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资本争论到底发生了什么？

本文是对发表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JEP）上的2003年的文章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Cambridge Capital Theory Controversies?” 的翻译，作者是Avi J. Cohen and G. C. Harcourt，本文对剑桥资本争论的过程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概括，值得一读。文中，红色语句为原文斜体，蓝色语句为我自己的注释。本人学识水平有限，翻译和理解上难免有错漏之处，还请大家评论指正。

剑桥资本争论到底发生了什么？

作者：Avi J. Cohen and G. C. Harcourt

译者：基本无害的寻山

序言：琼·罗宾逊的控诉

       在《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The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Theory of Capital）中，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 1953-1954, p. 81）写道：

       ……生产函数一直是误人子弟的有力手段。学习经济理论的学生被教导着写出，其中L是劳动量，K是资本量，Q是商品的产出率。他被教导假定所有的工人都是一样的，并用劳动的工时来计量L；他被告知一些关于选择产出单位的指数问题；然后，在想着他会忘记问K是用什么单位来计量的希冀心思中，这位学生被匆匆带入到下一个问题上。他还没来得及问，就已经成为了一名教授，于是如此草率的思维习惯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她的文章在公共领域中引发了资本理论中的剑桥争论，哈考特（Harcourt, 1969）之所以称之为剑桥争论，是因为这场争论的主角们大多都与英国剑桥或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场争论一直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持续到70年代中期，主要参与这场争论的著名人物有：“英国”方的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琼·罗宾逊、卢伊季·帕西内蒂（Luigi Pasinetti）和皮埃罗·加雷尼亚尼（Pierangelo Garegnani），与“美国”方或者说新古典方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和克里斯托弗·布利斯（Christopher Bliss）[1]。双方在诸多一流期刊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如《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和《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布劳格（Blaug, 1975）和哈考特（1972, 1976）概述了争论的双方。

       如果还有人能够记得剑桥争论，如今它通常会被描述为一场茶壶里的风暴，牵扯到在总量生产函数模型中资本计量的反常现象，这对新古典边际生产率的分配理论的意义来说微不足道，就像在需求定律中吉芬商品的反常现象一样。上世纪80年代，当使用总量生产函数的内生增长和真实商业周期理论兴起时，争论的参与者们通常写得好像这些争论从未发生过一样，甚至英国剑桥的争论参与者们也从未存在过。（罗宾逊和斯拉法于1983年去世。）由于新古典主义理论幸存下来，而挑战者已经基本消失，所以通常的结论是，“英国”的剑桥人显然是错误的或是糊涂的。

       剑桥争论是证实了流传了一代又一代的“草率的思维习惯”，亦或者，它们现在是只有经济史学家所关注的茶壶风暴？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的目的是洞察其中的关键问题，并指出这些争论只是一系列尚未解决的争论中最近的一个，而且这一系列争论是围绕三个深层问题展开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分析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时，资本概念的含义以及作为其必然推论的计量标准。第二个问题是琼·罗宾逊的控诉，即均衡不是经济过程的结果，因此不是分析资本积累和增长过程的合适工具。第三个问题是，当简单模型的结果并不稳健时，意识形态和视角在助长争论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的目的是让读者相信这些问题在今天的重要性和相关性，我们预测这些问题将会在未来的争论中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2]。

第一回合：价格稀缺理论中资本的含义与计量

       随着边际革命，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在19世纪70年代发展出了纯交换模型，将对价格的解释从古典对生产困难的关注点转到了新古典对效用和相对稀缺性的关注点上。亚当·斯密的钻石与水悖论不再是悖论，因为价格被解释成与边际效用成正比，而边际效用取决于稀缺性。新古典的资本理论是将相对稀缺性的一般原则扩展到解释所有价格，包括生产模型和时间模型中的要素价格（Hennings, 1985）。新古典对资本的看法的一个共同出发点是单一商品的萨缪尔森/索洛/斯旺（Swan）总量生产函数模型：

       其中所生产的唯一商品（Q）可以被直接消费掉，也可以作为资本品（K）被储蓄起来。在通常的假设下，如外生给定的资源和技术、规模收益不变、边际生产率递减和竞争均衡，这个简单的模型将会展示萨缪尔森（1962）所说的三个关键“寓言”：（1）资本的实际回报（利率）由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的技术性质决定；（2）更多的资本会导致额外资本更低的边际产量，从而导致更低的利率，利率的这种反向单调关系也会同样出现在资本/产出比和持续的人均消费水平上；（3）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收入分配被解释为相对要素的稀缺性/供给和边际产品。资本服务的价格（利率）由总资本的相对稀缺性和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服务的价格（工资率）由劳动（L）的相对稀缺性和边际生产力决定。

       这个单一商品模型的三个寓言依赖于资本（和劳动）的实物概念，以满足它们的单向因果关系——要素数量的变化引起了要素价格的反向变化，从而允许做出像寓言2那样强有力的、明确的预测。

       但是这些寓言在更一般的异质资本品的模型中会出现问题。异质资本品不能以实物单位进行计量和加总；相反，正如威克塞尔（Wicksell, 1911 [1934], volume 1, p. 149）早就告诉我们的那样，这里必须用到资本价值。它们的价值既可以用需要时间的生产成本来衡量，也可以用它们生产的未来产出流的现值来衡量。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计量都涉及到时间，所以它假定了一个利率——而在简单模型中，利率是由资本数量单向决定的。这种额外的循环，或者说相互依赖，导致了威克塞尔效应。威克塞尔效应涉及到与不同利率相关的资本存量价值的变化，这种变化要么是因为新的资本品价格导致对同一实物存量的重新估值（价格威克塞尔效应），要么是因为资本品实物库存的变化（真实威克塞尔效应）。

       在剑桥争论中，威克塞尔效应给新古典寓言造成的问题被称为“再转换”和“资本倒流”。当相同的技术（特定的实物资本/劳动比）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利率下更优，而其他技术在中间水平的利率下更优时，就会发生再转换。在较低的利率值上，成本最小化技术从a“转换”到b，然后（“再转换”）回到a。相同的实物技术与两个不同的利率相联系，违反了寓言1和2。

       在资本倒流的情况下，较低的资本/劳动力比与较低的利率相关。在比较两个稳态均衡的位置时，似乎当资本“更稀缺”时，资本服务的价格会更低。资本倒流意味着资本需求曲线并不总是向下倾斜的，违反了寓言2和3。

       为什么会发生再转换和资本倒流？萨缪尔森（1966）利用奥地利学派“资本作为时间（capital as time）”的概念提供了直观理解，这样资本的生产力就是时间本身的生产力。图1展示了只使用劳动和时间（以及免费的葡萄）来制作香槟酒的两种技术。在技术a中，7单位的劳动在一段时期内生产了1单位的白兰地，在另一段时期内发酵成1单位的香槟酒。在技术b中，2单位劳动在一段时期内生产了1单位葡萄汁，葡萄汁在另一段时期内发酵成酒，然后用6单位的劳动摇酒，在第三个时期生产出1单位的香槟酒。

       成本最小化技术取决于相对要素价格。在高利率（r > 100%）下，投资3期的2单位劳动的复利使得b更贵，所以选择a。在零利率下，只计算劳动成本，所以a也更便宜。但利率在50%到100%之间时，b更便宜。相应的资本需求曲线如图2所示。首先，请注意，在沿任何一段向下倾斜部分的不同r值处，由于价格威克塞尔效应，在实物上不变的技术，其“资本”的价值却是不同的。还要注意，在r值较低时，由于真实威克塞尔效应，该技术从a转换到b，然后再转换回a。以及，当r值略低于100%时，较低的r与较低的资本/劳动比相关，资本倒流发生了。

       由于威克塞尔效应，在具有异质资本品（或异质产出）的模型中，利率不仅取决于资本的外生技术性质，还取决于内生决定的价格——如利率。价格的内生性允许多重均衡，这使得关于收入分配的单向寓言的解释变得更加复杂。数量上的变化不再产生明确的价格影响。单一商品模型的简洁有力源自于它消除了这些内生的价格影响和计量问题（Cohen, 1989）。

成本方程式为：

技术a     

技术b    

当对成本进行比较时，两种技术中的L被抵消了。在成本相等的时候，转换点就会出现。

       早在1936年，斯拉法就给罗宾逊写了一封信，解释了新古典资本理论的这种复杂性的本质。早在20世纪50年代，大卫·钱伯瑙恩（David Champernowne, 1953-1954）和罗宾逊就注意到了资本再转换和资本倒流的存在，但直到斯拉法1960年的书出版后，它们的全部意义才被意识到。斯拉法（1962, p. 479）提出了关于资本含义和计量的关键问题：“一定数量的资本的好处……因为它取决于利率，所以不能被用于它传统的目的……来确定利率[？]”[3]

第二回合：均衡与时间，差异vs变化

       从根本上讲，资本和时间问题纠缠在一起。正如布利斯（1975, p. 39）所写:“资本理论的基本任务之一是……阐明为什么一个纯粹静态和不受时间影响的经济理论是不够的。”关于在总量生产函数增长模型中资本计量的问题，转而延伸到如何在一个基本上是静态均衡的框架内分析有关积累和分配的动态过程（如果有的话）的问题。

       研究资本的新古典方法通常使用比较静态分析（包括对稳态增长路径的比较）来检验积累和回报率，这反映了初始条件的差异。罗宾逊坚持认为，这样的比较并没有揭示任何有关积累和增长过程的事情，甚至连它们的最终结果也没有揭示。她“经常一有机会就抱怨新古典主义者们无法区分在一个均衡模型中的参数差异和在某一时刻发生的变化的影响”（Robinson, 1980, volume 5, p. vii）。她常说的“历史vs均衡”概括了这种方法论上的批评。罗宾逊（1974[1980], p. 57）认为：

       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均衡位置的比较与积累过程的历史之间的混淆。我们可以假设，我们可以为每一个处于稳态均衡的经济拍摄许多静态照片;……这是一个允许的思想实验。但不允许通过放映机来快速翻动这些静态照片以获得积累过程的动态图像。

       因此，多年前，罗宾逊（1953, p. 590）将我们现在称之为路径依赖的均衡重新提上了议程：“运动过程本身对运动的目的地有影响，因此不存在这样一种长期均衡位置，该点的存在独立于经济在特定日期所遵循的运动过程。”她1975年发表的论文标题——《再转换的不重要性（The Unimportance of Reswitching）》（Robinson, 1975a）——反映了她的信念：虽然再转换和资本倒流对新古典的资本理论造成了麻烦，但是她的方法论批评要重要得多。

       新古典主义的比较静态分析显然只是一种抽象，所有的经济模型都这样。但关键的问题是，对比较静态的抽象是抓住了还是掩盖了积累过程的基本特征[4]。

第三回合：新古典主义者的反击：总量生产函数——1956-1966年

       索洛（1955-1956）立即认识到，由于威克塞尔效应而导致的计量加总资本的问题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被克服，并有先见之明地评论说，“[资本]的真正困难并不来自于资本品的实物多样性。它来自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纠缠……”他反驳说，单一商品模型的经验主义辩护抓住了增长过程的基本特征，这一立场一直被坚持到今天（Solow, 2000；但也参见Pasinetti, 2000）。他运用他特有的机智为自己的选择进行辩护，他说：“如果上帝有意要有两种以上的生产要素，他就会让我们更容易地画出三维图表。”索洛（1956,1957）的单一商品生产函数模型使他能够衡量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对人均产出增长的各自贡献。

       在1956年到1966年期间，还有三次不太成功的理论尝试，以避免异质资本的问题。首先，斯旺（1956）在这一轮资本争论中引入了后来被称为“油灰资本（putty capital，所谓油灰是建筑中常用来填充缝隙、固定门窗的一种膏状材料，可塑性很高。——译者注）”的隐喻。通过麦卡诺集合（meccano sets，麦卡诺是90年代兴起的一种可以将各种零件随意拼接组装的机械玩具。——译者注）的隐喻，他瓦解了资本作为实物上的异质资本品与作为同质资金流动以平衡回报率之间始终存在的紧张关系。为了对相对要素价格的拉动作出反应，麦卡诺集合的组成部分可以被无时间、无成本地重塑为适当数量的“资本”。这些隐喻起源于庞巴维克（Böhm-Bawerk, 1907, p. 280），他在与J.B.克拉克（J.B. Clark）的争论中写道:“克拉克认为资本是物质商品中‘估算（imputed）’的价值量。他剥离了一切可能暗示物质存在的东西，只保留了一种永恒存在的价值凝结（value jelly）。”随后的隐喻包括“leets”（钢铁的反向拼写）、黄油、乐高和油灰（与黏土相对）（意为油灰的可塑性高，黏土的可塑性小。——译者注）。但是，所有这些隐喻性的佯装，虽然有效地将异质资本品瓦解为一种通用商品，却只是回避了——而非解决了——威克塞尔的问题。

       后来，索洛（1963）带着来自新古典的第二个理论回应重新回到了战场上。这一回应试图通过对投资回报率的关注来回避资本问题。在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 1930）的传统中，这是没有提及“资本”或“其”边际产品的资本理论。索洛的模型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体中，多一点储蓄/投资的预期边际回报是多少？”，并将其作为实际经济中回报率的经验估计的基础。帕西内蒂（1969, 1970）认为，无论是费雪还是索洛的方法都没有提供一个直观上令人满意的回报率解释，除非在分析中加入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假设”——即不允许分析中存在资本逆转，尽管索洛（1970）对此持有异议。

       新古典的第三种理论回应试图将单一商品的结果推广到更为普遍的异质商品模型。萨缪尔森（1962）在“代用生产函数（surrogate production function）”中的尝试纳入了各种实物上不同的资本品，但他也假设所有行业的要素比例相同，使得相对价格不受工资和利润分配变化的影响。正如萨缪尔森后来意识到的那样，这实际上使他的模型又变回了一种商品[5]。

       到20世纪60年代末，萨缪尔森（1966, p. 568）明智的“总结”文章承认，在单一商品模型之外，转换和资本逆转可能是常见的（而非异常的）理论结果，而且三个新古典寓言“不可能普遍有效”。在理论层面上，“英国”剑桥者们在总量生产函数的争论中胜出。即使是像哈恩（Hahn, 1972, p.8）这样的新古典主义者也对总量生产函数表现得毫不留情，“不能从恰当的[一般均衡]理论中得出结论，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会]受到严重的逻辑诽议。”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失宠，直到随着内生增长和真实商业周期理论而重新焕发了生命。

第四回合：一般均衡——1966年及以后

       最后的新古典理论反攻进入了一般均衡的舞台，布利斯和哈恩取代索洛和萨缪尔森作为关键的主角登场。一般均衡模型维持了新古典主义的一般原则，即用相对稀缺性来解释所有价格，包括要素价格。因为价格是由偏好、禀赋和技术决定的，而要素回报等于或由非加总的边际产品计量。竞争均衡价格也符合产出的帕累托有效配置。

       但是，这三个寓言——尤其是资本数量与利率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并没有得到拯救。布利斯1975年的书（大多数观察者认为这本书终结了剑桥争论，是对资本理论最终的新古典处理）使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以产生比较静态的结果来考察这种关系[6]。布利斯（1975, p. 85）得出结论：“一般均衡理论没有支持这样一个命题，即在一个有更多生产投入的经济体中，生产投入会更便宜。”斯拉法人得到了同样的结果（Schefold, 2000）。

       一般均衡回合的动机来自于萨缪尔森在他的代用生产函数模型中的追求，“为简单的J. B.克拉克寓言的有效性提供一些合理化”（Samuelson, 1962, p. 194, 原文中强调）。克拉克（1891, p. 312）提出了直接的单向因果关系的主张：“其他因素保持不变，[A]的资本增加，利息下降；其他因素保持不变，随着劳动增加，工资下降。”萨缪尔森的失败促使人们“撤退”到一般均衡模型。但是转向一般均衡，不是保留新古典的寓言，而是将它们抛弃给联立方程的价格系统，以及关于要素回报率等于或由非加总的边际生产率计量的正确陈述。然而，被放弃的是明确表示利率差异与资本数量差异相关的单向因果关系的主张。正如哈恩（1981，第128页）所说，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并不致力于分配的相对稀缺理论。”

       此外，一般均衡方法重振了罗宾逊对均衡的关注。理论工作，特别是令人失望的索南夏因—曼特尔—德布鲁（Sonnenschein-Mantel-Debreu）的稳定性结果，发现没有特别的理由相信一般均衡结果的稳定性。在讨论这些结果时，哈恩（1984, p. 53）写道:“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框架……必须放弃对经济过程的最终状态提供必要描述的主张。”缺乏足够的稳定性结果，使人们对作为经济过程终点的均衡概念以及比较静态作为对参数改变后变化过程的解释是否适当产生了疑问（Fisher, 1989; Ingrao and Israel, 1990）。

以及胜者是……？

       没有那么快。这场争论远未结束，因为对所有这些结果的意义还没有达成一致。双方使用了不同的标准来判断争论得到的一致结果。

       不同的标准涉及到另一个正在进行的、尚未解决的争论：随着边际革命将新古典经济学放在与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不同的道路上，从亚当·斯密到现在的经济理论的演变究竟是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Bharadwaj, 1978）？那些读了斯拉法1960年复兴了古典理论的著作（斯拉法还编辑了李嘉图的文集）的“英国”剑桥人相信是不连续的；而大多数的新古典人却相信是连续的。

       新古典经济学将个人终身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决策设想为经济活动的驱动力，将给定稀缺资源的分配作为基本的经济问题，而“英国”剑桥人则主张回归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在那里，资本主义企业的盈利决策是驱动力，基本的经济问题是分配剩余产出以确保再生产和增长（Walsh and Gram, 1980）。由于个人的生计依赖于市场，社会阶级（他们在劳动分工中的位置）就成为了基本的分析单位。资本的潜在利润率源自于生产中不同的权力和社会关系，而利润的实现则是由与不同阶层的储蓄和消费行为相关的有效需求以及资本家的“动物精神”带来的。因此，利润率是积累过程的结果[7]。罗宾逊引用凡勃伦（Veblen, 1908）的话，并引出了马克思的幽灵——资本的意义在于资产阶级所拥有的所有权，它赋予资本家从生产过程所创造的剩余中分一杯羹的合法权利和经济权威。

       想象一下，剑桥争论是两种相互竞争的经济学观点之间的一场至关重要的思想实验。从英国剑桥的角度来看，这个结果还能比这更具决定性吗？资本理论是将稀缺性原理拓展到通过边际生产率来解释资本回报的舞台。正是在这个决定回报率的关键点上，出现了“异常”的再转换和资本倒流结果。关于资本的三个新古典寓言只适用于单一商品模型（在这种模型中古典理论同样有效）。所有将寓言结果扩展到更一般的异质商品模型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威克塞尔效应使得资本和利息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此外，有关一般均衡的稳定性的文献对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即个体的终身效用最大化决策通过价格作为稀缺指标的机制来推动资源的最优配置——提出了质疑。还需要什么才能说服一位经济学家改变观点呢？

       对于新古典主义者来说，这些都不明显。对他们来说，争论主要是围绕着新古典主义的模型并通过新古典主义的术语来进行的。再转换和资本逆转促成了许多有用的新古典主义研究，他们试图通过次级的假设和额外的假定来完善这一理论；博迈斯特（Burmeister, 2000）的“常规经济（regular economie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人们几乎感觉不到有另一种可行的替代观点正在蓄势待发，更没有意识到新古典主义的观点正处于危险之中。

       此外，作为实证研究的基础，新古典的单一商品模型仍然完好无损，而且卓有成效。作为明确的简化，他们也可以接受不那么严格的概念——即相对稀缺一定是相对价格的经验主导上的决定条件，即使威克塞尔效应在理论上是可能的[8]。索洛的实证工作的逻辑依据一直是直接且坦率的：假设数据可以被视为“好像”是由基本的简单模型产生的，估计程序的作用是提供模型关键参数的数量级。这些“低级”模型对于它们所提供的直觉仍然具有启发式的重要性，同时它们也是易处理的、富有成效的以及具有政策意义的经验研究的基础[9]。

       相比之下，“英国”阵营严重缺乏关于资本投资的原因和影响的实证研究。英国剑桥对实证问题的驳斥令许多“美国”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他们认为对威克塞尔式的反馈效应的实证可能性并不是重点。这是一场理论争论，所有模型都假设了一种给定的技术。任何时间序列或跨国数据都具有不同的技术基础，这可以被用来解释任何一方主张的“相反”的经验检验[10]。根据斯拉法（1961, pp. 305-306）：“理论测量需要绝对的精确。任何的不完美……不仅仅是让人心烦，而且还击垮了整个的理论基础……克拉克、庞巴维克等人的工作是为了按照他们的理论要求给出资本的纯粹定义。如果我们发现矛盾……这些都指出了该理论存在缺陷。”[11]

       “英国”方的另一个弱点是，无论是罗宾逊还是作为她的同伴的剑桥批评者，都没有开发出一套替代的理论上的（而非描述性的）工具，以避免她对均衡分析局限性的担忧。甚至在它们所在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想到卡莱茨基（Kalecki, 1968）和古德温（Goodwin, 1967）的增长周期模型，卡尔多（Kaldor, 1996）的累积因果过程和帕西内蒂的著作（1981, 1993）——专业人士基本上都忽略了它们。

       因此，无论是结果还是支持证据的意义，两位剑桥人都无法达成一致。这种关于意义的分歧是经济分析中的一个普遍问题。当约束性的假设放宽时，简单模型不能再维持它的明确结论，那么这个简单模型的意义是什么？尽管如此，因为可以分离出在更一般的模型中被掩盖的关键趋势，简单模型在给予启发上和经验意义上仍旧是有用的，它仍然是一个有价值的寓言——是这样吗？还是说，这是一个错误，必须抛弃这个见解，同时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寻找更好的解释？

       布劳格（in Caravale, 1976, p.38）漂亮地抓住了新古典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典型回应：“剑桥学派有这样一个疯狂的想法，如果我们有一个严谨的简单理论，然后我们发现它有一个小缺陷，这使得它使用起来更加复杂，我们就完蛋了。如果我们需要五个轮胎而不是四个轮胎来驱动一辆汽车，我们不再有汽车了，所以我们必须放弃一切，开始使用飞机。”

       由于双方都无法打出致命一击，信念和意识形态问题就伴随着对结果意义的断言和对经济观点的竞争而进入战场。当单一商品的结果在更一般的模型中不稳健时，缺乏确凿的证据就会给意识形态留下空间，令它在坚持某种理论或观点的决定中发挥作用。剑桥争论的激烈程度和激情并非源自于威克塞尔效应等抽象的技术问题，而是由强烈的意识形态暗流引起的，比如资本回报的伦理合理性，以及比较极其不同的经济学观点的基本方法论问题，以及均衡在多大程度上是经济分析的有用工具等等。意识形态和方法论，这两个大多数经济学家宁愿回避的主题，却成为推动争论的普遍暗流（Bliss, 1975, chapter 15）。

剑桥资本争论何去何从？

       剑桥争论是20世纪资本理论三大争论中的最后一个。早期的争论发生在世纪之交，在庞巴维克、J.B.克拉克、欧文·费雪和凡勃伦之间，然后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奈特（Knight）、哈耶克（Hayek）和卡尔多之间。类似的问题在这三场争论中反复出现，我们将在这里简述一些例子[12]。

       在20世纪初，J.B.克拉克和庞巴维克有意识地反对马克思关于剥削劳动的资本回报理论[13]。克拉克的回应是，工资和利息仅仅只是源自于劳动和资本各自的边际产品产生的价格，这在他的著名论断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在自然法则下，一个社会阶级所得到的是它对行业总产出的贡献”（Clark, 1891, p. 312）。凡勃伦对克拉克的边际生产率理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恰恰相反，利润在制度上以资本家的社会权力为基础，这种权力使他们能够占有整个社会的技术成果。费雪（1907）认为利率可以被看作是联立方程的均衡结果。庞巴维克不同意，他认为联立方程虽然有用，但涉及循环论证，未能提供利息的因果解释。庞巴维克在捍卫另一种奥地利经济学的观点时，寻求一种单向的解释，将利息的决定追溯到原始的实物因素——劳动和土地——上去。

       在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中，哈耶克坚持认为，利率的下降会导致更迂回的、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尽管他无法在异质商品模型中证明这一点。哈耶克（1941, pp. 141-142）坦率地承认:“所有减少等待时间的复杂结构的尝试……注定会失败，因为从技术角度来说，不同的等待时间无法被还原为一个公约数。”卡尔多和奈特一致认为，在异质商品模型中，资本密集度和利率之间的单调反比关系并不持久。对于各自的单一商品模型中哪一种能提供更好的见解，他们意见不一。这三位作者（还包括庞巴维克和凡勃伦）都表达了对均衡的关注。比如，哈耶克（1941, p. 17）的“动态（dynamics）”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相互依赖。卡尔多（1938, p. 14）反对比较静态，主张“变化的过程”。奈特（1931, p. 210）认为，资本和增长是“长期的历史变化，[其]必须作为历史因果关系问题来面对，并以一种与给定的供求函数和给定条件下的均衡趋势非常不同的概念来对待。”

       回顾这段思想史，索洛（1963, p. 10）认为，“当一个理论问题在80年后仍有争论时，有一种可能是这个问题提出得很糟糕——或者确实非常深刻。”索洛为这个“提出得很糟糕”的答案进行了辩护，但是我们相信，在反复出现的资本争论中，有争论的问题“确实非常深刻”。

       剑桥争论不是茶壶里的风暴。我们同意布利斯的结论（1975, p. 346），他认为“资本理论不是经济理论的一个完全独立的部分，只和其他部分有微弱的联系，而是……作为均衡理论和生产理论的延伸，要考虑到时间的作用。”主要问题——解释（并证明）资本回报、积累的视角、均衡工具的局限性——过去和现在都处于危险之中。当英国剑桥的主要参战者都因逝世而停止了发问，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是被埋葬了。当经济学家决定再次深挖这一问题时，我们预测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将会重新出现，就像剑桥争论之前的80年一次又一次发生的那样。

[1] 斯拉法、罗宾逊和帕西内蒂都在剑桥大学。帕西内蒂和加雷尼亚尼在20世纪50年代都是那里的博士生。而在“美国”方，萨缪尔森和索洛在麻省理工学院，哈恩实际上是在剑桥大学。布利斯虽然在埃塞克斯大学，后来又去了牛津大学，但他曾是剑桥大学的本科生和大学教师。

[2] 2003年是许多的周年纪念日——罗宾逊发表最初论文的50周年，她诞辰的100周年，以及罗宾逊和斯拉法逝世的20周年。

[3] 异质劳动是否会出现类似的估值问题？与资本的关键区别在于，理论上并没有假设竞争会使不同类型的劳动的工资相等，就像在不同资本品/产业中的各项投资的回报率将会相等（经过风险调整的）一样。在异质劳动反映出人力资本差异的情况下，利率变化导致的新古典寓言的估值问题只会变得更加严重。

[4] 罗宾逊还将这一批评指向了她本来的盟友——斯拉法的追随者。例如，加雷尼亚尼坚定地捍卫这样一种观点，即严谨的结果只能在一个捕捉了体现长期位置的持久影响的框架内建立，比如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自然价格，马克思的生产价格以及马歇尔的长期正常均衡价格，这是经济学家对自然科学传统的引力中心的对应。加雷尼亚尼（1970）坚持使用这种长期方法，这就是为什么罗宾逊直接地（卡尔多（Kaldor）则是间接地）与斯拉法人发生了争执。

[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缪尔森的简化假设也支持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里指当各行业要素比例相同（即各行业资本有机构成相等）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自动成立。——译者注）

[6] 实际上迪克西特（Dixit, 1977）说，布利斯的论点使以前关于资本理论的大多数著作中的准租金要么为零，要么为负（考虑到英国剑桥的）。

[7] 在新古典主义的视野中，利率和利润是可以互换的术语。“英国”剑桥人将利润（资本品的投资回报）与利息（金融的租赁价格）区分开来，并强调利润在理论上的重要性。在单一商品模型之外，资本服务的价格——它的租金——是利润率乘以单位资本品的价格（Harcourt, 1972, pp. 37-39）。

[8] 继斯蒂格勒（Stigler）之后，科恩（Cohen, 1993）认为，在剑桥争论之后，新古典主义者持有“93%的稀缺价值论”，类似于李嘉图在考虑了资本的影响之后，承认93%的劳动价值论。

[9] 对新古典寓言的实证支持存在着重要的局限性。Fisher（1971, p. 325）已经表明，只要要素收入份额保持不变，一个总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能很好地拟合数据，“即使隐含的技术关系与任何总量生产函数都不符合”。

[10] 最近关于趋同的内生增长文献是由于新古典单一商品模型预测（即资本/劳动比较高的国家，回报率和增长率应该较低，但事实并非如此）缺乏经验证据而产生的。罗宾逊（1975b, p. 54）的评价预言了这一文献：“在各国的比较中，美国的产业通常被发现拥有最高的劳均投入比……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说过美国的资本利润率特别低。”

[11] 大卫•莱德勒（David Laidler）认为，斯拉法指出了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新古典主义模型缺乏适当的微观基础，在这方面他领先于他的时代，因为相比于对上世纪50年代旧的增长模型的批评，其对现代真实商业周期理论（其拥护者对这类问题提出了强有力的主张）的批评更加有力。

[12] 科恩和哈考特（即将出版）对这些早期事件进行了更全面的讨论，并对本文中的所有论点进行了更详细的论述。

[13]本期刊中关于这场最早的争论的简短介绍，主要聚焦于克拉克，但也有一些对其他参与者的讨论，请参见Persky (2000)。

参考文献请见原论文，谢谢！