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先生真实性哲学三部曲的第二部——《真实与虚拟》——终于出版了。随正本还附有一个“彩蛋”，就是金先生和刘擎老师相隔35年的两次学术对话录。两次对话都精彩纷呈，体现出在跨越了35年的时光之后，两位老师的学术精神丝毫不减。

其中有个话题特别吸引我注意，是一个和“清晰性”有关的话题。我在推文中也经常提及清晰性，也就更容易被触动。而且这次在新书中读到这段对话，又引发了我新的一个疑问：清晰性与真实性哲学之间存在何种关联？

“理论模型过于简略……对历史上某些思想体系的概括过于粗放而缺少细节……忽视人文社科领域的复杂和多样性……观念史、系统论史观的整体结构干净得有点不像是真的……”这一类对金先生学术体系的批评，按照一个非常笼统的讲法（笼统到实际上不是一回事），基本可以归为对所谓的”科学主义“倾向的批评。

真实性哲学历史篇——《消失的真实》刚出版的时候，我曾经打算写一篇读后感。后来犯了点懒就没写完，不过篇名我当时已经写好了，叫：《拿什么来捍卫人文精神？一个“科学主义者”的回答》。这次受阅读方法篇的感召，我就决心延续这个主题，完成这篇读后感。

### 从未停止锤炼的“方法论之剑”

刘擎老师是站在假想的学术界批评者的角度提出这个有关清晰性的话题的。金先生对此的回应让我感觉有点冷淡。有没有可能是金先生对这一类批评过于漠视以至于到了轻率的程度？他会不会缺乏对这一问题的自省，从而发生学术进路误入歧途的危险呢？我的猜测是，虽然在当下金先生对此已经不太愿意多费口舌了，但对方法论问题的时刻自省，恐怕是无人能出其右的。

金先生曾发出感慨：“今天有一点我很意外，在1989年代，我被称为是科学主义，但是今天我发现我是很少在强大的人工智能跟科学面前来捍卫人文精神的，一个科学主义者为什么要捍卫人文精神呢，这不是很荒谬吗？其实我的立场从1980年代到现在没有变过。我认为：人文哲学的解放只能建立在将科学贯彻到底之上！只要把科学贯彻到底，搞清楚科学是什么，就不会犯科学主义错误。"

对于初次接触哲学的读者来说，“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之类的字眼是很容易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实，很多社科学者也是一头雾水，尤其是有关方法论的问题。当试图给自己的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划分门户的过程中，他们自己往往陷入了方法论的混乱。实际上如果要真正直面方法论问题，有个最基本的一条，那就是不能跳开曾有巨大影响力的“辩证法”。有意思的是，这正是金先生从80年代青年时期就开始的本职工作，甚至是他学术的起点。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大可不必再怀疑金先生会不会对方法论上的批评掉以轻心了。90年代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位先生的重心开始转向思想史和观念史研究。此时他们和其它人文学者的显著区别是，他们已经将方法论之剑锤炼了多年，而且在此后也从未停止。

而作为80年代的阶段性成果，他在《系统的哲学》中初步建立的系统论方法论以及对于科学方法论的整体认识，正是建立在对辩证法的反思和超越之上。也有学者批评金先生为何执着于研究辩证法。他们其实同样陷入方法论的混乱，因为正确的方法论必须能够建立其自身的扩张性结构，而要实现方法论体系结构的扩张，辩证法是绕不过去的一环。

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位先生对理论清晰性的几乎严苛的要求，让人怀疑是不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最让人惊叹之处是对那些看似是不证自明，天生正确的研究方法的怀疑和剖析。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一文中对所谓“比较方法”的剖析研究。

所谓“比较方法”，大概是人文社科学者们运用最广泛的研究方法了。人们在不假思索地加以运用时，几乎都不曾意识到这个方法很可能是建立在沙子上的城堡。

在《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一文中，刘青峰与金观涛对社会科学中普遍使用的比较方法做了深入的剖析。比较方法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困难——那就是“无穷多因素的困难”（这是归纳法固有的困难）。与单纯从现象中归纳出某种规律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固然可以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对于前提条件的“筛选”——所谓的比较方法，类似于在实验中不断改变某些前提条件，来观察、比较实验结果的不同，但即便如此，它和归纳法一样，其所进行对比的前提条件，仍然无法跳出“无穷多因素的困难”。

两位先生在论文中，用了自然科学领域中最简单的发现单摆规律的实验来举例。首先，如果单纯是观察到了诸如吊灯摆动这样的现象，伽利略他是不可能就此归纳出“单摆周期取决于摆长”这样的物理规律的。更为合理的发现过程，是通过改变各种控制条件——诸如摆长、小球材料、小球重量等等，通过比较的方法获得某种规律。但请注意，这里面依旧存在无穷多因素的困难。科学家在控制实验条件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存在无穷多的变量的。除了摆长、材料、重量等等我们事后想起来关联性比较强的变量，在我们未获知其原理的情况下，诸如颜色、地理坐标、实验室大小、气候、太阳黑子等等无穷的参数我们似乎是不能事先加以排除的。

而真正科学研究的方法既不是简单的基于经验的归纳法，也不是这种孤立的比较方法。它实际上必须基于这样一种特定的结构，那就是“理论-实验-理论-实验-”的循环结构。而且，在这一结构中，任何一个阶段的理论，必须满足两个基本的要求：预见性和清晰性。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可比较性。任何一个科学实验，都不是面对无穷的调节变量。原因很简单，这个实验所基于的前置理论的清晰性和预见性，保证了其所要调节对比的变量是有限的。

金、刘两位先生在这篇短短的文章中，实际上已经证明了对于一项严肃的研究而言（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清晰性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我估计多数人文社科的学者会宁愿选择无视，因为在社会科学领域获得理论结构的清晰性是异常艰难的。如果没有某种深刻在骨子里的精神气质，是无力去挑战这种现状的。而且，清晰性同时还会带来另一个扎心的问题——错误的理论将很容易被证伪。面对这样一种冰冷无情的现实，体弱多病的社会科学转而从语言含混的玄学中寻找庇护和温暖——它不易被证伪。

### 形而上学的垃圾堆

至今为止，很多哲学家还为哲学的含混、不清晰、不精确和随心所欲而洋洋自得，认为只有这样哲学才能区别于科学，获得它和小说那样永恒的价值。但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今天理性的危机正是由于唯物主义哲学还是以**直观常识**为基础，它来自于哲学的不精确和哲学家不敢正视挑战的内心懦弱。只要把科学和哲学作一个对比我们就能看到，虽然哲学想成为科学理性的基础，但哲学家却不敢经受科学理论经常受到的那暴风骤雨般的批评。——金观涛《系统的哲学》

我自己也会读人文社科的，甚至是玄学的书。有时候也惊叹于作者的文笔优美，语言犀利，修辞巧妙。但我所能给予的评价，最高也就是“有启发”，或者是能得到某种感召和温暖——与读普通文学作品无异。作者也许并非只想写一个天马行空，让读者难辨其意图的意识流小说，他想完成的还是某种“理性推导”或哲学思辨。但他们首先得过分析哲学这一关。因为逻辑经验论者断言：一切形而上学的陈述都是无意义的。读者也可以参考在历史篇中金先生引用的黑格尔和笛卡尔的例子。

如果仔细用逻辑语言的标准去辨析，除了发现大量的“意义”不明的词汇，以及语法的错误之外，这类作品最容易犯的错误还有两类：自相矛盾，以及不断使用那些早已被数理逻辑证明为错的推理方式。

后者其实比较容易暴露。它出现的原因往往只是作者本人还不知道这个“常识”。常见的一个例子就是对于实然与应然之间的逻辑鸿沟的无知，例如试图通过天体物理学论证人的价值系统的。笔者研究管理阅读了较多的管理学理论，大概从所谓的“行为科学理论”开始，就大量充斥着对于实然和应然的混淆。【^ 参考林峰《“理解”供应链》中“人的悖论”一章。管理学领域少有对逻辑经验论和分析哲学充分了解的人。赫伯特·西蒙是个例外。他对“管理科学”提出的最根本的纲领，正是要使其成为可以判别真假的命题系统。他尤其重视对于实然和应然的辨析。管理学的发展我认为得先回到西蒙的纲领。】

而对于自相矛盾，它的特点则是更为隐秘。它可以完美的隐藏在眼花缭乱的辞藻和修辞之中。如果没有像罗素的摹状词分析这样的本事，普通人其实很难分辨。通过对于人文领域本身复杂性，多样性的高度强调，文本本身在表达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时候，逻辑的跳跃和自相矛盾几乎是必然会出现的。

问题在于，我们能够在思辨和理性推导的文本中，允许这样的逻辑漏洞存在吗？

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争议。我觉得，问题在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理论。如果能接受理论停留在给人启发，给人温暖的层面，保留这些逻辑漏洞也未尝不可。因为好的文学作品本来就是充满了矛盾和戏剧冲突的。本质上就是它只能停留在直观常识的层面。原因很简单，它无法分辨真假，自然也无从检验，也就失去了通过扩张突破常识的可能性。另外一种理论追求则是建立起一种和科学理论类似的扩张性结构。它能够在理论-检验-理论-检验-的循环中不断扩张，以至于能够突破直观常识的层面。一个例子就是金先生在思想史研究中经常提及的韦伯的“理想型”（Ideal Type）方法。

Ideal Type，何为“理想”，我想，就是他要高度理想化到实现内部无矛盾的程度。换句话说，在纷繁复杂的人文研究中，要实现这种无矛盾性（假如你真的打算去实现的话），需要一种近乎天真的理想型。这种理想化有高度的危险性，以至于韦伯称之为乌托邦。金先生的《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建立在”轴心文明“这一个Ideal Type上。正是基于某种近乎极端的理想化（以至于对它的攻击变得非常容易），金先生能够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人类文明只可能有四种轴心文明。从而建立了整个基于系统论和观念史的对于不同轴心文明的比较研究。它很可能是错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内部无矛盾。在这个一致性基础上，这个结构可以扩张，以至于像美院的山水画和书法历史研究都可以纳入将来。

### 科学干不干净

这次的对话中还有一小段有意思的”辩论“——两位老师就”科学干不干净“的问题有了一些表面上的分歧。可惜对话时长太短，两位其实都未能将自己的观点充分表达，这导致其中必然有不少的互相误解的成分。

我读到这段时，略微感受到了金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敏感。因为这一个问题恰恰触及了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神经：人文社科为何在陷入含混的同时又竭力与科学划清界限，别人稍有不慎就会其被斥为”科学主义“，其根本性原因，居然是他们对科学的彻底误解。科学干不干净的问题，恰巧是这一系列误解中的一个。金先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才认为有必要以历史篇作为真实性哲学三部曲的开端，从对科学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开始阐述其哲学。

上文我们聊到的金，刘两位先生在80年代对于”比较方法“的剖析，其实就已经涉及到了科学到底干不干净的问题。当时的说法叫做：”无穷多因素的困难“——也即所谓的”性质之毛“。这毛太多就很难干净。

两位先生在80年代有关科学哲学的思考，包括在《系统的哲学》以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为真的科学真实观，严格来说还没有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发现了以往科学哲学的种种矛盾和悖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金观涛悖论”，其代表作品，同时也是金老师80年代早期科学哲学研究的阶段性收尾之作，就是——《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被证伪吗？》。这里面蕴含着从系统论向真实性哲学需要跨越的重要鸿沟。

逻辑经验论原本是非常”干净“的科学哲学，干净到可以去荡涤形而上学的垃圾堆。1，科学上有意义的命题必须是可以判别真假的命题。2，以客观实在为真。3，科学陈述必须是符合逻辑的陈述，逻辑陈述必须正确地指涉经验对象。这一哲学革命的伟大之处，是在这3个信条之下，一下子让科学方法显得无比清澈干净，同时也一举清扫了形而上学臭不可闻的垃圾堆。然而，如果将其信条加以贯彻，逻辑经验论的内部却逐渐产生了自我瓦解。

按照奎因的分析，如果认真拷问逻辑经验论的这几条准则，原本看似无比清澈干净的科学哲学，却越来越面目模糊，最后居然和形而上学重新混在一起了。奎因干脆称其为"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科学中最能体现其”干净“的一个地方，是其强调清晰的定义。但奎因却发现，“'定义'这个词已渐渐具有一种危险地使人放心的语气……”。定义与意义有关，整个逻辑经验论一直试图解决”意义“问题，但在经验论中，奎因找不到逐个名词（休谟、洛克）的意义（真实性）基础，也找不到陈述(边沁，弗雷格，罗素）的意义（真实性）基础，只能退到以整个科学为单位（奎因）——到这一步，奎因发现，它要么走向彻底的实用主义，要么与形而上学的界限再次模糊。【^ 奎因，《经验论的两个教条》】

这是一件颇为神奇的事情。在逻辑经验论中，科学的清晰性（定义的清晰性是其中最为基本的）居然被证伪了。

严肃的科学哲学家，尤其是那些本身是顶级的科学家或数学家，平时又喜欢聊一聊哲学的，例如像亥姆霍兹、马赫、庞加莱和外尔等人，在论及科学哲学以及科学方法论的问题时，总离不开一个重要方面：测量理论（measurement theory）。亥姆霍兹的《数数与测量》一文，算是正式开启了这个哲学问题的讨论。而在外尔的著作《数学与自然科学之哲学》中，则专门辟出”方法论“一章专论测量问题。金先生的真实性哲学同样也是有大量篇幅在讲测量。

在外人，包括大多数社科领域的人看来，测量及其所伴随的所谓量化分析，是整个科学结构中最最核心，也是最能体现其严谨、干净，同时也是不证自明的东西。他们对这个科学领域特有的，能够贯彻始终的“量化分析”，内心的戏码是非常复杂的。既羡慕、嫉妒，又有点恨和厌恶。但反过头来，科学家自己为何却对这个问题会一直纠缠不清呢？问题在于，这个看似简单明了的问题中，包含当下的科学哲学难以解决的”科学干不干净“的问题。

为何可以给一个物理量（magnitude）分配一个数（也就是为什么数之间的关系——某种符号系统的结构——可以表达经验对象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测量理论的研究越搞越发现问题远不是直观理解的那么简单。

库恩在其《测量在现代物理科学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一个也许会让外行人感到惊讶的发现：从本质上来讲，测量既无法验证（确认），也不能预见理论。测量的理论和测量的具体标准之间有一个奇怪的循环定义。Franklin举过一个例子：人们用水银温度计作为测量仪器来验证某物体是否会随着升温膨胀——而这个仪器本身，就是基于这个等待被验证的原理。又例如测量中经常说的准和精的问题（Accuracy and Precision），前者是和真值比较，后者是互相比较。对于Accuracy的定义和理论之间就存在着循环定义。而我们直观上觉得“准”的测量，往往充其量只是“精”。庞加莱等惯例主义者（conventionalists）试图说明这不是恶性循环，是可以通过联合定义（coordinative definitions）的观点来重新认识的。也就是采取一种演化的立场：认为测量标准的选择开始可以是任意且静态的，然后基于经验的实践，通过被更精确的标准取代而实现改进。【^ 参考斯坦福哲学百科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measurement-science/#Oth】。在这样一种认识论下面，像库恩等科学哲学家也走向了实用主义或者范式理论。很巧，他们和奎因等经验论者殊途同归了。

但实际上，作为科学家自己，他们了解这种认识论其实是取消了基本真实性（fundamental truth）。就譬如费曼在《费曼物理学讲义》（也许是当下最成功的物理学讲义）中以一种有点漫不经心的口吻提到的，一个在他看来也许对本科生物理学讲义而言无关紧要的悖论：“我们说过，大自然的定律是近似的：起先我们找到的是“错”的定律，然后才发现“对”的定律。……最后，最有趣的是，就哲学上而言，使用近似的定律是完全错误的。”【^ 费曼《物理学讲义》】

费曼厚厚的三卷本讲义难道是没有真实性基础的吗？现代科学建立至今其结构始终稳固，这与哲学家的观点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由范式理论带来的科学将不断革命的想象正确吗？我们真的能够大幅后退到实用主义以及费耶阿本德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吗？什么叫“实用主义”，如果去掉所有的旁杈，它剩下的最最基本的含义是：放弃寻找基本真实性（fundamental truth）。这样一来，这还是外人看来非常干净的科学结构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也许只有到真实性哲学中去寻找。

### 真实性哲学的再出发

这大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真实性哲学要恢复的正是被当下的科学哲学所证伪的“清晰性”。

这样一来，做别的学问也就罢了，但如果要研究真实性哲学，则别无选择，只能是高度清晰的、内部无矛盾的。它容不得丝毫含混不清之处。

如果我们熟读真实性哲学就会发现，无论是奎因指出的逻辑经验论的问题，还是测量理论的问题，其本源和“金观涛悖论”是同一个东西在不同领域的表现。“金观涛悖论”的背后，是以往的科学哲学无法解决的全称与单称陈述的二分问题。无论是逻辑主义，还是惯例主义与操作主义，如果贯彻下去竟然都会让科学陷入与形而上学同样的含混境地。简单认为科学研究是干净的，与认为人文研究只能是含混的，很可能都来自对于科学本身的同一个认知误区。

要解决这个问题，真实性哲学必须回到20世纪的哲学革命，在各种纷繁混乱的文字（是的，那些逻辑经验论的文章本身也充满了含混之处）中把握其整体结构，探究其最底层的逻辑，确定其Ideal Type（很显然，这又一次干净到了有点危险的程度）从而找到其最为根本性的错误：把数学等同于逻辑；以客观实在为真。以后的事情，大家还是去细读历史篇和方法篇。

可以预见，当三部曲的终曲《建构篇》面世的时候，还将遭受更多的批评，因为金先生打算用最清晰的语言试图再次融合科学与人文。这是很多人断然不能接受的，虽然在当下的人工智能、元宇宙和虚拟物理学面前他们已经彻底没有了招架之力。对此，我也觉得多说无益。还是让我们回顾金先生在80年代写下的一段话，体会一个学者自始至终的自洽性吧：

今天，很多关于人的哲学流派一方面反对价值研究和知识论方法论有关，但同时又下意识地运用一种已被科学抛弃的错误的推理方法！ 这种悖论使我很不舒服，既然一些哲学家认定价值伦理和知识与科学无关，他们为何不干脆宣布自己的学说只是属于艺术和美学甚至是类似于新小说的范围，而硬要挤进哲学的行列呢？这种断然否决价值伦理与科学知识与方法无关的做法本身是否掩盖了他们在科学理性面前的自卑呢？1986年，我和刘青峰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一次和傅伟勋先生讨论这些问题，傅先生的一段评论使我很受启发，他认为，哲学未必需要像科学理论那样被经验证实，但哲学一定不能同科学理论矛盾，一定不能被经验否定和证伪。我认为，价值与伦理和知识与方法论的关系也是相似的。人的任何追求必定是整体的，越是基本的东西一定越是具有整体性。人生观和终极关怀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安身立命的支柱，它是一种庄严的境界，一种最高的感悟，一种爱和创造力的源泉，它是生命的最终归宿，它必定是站在人类通过科学方法和知识铺成的大道登上那个最高山峰上所看到的太阳。也就是说，理性哲学的终极关怀、理性哲学的人生态度、理性哲学的价值不仅不能和作为方法和知识的基本的科学理性相冲突，而且是和谐地乳水交融，它们是一个宏伟而壮丽的整体！ ——《系统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