诏”以下，亦为太史公赞语后。《滑稽列传》篇末“褚先生曰”以下。上述各处在武英殿版本中皆改为低一格以示区别。第三类，另有全篇伪撰之疑。班固已称有录无书十篇，前面推考了《史记》原就未成书之可能，即使已成书也有亡佚之可能。况且卷帙浩繁之书，在传写艰难的年代，散佚可能性极大。《汉书》本传云“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后汉书 窦融传》云“帝深嘉美之,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因此各篇多有单篇传于后世，各家抄本亡缺也在情理之中。也就是《淮南子》所谓“凿一孔而百隙随”，今本《史记》多处与《汉书》重复，极大可能是《史记》割裂《汉书》，而非《汉书》删取《史记》。如崔适云：《孝武本纪》妄人录《汉书 郊祀志》；《律书》《历书》妄人录《汉书 律历志》；《天官书》妄人录《汉书 天文志》；《封禅书》妄人录《汉书 郊祀志》；《河渠书》妄人录《汉书 沟洫志》；《平淮书》妄人录《汉书 食货志》；《大宛列传》妄人录《汉书 张骞传》；《张丞相列传》《南越尉佗列传》《汲郑列传》《酷吏列传》均为妄人录《汉书》；《循吏列传》全篇为妄人所补。崔适虽激进，但是有一定理由的，需要后代人循着这个线索不断考证。第四类，元狩或太初以后各篇，为续补、窜写，多在年表、世家、列传，上面已论不赘述。第五类，各篇正文中为刘歆故意窜乱篇，甚难辨别。姑且略举四种：一、凡言“终始五德”者，即刘向刘歆父子建立的“五行相生”为核心的“新五德终始说”，被王莽采用。见于《五帝本纪》《秦始皇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孟子荀卿列传》《张苍传》等。二、凡言“十二分野”者，即刘歆“日食及十二分野”论述。见于《十二诸侯年表》《齐、宋、郑世家》《张苍传》等。三、凡言《古文尚书》及所述《书序》者。见于《夏、殷、周本纪》《齐、鲁、卫、宋世家》等。四、凡记汉初古文传授者。见于《儒林列传》《张苍传》等。梁公曰“以上所论关于《史记》真本之种种考证，多来自近人著作而略断以己意，其言颇繁重，或为读者所厌。吾所以不惮烦为此者，欲学者知今本《史记》非尽原文而已。着手读《史记》以前，必须认定此事实，否则必至处处捍格难通也”。

读《史记》之法

先读《太史公自序》《汉书 司马迁传》，深入掌握作者生卒履历、品性和全书大概。再读《汉书 叙传》中论《史记》部分，刘知几《史通》中《六家篇》《二体篇》《正史篇》、郑樵《通志总序》、《隋书 经籍志》及《四库提要》史部、正史类关于记述《史记》的部分，以便大致了解史学界对《史记》的评价。

业余读法:《史记》文字极为优美，两千年来学者家弦户诵，与六经诸子地位相当，为治学治史之人的常识著作，但卷帙浩繁，读之不易，为节省精力，先剔出以下部分：一是《十表》仅读序文，表中内容无需详究，主要浏览体例，略比较各表排列次序、方法即可。二是《八书》似乎不是《史记》原本均可不读，直接看《汉书》各志。三是《世家》中吴、齐、鲁、管蔡、陈杞、卫、宋、晋、楚、越、郑各篇，原料十有八九都采自《左传》，如果已经读了《左传》，又可以省略。但战国时期一部分世家仍需读，因《战国策》一书系统性太差。四是《武帝纪》《日者传》《龟策传》已证明为伪书，可不读。《扁鹊仓公传》似是汇编，而非原本，略浏览即可。上述篇幅剔出全书三分之一。其余篇幅可参按以下方法读：第一是模拟刘歆《七略》按照内容分类进行小型的主题阅读。例如先秦学派类，见《儒林传》《仲尼弟子列传》《老庄申韩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传。兵书类，见《司马穰苴》《孙子吴起》等传。诗赋类，《屈原贾生》《司马相如》等传。社会经济类，见《货殖传》。《外戚》《佞幸》两传暗示汉代政治祸机。而且各篇排列顺序也有讲究，如本纪首为唐尧、虞舜，世家首为泰伯，列传首为伯夷。都含有褒扬“让”之至德的意味。总之读《史记》要鸟瞰全书，不能拘泥于寻行数墨，过于求甚解，这样才能看出何谓“成一家之言”。第二是按按图索骥式地梳理出时间线，也就是把纪传体再梳理成编年体，这样就需要用“观大略”的方法一气呵成浏览一遍，再找出每个时代的关键点所在，对极重要的历史节点再行精读。第三是以研究《史记》文学价值为目的，提高写作水平。特别是选取其中杰作，但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梁先生生平最喜爱以下几篇《项羽本纪》《信陵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上述各篇肃括宏深，实叙事文永远之模范。不仅应精读，甚至应当成诵，自能辞远鄙倍，涵咏神味，足称为稀世奇珍。班彪称“史公善叙述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良史之才”，评价其优已至极，甚合文章“中庸之道”了。而明清最为乐道的《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反而在梁先生心中属书中次一等文字。

专业读法：一是以崔适《史记探源》为主要参考，对确有后人续补窜乱部分严密考证，可疑处用红线标出、筛出，将渐渐还原《史记》之真面目。二是以梁玉绳《史记志疑》、崔述《考信录》为主，以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冀《二十二史札记》等清儒札记、文集中的《史记》之部为次，对《史记》所纪先秦古事即汉以前本纪、世家、年表全部进行重新梳理考证辨别，通过旁证、反证，正《史记》之讹谬而淘得其精粹。至于汉以后事，有完备《汉书》可读。汉前之史难纪实在不能怪之太史公，因其为远古之史，都含有半神话的性质，极难辨别，本来近古如春秋、战国资料很多，但“秦皇焚书”后都毁销殆尽，班彪言“司马迁的著作，采自古今的轶闻，贯穿经传的史料，实在广博得很。凭一个人的精力，内容复杂而繁重，所以他的收删削繁芜之处还不太够，有些多余的语言，不够整齐划一。”（《后汉书 班彪传》“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三是学者应当对《史记》中涉及的人名、地名、物名等进行注释，太简或太繁都不可取，要严格遵循原意，以普通人能知晓为准。同时对《史记》中涉及的地理内容梳理其脉络，编一本古今地名对照书供参考。此外自共和元年起，在原书《十表》之外补一春秋战国大事年表，贯通全书，以西历记载，附注事件中涉及的国别、年代等。

下一期，将带来《左传》篇。

前一四五年 出生

前一四〇年 六岁，随父迁居长安

前一三六年 十岁，自序说“年十岁能诵古文”

前一三四至一三二年 十二岁-十四岁，跟孔安国读书；拜董仲舒为师，读《春秋》 

前一二六年 二十岁，开始游历四方。

前一二二年 二十四岁，《史记》截至时间就是这一年

前一一六年 三十岁，任郎中

前一一〇年 三十六岁，汉武帝举行泰山封禅大典。他奉命出使巴蜀，归来洛阳后没多长时间司马谈因病未参加封禅愤懑而死，临终托付司马迁修史（《自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

前一〇八年 三十八岁，任太史令，得以研读汉家典藏的大量史实材料前一〇四年 四十二岁，与邓平等民间治历者二十余人修造太初历，之后开展撰写《史记》（《自序》：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小子何敢让焉）

前九十八年 四十八岁，遭李陵之祸，下狱被刑。（《自序》云：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这时《史记》尚未成书，故《报任安书》云：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前九十六年 五十岁，“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事。”--《汉书 司马迁传》，在此数年中

前九十三年 五十三岁，《报任安书》写于此年

前八十八年 如果还在世的话是五十八岁，第二年汉武帝驾崩，大概是和武帝几乎同时去世的。

太史公归来，仍是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